奢侈品手链有哪些牌子:西域密码·失落的文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6:37:31

西域密码·失落的文明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2

自序(一). 2

自序(二). 3

一、寻访古道雄关. 3

1、张骞之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 3

2、丝绸之路的三条古道... 4

3、历史凝结下来的见证:玉门关... 5

4、不为时间所衰减的历史光彩:阳关... 6

5、嘉峪关上的明代壁画不可不看... 7

6、东西文明的碰撞... 8

二、丝路花语. 9

1、远古的记录:《穆天子传》... 9

2、寓意深奥的伏羲女娲交尾图... 10

3、千年干尸之谜... 10

4、华光四射的战旗使罗马军团溃不成军... 12

5、诗人岑参竟然在古墓中留下一纸账单... 13

6、一个女人和丝绸的美丽传说... 14

三、凝固的历史... 14

1、踏在高昌故城的千年墟土上... 14

2、从大地上直接雕刻出来的交河故城... 16

3、火焰山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 18

四、沙漠中的庞贝城楼兰. 21

1、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把铁锨更值得寻找... 21

2、神秘的楼兰古城... 23

3、我不太赞同“水断城空”之说... 24

4、楼兰地区带来的困惑... 25

5、古老的罗布泊文化... 27

2、沃尔克·贝格曼的猜想... 29

3、男根与女阴:死对生的崇拜... 30

4、没有底的船样的棺木... 31

5、草编的文明... 32

6、小河墓地终于再现... 33

 

内容提要

  本书对西域的烽燧关隘、故城遗址、佛寺石窟、高山湖泊、冰川河流、千年古树、万里沙漠等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并对西域的文化史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内容有丝路花语、劫难敦煌、龟兹故国、尼雅河唤醒的记忆等,这些都是作者对西域的真实感受和体验。

  西北大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壮丽,物产丰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太多太厚的文明遗迹,有着数不清的历代名人志士的足迹,更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本书是作者对西域点点滴的认识和感受,他将沿途拍摄的近百幅照片附于书中,带着读者一同去品味那古老壮观、神秘浪漫的西北。

作者简介

  舒敏,本名李淑敏。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大漠畅想》、《百年文艺学》(合著)、《散文百家百篇鉴赏》(合著)、《敢峰与四色定理》、《梅娘啊,梅娘》、《一场人类历史上科学文化的浩劫》、《感觉辉煌与悲壮》、《绿鹅·老虎·女人及其他》、《七岁小女孩》、《狼来了真好》、《永远的废墟》、《新时期爱情文学够审美评价》等。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摭》、《文摘报》等转载,并多次获奖。

 

自序(一)

无意间写了一本《大漠畅想》,不经意间又有了这本《失落的文明》,这种无意与不经意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缘分,一种我的西部情结。

这种情结应该是始于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枚有敦煌飞天图案的精致书签,上面用金色印着两个仙女,长袖飘逸,自由地飞翔在宇宙,虽然当时还不知道飞天是怎么回事,却直觉地喜欢之极。于是,懵懂中的我充满了一种美好的遐想。

还记得初次参加“黄河系列丛书”的选题策划会,我最后一个到场。主编先生谨慎地问我,可不可以承担西北这本书,我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下来。当时我奇怪地感觉到,老谢和其它在场的编辑、作者们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事后我才知道,之前的几位作者,都没有选西北,换句话说,就是西北没有人愿意写。我却不然,要是让我第一个挑选题,肯定是选择西北。对于祖国的大西北,我心仪久矣。我从内心深处对西北大地有一种梦想和祈望,有着想要了解认识的愿望。于是就有了第一本关于西北的历史文化散文《大漠畅想》。

我曾经几次到祖国的西北大地做我的心愿之旅。第一次是从甘肃的敦煌开始,沿黄河一直游历到嘉峪关、日月山、塔尔寺、炳灵寺、青海湖;之后,我两次走进新疆,饱览了那拉提草原的风光,欣赏了赛里木湖的美景,领略了喀什的风情、龟兹的歌舞,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当我意识到自己正行走在汉唐丝绸古道上,那些至今还守望着西北大地的烽燧关隘、故城遗址、佛寺石窟、高山湖泊、冰川河流、千年古树、万里沙漠……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内心充满了虔诚的敬意,这一切永远地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太多太厚重的文明遗迹,无论是沙漠中的“庞贝城”楼兰、神秘的小河墓地、辉煌的敦煌莫高窟,还是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吐鲁番文书、尼雅出土的汉锦、罗布泊的太阳墓、高昌的废墟、博斯腾湖的芦苇……一切都是那么的古老壮观,神秘浪漫,等待着我一路走来,细细地品味。

西北大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壮丽,物产丰富,这绝不是溢美之词。早在西周时,英俊潇洒的周穆王与美丽温柔的西王母在天山的瑶池,举觞奏乐,饮酒对歌,演绎了一场旷无古人的爱情故事;而我们人类的始祖神伏羲女娲交尾图被完整地保存在新疆的古墓遗址中,伏羲女娲图寓意深奥,构图奇特,极富艺术的魅力;阿拉泰草原上屹立的石人,凝固在岩石上的原始岩画,又是被谁安放在那里,至今找不到答案;散落在新疆各地的千年古尸,何以能够保存完好,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还有美妙独特的西部音乐舞蹈、浓郁深厚的佛教文化……西北是一片充满了神奇与浪漫的土地。

自古以来,在西部的土地上演绎了太多的悲壮的历史,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的故事。那里有秦将蒙恬留下的万里长城遗迹;有令匈奴望风而逃的飞将军李广的身影;有大败匈奴,在狼居胥山筑坛祭拜的青年将领霍去病的英魂;有历尽千难万险毅然东归的土尔扈特英雄们;有坐镇西北,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上战场,誓死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左宗棠;有被发配到新疆,空怀壮志,满腹忧愤的林则徐……众多的英雄志士在西北大地上洒下了他们的汗水和鲜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祖国的大西北在我的心目中,那是一片闪耀着崇高之美的辉煌与悲壮的土地。

在西北的土地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历代名人志士的足迹。两汉时出使西域的张骞、班超,毅然西行取经终成一代高僧的法显、玄奘,骁勇善战的名将李广、霍去病,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汉唐时代的人,为什么要舍弃锦绣中原的舒适生活,奔赴西北的大漠戈壁,冰川古道?因为,西北是英雄用武之地。西北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能够成就他们的功名事业,能够施展他们的智慧才华,西北有他们封侯万里、壮怀不已的浩气豪情。西北是一片实现激情与梦想的土地。

自序(二)

这些繁复的印象,多重的体验交替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本《失落的文明》。为了好看,我将沿途拍摄的近百幅照片附于书中。对于辽阔的西北大地,虽然不能尽述其妙,细说其美,但确是我的真实感受和体验,权当给大家说说故事吧。

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西域的点滴认识和感受,从地理上讲,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古代的新疆和中亚,狭义的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而西北这个概念则包括我国的内蒙古、宁夏、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然也包括新疆在内。

在此我要感谢刘小晖,她策划了这个选题,安排了出版的诸多工作,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小晖的把握与坚持;感谢《文明》杂志的娄晓琪先生,他慨然允诺我使用《文明》的照片,为本书增色;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承蒙他们多年来阅读和喜爱我的文章,给了我写作的勇气和自信。限于学力,本书的疏漏谬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指正,在此先行感谢。

舒敏

二○○七年五月

一、寻访古道雄关

1、张骞之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

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呢?是否在张骞之前就已经存在?

就丝绸之路的存在,史学界有不少看法。

有学者提出,人们最熟悉的丝绸之路南、北、中三条道路,实际上并非是汉唐开辟的新线,而是自古以来一直就存在的天然通途,以“丝绸之路”命名只是一种借用或泛指。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各主要生活地区的交流始终存在。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2003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石云涛的《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一书中的描写就应该看作是正确的。作者认为:“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中国的丝绸、铜器大量地运往中亚,传去的还有中国的天文、历法。丝绸更通过那些游牧民族间接地传到更加远的地方,甚至欧洲。”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与西欧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或曰丝绸之路启用的时间,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与这种观点不谋而合,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在对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古勘查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在《访古吐鲁番》一书中指出:“包括吐鲁番在内的新疆大地,作为欧亚大陆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远远要早于公元前2世纪。”其结论来自于他对生活在两千二百多年以前的吐鲁番居民车师人的考古发现。在车师人安息的墓地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海贝、带柄的铜镜、漆盘、平纹绢、凤纹刺绣等,这些物品显然都是来自于遥远的外部世界。海贝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但是它们出自深海大洋;带柄的铜镜,其造型与希腊铜镜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不论是漆器还是丝绣,只能来自于祖国的中原大地,因为在汉使通西域以前,丝织业不过陕西。这些实例有力地证明了西域和中原地区乃至广大的世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着文化、技术上的不断交流,而这种交流似乎可以作为“丝绸之路”早已存在的有力佐证。

后来有学者又作了更加大胆的推测:“既然中国的考古说明,至少在商朝已经有丝绸出现,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帛、蚕、桑、丝等字的出现。中国人有什么原因不在一开始就把丝绸贩运出去呢?”“在商朝丝绸就是重要的中西方之间的商品,丝绸之路至少在商朝已经成型。”

其结论可谓非同凡响。

关于桑蚕的考古记录,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物之一,是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的象牙盅形杖饰,器表刻有蠕动的蚕纹和编织纹。由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因此,专家认为,我国至迟在7000年前就发明了桑蚕。如此说来,我国桑蚕起源的历史岂非还应该提前?因为在此之前,必定还会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那么,丝绸之路的产生是否还有可能更早?

看来,要确定丝绸之路的开通年代,尚难定于一说。

此外,关于新石器时期的“草原之路”、传统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推测也见诸文字。

不管有多少种说法,对丝绸之路最具开拓意义的,应属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壮举。张骞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开拓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打开了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东西方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可以这样认为,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丝绸之路的名称来自于一个西方学者。

19世纪末,曾经多次来中国旅行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在认真地研究了这条横亘欧亚大陆的商道时,惊讶地发现,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使这条路支撑了1000年,这种商品就是中国的丝绸。因此,在他撰写的三卷本《中国》一书中,给这条路起了一个令后世学者叹服的名字:丝绸之路。从此,这个名字响遍全世界。

2、丝绸之路的三条古道

有幸能够到祖国的大西北走一趟,沿着这条梦想中的丝绸之路逶迤行来,真是一种人生的莫大享受。如果你不到西北,恐怕永远也不能理解什么是天宽地阔,什么是大漠孤烟,什么是边塞古道,什么是气势磅礴,什么是粗犷豪迈……

原以为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路而已,其实,据史书记载,从西汉开始的千余年间,西去的道路有两条:出玉门关的北道和出阳关的南道。南北朝后期又开辟了一条新道,遂成为后来的南、北、中三条路线。

无论走哪一条路,都要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之后,或从玉门关,或从阳关出关,都能够进入西域。

《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北道出玉门关西行,沿天山南麓,经楼兰、车师、焉耆、乌垒、龟兹、姑墨,与南道在疏勒会合,直到罗马和西欧各国。周穆王和汉代的张骞基本上是走的北道,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我国唐代高僧玄奘,西去印度取经,来去的时候都是沿着北道而行。在安西榆林千佛洞的一个洞窟里,绘有唐僧上西天取经的彩画,比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早三百多年。

出阳关西行,是为南道。南道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且末、精绝(尼雅)、弥、于阗(和田)、莎车,继续向西北行进,到达疏勒。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一路经印度到达罗马和阿拉伯各国。公元399年,65岁的东晋和尚法显大体上是沿着这条路线越过风雪弥漫的帕米尔高原的,八百多年以后,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是顺这条路线前往我国内地的,后来他把旅途见闻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把世界的目光引向13世纪的东方文明,吸引了古今中外的读者,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

至于中道,则是在南北朝后期,随着楼兰城的神秘消失,开辟的一条丝绸之路的新道,即沿着天山北麓走向“天马之乡”。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哈密、吐鲁番(高昌)、昌吉、伊犁、碎叶等地到达西欧各国。人们把这条新道,称之为丝绸之路北道,而把汉朝时的北道,称之为丝绸之路中道。

丝绸之路的几条古道都在沙漠、高山和高原之间蜿蜒穿行。据史书记载,自西汉张骞开通西域以来,在丝绸之路上,商队、使节、军队、僧侣、探险家等往来奔走。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翻过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穿过杳无人迹的沙漠戈壁,越过沼泽草地。随着他们的足迹,中国大量的丝织品被运往欧亚各国,西方的宝石、香料、玻璃器具等东运至中国内地。随着东西方文化和物品不断地进行交流碰撞,遥远的东西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了。《后汉书?西域传》中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丝绸之路就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把欧亚大陆的中国、安息、希腊、罗马和马其顿等联系起来,把人类最古老的几种文化连接起来。几千年来,欧亚大陆的人民沿着这条长达几千公里的重要通道,进行了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条古老的东西方通道,曾经繁荣兴盛了千年之久,一直到海上交通的建立,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丝绸之路的这三条古道,任你选择哪一条路线,对于现代发达的交通工具来说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如果想把这三条古道都寻访一遍,还真有点困难。可是这三条古道上都分布着很多历史重镇和文物古迹,舍弃哪一条都极其可惜。所幸我是纸上谈兵,可以左右逢源,海阔天空,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顺便提醒一下,本文所说的丝绸之路主要是狭义上的概念,泛指这几条丝绸古道的路线及其沿途分布的历史古迹、风物传说等,部分文字涉及了东西方古代文化和商贸交流的内容。

3、历史凝结下来的见证:玉门关

走丝绸古道就要出关,而丝绸古道上的三座雄关可谓赫赫有名,那就是玉门关、阳关和嘉峪关。

玉门关又称小方盘城,位于敦煌城西北90公里处的一个沙石岗上,西汉时为玉门都尉治所,是丝绸之路通往北道的咽喉要隘。关城呈方形,四周城垣保存完好,为黄胶土夯筑,开西北两门。城墙高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上有女墙,下有马道,人马可直达顶部。

如今,玉门关在风沙之中已经矗立了两千多年,像一个被遗忘的戍卒寂寞地驻守着西北的门户。登上古关,举目远眺,四周沟壑纵横,长城蜿蜒,烽燧兀立,胡杨挺拔,在落日的余辉中,透射出浓烈的历史沧桑感。

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为玉门关写下千古绝唱: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凉州词》写尽了塞外的苍凉悲壮,春风都不到的地方,生命怎么能存活呢?

可是,玉门关到了大诗人李白的笔下,一曲《关山月》中的感慨就不一般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

明月、天山、云海、长风、玉门,在诗人的眼里和想象中,一扫悲凉的情调,成为江山一统,风光无限的豪言壮语。

玉门关不仅是著名的险关要塞,而且象征着中原内地的门户,西出的征人、商客、官吏、僧侣们只要跨进玉门关就算是回归到中原大地,就会有一种安定的归属感,可以想见玉门关在人们心中的重要。

正是这座小小的方城,两千多年前,紧紧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安全。在这座古关之下,进出过各国的商队、驰骋过英雄的战马,飘拂过使节的旌旗,印下过僧侣的足迹。

它是张骞历尽千辛万苦两度出使西域,经过的那个玉门关;

它是大将李广利没能攻破大宛,汉武帝不让他率领将士回到中土,大军被拒的那个玉门关;

它是班超耄耋之年挥泪写下“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那个玉门关;

它是汉简墨书“酒泉玉门都尉”字样的那个玉门关;

它是大唐的玄奘法师一人到印度取经进出的那个玉门关;

……

玉门关是一种象征,一种意象,是岁月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凝结下来的历史见证,能让后人懂得和平、正义、真理的代价,玉门关所昭示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4、不为时间所衰减的历史光彩:阳关

阳关和玉门关同时设置,因为阳关在玉门关之南,以南为阳,故称阳关。

阳关,位于敦煌城西南70公里的“古董滩”上。如今阳关遗址仅仅留存下来一段高不到1米的城堡墙基。所谓“古董滩”,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沙滩,面积约上万平方米。曾经沙滩上汉唐陶片,铁砖瓦块,俯拾皆是,还有大片版筑遗址,当地人称之为“古董滩”。

阳关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阳关以南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北与玉门关、敦煌成犄角之势,互为策应,构成河西走廊西端的门户。自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在这里派重兵把守。据史料记载,阳关为都尉治所。宋以后,来自白龙堆的流沙不断向阳关一带侵蚀,人们渐渐东移,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土堆,供后人凭吊。

王维的一首《渭城曲》不仅使阳关名声响彻古今,而且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此诗一出,便被谱成琴曲《阳关三叠》,后经艺人反复吟咏,悲凉凄婉之感,离愁别恨之情倍增,音乐起到了诗歌所没有的作用。

其实,王维只是写了一种淡淡的送别之情。你看,朝雨轻轻湿润了大地,让阳关路上的尘土不致漫天飞扬。客舍前的青青柳枝,在细雨清洗下焕发着新的神采。送别氛围分明是平静开朗的。不过毕竟是离别,再喝一杯吧,出了阳关,就没有这样的老朋友可以对饮畅谈了。

盛唐时的人,胸襟阔大,昂扬向上,别说是送别一般的朋友,就是送别挚友,也多是一种“壮别天涯未许愁”的感情。西出阳关虽无故人,但西出阳关有功业,可以成就理想抱负,当然在临别饯行之际不需作愁苦状了。

从敦煌到阳关一线,有很多烽火台,千百年来,这些烽火台像哨兵一样,忠实地守卫着祖国的西北大地,似乎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懈怠。望着一座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我不由得想起春秋战国时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幽王的宠妃褒姒不爱笑,为了能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不惜点燃烽火,使得各路诸侯带着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勤王。在滚滚狼烟下,在万马奔腾中,在千千万万将士组成的雄伟壮观的阵营面前,褒姒终于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这笑容寒了各路诸侯的心,冷了千万将士的血。几乎就在美人冷冷一笑的刹那,便彻底动摇了周王朝的千秋基业,注定了周朝亡国的下场。

如今,阳关关口湮没,长城坍塌,路无人迹,已经沦为废墟,只有一座古代的烽火台矗立在砂石山上。昔日车辚辚、马萧萧,使者、商人、军队,冠盖相望,不绝于道的繁华景象已不复再现,成了荒漠寂野。但是阳关仍然有一种不为时间所衰减的历史光彩。

5、嘉峪关上的明代壁画不可不看

自敦煌东行400公里,在一个狭窄的峡谷,坐落着“天下雄关”嘉峪关。

嘉峪关建于明代,是我国长城沿线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关隘。正像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一样,嘉峪关是万里长城西端的起点,山河襟带,控扼咽喉,自古有“边陲锁钥”之称,乃兵家必争之地。

嘉峪关布局合理,建筑精良,分为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可谓固若金汤,十分利于防守,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势。

险绝高峻的嘉峪关,是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关址建在山峡之间的一块高地上,巨大的城关,浩繁的工程,无数的用料。相传,修建嘉峪关时,一名叫易开占的工匠精通算经,估料准确。这名工匠事先计算好用砖的数量,等到竣工时,只剩下一块城砖,于是,这块城砖便被当作镇关之砖。现在这块砖仍然保存在嘉峪关的小楼上,成为古代建筑史上精确计算材料的见证。

在嘉峪关的戏楼里保存有两幅久负盛名的明代壁画,不可不看,人们称之为:和尚窥女图。说白了就是老和尚偷看女人。画面设计精巧,人物生动传神,就是内容让人觉得好像放错了地方。

一般来说,和尚是出家人,清心寡欲,不近女色,可是这两幅画似乎在开和尚的玩笑。在戏台西墙的壁画上,一位老和尚正面带笑容,叫徒弟手持铜镜,通过铜镜的反射偷看对面楼上的一个少妇,有个小徒弟因好奇也想看,被师父按住了头不让他看。东墙壁画上,是一位正襟危坐,袒胸露乳的妇女,怀抱胎儿,旁边有两个小孩子正注视着对面和尚的行动。

这样两幅画公然保存在边防重镇,而且偷看女人的事发生在老和尚身上,实在是有点儿不伦不类,且有扰乱军心之嫌。也许戏台壁画所表现的内容,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或者是一个传说?经请教得知,这两幅画是古人精心安排的,为的是聊解一下守关将士长年累月寂寞枯燥的军旅生活。细想起来,在沉闷单调的戍边中,增加一点生活情趣,又有何不可呢?

在嘉峪关的戈壁荒漠中,还埋伏着上千座魏晋时期的古墓荒冢,墓中的精美壁画让人叹为观止。那些展现古人生活,如种植、畜牧、蚕桑、宴饮、出游、博戏、酿酒、做醋等等最平常的生活场景的壁画,在地下沉睡了一千多年,仿佛专门等候在那里,昭示后人这片土地曾经如此生机勃勃。

6、东西文明的碰撞

丝绸之路的确是“丝织品”和其它物资的传播贸易之路。但是,如果单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未免过于狭隘,这条漫长的古道突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限制,它所带给人类社会更积极的是文明的交融和渗透。从商贸活动到文明交流是一个质的飞跃。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始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西域各地,尤其是冶铁技术的传入,大大提高了西域各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在公元1世纪的罗布泊晚期墓葬中就出土了很多铁刀、铁镞。在尼雅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铁镰、铁刀、铁斧、铁锄和铜匕首等。考古工作者还在古楼兰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风格的建筑,里面有华丽的大厅、厢房、花园、冰窖和厩栏,其高超的建筑技术相当惊人。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西汉政府在西域各地进行屯田,兴修水利,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如凿井技术、“井渠法”相继传入了西域。西域人民把“井渠法”加以改造,成为有名的“坎儿井”。“坎儿井”在西域使用普遍,仅在吐鲁番一地的暗渠总长就达2500公里。这项工程实在是可以与长城、大运河、都江堰并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工程。此外造纸、医学、建筑、文字等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中原汉族人民的一些生活风俗也影响了西域地区。

在中原的经济文化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地区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和品种繁多的植物也不断地传入到中原地区,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中原各民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和艺术水平。

在音乐舞蹈方面,过去一直以来人们都持东西方交流互补之说。据历史记载,中原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早在周代以前就开始了。这种交流从历史上看,虽然是双向交流,但是,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丰富多彩的西域各国的音乐舞蹈,由西向东汇入中原才是主流。

在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原华夏音乐艺术中,曾经汲取了大量的西域音乐的精华,在我们司空见惯的乐器里有很多是来自于西域。这些音乐水平很高的、与传统的汉族音乐迥然不同的西域音乐的流入,以及我们相当熟悉的琵琶、笛子、排箫、箜篌、胡笳、竖笛、鼓等演奏乐器的不断进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音乐内容。旋劲的胡风与西域各民族的乐舞,以其特异的风采和鲜明的个性,为中原的音乐艺术注入了新的声律和表现形式,对中原大地的音乐文化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山东武氏祠左室的第三石后段刻有一个乐舞图像。画面上共九个人,其中两个人弹琵琶,弹琴、弹筝、吹直笛、吹排箫者各一人,一人翩翩起舞,二人持小棒对唱。嘉峪关的汉画像砖上,也刻有乐师们弹奏琵琶、箜篌,吹竖笛的画面。在汉代的石刻和一些铜铸像中,均反映出当时西域的一些乐器已经在汉朝广泛地使用。

此外,通过丝绸之路,品种繁多的植物也不断地传入内地,连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水果和蔬菜,如葡萄、核桃、石榴、西瓜、橄榄、芝麻、苜蓿、黄瓜、蚕豆、大蒜、香菜、胡萝卜等等,都是驮在骆驼背上,从遥远的西域辗转传来。由于这些产品的输入,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对中原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也曾将它固有的文明,慷慨地贡献给全世界。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及织造技术、冶铁和水利灌溉技术、造纸和印刷术、造桥技术、火药合成技术以及瓷器、水车、风筝、竹蜻蜓等等先进的技术和物品,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方,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冒险之路、交流之路、理解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古人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历尽千辛万苦,沿着这条道路使几种文明互相碰撞,并产生出伟大的古代文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条路可以与它相媲美。从古至今,丝绸之路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热点,始终是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旅游家和探险家们探访的黄金之地。

这条路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二、丝路花语

1、远古的记录:《穆天子传》

西域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时候。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发现了一部珍贵的竹简文献《穆天子传》,书中主要记述的是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同时对西域的历史概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至今对我们了解西域的历史和文化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周朝第五代国主周穆王姬满,曾命御者造父,驾八骏,率六师,雄心勃勃,巡游西方。有一种说法,周穆王西巡所走的路线,是最早的丝绸之路。后来西汉时的张骞通西域,大体上就是沿着周穆王所走的路线西进的,这条路被人们称为老北道。

周穆王最早将丝绸作为礼物,带到西域。在古代,丝绸不仅是贵重的商品,而且是传播友谊的礼物。如帛为白色的丝绸,象征吉祥,取“化干戈为玉帛”之意。英俊潇洒的周穆王向各国的国王赠送中原的丝绸,并且会见了西王母。那时的西王母可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老太婆,而是一个美貌温柔的少女。周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很多礼物,除去白圭、玄璧等外,主要是帛、贝带、朱带、锦、朱丹等极其珍贵的丝绸。

西王母对周穆王的来访欣喜万分,在瑶池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天池,设宴款待周穆王一行。举觞奏乐之间,二人吟诗唱和,西王母婉转地唱道: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路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穆天子传》)

意思是说,白云飘浮在蓝天,山峰耸立出地面。道路是这样的遥远,高山河流把它隔断。祝愿你健康长寿,希望你再度光临吧。

周穆王接受了这良好的祝愿和热情的邀请,欣然对曰: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穆天子传》)

周穆王说,我回到东方的故土,一定治理好我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到那时我就来看望你。大概过不了三年吧,我会再次来到你这美好的地方。

穆天子和西王母这次友好会见的场景,至今被保留在敦煌莫高窟423窟的壁画上,在酒泉西凉时期5号墓葬前室的东西壁画上,也可以见到二人举杯互祝时的温馨画面。

虽然《穆天子传》的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书中记述的有关西域的山川地理形势、物产习俗风情,基本与历史的实况相符,它记录了早在汉代以前,我国中原民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

另外,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东口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保存良好的凤鸟纹绿色丝线刺绣绢,经鉴定为中原地区的产物,墓葬时间约在公元前642年左右。在同一地区的其它墓葬中,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的先秦墓葬中,也发现出土文物中留有中原丝绸的遗迹,这就为我国早期丝绸之路的开创提供了实物证据。

正是这种民族团结的友谊,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寓意深奥的伏羲女娲交尾图

大西北的人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生活的远古时代。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寓意深奥、构图奇特,极富艺术魅力和神秘色彩。

传说,伏羲和女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神,早在战国时期的著作《山海经》中,就有了关于伏羲和女娲的记载。古史传说中的伏羲教人们结绳记事,结网捕鱼,驯养动物,于是我们人类才学会了计数,产生了渔业和畜牧业。女娲以泥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千百年来,伏羲和女娲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表达了人们对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和人类对征服自然的美好憧憬。

另一种传说是,伏羲与女娲是兄妹。远古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洪水,吞没了所有的人,只有伏羲和女娲活了下来。后来他们二人结为夫妻,繁衍了子孙后代,人类才免于灭绝。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出土了二三十幅伏羲女娲图。这些图大多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中,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象征祥瑞,表示夫妻和顺,至死不渝。伏羲女娲图虽然在色彩、人物造型上略有不同,但是在大的构图方面基本相同。二人同是上为人身,下为蛇尾。头上绘日,尾间绘月,周围布满星辰,仿佛置身在浩渺的宇宙之间。源于中国古代男左女右的礼俗,画面上伏羲在左,女娲在右,伏羲的右手抱住女娲,女娲以左手抱住伏羲,两人四目相交,下身均为蛇形且相缠绕。大多数的图中,伏羲左手举着“矩”即拐尺,女娲右手举着“规”即圆规,象征着天圆地方。“规”和“矩”的出现,表明了人类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体现了建筑房屋和做木制器具方面,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准则。

伏羲女娲图在交河故城附近的墓地中也有少量发现,在敦煌莫高窟建于西魏时期的285号洞窟的壁画中,伏羲女娲的尾部是分开的,显然是受社会文明进步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情形。

伏羲女娲图自本世纪初出土以来,一直深受学术界的重视。早在1953年,科学家就发现,生物的一种基本遗传物质的结构是双螺旋线的结构形式,竟然与伏羲女娲尾部相缠绕的造型非常相似。20世纪末,关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我们人类的基本遗传基因也是双螺旋结构。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我们的祖先早已谙熟人类繁衍生存的奥秘?

1983年,吐鲁番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以“化生万物”为名,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杂志《国际社会科学》试刊号的首页插图。

3、千年干尸之谜

世界上有许多令人解不开的谜,换句话说是现代人不能理解古代人的智慧。比如,玛雅人有独特的数学体系,他们对于“0"的发明与使用比欧洲人早了800年,甚至比印度数字还要早一些,他们的数学知识足以应付几十亿的大运算,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称量一袋玉米的重量;他们知道圆周率,却没有发明车轮;他们有典雅的雕刻,精美的建筑,却没有制造出犁铧或锄头;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建造金字塔用的那些巨大的石块,是如何搬运提升的……

这是文明的碎片。

同样,在我国的西部也留下了众多惊人的秘密,有待现代人去发现、去认识。当在哈密、高昌、敦煌、楼兰、小河墓地等许多地方的千年古尸被发现的时候,世界为之震惊,科学家瞠目不解。这些在天然状态下保存下来的干尸,如何能历经千年而不腐,至今肌肤皆在,须发尚存,就连身上穿戴的衣服也色泽鲜艳,至今仍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多年以来,木乃伊一直是埃及人的骄傲,可是埃及的木乃伊是在清空了内脏之后,经过复杂的人工防腐处理,加以精心的保存而成。而我国新疆出土的很多千年古尸是大自然的杰作,妙在天成。新疆地区特有的干燥、高温的环境条件,使千年古尸逐渐脱水干燥,成为干尸。这些干尸不但脏器完整,位置正常,而且组织结构中胶元纤维和弹性纤维保持良好。

难道仅仅是沙漠中异常干燥的气候和毫无水分的沙子保护了他们?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五百多号的墓葬中,几乎所有的尸体都没有腐烂,而成了万分稀奇的干尸。据不完全统计,干尸总数在千具以上,其中一部分干尸被盗墓者破坏了,一部分深锁在墓穴中,还有一些收藏在新疆的博物馆里。当我沿着一条长长的斜坡墓道下到墓室中的时候,凭借着昏暗的灯光,隔着玻璃棺罩,我看到了两具保存完好的千年干尸。干尸呈黄褐色的皮肤,包在彻底脱水的肌肉组织上,给人一种骨瘦如柴的感觉。他们应该是一对夫妻,此刻,正静静地仰卧在平台上,不再理会世人的打扰。

在阿斯塔那最著名的一具干尸,当是高昌王国最高的军事将领右卫大将军张雄的干尸。墓志上说他是“入筹帷幄,出总戎机”的人物。根据记载,贞观初年,李世民统一全国势在必行,张雄力主归顺大唐,维护统一。但是,高昌国王麹文泰一意孤行,劫持唐朝的商队和使者,联盟西突厥,与唐朝对抗,走上了分裂割据的错误道路。张雄屡劝无用,忧愤成疾而死,年仅50岁。这位唐初名将,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他的大腿明显向外分开,而小腿内收,当是将军戎马一生的写照。后来唐朝平定了高昌叛乱,改高昌为西州,置于中央直接管辖之下。张雄的两个儿子,都受到朝廷的重用。

在哈密古墓中出土的那些干尸,据考古学家认证,已经有3000年之久的历史了。哈密的古墓里没有棺木,只是在尸体下垫着一层胡杨木和一块毛毡,尸体上面覆盖着木头,再封以土块。大部分干尸是两臂放在胸前,双腿蜷起,斜躺在木头上,看上去就像是侧身跪着作揖的样子。这些古尸出土的时候,栩栩如生,轰动一时。尤其是当其中的三具女干尸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时,他们都惊呆了。这些女尸的眼睛没有深陷下去,眉毛没有脱落,连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嘴唇也没有干瘪。尤其是那个仰天躺着的女尸,看上去还很年轻,满头金黄色的头发,梳成许多条辫子,连手指甲也完好无缺。她身穿彩色花纹的毛织长袍,细腰束带,脚蹬长统皮靴,看上去,哪里像是已经死去3000年,分明是一个年轻美丽的苗条女子正躺在羊毛毡上静静地熟睡。

1980年在罗布泊北的铁板河古墓出土的一具女尸,被誉为“楼兰美女”。经考证已有4000年的历史了,她是迄今为止新疆出土的最早的一具干尸。

科学家普遍认为,新疆干尸的形成是大自然的杰作。是新疆干燥、高温的独特自然条件使尸体成为干尸,得以保存几千年之久,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可是,大自然好像在和我们人类开玩笑,在博州温泉县的一处山洞中,发现的一具年仅十七八岁的年青人的尸体,偏偏是保存在湿

润的环境中。山洞四周的山中长满茂盛的云杉,空气湿度很大。这具干尸在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的情况下,其骨骼完整,表皮及肌肉除着地的一小部分有所腐烂外,其它部位基本完好。这又如何解释呢?

无论如何,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如此的密切,活着的时候,要依存大自然,死后仍然要回归大自然,所以说,爱护自然,就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4、华光四射的战旗使罗马军团溃不成军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公元前53年,即中国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决定向东扩张势力,纠集了7个军团共4.5万人的精锐部队,东渡幼发拉底河发动了对古称安息即今伊朗的侵略战争。罗马军团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波斯军队英勇善战,向来以防守严谨着称,战争打得异常激烈。在著名的卡尔莱战役中,两军对垒。突然,波斯人在正午的阳光下,展开一面色彩斑斓的旗帜,耀眼的华光,灿烂的色彩使罗马人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纷纷弃甲而逃。这一仗波斯人大获全胜。在后来的血战中,罗马军队陆续缴获了一些安息人的丝织旌旗和衣袍,这些战利品终于使凯撒大帝弄清了波斯人彩旗的秘密,那就是用中国的如阳光和金子般珍贵的丝绸做成的战旗。自此,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人心中的梦想。

古罗马人对来自于东方的丝绸充满了好奇和奢望,他们把神秘的中国称为“赛里丝(Seres)”,意即丝国。

古代的西方人并不知道产自东方的丝绸是怎么回事。公元380年左右(东晋孝武帝时),希腊人马塞里奴斯在他的《史记》中描写道:“向东有赛里丝国……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胶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国的丝都是长在树上的,可以在树林中采到,中国人将它取下来,“湿之以水,理之成丝”,用这种东西可以制成华丽的丝绸。

据说,有一天,凯撒大帝穿了一件华贵的中国丝绸袍子,到剧院去看戏,引起了全场的轰动和羡慕,被称为“绝代豪华”。一时间,追求新奇、崇尚奢华的罗马贵族对于华美如云、轻薄高贵的丝绸趋之若鹜,纷纷以能够身穿中国的丝绸衣服为荣,尤其是那些贵族少女,认为只有穿中国的丝绸才能显示自己的高贵美丽。当时,丝绸的价格相当昂贵,可与黄金等价。于是,中国的丝绸成为尊贵和财富的象征。

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奥古斯都(屋大维)深深感到他的臣民们正受到一种威胁,那就是对中国丝绸的狂热追求。在公元14年,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不得不发布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丝绸,因为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诏令对妇女们穿戴丝绸也作了限制。但是,出自于东方的丝绸对罗马人的诱惑太大了,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罗马商人一路东行寻找到丝绸的故乡,看到了丝绸遍布的中国。

在西方人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丝绸究竟为何物的时候,我们智慧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通晓了抽丝剥茧的技术。考古证明,我国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丝绸出现,殷代在公元前17世纪,距今已经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在殷代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纹”;1953年在殷墓出土的玉饰中发现了玉蚕;更重要的是,1950年出土的安阳殷墓铜戈上发现留有细绢;殷时所遗留的甲骨文字中,有形似蚕、丝的象形文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帛、蚕、桑、丝等字的出现。殷商时代的丝绸实物,据考古学家分析研究,已经相当进步成熟,据此推测,在殷商以前应该有一段漫长的丝织技术的发展过程,我国养蚕织丝的历史应该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1977年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一件象牙制作的盅性杖饰,证实了这一论断。杖饰上刻有蠕动的蚕和编织纹,这件文物的出土,将我国丝绸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这就为中国桑蚕起源的时间带来了新的证据。现代考古的不断发现,使我们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断定丝绸准确的诞生年代。

可以确定的是,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谙熟了蚕丝的秘密,并且谨慎地将这个秘密保守了几千年。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养蚕、种桑技术,缫丝、拣丝、染丝、印花、织丝的工艺技术也经历了长时期的积累改进过程而日臻成熟。尽管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想要破解这个秘密,但是,一直到西汉之前,他们都没有能达到目的。

5、诗人岑参竟然在古墓中留下一纸账单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墓地之一,有“地下博物馆”之称,位于高昌故城遗址的北郊。这里埋葬的是从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的人。让人想不到的是,绝大部分死者竟是内地汉人的后裔,其墓制形式也与当时内地大致相同。

神秘的阿斯塔那让我们领略了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温情,从古墓中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交通、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考古工作者在506号墓穴中,意外地发现了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岑参留下的一纸账单。

岑参的这张账单,糊在一个独特的罩在尸体的纸棺上。纸棺大小如木棺,只是没有底。在阿斯塔那古墓很多死者上面都罩着一个纸糊的棺材,并伴有纸糊的衣带、鞋等随葬物品。可能是古代时纸张珍贵稀少,用过的纸不会随便扔掉,而是再做他用。这些随葬品所用的冥纸就是当时使用过的文件、档案、书信、账本等,上面的文字均是用汉文墨笔书写。这些纸做的随葬品拆开来,就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文书”。在目前发掘的四百余座古墓中,这样的文书一共出土了大约三千件。岑参的这张账单就出自其中,这是诗人无意间给我们留下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珍贵文物。

试想,在边塞的风雪大漠中,年轻的诗人岑参此时是一位意气风发、胸怀壮志的青年将领,他征战驰骋在大漠边关,往来于天山、轮台、雪海、交河等地。他常飞马而来,在驿站稍事休整,备足粮草,又跨马匆匆而去。在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公元753-755年)西州等驿站的马料出入账上有一笔清楚地记载着:

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

经查史料,天宝末年,在驻节西州的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府中当判官姓岑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岑参。这笔账是说,岑参等人的七匹马在驿站用了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驿卒陈金。就是这张账页,不知被一个什么人糊在了一个纸棺上,在经历了一千多年之后,奇迹般地被考古工作者在古墓中发掘出来。

看着这行墨迹青青的原始记录,一千多年前这位著名的诗人戎马倥偬、转战大漠时的形象,跃然浮现在眼前。

我静静地站立在绵延无尽的大戈壁滩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望着,一霎时,仿佛已经融进茫茫的沙海之中,仿佛走进古代边塞诗人那色彩斑斓的世界。我仿佛听到了他们慷慨高歌的声音,见到了他们驰骋疆场的豪迈英姿。

岑参曾两度出塞,前后在边塞生活了六年,写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诗气势雄浑、色彩瑰丽、想象丰富、笔法多变,呈现出一幅幅奇异而又壮美的塞外图景,极富浪漫主义的阳刚之美。

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之所以能够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唐代浩如烟海的诗歌中,形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派,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些诗人,普遍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激情与梦想。他们首先是保家卫国、英勇杀敌的战士,然后才是激情洋溢的文人才子。正是这种粗犷豪迈的气质,造就了令后人永远仰慕的唐代辉煌。诗歌在这些诗人的笔下,也焕发出大气磅礴、瑰丽雄奇的高亢格调。

文学在这些战士的笔下,流传后世;文学家在这样的文学中,名垂千古!

6、一个女人和丝绸的美丽传说

相传,彩云般明亮、流水般柔软的丝绸,由中原进入了西域,走进了南疆,也走进了于阗国。多么美丽的丝绸呵,西域各国的街市摇晃了,宫廷沸腾了。于是,有钱的大臣们炫耀地穿着丝绸的衣服上朝了。

但是,当时汉朝严禁将蚕虫、桑苗和丝绸的织造技术外传。偌大个西域,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蚕、缫丝的技术。因此,丝绸的价格相当昂贵,做一身朝服要用整整50只羊来换取。

于阗国的国王问他的大臣:“这么贵的丝绸是怎么弄出来的?”

一个叫夏木斯的大臣回答说:“英名的主呀,听商人们讲,中原有一种叫蚕的虫子,吃桑树的叶子,它能够吐出来一种丝,这种丝能织出来美丽的丝绸。”

后来,于阗国的王公贵族们穿丝绸的越来越多,但是,国内的牛和羊却越来越少了。财务大臣很着急,照这样下去,国家岂不是越来越穷了。

于阗国王请大臣们出主意。夏木斯想出了一个点子,他说:“咱们何不使一条和亲之计。如果能娶到汉朝的公主,设法让公主把桑苗和蚕虫带回我们于阗,我们自己生产丝绸,就不用发愁了。”

国王认为这个主意可行,于是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大臣,带上礼物到长安向汉武帝求亲。汉武帝很高兴,决定将历城王刘和的女儿嫁给于阗王。

临行前,于阗国的使臣去见公主,他对公主说:“高贵的公主,我们于阗国是西域有名的富庶之国,国内盛产名贵的美玉,公主一定喜欢。可是,有一件事公主可能会不满意。”

公主问:“什么事?”

使臣说:“公主在汉朝,有穿不完的美丽丝绸,于阗不产丝绸,以后公主就会穿不上丝绸的衣服了。”

公主说:“这有何难,我奏明圣上,多带一些丝绸过去就是了。”

使臣说:“高贵的公主呀,丝绸带得再多,也有用尽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万全之策。”

公主说:“依你之见,应当怎么办才好?”

使臣趁机说出了于阗国王希望公主将蚕虫和桑苗带到于阗的想法。

公主知道事情重大,不免有些犹豫。但是经不住使臣一个劲儿的怂恿,点头答应下来。

聪明的公主在出嫁西行的时候,将蚕虫和桑苗放在她头上的帽子里。及到关卡,所有的随嫁人员和所带的物品都要接受检查,唯有公主的帽子他们不敢检查,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顺利出了关。公主还带去了养蚕、种桑、织布的各种工匠,从此,于阗国开始有了自己生产的丝绸。之后,传遍了整个西域,乃至世界各地。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这个动人的故事,并说他亲眼见到了公主当年所植的桑树。

在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中,丝绸与女人完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奇妙最完美的结合。丝绸因为女人的聪明智慧而传遍世界,女人因为丝绸而愈加光彩照人。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事实上,西域各古国乃至欧洲、阿拉伯的种桑、养蚕和织造技术确是由汉朝传入的,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进步作出的贡献。

三、凝固的历史

1、踏在高昌故城的千年墟土上

当我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冒着零上四十几度的酷热高温,坐着新疆特有的铺着花地毯的小毛驴车,慢慢地驶过布满千年墟土的古道,进入高昌故城的时候,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充溢在我的心中。

眼前是一种从没有见过的宏伟壮观的景象,城墙高耸,街衢纵横,庙宇林立,房屋交错,一座庞大的王城遗址群落就这样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里所有的房屋统统没有屋顶,断壁残墙全部都是黄土夯筑,没有四梁八柱的木架结构,没有石头砖块的堆砌,甚至土墙中没有掺杂稻草芦苇。大大小小的房屋建筑只是黄土的凝结。漫步在高昌故城,依然能够辨认出,哪些是城门城墙、署衙寺庙、民居作坊、街巷道路,这些一片又一片黄土墙构成的房屋和道路,十分清晰地显现出当年故城内人们生活的情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沧桑感。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遥远的古代。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以东40公里处,地势平坦高敞,背靠火焰山,一条小河从西边蜿蜒流过。故城规模宏大,总面积220万平方米。全城略成方形,分为内城、外城、宫城三部分。内城在外城正中,宫城位于最北端。外城西南角有一所寺院遗址,占地近1万平方米,塔上佛龛内残存的塑像和壁画,依然明晰可辨。故城内一座座十分坚固的城堡、高大厚实的城墙、深陷的护城河道残迹、古道车辙轮廓犹存。谁能够想到,这种纯粹的黄土建筑,竟然能够留存上千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封闭的盆地,稀薄的云量,极高的气温,极少的降雨量,汇集成吐鲁番地区一种十分独特的自然资源。正是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使得高昌故城得以留存至今。

高昌故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称“高昌壁”,最早见于《汉书》,在《北史?西域传》中记载:“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南北朝时期的麹氏高昌王国、回鹘人建立的回鹘高昌国均在此建都。唐朝打败高昌后,曾经在此设西州治所。蒙古帝国时将此地划入察合台汗的封国,改设火州。13世纪末,高昌王城被蒙古铁骑围困半年之久,高昌王英勇战死,高昌城毁于战火。从此,这座使用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古城只留下了断壁残垣供后人凭吊。

高昌的名称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后,曾向汉武帝提及大宛国有好马。当时中原地区的马品质不好,汉朝和匈奴正处于剑拔弩张、频繁交战的时期,非常需要有好马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汉武帝派了一个叫车令的壮士,带着黄金千两到大宛国换取好马,但是遭到大宛国王的拒绝,并且抢劫了汉朝使者的财物。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非常恼怒,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几万兵马远征大宛。公元前104年,大军从河西走廊出发,穿越戈壁盐泽,经过艰苦卓绝的长途行军,到达吐鲁番的时候,部队已经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无奈,李广利下令队伍休整。他们发现戈壁滩上有一处绿洲,水草肥美,地势开阔,于是将有伤病的士兵集中起来,屯驻于此。一方面可以让士兵得到休整,补充军队给养;另一方面又可与汉朝就近呼应。汉朝将士们休养屯垦的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叫做“高昌壁”,当初,这是一个军事性的城堡,就是后来高昌城的雏形。

李广利在高昌驻军屯田的做法,为西汉王朝统治西域的广大地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此后,历代的中原王朝,都把在西域大地屯田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军事手段。由于高昌在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上的优势,汉、魏、晋历代都曾在此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抵御匈奴,故又名“戊己校尉城”。

历史的记录翻到了唐朝初年,这个时期的高昌王国从国王到百姓笃信佛教,曾有“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的记载,可见高昌国的佛教香火之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高昌国王麹文泰迎来了大唐帝国西行取经的玄奘法师。在对待玄奘法师的事情上,他作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的举措。

玄奘法师西行之时,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誉满京城的佛学大师,他倾其所学,在高昌宣讲佛法,普度众生,深得全国上下的爱戴。于是,麹文泰产生了要长留玄奘法师在高昌的想法。

麹文泰先是用高昌国绝色美女进行诱惑,结果美女反被玄奘的至诚和修为所感化,从此一心皈依佛教;后又拜玄奘为国师,而且结为兄弟,企图用高位和盛情困住玄奘。

玄奘法师何许人也,那是历史上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高僧大师,岂能为世俗的金钱名利、美女俗情所诱惑。相传,玄奘法师在印度求学游历期间,一位老婆罗门学者极想收玄奘为徒,曾许以传授长生不死之法,都没有能够撼动玄奘取经求法的决心。高昌国王麹文泰的做法显然是极其愚蠢的。玄奘法师矢志不渝,最后竟不得不以绝食明志。麹文泰无奈,只得送玄奘法师上路西行,并赠送厚礼以表心意,二人洒泪而别。玄奘法师应允,在取经回来之时,一定再到高昌讲经一月。

高昌国王麹文泰的盛情,使玄奘感动不已,他写信给麹文泰说:“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此后,玄奘经19年,行五万余里路,历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终成一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学成归来,本可不走沙漠,从海道返回唐朝,而玄奘为了信守同麹文泰的约定,仍取道北路,翻雪山,涉流沙回归中原,以便履行当年的承诺。遗憾的是,当玄奘法师走到于阗的时候,得知麹文泰已故去多年,高昌国已经归顺大唐。由是,玄奘便从于阗直回长安。

如果说,高昌国王麹文泰一心想要羁留玄奘法师的错误举措,在玄奘法师仁慈宽大的佛心下,最终演绎成一场喜剧的话,那么,麹文泰的另一个更为错误的行动,则直接导致了他和高昌王国的灭亡。因为这一次他面对的再不是善良宽厚的佛学大师,而是一言九鼎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李世民。

唐朝初年,麹文泰认为,自己有坚城可以依凭,又控制着不可取代的路段、驿站,而且道路阻隔,交通困难,远在千里之外的唐王朝奈何不了自己。于是高昌与西突厥友善,不但独取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之利,而且屡次攻击唐朝的使臣和商队。高昌国逐渐走上了分裂割据的错误道路。唐太宗李世民规劝麹文泰,希望他能够认清形势,分裂无益,只有归顺唐王朝,才是益国利民。与唐朝为敌,是自取灭亡。麹文泰执迷不悟,将唐朝皇帝的警告和规劝置于脑后,他回答李世民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其不活耶。”麹文泰在分裂、割据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最终引发了唐王朝为了统一而向高昌发动的战争。

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君集率兵攻打高昌。君集经过充分的准备,凭借有利的攻城武器冲车、抛车,一举攻破高昌坚固的城墙。曾经对麹文泰保证,一定共同抗击唐兵的西突厥可汗,看到唐朝大军兵临城下,匆忙地扔下高昌国,惧而西走千余里。麹文泰见大势已去,忧惧而死,高昌王国灭亡。麹文泰的儿子归降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将高昌国改置为西州,高昌故城成了西州都督府所在地。

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的每一道高墙土屋,每一座塔基平台,每一条街巷里道,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穿越时空,穿越历史,向我们诉说着古城的兴衰变化。

默默地站在高昌故城巨大的废墟间,在强烈的阳光下,空气凝固了,时间停止了,这是一个只能用心灵去感知的世界

2、从大地上直接雕刻出来的交河故城

这是一个令人魄动心惊的地方。面对着交河故城庞大的遗址群落,我吃惊地屏住了呼吸,唯有静静地欣赏。我不能描述,无法形容,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之前我已经到过高昌故城,一直认为交河故城不会比高昌故城更宏伟、更壮观,也不会有更出奇的地方。心里只是牵挂着那些歌咏交河的千古诗章,如:“白日登高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正是这些豪迈浪漫的诗篇使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使交河在凝重的历史氛围中,平添了几多壮丽的文学色彩,直觉得有必要去凭吊一番。

当我站在耀眼的阳光下,登高眺望交河故城的时候,竟然产生了一种与高昌故城迥然不同的感觉。高昌与交河同是黄土筑就的庞大遗址建筑群落,同样是大大小小没有屋顶的房屋,同样有大街小巷、署衙民居、佛塔寺庙、高台作坊等等。但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总是伴随着我。究竟是哪里不同,一时间也理不出头绪。

是牙尔乃孜沟两河相交,高耸陡峭的地理形势?还是交河更悠久的历史?后来通过阅读史料,故城位于吐鲁番市西部10公里处,我了解,交河比高昌的历史要悠久得多,高昌故城是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而交河故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生活。要不然就是文学艺术的影响在作怪?好像尽然却又不尽然。

我信步走在交河故城的断壁残垣中间,体味着世界上最古老、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城堡的每一个细节。这座古老的城市,布局设计竟然如同现代城市一样精致:大街小巷、寺院民居、市场水井、城门便道、官署、佛塔、墓葬……没有屋顶的土墙断垠在强烈的阳光下,毫无顾忌地向人们展露出深藏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古代人的智慧和精神。

当我站在全城最高的大佛寺基座上的时候,终于发现,这两座故城遗址的建筑方式截然不同。

交河故城简直就是从大地上直接雕刻出来的一座城,整个城仿佛就是一个庞大的雕塑,巍然耸立在西北大地上。故城一半在地下,从生土台地面向下挖掘;一半在地上,用黄土夯筑。城中最高的、或者说最深的建筑物有三层楼那么高,这种建筑方式被称为“减地留墙”。这里不像是一座王城,更像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古代军事城堡。我想可能是这种奇妙的建筑方式,让人们有了非同寻常的感受。

俯视交河故城,全城就像一片巨大的柳叶,铺展在西雅尔乃孜沟的峭壁上,高达三十余米的黄土高台,东西环水,四周是壁立如削的崖岸,崖下是已近干涸的河床。故城建筑主要在崖的南端,因此当地人也称其为“崖儿城”,城的建筑以崖为屏障,不筑城墙,又因河水在台地首尾相交,故有交河的城名。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

交河故城只有南门、东门两座城门。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中央子午大道贯穿南北,连接着南门和佛教大寺院。城内建筑以中央子午大道分为东、西、北三部分:东区为官署区,西区为手工作坊和居民住宅区,北部为佛教寺院区,大佛教寺是全城规模最大的建筑物。街区被整齐地划分成一个个“井”字,东西走向的房屋门口统统朝向所临小巷,临大街不见门窗,巷里才开房门。沿河谷的所有房屋都不设窗户,显然,这是根据战争的需要而设计的。

文字和考古告诉我们,公元前2世纪,这里是车师人的家园。建筑年代早于秦汉,距今已有两三千年。车师又称为姑师,这两个词只是汉文记音的不同,具体是什么意思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姑师”,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汉时的盐泽即今天的罗布泊,表明两千多年前的楼兰和姑师已经具有了城市的规模,姑师已经同楼兰一样是一个很有一点名气的小王国。

车师人是最早生活在吐鲁番地区的原始居民。考古学家们在交河故城周围的台地上,寻觅到了大量车师人生活的历史信息,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留的打制石器工具,新石器时代的打磨工具,发现了他们钻木取火,畜养羊、马、骆驼,种植麦、粟、黄豆、葡萄等生产、生活的痕迹。从故城中发掘出的残存陶片,还证明了车师人已经从原始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逐步过渡到定居和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勤劳智慧的车师人谱写了吐鲁番文明史的第一章。

车师人最终将交河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交河有陡峭的崖壁做天然屏障,有两河相交形成的天堑,加上交河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构成了车师人理想的生活栖息地。然而,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并没有使交河成为一个和平安宁的世外桃源。相反,交河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绝佳的自然屏障,反倒使交河成为各方势力不断争夺的焦点。千百年来,车师人饱受兵刀战火之苦,历经战争的磨难与洗礼,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可悲命运。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汉将赵破奴攻破姑师,分立车师前、后国,车师前部王国的王庭就建在交河土岗上;从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破姑师,到公元前60年,其间西汉就与匈奴“五争车师”,每次参战的兵力都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弹丸之地的交河,成为汉王朝与匈奴反复争夺的据点。最终战争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车师归汉后,渐渐成为吐鲁番的中心城市,汉戊己校尉一度驻节交河,承担屯田及军事防卫责任。唐王朝统一吐鲁番地区以后,一度也把控制西域大局的安西都护府驻节在交河城头。公元450年,匈奴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城内粮尽,无法坚守,车师王歇才弃城而走,率领车师人撤到了焉耆。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了。13世纪末,蒙古帝国西征时,交河毁于蒙古骑兵的战火。到明永乐年间,彻底沦为一片废墟,是为“故城”。

大致地了解了交河、车师的历史沿革后,我终于又发现,交河与高昌除去建造方式上的差别外,最大的不同还体现在政治、军事地位上。高昌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相对来讲,战争离高昌较远。交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作用,更应该是一个军事要塞,军事重镇,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交河故城在历史上是吐鲁番盆地的门户,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通达焉耆的“银山道”,西去乌鲁木齐的“白水涧道”、北抵吉米萨尔地区的“金岭道”均在此交汇,汉王朝与匈奴争夺对西域大地的统治,交河是最便捷的隘道。加之交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三面环水,陡崖峭壁,形成一个天然的城堡,更是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据点。

考古学家说:“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不能决定这片地区的历史命运,但对他的历史命运,却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交河故城的历史印证了这一观点。交河地处中国最热的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达49℃,是中国最干燥的地方之一,年降水量不足4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这里绝不是人类宜居之处,可正是这干燥、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奇迹般地让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城保存了下来。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奇特,保存之完整,堪称世界之最。

交河故城是人类智慧的杰作,代表着一种甚至多种消失了的人类的文明,是古代车师人关注现实世界,为现实生活而奋斗的历史纪念碑。

面对这座千年故城,你的心会沉静下来,你只想默默地欣赏它,细细地体会它身上那种深邃的美,却不愿多说一句话。

3、火焰山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

从高昌故城出来,往北行大约十几公里,就到了大名鼎鼎的火焰山。

关于火焰山最早的记载应该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书中有“炎火之山”的记录。在《西游记》中,火焰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由太上老君炉里面掉出来的几块火砖,落到人间化生而成。火焰山并没有火,山上寸草不生,赤红色的山峰呈现出条条火焰般的纹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红光闪耀,云蒸霞蔚,远远看上去酷似熊熊燃烧的大火,边塞诗人岑参“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诗句极为形象生动。就是在这恍如仙境般的火焰山中,坐落着曾经繁盛一时的高昌王国的皇家寺院——柏孜克里克石窟寺。

那是8月,我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来到了天如下火,燥热高温的柏孜克里克。我以无比虔诚沉重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断崖上那一个个肃穆的洞窟之门。

●赤红的火焰山是石窟特有的自然标记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外景

当我置身在石窟群中,这里曾经供奉着姿态万千的佛像,绘刻着色彩明丽的壁画。但是,我只能凭借图片和讲解来认识了解它的辉煌。因为在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历经磨难,满目疮痍,尤其是20世纪初遭到纷至沓来的外国探险家的残酷宰割和掠夺,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石窟内佛像和壁画毁坏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惨不忍睹,几乎成了一座座的空洞。

我曾经为敦煌而愤怒,而伤痛,至少在敦煌,我还会感慨,还会愤怒,还会思考,因为此前我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在柏孜克里克我的震撼却是突如其来的,它让我猝不及防。大规模盗窃、切割、破坏的痕迹,使任何一个热爱人类文明的人都不能不为之震怒。面对空落落的洞穴,我只觉得思绪也是一片空白,连思考的力气也没有了。

柏孜克里克,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山腰”,突厥语为“装饰绘画”之意。石窟寺位于火焰山旁木头沟西岸的悬崖绝壁上,下临静静流淌的木头沟水,蓝天下是红色的山峦,信徒们虔心礼佛。走过漫漫的戈壁沙漠,经过炽热炎炎的火焰山,走进清凉寂静的木头沟,身心顿时会清净下来,一路上的烦恼疲劳,都会被这清净之地的溪流绿荫所消解,这里果真是一处远离尘世,适宜佛门修行的好去处。

悬于山腰而开凿的佛窟气势轩昂,集结成群,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洞窟40多个,壁画面积约1200平方米,是吐鲁番现存石窟中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建筑和壁画,不仅是认识高昌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实证材料,更是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艺术品。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又叫宁戎窟寺,由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学者们认为,最早在这里修建石窟的年代应为高昌国时期,大约在公元460-640年间,初时规模尚小。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西州图经》残卷中有文字记载,现引录全文如下:

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蛮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猥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茏。见有僧祗,久著名额。

回鹘高昌时期是石窟群最繁盛的时候,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当时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寺内僧人众多,久负盛名。玄奘西行取经路过高昌时,这里佛教的繁荣状况令他吃惊。

寺中的33号窟里是回鹘高昌国时期最优秀的壁画艺术群。洞窟后壁上绘的一幅《佛涅盘经变》壁画堪称杰作。画面上绘有枝叶繁茂的沙罗双树,左侧是悲伤的菩萨与天龙八部,右侧是举哀的16国王子,这些王子不仅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且民族、形象、服装、肤色均不相同,还有嚎啕痛哭的弟子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人、神、佛会聚的哀恸群像。非常有意思的是,与《佛涅盘经变》壁画中教徒们极度哀伤的场景截然相反,在洞窟东壁绘有一幅欢天喜地的《众人奏乐图》壁画。反对佛教的外教徒们正以欢乐的音乐表达出内心难以抑止的喜悦。他们吹奏着各种乐器,眉宇间充溢着兴奋,嘴角边挂着欢笑,毫不掩饰内心的快乐。我喜欢极了这组大喜大悲的壁画,因为很少会看到佛教绘画中将这样强烈对比的内容放到一起,正是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文化的并存,让我们认识了回鹘人豁达的生死智慧,艺术地表达了他们客观而辩证的生活态度。然而,这些我都是凭借着手中刚刚买到的彩图介绍和讲解员的解说来领悟的,洞窟内的壁画已经残毁无存。

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从复制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供养礼佛的图像中可以看出,画面色泽鲜丽,气韵生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第45号窟中的回鹘王礼佛像堪称代表作。画面上的回鹘王头戴莲瓣形王冠,身着丝绸长袍,左手持一束花,纤眉细目,虽然满腮胡须,不失儒雅气质。在20号洞窟中的回鹘王和王妃的合像,高贵的气派,华贵的衣饰,艳丽的色彩,充分体现出高昌回鹘王国佛教势力的强盛。20号洞窟曾经有满壁精美绝伦的彩绘,是柏孜克里克最富丽堂皇的殿堂。如今已经是一座空窟,四下里空无一物,只有徒壁空墙。它们整片整片地被割剥,整箱整袋地被偷运到柏林。更为可悲的是,那些保存在柏林博物馆中的精美壁画,其中最大最好的28幅,已经毁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之下,人类永远失去了这批宝贵的艺术珍品。

德国人勒柯克看到20号洞窟时惊叹:“像变魔术一样,我看见在我左右两边的墙壁上,显露出光彩夺目的绘画,各种颜色是那么新鲜,好像是画家刚刚画完似的。”勒柯克及其助手巴图斯,用当时先进的工具狐尾锯,残酷地将一幅一幅壁画切割下来,运回柏林,搬不走的便故意加以损坏。

勒柯克走后,斯坦因进入柏孜克里克石窟寺,使用同样的狐尾锯切割这里的壁画,他盗窃走的壁画,足足装满一百多箱。此后日本人、俄国人相继到此行窃,石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从狐尾锯切割壁画的那一刻开始,这里的洞窟便如失去生命的灵魂一般没有了往日的光彩。裸露的黄泥土墙,伤痕累累的壁画,残缺不全的佛像,空荡荡的洞穴,都在无声地控诉着强盗们的罪恶,展示着历史的创伤。

值得庆幸的是,1980年11月,偶然发现了两个洞窟,被编为82、83号窟。这竟是在中原佛寺中常见的“地宫”和“影窟”,是专给高僧大德建的纪念窟。

在82号窟前室正壁上的壁画生动传神,表现的是明媚春光里射物攘灾的场面。画中有一弧形山丘,山丘边有两个袒身武士正在弯弓射箭,山上树木葱郁,山下鲜花盛开。一幅遨游于寺院的风土人情画,为我们留下了11世纪时高昌人的民俗生活场景。

神圣的石窟,灿烂的丹青,残破的壁画,毁坏的佛像,柏孜克里克石窟寺以它的残缺见证着文明,见证着历史。

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我极想拍几张留下切割痕迹的壁画的照片,因为目前我看到的,有关石窟壁画介绍的所有图片,无一例外的都是完整精美的复原图。这让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物就不能有一张反映石窟寺真实情景的照片呢?无与伦比的壁画一半在国外,一半在它的故乡柏孜克里克石窟,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不可抹杀的历史遗迹,为什么我们要无视现实的存在,非要让它完美无缺?而这真实是对文明的无情践踏,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应当永远保留下来,让后人警醒觉悟的。石窟寺有明文规定,绝对不允许拍照,我最终不能把这样的图片奉献给我的读者,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4把红色张扬到极致的天山大峡谷(1)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库车往北,过著名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再继续北行,就到了天山神秘大峡谷。此前我对这个大峡谷一无所知。经过了六十多公里的颠簸,终于听导游说天山大峡谷到了。

我晕晕乎乎地跟着众人下了车,还没回过神来,就看见两座巨大的山峰以令人惊叹的通体红色,威严地耸立在面前。这两座山红得纯净艳丽,红得热烈厚重,在蓝天的映照下,格外鲜艳醒目,仿佛两位威风凛凛的天神镇守在谷口,其世所罕见的恢宏气势和艳丽色彩,展示着大自然带给人们的双重震撼。如此豪放不羁的在天地间大胆地运用红色,创造出瑰丽的自然奇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天山大峡谷的发现具有传奇色彩。这是发生在库车县维吾尔族农民阿不来提?买买提身上的一个故事。1999年3月的一天,他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峡谷中采药,突然遭遇暴雨。他躲进岩壁上的一座石窟,惊奇地发现窟内有残存的壁画和文字,后经考证,石窟是唐代遗迹,壁画上的文字竟然是汉字。这座石窟后来被命名为阿艾石窟,而它所在的大峡谷也从此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地的维吾尔族兄弟称大峡谷为“克孜利亚”,即“红色的山崖”之意。确实,大峡谷内所有的奇峰巨石都是深浅不同的红色,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大红、深红、紫红、玫瑰红等一系列浓重的红色调。巨大的山体群,几乎没有任何植被,裸露的岩石统统是清一色的红,这红色不仅没有使人感到单调枯燥,相反,充斥在天地之间绮丽无比的红色,有着不可一世的气概和神韵万端的变幻。层峦叠嶂的峡谷,把红色张扬到了极致,这种视觉冲击的巨大力量,从色彩气势上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是任何人为的艺术品都无法达到的。

没有比红色更热烈的颜色,没有比红色更耀眼的色彩,当这种热烈、这种耀眼占据你所有的视线时,那该是一种何等的感受?能够欣赏到如此狂放洒脱地运用红色创造出的天地奇观,不是在尺幅之间的画布上,而是立于宇宙、处身自然,感受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性,该是何等的幸事!

天山大峡谷全长约5公里,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海拔2048米。峡谷中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24亿年前后,在天山强烈上升的过程中,经岁月的风雨剥蚀,山洪冲刷,造山运动,这些红色岩层发生了各式各样的褶皱弯曲,造成奇峰异石,蜿蜒曲折的大峡谷。

步入峡谷中,人还没有从“山门”的震惊中走出来,更多的奇景巨象扑面而至。周围的山岩地貌呈现出越来越浓郁的红色,山体的褶皱也越来越清晰和奇特,处处都让人感受到变幻的魅力。

从谷底仰望天空,两侧的奇峰异石有的巍然耸立,气势磅礴;有的向谷内倾倒,似乎随时都会压将下来,使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峡谷内时而宽阔,时而狭窄,宽时可跑马,窄处仅容一人侧身才能勉强通过。一路逶迤行来,红艳浓郁的色彩流动,山峰巨石的凝重恢宏,不断地冲击着你的视线和感觉,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让你无法抗衡的自然之力。

渐入谷中深处,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两侧是巨石嶙峋,谷底是红红的细沙,从岩缝渗漏出的涓涓水流,自上游流下渗入沙层,过一会儿又从地下流出,浅浅的水时断时续,不时还传来几声鸟叫蝉鸣,大峡谷在雄奇、险峻之中更增加了几分幽深、宁静和神秘。

峡谷内,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清晨初入峡谷时,在柔和的阳光照射下,山峰呈现出清丽明亮的鲜红色;正午时分,阳光强烈,岩石是热烈浓郁的血红色;傍晚是大峡谷一天当中最为壮观的时刻,落日的余晖在深红色的山体底色上笼罩上一层明亮的金黄,营造出一种壮丽厚重并具有原始意象的意境与氛围。

4把红色张扬到极致的天山大峡谷(2)

也许是地域太遥远的原因吧,大峡谷内静幽幽的,游客很少,当日同游大峡谷的不过三四十人。

步出峡谷,忽然记起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大峡谷时发出的感叹:“大峡谷使我充满了敬畏。它无可比拟,无法形容,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绝无仅有。”

四、沙漠中的“庞贝城”楼兰

1、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把铁锨更值得寻找

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把铁锨更值得寻找

公元1900年3月的一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队在罗布沙漠中考察,罗布人向导奥尔德克丢失了考察队唯一的一把铁锨。铁锨在沙漠中可是性命攸关的东西,没有铁锨是不可能找到水的,在考察队极度缺水的情况下,队员们的生命也许就悬在那把铁锨上。作为惩罚,斯文?赫定派他返回原驻地寻找。后来的事实证明,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把铁锨更值得寻找的了。斯文?赫定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奥尔德克忘掉了铁铲是何等的幸运,不然我将永远不能回到古城,永远不能做到这样大规模的发现,给亚洲中部古代史投下新的、意想不到的光辉。”(《亚洲腹地旅行记》315页)

奥尔德克在上一个宿营地找到了铁锨,但是他在沙漠风暴中迷失了方向。意外地,他走进了一座废墟,看到了许多雕刻精美的木板、织物、钱币。奥尔德克非常清楚地知道,斯文?赫定寻找的就是这些东西。于是,他选择了两块雕刻木板和几枚古钱带给斯文?赫定。归途中精疲力尽的奥尔德克顶着可怕的风暴,在沙漠中一个人艰难地行进。半路上他的马怎么也不肯驮上那两块木板,奥尔德克只能把木板扔掉。凭着不可思议的辨别方向的能力和超人的毅力,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奥尔德克终于追上了斯文?赫定,并讲述了他的发现。

第二天清晨,奥尔德克又返回去找到了那两块丢掉的木板。当雕有精美花纹的木板摆在斯文?赫定面前的时候,斯文?赫定惊喜的程度没法形容,他以一个职业探险家、考古学者的眼光,敏感地意识到,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眼前,他断定这是一座非常有价值的古城遗址。

但是,由于当时考察队缺乏必要的饮用水和食物,斯文?赫定只好暂时放弃返回去寻找的冲动。经过一年的准备,1901年3月3日,在奥尔德克的带领下,终于寻找到这片废墟。

斯文?赫定有幸看到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不知道在何年何月,覆盖在废墟上的沙层已经退去,整个古城的原始轮廓显露出来。斯文?赫定兴奋地大喊:“天!我发现了第二个庞贝城!”

回国后,斯文?赫定把挖掘出的大批文件、物品交给一个语言学家鉴定,根据出土文书中的楼兰字样,确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古城的庞大遗址。斯文?赫定立即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中国史籍记载的著名的楼兰古城!他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对于楼兰古城遗址,斯文?赫定充分展开了想象,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第359页中这样描述:在一座讲究的房屋里,平整的泥地上铺着厚厚的草垫,上面再铺上珍贵的地毯,房间里摆放着叙利亚出产的昂贵的玻璃器皿,一些其它的摆件装饰在合适的位置,院子里摆着大水缸,水缸旁放着取水的木勺子和盛水的陶罐,木勺的把柄装饰着印度波斯的狮子头,陶罐上刻着古朴的花纹。楼兰贵族的生活盛行着“一种古代与现代,野蛮与中国的混合文明。”

斯文?赫定带着莫大的遗憾继续写道:“我很奇怪我们瑞典就没有一块比我在楼兰所发现的竹简和书片更古的石头。”

楼兰古城遗址为不太规则的方形城池,四周城墙的残垣,虽然多处已经坍塌,但仍清晰可见。城区呈正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墙为夯筑,用泥土、芦苇、树枝相间修筑。有的城墙的残迹竟达8米之厚,南北城墙中段各有一个缺口,似为南北城门。在西城墙中段也有一个缺口,其缺口两侧,有两个突出的土台,因年久风蚀严重,已无法判断其原貌。东城墙只保存了一些残段,城门有无,已无法判断。

楼兰城内最高的建筑物是位于城东部的一座高十余米的佛塔,塔身由土坯和木料垒砌而成,塔基为方形。塔身的南面有一大片建筑遗址,上面堆集着许多木料,还有一些雕刻着各种精致花纹的装饰木板和木雕佛像。古城西北5公里处有一座烽火台,高12米,是用黏土和木料砌成。当时的烽火台大约每隔5公里设立一座,有专人看管。

楼兰城中的标志性建筑是城中部的“三间房”。“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的,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米多。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构造和出土的文物推测,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行政官署所在地。

城中还有一条从西北向东南走向的古河道遗迹,古渠穿城而过,将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渠旁有干枯的胡杨树,树干的直径都在1米以上,可见当年的古城是一座绿树成荫,风景秀丽的城市。这条古河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云南丽江古城中遍布大街小巷的流水,当年的楼兰古城可能和丽江一样,穿城而过的清澈的长长流水,不仅是城内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而且使楼兰古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情趣。

古城内,由胡杨木做成的房梁、檩条、椽子、门窗等盖房的木件比比皆是,其中不少还凿了眼,刻上了花纹,显示了相当的工艺水平。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缸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各种钱币、戒指、耳环和汉文木简残片等等。它们默默地留存在寸草不生,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漠上,无言地讲述着那个没有了水,没有了生命和文明的古老的故事。站在楼兰的废墟上,你会感到一种旷古的凝重,一种苍凉悲壮之美。

自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后,引起世界各国的考古家、探险者极大的关注,英国、美国、日本和我国的一些考古学家接踵而至。在楼兰古城及罗布泊地区发掘的文物震惊世界,难以数计。除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玉斧、石刀、石箭镞外,还有汉简、汉文书、丝织品、木器、陶器、铜器、玻璃制品、古钱币等等。其中以晋代手抄《战国策》和汉锦最为珍贵。《战国策》手抄字纸的发现,比蔡伦在公元105年发明造纸术,仅晚一二百年,比欧洲人认为最古的字纸早上700年。出土的汉锦,色彩绚丽,花纹精致,上面绣着"延年益寿”、“昌乐光明”、“延年益寿宜子孙”等吉祥的字样,制作年代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此外还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贵霜帝国”钱币等。特别是在楼兰古城东北白龙堆山坡上,发现的970枚唐代开元通宝,足以证实楼兰城直到唐代还繁荣兴旺,楼兰古道也仍然畅通无阻,风光无限。

2、神秘的楼兰古城

楼兰王国位于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泊以西,距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的雅丹凹地之中,四周被沙漠、雅丹劣地和坚硬的盐壳所包围,人迹罕至,环境异常荒凉凶险。

楼兰城是楼兰国的都城,在丝绸古道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处于亚州腹部的交通枢纽位置,是古代中国、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往来西域的必经之路,各国的使节和商队经过这里时,都要在此暂做休息。“楼兰道”是连接内地与西域最便捷的通道,中原的丝绸、茶叶,西域的宝马、葡萄、珠宝,最早都是通过楼兰进行交易的,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保证了古丝绸之路的畅通。

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楼兰就是西域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西汉时,楼兰的人口约有一万多人,士兵近三千,城内商旅云集,佛寺香火缭绕,东来西往的各国使团客商、僧侣游人长年不断,多种语言文字在这里交流,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条交通线上,“使者相望于道”,当时的楼兰城一年中接待的往来使团商队多时可达两千余人,少的也有五六百人。《汉书?西域传》记述:楼兰国“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

汉武帝时,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曾发兵攻打楼兰,俘虏了楼兰王,迫使楼兰归附汉朝。后来,楼兰一度被匈奴所控制,他们不断地拦杀汉朝官吏,劫掠商人。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派大将傅介子率领军队,杀死了楼兰王尝归,立尝归的弟弟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将都城南迁。同时汉朝加强了对楼兰的管理,“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屯田积谷”。从此,汉王朝彻底控制了西域,楼兰古城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楼兰王国的全盛时期,东起古阳关,西到尼雅河,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一带,而楼兰古城就是楼兰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有关楼兰的信息,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在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刘恒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楼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是文献上第一次记载楼兰国。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还有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汉时的盐泽即今天的罗布泊,说明当时楼兰和姑师两个国家,已经具有城市的规模和功能。公元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在他写给汉武帝的有关西域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楼兰。但是,楼兰城具体在什么方位,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有关楼兰的文字资料在《汉书?西域传》中也见诸文字:“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西晋时的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7世纪时,大唐的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归来,看到楼兰“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城廊岿然,人烟断绝”的萧条景象,顿生沧海桑田之感慨,在《大唐西域记》中仅对楼兰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据专家分析,楼兰遗迹大约有1800年的历史,从房子的大小和建筑材料看,当时普通百姓的住房条件比较简陋,但遗迹中留下的大量做工精细的木制品和古钱币又提醒人们,楼兰城中也不乏富甲一方的人家,显然,楼兰当时已有了贫富分化,这些木制品同时又为我们展示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经济的繁荣。由房子的构造和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城西是普通的民宅,城东是行政区和军事管理区,由此可以看出,楼兰古城,城市功能齐全,布局分明,具有了明显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意识。

合理的街衢布局,清晰的房屋结构,古渠枯木,以及稍加发掘就发现的大批的石器、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毛丝织品、古尸、古代文书等珍贵文物,都昭示着这里曾经是繁华锦绣之邦。

让人不解的是,一个人口集中,盛极一时,活跃了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于公元3世纪后突然消失了,楼兰人的历史至此断章,从此史不记载,传不列名,似乎这段历史不曾存在一般。虽然考古学家们作了多方考证和推测,但是始终没能够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千百年来楼兰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开的谜。

历史在无意间留下人类生活的痕迹,在消蚀和残破中,默默地向后人展示遥远年代的某些信息。

3、我不太赞同“水断城空”之说

对于楼兰古城的神秘消失,一直以来,“水断城空”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考古学家认为,公元3世纪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因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遂改道南流,加上水位下降,于是,楼兰绿洲得不到灌溉,楼兰城水源枯竭,草木相继死亡。古楼兰人被迫弃城出走,留下了一座死城。

在漫长的岁月中,肆虐的沙漠风暴渐渐湮没了楼兰。在楼兰古城遗址的汉文简牍中有“宜渐节省,使相周接”之语。可见由于水源不足,环境逐渐恶化,农作物生长困难,导致粮食紧张,连士兵的口粮都不能保证,一般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了。水源日益减少,大有断水的可能,人们只好早作打算,于是弃城出走,另谋生路。

地理学家认为,楼兰古城的消亡是世界气候出现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大约在公元前后至4世纪(中原的汉朝到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旱化加剧,湖沼消亡,海退发生。这个时期不仅楼兰古城消亡,由于沙漠不断扩大,尼雅、喀拉墩、米兰城、尼壤城、可汗城、统万城等先后相继消亡。

水源和树木是荒原上绿洲能够存活的关键,是人类过度的开发加速了罗布泊的消亡。当年的楼兰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有清澈的河流在门前流过,附近有茂密的胡杨林,人们在森林里狩猎,在碧波上泛舟捕鱼,楼兰人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可是由于他们毫无节制地大量砍伐树木和芦苇,建造城堡、烽燧和墓地,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滥伐林木,破坏环境,已经引起楼兰、鄯善王国时期的人们的警觉。楼兰国的统治者们,已经认识到树木对治理沙漠的作用,并借助法律来保护树木。在楼兰城出土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件禁止随便砍伐树木的条文,上面写着:“连根砍树者,不管谁都罚马一匹”,“在树木生长时期,应防止砍伐。如果砍伐树木大枝,则罚牝牛一头”。这大概要算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森林保护法了。可想而知,当时乱砍乱伐树木的情况有多么严重,以至于要颁布法令禁止。对于楼兰人来说,这样的觉悟似乎太迟了一些。

在出土的文书中还有不少关于用水紧张不能下种,要求配水和水源严格控制的记录等,这些都说明楼兰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们的生存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

这样看来,“水断城空”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

可是,我不赞同“水断城空”的观点。“水断城空”可能是楼兰消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一定还有其它的更重要的问题存在。

从当年斯文?赫定的发现,到我国后来的多次发掘,均显示出楼兰古城遗址中,遗留下来大量的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比如,屋内有各种农用工具,储粮食的瓮内还盛着籽实,遗址中留有大批的石器、陶器、铜器、铁器、金器,以及毛丝织品等生活用品。尤其是,近年在楼兰佛塔东的台地下曾掘出宽约1米、厚70厘米的糜子堆积层,在食物并不充裕的时代,为什么会有大量的粮食遗存?这些现象给人的感觉,好像楼兰人在宁静繁忙的生活中,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使人们来不及搬运和逃生,整个楼兰城顷刻之间便消亡了。

试想,罗布泊不会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干涸。由卫星拍摄的照片上看,罗布泊好像一个人的“大耳朵”,一圈圈的耳轮显现出湖水慢慢消亡的轨迹。既然罗布泊是慢慢消亡的,其它河流沼泽的水源也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断绝,那么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时期,人们会有一定的时间从容地带走他们想要带走的东西,尤其是生产工具和食物等,又怎么会留下那么多生活的必需品呢?

再者,也有人提出疑问,当罗布泊干枯时,生活在两岸的楼兰人会不会抛弃古城去寻找另一个有水的湖泊呢?这似乎与“水断城空”说不谋而合,但据文献记载,楼兰古城荒废以后那里仍然有水,如果水是唯一的关键,那么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罗布泊水量多次变化而楼兰也未重现昔日的辉煌。看来“水断城空”的观点显然证据不足。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的,不能用科学证明也不能用科学否证的事情,最好不要过早地轻易下结论。那么,楼兰城的消亡在未有确凿的结论之前,我只好把它放在了存疑里。

4、楼兰地区带来的困惑

由于这一章是讲“楼兰”的,下面的一些文字常把“罗布泊”归于“楼兰地区”,严格地说,当然“楼兰地区”不能代替“罗布泊”。

困惑之一:“建兴十八年”是哪一年?

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人向导奥尔德克的带领下发现了楼兰,在他匆忙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木简,在随后的研究中,无意间发现其中一片木简上写有“建兴十八年”五个字。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建兴十八年”这个年号,西晋“建兴”年号只延用了4年,即只到公元316年,公元317年之后应为东晋建武年号,而木简上的纪年却多出了14年。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在斯文?赫定之后于1906年进入楼兰的斯坦因,获得了大量的汉文简纸文书,其中,最晚的一件文书上写着“建武十四年”的纪年。其实东晋的建武年号只延用了两年,早已终止使用了。此时,已经是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

我国学者黄文弼也发现过相类似的情况,在土垠遗址出土的72枚汉简中,最晚纪年为汉成帝元延五年,其实那时应该已经是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

对于这些历史上的迷雾,学者们推测,可能在“建兴”、“建武”和“元延”分别改变年号之前,楼兰道废弃,丝绸之路改道,楼兰地区和中原的交通处于断绝的状态,由于消息的闭塞,改变年号的事情不能及时传达到那里,驻守的官吏,不知道中原内地已经改朝换代,仍然沿用早已废弃的年号。可以想见,当年驻守在那里的官吏和士兵,他们不敢擅离职守,年复一年望眼欲穿地盼望着朝廷能够派部队来接替他们,有朝一日回归中原大地,好与家人团聚。

历史记载上的这些失误,同时也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楼兰道”并不是一直畅通无阻,而是时断时续的。正是有了楼兰的存在,才使这条交通线路经久不衰,历时四五百年。对于楼兰古道的消失,中国的史籍毫无记载,人们仍然无法确定楼兰道最终被废弃的准确年代。

困惑之二:罗布泊怎么会游移呢?

罗布泊曾经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湖泊,诞生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距今已有200万年,历史上,面积最大时约有2.6万平方公里,上个世纪初仍达500平方公里,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边筑造了十多万平方米的楼兰古城。

罗布泊是否“游移”,并不只是关系着罗布泊的形成、演变及这一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规律,同时也关联到罗布荒原上的繁荣、衰落,以至最后死亡的楼兰的命运。

多年以来,在国际地理学界,一些科学家坚持罗布泊是个会游移的湖,认为罗布泊从形成之日起,其位置和形态随着水量的变化而南北变动。1876年,沙皇俄国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误把一个面积很大的淡水湖说成是罗布泊,这一观点当时就受到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反对。1900年,斯文?赫定在孔雀河下游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罗布淖尔是“游移湖”。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所见的淡水湖是由罗布泊“游移”过去的,他称为“南”罗布泊,并宣布罗布泊的游移周期是1500年。而且一个偶然的事件为斯文?赫定的“游移”说作了佐证,由于1921年塔里木河被人在拉依苏处开了一个流水口,通过这个河段,塔里木河大水就源源不断地进入孔雀河,并注入几近干涸的罗布泊,使罗布泊的水面大大地增加。这期间的时间是从公元4世纪楼兰废弃,到20世纪,差不多正好是1500年,斯文?赫定为这一发现十分兴奋。历史就是这样阴错阳差的导致了一个科学家的失误。

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探险队多次进入罗布泊,开展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中国学者对罗布泊湖底进行了钻探,钻井取样经碳-14年代测定认为,近10000年以来罗布泊经历了多次大的干湿波动,但始终没有离开罗布泊洼地,罗布泊只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关资料表明罗布泊湖每年泥沙沉积量很小,泥沙沉积作用不大,罗布泊湖的地势始终最低,水怎么也不可能向南倒流,因而也形不成斯文?赫定认为的“南”罗布泊。

既然楼兰古城依水而建,而一万年以来,罗布泊始终存在积水,但是,在公元4世纪后,楼兰古城却成为一座死城,那么,楼兰城的消逝,楼兰人的被迫迁移必然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

困惑之三:罗布泊中间是手机盲区,关键时刻怎么突然通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是新疆楼兰地区小河遗址考察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寻找一个佛龛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让整个考察队都后怕不已的惊险事件。在沙漠深处,考察队的一辆车走错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如果短时间内联系不上,后果不堪设想。而罗布泊中间是手机盲区,所有人都给那辆车上的人拼命地打电话,都没有回应。然后奇迹发生了,考察队里一个年轻人拿的特别破的手机突然通了一分多钟,这宝贵的一分多钟,让离队的车迷途知返,终于回到了大部队。之后任何人的手机再也没有打通过,大家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杨镰还特意提出,属于楼兰地区的小河墓地也十分神奇。在新疆地名并不固定,而是漂移的。由于新疆的风速极快,沙包更是经常会漂移。小河墓地所在的地方是著名的流动沙包区,然而当六十多年后他们到达时,那里的地形地貌和当年奥尔德克告诉斯文?赫定的时候一模一样,连那条小河的走向都没有变,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还有几件事情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如1934年的初夏,在贝格曼发现小河墓地的当天,年平均降水量常年只有8毫米的罗布泊荒原突降暴雨,平地成河。而在2001年我国的考察队到达小河墓地时,头一天风和日丽,第二天就大雪封门,而罗布泊荒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过雪了。最让人不解的是,当年曾经和贝格曼一起参加探险队的当地居民,这些人的记忆都好像被删除了一样,丝毫不记得他们曾经去过那个地方。还有贝格曼的早逝,贝格曼逝世时只有43岁,是否和他侵扰了我们小河人的祖先亡灵有关?

在号称楼兰后裔的罗布泊人的传说中,小河墓地是祖先亡灵聚集之地,是不可侵扰的地方。当地老人一再告诫来者,万万不可打扰亡灵,否则肯定会有不幸发生。种种现象的发生,使人不由得对预言有了几分敬畏。

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由于高山冰雪补给的河水增大,流进罗布泊的水量也相应增多,而到了元代随着我国西北气候变干,塔里木河的水量变得更少,罗布泊的面积也缩到了最小,1964年前后,罗布泊就彻底的干枯了。

5、古老的罗布泊文化

楼兰时期的罗布泊地区是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地方,沿着丝绸之路散布着佛塔、烽燧、粮仓、城址、驿站、民居、古墓等遗址,出土有汉、唐古钱币,丝、毛织品残件,漆器、木器、玉器、耳环以及玻璃器皿碎片等珍贵文物。这些荒原遗迹共同构成了古老的罗布泊文化

其中,孔雀河谷的“太阳墓”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

1979年中国考古队在楼兰地区寻找小河墓地的时候,意外地在孔雀河下游发现了被称作“太阳墓”的古墓沟墓地。考古学家王炳华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古墓沟墓地:“这些排列得井然有序的木桩,像初升的太阳四射的光芒,深深地吸引着人们。”

古墓沟墓地是用七圈木桩摆成七个巨大的同心圆,由一排排6米长的木桩排成一道道的放射线,形成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镶嵌在戈壁荒原上。墓就在环形木桩的中心地下,而且墓内葬的全是男性,头东脚西,平展展地躺在大地之中。统计一下,建造这样一座墓葬要使用大小胡杨木材六百多棵。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此大规模的砍伐身边的林木,正是在毁灭自身存在的基础。

这种太阳形的墓葬在古墓沟一共有六座,至今在其它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同形式的墓葬。据专家推断,这个墓地应该是罗布人的公共墓地,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巧合的是,同一历史时期中,太阳崇拜也是埃及文化或希伯来文化的一个特点。如果说太阳作为全球人都感知的一个天体现象,人类自发地进行太阳崇拜的话,那么,时间上的一致是否也太巧合了一点?还是古代亚非大陆之间有着不为现代人所知的某种联系?

古墓沟墓地也和小河墓地一样,死者使用草编的小篓,戴尖顶毡帽,但是二者的墓葬形式截然不同。这种形同太阳的墓地传达了古人怎样的文明信息?会是“太阳崇拜”吗?如果是,为什么墓主人的头朝向西方而不是东方?为什么太阳的中心埋葬的全是男性?他们的女人埋在什么地方?种种神秘诱人的谜团,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破解,也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

在铁板河古墓出土的“楼兰美女”同样使人感到新奇兴奋。

在20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发表的古楼兰女尸的照片和贝格曼描述的“微笑的小河公主”,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古楼兰人是很美的,尤其是女性。

1980年在楼兰古城西北的铁板河岸边,又发现了一片墓地,墓中出土了一具女性干尸,这位女性生前同样是一个美女,被考古队员命名为“楼兰美女”。这具干尸是一个中年女性,经对她身上裹的羊皮残片作碳-14测定,表明是一具距今3800年的古尸。她具有原始欧洲人种的体质特征,一张瘦削的脸庞,高挺的鼻子,深凹的眼眶,长长的眼睫毛历历可数,深褐色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皮肤呈古铜色,胸部、四肢肌肉丰满,毛发、皮肤、指甲均保存完好。她静静地躺在沙地上永远地睡去,面容自如,神态安详,确实是一位“楼兰美女”。

与铁板河古墓“楼兰美女”发现的同时,考古学家在孔雀河北岸的古墓沟墓地和楼兰城东郊,分别发现了一些古尸。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通过分析、鉴定,发现这个地区的居民种族成分很复杂,既有欧洲人种,又有蒙古人种,还有一种不好判别的类型,姑且称为中间类型。其体质特征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同居住,共同开发的地区。

关于这一点,米兰佛教遗迹中保存的犍陀罗风格的壁画,从艺术的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证明。

米兰遗址散布在今天的米兰河流域,共有大小不等的14处佛教遗迹,由唐朝吐蕃古戍堡和周围分布的魏晋时期的古建筑群遗址,以及汉朝屯田水利工程设施和伊循城遗址组成,属于3-4世纪鄯善国时期。米兰佛教艺术有着强烈的犍陀罗风格的艺术特点,表现了小乘佛学的思想。

米兰佛塔呈圆柱形,周围有回廊环绕,著名的“有翼天使”壁画,即绘在塔庙的回廊上。“有翼天使”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众神的使者,也是爱情的使者,他背生双翼,身背一张弓,被他射中的人,心中就会燃起爱的火焰。这幅珍贵的“有翼天使”壁画被英国人斯坦因切割而去。

在米兰遗址的佛寺还保存有佛像和比丘壁画的残部,绘画风格明显受犍陀罗风格艺术的影响。

另外,1930年4月,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开始探查楼兰,虽然因为大水的围困,他没有能够进入楼兰古城,但是他发现了多处不同时代的古墓地,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土垠遗址。

土垠遗址是汉代的一个驿站遗址,黄文弼先后两次到达土垠,共发掘得西汉时期木简72支,还有大量五铢钱、青铜镞、铁器、木器、漆杯、毛麻织物、丝织物等共六百多件。在西域发现的汉晋时期汉文木简、纸文书数量虽然不少,但明确有西汉纪年的文字,却只见于土垠。这72支木简中,纪年最早的是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为汉成帝元延五年,其实已经是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西域不知,还沿用旧的年号。土垠作为中原与西域联络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后勤基地,作用非同一般。从出土的木简文字中可以看到当年土垠的官吏们每天送往迎来,非常繁忙。土垠遗址的发现对学术界认识丝绸之路、西汉王朝经营楼兰的历史是很重要的贡献。

在罗布泊楼兰地区,还有湖畔墓地、孤台墓地、平台墓地、汉代烽燧等陆续被发现,这些城址、墓地、烽燧、古道、驿站等共同构成了古老独特的荒原文化,那些迄今为止,没有被发现和挖掘的又有多少呢?

从楼兰的发现到今天,几乎过去了一个世纪,但是人们对楼兰的研究和热情有增无减。楼兰原始神秘,玄妙悠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仍然是一个等待人们破解的千古之谜。

1罗布荒原中的小河墓地忽隐忽现

瑞典探险家沃尔克?贝格曼(F?Begman)于1934年初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小河墓地,之后,小河墓地就在沙海中消失了踪迹。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任凭中外考古家数次在罗布泊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它,这为小河墓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贝格曼是斯文?赫定西北联合考察团的成员,他自1927年至1934年的8年间,在中国的西北进行考察,行程数万里,发现了三百多处古迹遗址,其间1930年发现的上万枚“居延汉简”和1934年发现的“小河墓地”成为中国20世纪的两大重要发现,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贝格曼在他的《新疆考古记》和《考古探险手记》两本书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在中国西部考古探险并发现“小河墓地”的全过程。

1934年4月,贝格曼在新疆考察时,他的考察队里有一个罗布人向导奥尔德克。就是此人,1900年曾领着斯文?赫定发现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一千六百多年的楼兰古城遗址。在斯文?赫定离开中国后的33年后,奥尔德克已经变成了72岁的老人,但他一直在等着斯文?赫定,要告诉他自己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在孔雀河边的荒漠中,他发现了一座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古迹。于是贝格曼决定前去看个究竟。

按照奥尔德克指定的方向,贝格曼带领考察队在罗布荒原中转悠了一个月,也没有看见墓地的踪影。奥尔德克说,古墓地应该是在孔雀河(库姆河)下游的一个支流附近,但渡过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后,贝格曼发现,这里的原野布满了雅丹、沙丘和柽柳墩,如同一个巨大的迷魂阵,贝格曼他们在沙漠里走了一上午,竟然回到昨天曾经来过的一个小湖湾。

此时,奥尔德克的神情越来越不安,说话也含糊其词,躲躲闪闪,整个人像中了魔一般。他说,那座具有坟墓的小山是一个有魔鬼守候的地方,任何靠近它的人都要遭受灭顶之灾。贝格曼开始怀疑他所说的古墓的真实性。后来,几经盘问才得知,原来这个老向导并没有撒谎,而是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奥尔德克说,是魔鬼的力量使他这个从不迷路的人,迷失了方向。15年前,他看到小河墓地的时候,同伴突然得了重病躺到了,而他自己半夜时突然从梦中惊醒,看到了可怕的伊比利斯,也就是魔鬼。后来,还是贝格曼的枪为他壮了胆。奥尔德克认为魔鬼惧怕枪,这样考察队才得以继续前进。

6月2日考察队继续沿着孔雀河的支流南行,贝格曼随口把这条没有名字的支流叫做“小河”。约走了六十多公里,傍晚,人们在忙着搭帐篷,准备晚上的营地,奥尔德克一个人不断地张望着,谛听着,他久久地凝望着一个小山包一言不发,突然他指着一个山包大叫:“那……就是它。”

奥尔德克终于找到了他所说的有“一千口棺材”的小山,贝格曼把这个发现称为“小河墓地”,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罗布荒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远远望上去,这个沙丘和沙漠里的其它沙丘没什么两样,走近了就会发现,这座沙丘绝非一般。

贝格曼被他所见到的景象震撼了,在一个沙丘的顶部,竖满了长长的木桩,如同一片森林,强烈的沙漠风暴和烈日已经将很多木桩的顶部劈开了花,但它们依然倔强地兀立着,壮观而又肃穆;干尸和白骨暴露在烈日之下,原始而神秘;弧形的木板、裹尸的粗毛布、草编小篓散落得到处都是,一不留神就会被绊住。这些木桩、干尸、弧形木板、草编小篓……到底在大漠荒原中沉睡了多少岁月呢?

历史似乎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小河墓地默守着自己的秘密,静等着后人的到来。当这些墓葬终于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一个神秘的世界便陡然打开了……

2、沃尔克·贝格曼的猜想

贝格曼把这座沙丘编做“小河5号墓地”,称它为“红色的死亡殿堂”。后经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鉴定,“小河5号墓地”已经有三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墓地上有上百具棺木,有王陵般的气势,还有很多贝格曼不能认识和理解的现象。

为什么要把上百根的木桩立在沙丘上面?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贝格曼审视的眼光沿着柱子一直向上,他猜想立柱上面可能会有屋顶,并且在很久以前就被风吹离了。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些木桩都无一例外地被涂成了红色?红色在这里代表着什么意思?贝格曼推测:“看来这座死神的立柱殿堂,曾经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红色之中。人们将这些木质纪念物涂成红色,缘于对魔法的敬畏肯定大于对美学的追求。红色是血的颜色,即生命的颜色。”将生命的颜色与死亡相连,其中寓意着什么?

还有,沙丘上散落的弧形木板是做什么用的?他无法想象它的用途,直到发现了未经人触碰过的棺木,贝格曼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由胡杨木做成的弧形木板,是死者棺木的侧板。

贝格曼当年并没有对小河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探查,他只停留了五天,发掘了12座墓葬,带回了大约200件文物,他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一具完好的女性干尸和在墓地采集到的近500颗白色的小珠。

500颗小珠所体现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珠子经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伯根海恩博士鉴定,属于一种海菊蛤属动物壳,可能是面蛤,分布于东亚海岸。这说明珠子至少是从3000公里之外的亚洲东南部沿海运到这里来的,它出现在距海岸上万公里的罗布荒原上,成为距今近4000年的小河人喜爱的一种饰物,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一考古证据确切地表明了,远古时期我国东部地区与新疆之间,已经有了某种交通联系。

贝格曼最惊人的发现是一具女性干尸。当一具棺木被小心地打开,贝格曼吃惊地看到一位正在酣睡的美丽少女,他描述道:“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贝格曼把她称作“微笑的公主”,人们也称她为“楼兰美女”。

贝格曼记述小河墓地发现的著作《新疆考古记》,于1939年出版,他生动地写道:

在他们的最后睡眠中,一切都忠实地汇入了死亡。亲属们为他们准备了阴间的给养和维持以往人间生活的一切象征性物品。数不尽的风暴在他们头上呼啸,在宁静的夜幕下,永恒的星河就高高悬挂于头顶,每一个夏季,火一样燃烧的太阳都会照射在他们的躯体上,他们如此幸运地得以长时间拥有着一个和平的安息地,直到某一天,有陌生人来到这里,才搅扰了他们不醒的长眠──就为了发现一些未知的东西,为了揭开在这块孤寂的中亚大地上保持了如此长久时间而渐渐被人们遗忘的疑谜。

贝格曼之后,中国战乱纷起,随后欧洲也陷入“二战”的灾难之中,人们似乎把小河墓地遗忘了。

一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中外探险家开始了重新寻找小河墓地的历程,但是,在半个多世纪中,数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都始终没有能够找到小河墓地。

新疆考古所原所长王炳华研究员是中国第一个寻找小河墓地的人,他说:“小河最让我萦怀。在塔克拉玛干的古代废墟中只有小河是最神秘的,它只揭开了一角,就神秘地消失了,而它所透露的信息存在着巨大的诱惑。”

3、男根与女阴:死对生的崇拜

小河墓地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沙山上密密麻麻矗立的多棱形、圆形、桨形的胡杨木桩。这些木桩大约有一百四十多根,大多数四米多高。这些粗大的木桩,有些被雕成浑圆的多棱立柱体,有些被制作成一种极度夸张的船桨形。立柱体的木桩顶部是一个卵圆形,上面还有一条细细的裂缝。粗大的立柱,浑圆的线条,细细的裂缝,一种原始的拙美和生命的力量感动着每一个仰望它的人。

船桨形的胡杨木桩,最宽的有50厘米,通常上方被涂成黑色,下方是血红色,在下方红色的部位刻画着数道横向的装饰纹。贝格曼曾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他不得不抛开“何以如此之宽”的疑虑,可笑地断言:“不管怎么说,这些桨形物预示着埋葬在这里的人们生前经常划桨。”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

贝格曼的另一个误区是,当年他的眼光沿着柱子一直向上看,他认为立柱上面可能会有屋顶,并且在很久以前就被风吹离了。让贝格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正确的思路是要将目光向下,向着那沙子深处的坟墓。

小河墓地还有一个奇怪的数字现象,“7"在小河人的心目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考古家发现,墓地中的木桩都被砍斫成了从7棱到11棱的立柱体,这些立柱的下部刻有7道阴文线,在一个贵妇人的斗篷上有7条红色,在小河墓地附近的太阳墓地有7道放射圈,如果不是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7"这个数字会反复出现?可是考古学家至今找不到答案。

六十多年后的2003年10月,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国考古队,在所长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的带领下,开始正式对小河墓地进行全面的田野挖掘。面对这些耸立的巨大木桩,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是像当年的贝格曼那样,一直向上寻找答案,而是开始向下探寻。随着不断的深入,那些密密麻麻的胡杨木桩的秘密终于揭晓了。得出的结论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毫无例外地,所有的木桩都是死者拥有的纪念物。顶部呈卵圆形的立柱象征男根,桨形立柱象征女阴。

原来,木桩露在沙丘表面的仅仅是一少部分,它们的大部分都埋在沙土的深处,每一根粗大的立柱下面通常都有一具棺木。一般死者头部前方和脚后各有一根立柱,头部的立柱粗壮高大,脚部的立柱细小一些。

立柱根据死者的性别不同而不同。男性死者的头部立柱是桨形的,女性死者头部的立柱顶端呈卵圆形,两种不同的立柱分别指向男女两性不同的物体,有着不同的意义。“男根”与“女阴”同样以夸张的大比例显示它们的非同凡响,共同组成了小河墓地神秘而惊世骇俗的生殖崇拜文化景观。

目前发掘出的矗立在墓地中央的最大的一个“男根”,它是属于一位地位显赫的老妇人。巨大的立柱通体被涂成红色,上端线条浑圆,中段被雕成九棱形,立在老妇人棺木头部的位置。在她头部与立柱之间,放置着一个十分精致的草编小篓,篓口被白毡封住,里面是一些颗粒和糊状物。另外还插着一根木柱,上面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牛角,牛角历经岁月已经变得洁白无比。老妇人的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她的面庞看起来很瘦削,安详地微闭着双眼,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墓地上赫然矗立的象征男根与女阴的树桩,是否说明,小河人当时已经感觉到部落生存的危机,通过生殖崇拜来祈求上苍保佑子孙繁衍,人丁兴旺。

4000年前的小河人对生育、生命的强烈的祈求,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的。虽然,人类早期文化中对生殖的崇拜在很多民族的遗存中都有发现,但像小河这样极度的崇拜方式却从来没有见过。新疆考古所所长伊弟利斯说:“它太奇怪,太独特了,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墓葬方式。”

4、没有底的船样的棺木

小河墓地的沙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长时间以来一层尸体一层沙,一层沙一层木桩堆垒起来的。沙子下面不仅仅是一层棺木,达到1米多深的时候,就会发现下面还有一层棺木,而更下一层棺木的立柱顶端已经和上一层的棺木、立柱“犬牙交错”在一起。

目前,小河墓地西区已经进行了1.8米深的考古发掘,发掘了二层墓葬33座,获得服饰保存完好的干尸15具,发现祭祀遗址2组。底下有多少层还不好说,一层棺木就有可能是一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奇怪的是,小河墓地中发掘出的所有的棺木都没有底。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小河人的棺木像一条船,只是这条船没有船底,小河人包裹着他们的毛布大斗篷直接睡在沙子上。

可是这个小船一样的棺木并不简单,在每具棺木上都覆盖着三张板结而坚硬的牛皮。据考证,牛应该是被当场杀死的,然后将刚刚剥下的牛皮包裹在棺木上,牛皮在干燥的过程中不断地收缩,逐渐紧紧地将整个棺木裹住,最后干透的牛皮变得如盾牌一样坚固。棺木在坚韧无比的牛皮包裹下完好无损,新鲜如初,棺内甚至没有一颗沙粒进入。墓主人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里面,长睡不醒。

小河墓地上至今为止所有发现的没有被搅扰过的棺木,全部用牛皮包裹,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有众多的牛被当场宰杀。

揭开牛皮就露出下面的棺木,棺木通体是鲜艳的红色,由两根胡杨木做成的“括号”形木板,两头对接在一起,在两端事先雕好槽,楔入挡板固定,一个小船一样的棺木就成型了。棺盖是由十多块宽度依棺木弧形宽窄而定的木挡板摆放上去,不加任何固定。当牛皮包裹上去时,这些小挡板便非常牢固地盖住棺木。

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墓葬方式,既涵盖住尸体,体现了对先人的尊敬,又充分地利用沙漠的干燥保存了尸体的完整。看来小河人的智慧和灵气绝非一般。

这就是小河人的独一无二的墓葬方式,原始而又神秘。

5、草编的文明

发掘显示,在小河人生活的年代,青铜已经出现,但似乎并没有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工具或器皿,它可能是小河人的一种饰物,或者因某种象征意义而镶嵌在木制品上。草、木、毛是小河人生活的重要组成物。

在小河墓地的每一具干尸旁边,都有一个草编的小篓,小篓造型精美,编制精良。很难想象在3800年前,小河人就有了如此精巧的工艺水平。

草编小篓似乎在小河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没有陶器、铜器,更没有铁器的生活中,草编小篓似乎就是唯一盛食物的器皿。小篓编织得很密实,它们形状各异,有鼓腹形的,圆柱状的,有圆底的,尖底的,而且每只小篓上都有提梁。小河人用植物的茎秆、根茎纤维进行绞编,巧妙地利用草的不同光泽和质地,编出明暗相间的三角纹、阶梯纹。“制作这些小篓需要相当的技巧,小河人对形状与比例的掌握值得钦佩,完全可与那些在这里出土的所有木桩上面的雕刻花纹相媲美。”贝格曼当年如此感叹。

最为神奇的是,这些极为容易腐朽的草茎,虽然历经了几千年的岁月,却簇新如初。是否可以认为,是沙漠中高温干燥的气候,将小河的一切信息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小篓中的颗粒状物,经检验,更是让人大吃一惊。这些颗粒状的东西,竟然是小麦的麦粒!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小麦。小河人的小麦究竟是由西亚等地传过来的,还是小河人自己培育出来的,目前还不能肯定,但是,有一点考古界已经确定,中国东部的小麦是由西部传入的。

小河人的生活像一个个的谜,如他们穿戴的毛织物,羊毛品质极高,说明小河人具有非常发达的技术。小河人的主要穿着是这种羊毛织物的腰衣,形状只是一窄条儿,下端有饰穗,男人比女人的饰穗短些,仅仅护住阴部,女人的饰穗长些,有的可以达到膝部。一双牛皮或猞狸皮缝制的短靴子,靴底毛朝外,其余部分毛朝里,一根粗绳将靴子拴在脚踝上,然后就是一个大大的方形毛布斗篷,不加任何缝制,不加任何色彩,底边用经线结出稀疏的穗饰,用它将人从头到脚包裹起来。

尖顶毡帽是小河人最具有文化信息和代表性意义的物品,男女老幼头上都有一顶。帽子通常是本色羊毛的,上面缀着红色的线绳,帽子的左侧缀有白鼬皮,有的鼬头悬在帽子的前部。帽子上还绑有羽饰,它们是用红色的鲜艳的毛线绑在木桩上,然后插在帽子上的。

麻黄枝被安放在每一个死者身旁,它们或者被小河人认为是一种非常神秘的植物。据说,印度的祆教徒认为麻黄为不朽之物,还有一些宗教人士从麻黄里提取汁液,并在宗教仪式上喝这种汁液,他们认为这种汁液有防腐的作用。

随风飘舞的长羊毛穗饰,手臂上简单的玉珠,脖颈上粗毛线捻成的项圈,都透露着一种原始朴素的美。

小河所提供的文明信息是完全陌生的,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人类生活全然不同。

6、小河墓地终于再现

找到小河墓地,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夙愿。

1979年,日本NHK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丝绸之路》,新疆考古所王炳华、穆顺英有幸成为寻找楼兰的考古专家。王炳华带了一支考古队进入了孔雀河下游,寻找小河墓地,这是新中国考古学者在楼兰发现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到达这里。他们曾经深入了相当一段距离,但因种种曲折没有找到。

自1980年开始,中国考古工作者开始进入罗布泊工作,在这一时间进行的楼兰文物调查中,小河墓地还是没有找到。

直到2000年12月,65岁的王炳华再一次带领考古队开始了寻找小河墓地的艰难旅途。

这支考古队包括摄制组在内一共10个人,5峰骆驼,他们每个人都熟读了贝格曼的考古报告,带着贝格曼当年绘制的路线图,使用最现代的卫星定位仪不停地调整方向。考古队在茫茫的沙海中捕捉每一点有关罗布泊的历史文化信息。可是,4天过去了,小河墓地却渺无踪影。而且越往前走,生命的气息就越小,渐渐的连枯死的胡杨,稀疏的红柳都消失了,最后,野兽也没有了踪迹。周围的沙山越来越高大,连绵起伏,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人的生命在接受最严峻的考验,此时,王炳华也产生了动摇。根据测算,墓地可能还在30公里外,馕和冰水已经所剩无几,再往前走谁也不能保证整个队伍能安全地走出沙漠。王炳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坚持3个小时,就3个小时,不行就往后撤。

就是这可贵的3个小时的坚持,小河墓地神奇地出现了。

小河墓地在一片低矮的沙丘之中显得高耸而挺立。其实远在4公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只是因为人在沙漠里转晕了,很难一下子认出它。

所有人止住了脚步,王炳华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和眼光先围着墓地转了一圈,留下没有扰动的资料,然后走上了沙丘。

于是,一个在沙漠中沉睡了近4000年的文明再度被现代人唤醒。

这是罗布泊的一个没风的早晨,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当年贝格曼描述的场面:密密地竖立着的巨大的胡杨木桩、大小不一厚薄不同的弧形棺板、零乱的白骨、浅棕色毛发的儿童干尸、尖顶毡帽、尸体裹身的粗毛布、草编小篓等散落在墓地沙丘上……

一座船形的棺木被打开,巧合的是,又一个年轻的美女呈现在人们面前。她让人想起六十多年前贝格曼向人们介绍的“微笑的公主”。这是一个具有欧洲白种人特征的美人,她头戴尖顶毡帽,微闭着双眼,长长的眼睫毛翘着,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沙尘。她面带微笑,安详而沉静。

让所有人不解的是,以往的墓地遗址都在居住遗址附近,而小河墓地却在没有人迹的沙漠深处,如此众多的古老墓地,没有发现任何一点人类生活的痕迹。为什么会孤零零的只有这些坟墓?埋葬他们的后裔到哪里去了?在小河周围5公里的范围内,考察队没有找到同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他们只看到了小河人的死,却找不到他们生的痕迹。

在小河以东175公里的地方,是著名的楼兰遗址,楼兰和小河一样同处于罗布沙漠大的地理环境中,但是楼兰文明的物质表达方式和小河完全不同,并且比小河晚1600年左右。

那么小河墓地是什么人建造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考古学家们推测,或者是小河人在遥远的沙漠中建造完庞大的墓葬群之后,为了使先人的灵魂不受外人的干扰,他们切断了水源,关闭了生死两界,然后,悄悄地离去了。抑或是,人类在罗布大地上曾经有过一段原始的繁荣,被千年的沙漠湮没了。

小河墓地的棺木和立柱,使用的都是胡杨木,每根都在2米以上,有的直径竟然有50厘米。多层的棺木,成排的柱子和木栅栏,需要大量的胡杨木,但在小河墓地方圆十多公里以内,不见任何乔木,即便是死亡的胡杨的残根都没有找到。小河所需的大量的木材从何而来?就算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桑田沦为沙漠,也应该有死去的树林,因为同时期的墓地上的立柱还保存着。

墓地上的立柱都是经过加工的,从痕迹来看应该是用特殊的工具砍斫的,但在小河墓地,至今还没有找到加工这些木头的工具,是石器还是铜器或者是玉器?是否小河人的加工地点不在墓地?那么,又是在什么地方制作的?使用什么运输工具长途跋涉到大漠深处?

从墓葬的方式和规模可以想见,小河人是在从容不迫地、有条不紊地、精心安排死者的后事,是否可以理解为小河人当时的生活是处在一种安定、满足、幸福的状态中。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只有在衣食无忧,生活稳定的状态下,人们才会铺张后事,讲究排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古代,小河人是如何寻求到内心的和谐与宁静的呢?小河人的这种墓葬方式又蕴含着怎样特殊的内容和意义呢?

小河墓地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