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巨婴吗喜马拉雅:“天下为私”是自古至今中国的死结

[导读]历史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明知血缘关系不可凭信，而天下为私的权贵富豪们又别无纽带可以依仗，总要搞“血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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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封面

作者系杂文家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 历史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明知血缘关系不可凭信，而天下为私的权贵富豪们又别无纽带可以依仗，总要搞“血统论”。这一点在卫国建立之初就有表现。

>>君不见，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煞有介事地发布了公务员午餐禁酒令，公安部多次发布警察工作时间禁酒令，近年又在许多大城市发起了“反醉驾”，管住了吗？管住了能自律的！询诸海内外，公务人员工作期间禁酒真的没办法管住吗？说难就很难，两三千年都没管住；说不难就不难，在“三公”消费向社会公开的国家，早就管住了。

>>资料载，1991年2月，江泽民视察濮阳市和中原油田时，指名看了戚城遗址。他听了关于这座古城的历史介绍后，称这里是春秋时期的“联合国”。随后又自我更正，“把戚城说成联合国不正确，我们是一个国家中的诸侯之中的会盟。”

>> 大汉族主义教育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我们的语文与历史课到了完全无视历史真相的地步。偏安江南的南宋的陆游、辛弃疾主战就是“爱国主义”诗人；金国的元好问吟咏的是李杜笔下的河山，难道不是更正宗的华夏文化？主战就一定光荣，主和就一定是可耻的投降派？诸葛亮六出祁山折腾蜀中军民至死而后已，固然是刘氏忠臣；而谯周不在乎个人历史毁誉，建议阿斗开城降魏而免百姓无谓牺牲，谁更伟大？

>>右边的大方碑正面书“三教之祖”四个斗大楷字，碑阴镌刻大名府州县乡绅捐银碑记，记载了明天启年间的一起官员“诈捐”事件。以大名府知府向胤贤为首的本府县官员承诺为修仓颉庙捐献银两，可这些地方要员却没有如数交纳。南乐县令叶廷秀既不愿为他的顶头上司和左邻右舍的同级官员代缴，也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碑上命工匠铭刻：大名知府向胤贤捐银十两，加注“未给”；其他十几个县令捐银五两，后加注“只给一两”。

【古代之“帝丘”】

中原行的第二站是濮阳。对于濮阳，我行前的了解仅限于三点：一是古人所说的“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那些“靡靡之音”就发生在这么一方土地上。正如30多年前，官方说邓丽君的歌听不得，都是靡靡之音，是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打“心战”用来瓦解我们革命斗志的；如今我们当然不会那样评价“桑间濮上”的民俗和民歌了，而说那是“原生态”的反礼教的人性化的浪漫的情爱。二，我知宋辽澶渊之盟发生在这里，想看看这古战场。第三，我知道濮阳是中原油田的总部所在地。其实，常念及濮阳是因为那里有位文友黎明，这次是应邀参加该市的网友活动。

惭愧的是，过去读古典作品对历史地理不求甚解，往往对故事发生地大致对应的现实位置没有究问，至于濮阳乃蚩尤战黄帝的战场及蚩尤冢所在，五帝之颛顼、帝喾二位的建都处，这类传说性的知识更没有纳入我的“濮阳记忆”。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说法，濮阳就是古代的“帝丘”，因为它相传是黄帝之子颛顼帝的遗墟，“春秋时为卫都”。为了厘清一些背景知识，我重读了《尚书》和《诗经》等与卫国相关的文史典籍，最深的感触有三点。

【专制独裁时代，不择手段是常态】

世道纷乱，人心凶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没有道德底线，为了争夺一国的最高统治权和对他国的霸权，或力夺或诈取，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令孔夫子很伤心的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似乎在卫国历史上表现得最鲜明。卫康叔乃周文王第九个儿子，即周成王的九叔，卫国初封为伯爵之国。卫顷侯以厚礼贿赂周夷王，升为“侯”。卫国最辉煌的时期是卫武公时，因他将兵助周室平定犬戎之乱有大功，周平王将卫国升格为“公”，且“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史称“武公修德”。而这个武公是怎么上台的呢？公子姬和以重金收买武士，在举行老国君的葬礼时袭攻新即位的哥哥于墓上，新君被逼逃入墓道而自杀，这个不忠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姬和便是卫武公……以下乌七八糟的秽史不必多述了。

卫国历史上也有温人心脾的好人好事。太史公著卫国简史之后感叹道：“余读（卫康叔）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公子寿盗旗扮太子先使齐而被杀，本想替太子死），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言）明（父王宠妾）骊姬（诬他对父王下毒）之过（而宁死不自辩）同，俱恶（不愿）伤父之志（心绪）。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晋太子申生、卫公子寿这样的好人，代不乏人，稍后暴君秦始皇之子扶苏、无赖汉高祖之子汉惠帝，都是这样的好人。可是，好人的命运都很悲惨，不仅老天爷不主持公道，世人也视这样的正直良善之人为懦弱为迂腐，而崇拜强权，成王败寇的哲学于今尤烈。

太史公接下来满怀疑惑地问道：“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我搞不准这“亦独何哉”的意思。我只知道，这种为争夺最高统治权、最大支配权的骨肉相残的故事，并非卫国独有，并非春秋战国才有，也并非中国才有。中国“脏唐臭汉”之类的事就不提了，外国也一样，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亨利八世》、悲剧《麦克白》、《李尔王》等对此都有形象的表现，而《哈姆雷特》里叔父毒兄占嫂后，想害死哈姆雷特王子而派他出国的情节，与卫宣公对付太子伋的手段何其相似！

【总要搞“血统论”】

历史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明知血缘关系不可凭信，而天下为私的权贵富豪们又别无纽带可以依仗，总要搞“血统论”。这一点在卫国建立之初就有表现。

【道德说教的无力】

我的第三点感触是，道德训谕无力，但不想改变制度安排又离不开这一套道德说教。周公封老九康叔做卫君后，担心他年纪小，不能自律，身边又无人敢管他，乃以成王名义颁布三篇训谕，是希望大家能据此监督他劝导他吧。这三篇文告就是收录进《尚书》里《周书》部分的《康诰》、《酒诰》和《梓材》篇。按太史公的简释，就是要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且不说亲君子、远小人、不宠惑于妇人、务爱民这类话，成了代代相传的谏诤套话（即正确的废话）；就是为政者不可沉湎于酒醪的训示，至今也起不了作用。君不见，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煞有介事地发布了公务员午餐禁酒令，公安部多次发布警察工作时间禁酒令，近年又在许多大城市发起了“反醉驾”，管住了吗？管住了能自律的！询诸海内外，公务人员工作期间禁酒真的没办法管住吗？说难就很难，两三千年都没管住；说不难就不难，在“三公”消费向社会公开的国家，早就管住了。

道德说教的无效，在卫国历史上表现得十分充分。乱七八糟的君臣臭事不提，单说吴国的贤公子季札访问中原诸国过卫时，盛赞的卫国君子、道德顶梁柱蘧伯玉、史，他俩也是孔夫子高声赞美的，但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同流合污，虽然这也确实不易。孔子赞伯玉“君子哉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不合作而避祸）”——伯玉的历史贡献是创造了成语“螳臂当车”。当卫灵公太子蒯聩的老师阂向他请教如何教育太子时，伯玉说，太子这人天性凶残，教育他必须小心，不要找死，以为自己有才华和美德就冒犯他，你看那车辙中的螳螂，举起双臂能阻挡车轮吗？这人真是明哲保身的贤明人啊。孔子赞美史正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但他的政绩不过是所谓“尸谏”，即死前嘱咐儿子不按常规停尸，等国君来吊唁若问起何故如此时，将他临终的谏诤讲给国君听。这人也真是关心国家大事，死到临头还在为朝廷着想。可是活着居高位而近于尸位素餐，死后搞这一手也不过是求个自己尽心了的安慰而已。

【春秋时期的“联合国”】

卫都“帝丘”既已无丘墟可寻，卫国的属邑戚城却城垒犹在。据《荀子》“儒效”篇记载：“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这就是说最晚在商末周初时，戚城已非寻常之地，算来起码有3000多年历史了。如今，东西北三面墙体犹在，据称是豫北地区保留年代最久、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聚落城池。戚城遗址为199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之戚城公园内有一座“会盟台”。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的95年间，各国诸侯在卫地会盟14次，其中有7次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黄土堆，上面稀疏地长着些只配做篱笆墙的小树，可能是榆树吧。遥想当年，各国君王聚此开“高峰会议”，必是旌旗猎猎，剑戟森森，钟鸣鼎食。而今威仪安在？连小孩子玩“躲猫猫”都嫌这地方太寒碜了。

诸侯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开峰会呢？卫国迁都帝丘后，戚城是卫星城，便于接待，且位于古黄河的东南岸，东有齐、鲁，西有秦、晋，北有燕、蓟，南有曹、宋、郑、陈、吴、楚等，不仅是战略要地，也是中原之中，交汇“天下”，水陆交通便利。资料载，1991年2月，江泽民视察濮阳市和中原油田时，指名看了戚城遗址。他听了关于这座古城的历史介绍后，称这里是春秋时期的“联合国”。随后又自我更正，“把戚城说成联合国不正确，我们是一个国家中的诸侯之中的会盟。”

【双赢还是耻辱？】

宋辽澶渊之战、澶渊之盟，因为是中古史的大关目，我查过“澶渊”是何处，所以它们是我对濮阳最深的历史印象。

东道主安排我们游览了濮阳县城。老城区的十字街口有一新立的四方牌楼，一面写有“澶渊旧郡”字样，一面是“北门锁钥”，还有两面写什么我忘了。

四望没有一点古城的迹象，全然一破败的北方集镇而已。一阵风吹来，卷起街道上的垃圾和尘土，飞沙迷眼，只能闭目想象千年前辽宋两军在这里厮杀、两国代表帐篷议和谈判的情景。

按照濮阳市政府网站的说法，澶渊之战是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辽）驱兵大举南侵，兵临澶州（今濮阳）城下。北方门户告急，京师震动，以宋真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有意迁都南逃。这时，寇准站了出来，反对迁逃，坚决主张抵抗，并力促宋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勉强渡河，北进至澶州，尽管他对抗辽毫无信心和决心，但由于他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将士们奋勇杀敌，很快击破了辽军。宋军大获全胜，辽方遣使讲和。当时，宋真宗借口“屈己安民”，也主张议和，便不顾寇准等主战派的反对，与辽谈判媾和，议定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又同辽订立如此屈辱的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这些话显然沿袭的是长期以来大汉族主义加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表述模式。事实上，北方的契丹已于赵宋建国前数十年建立了独立国家。后晋皇帝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到后来的后周北伐，“收复”瀛莫二州；宋继周之后3次进攻契丹，应视为对契丹的“侵略”。而实际上，宋、辽、西夏之间的攻伐，以至后来的女真人（金）与辽、宋的逐鹿，蒙古人的南下灭金亡宋，与春秋战国时代、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混战，都是当时的各民族的争战与融和。谁是正义之师、谁是天下正统？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这才是大中华的正宗道统！连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后也都承认蒙元的正统呢。

大汉族主义教育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我们的语文与历史课到了完全无视历史真相的地步。偏安江南的南宋的陆游、辛弃疾主战就是“爱国主义”诗人；金国的元好问吟咏的是李杜笔下的河山，难道不是更正宗的华夏文化？主战就一定光荣，主和就一定是可耻的投降派？诸葛亮六出祁山折腾蜀中军民至死而后已，固然是刘氏忠臣；而谯周不在乎个人历史毁誉，建议阿斗开城降魏而免百姓无谓牺牲，谁更伟大？

宋真宗见好就收有什么不对呢？和谈中，契丹提出的条件是宋方每年送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大大低于宋方的估计，不及宋朝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比年年备战、打仗的军费少得多。辽要宋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被宋拒绝后辽方也未坚持；辽军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县，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这不是宋的外交胜利，难道只有汉人的国剿灭了契丹人的国才算胜利？由兄“大宋皇帝”和弟“大契丹皇帝”签定和约，从此宋辽120年未开战事，这不是双赢吗？可笑的是，我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全一册教师教学用书，《第四节辽、西夏的建立和宋辽、宋夏的和战》自然因袭正统之说；而一篇网文（《睁开双眼看历史——澶渊之盟的必然性及其双赢局面》）不过是网络论坛上的一家之言，却被删除，只有网页快照。连古代史都不敢讨论，不知是谁在作梗。更可叹的是，这种大汉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发酵到今天，居然有学者提出什么“儒家社会主义”，甚至建议将儒教定为“国教”；公然在全国“两会”提议于山东曲阜建立“中华文化副都”。这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吗？这是“五族共和”（及56个民族大团结）的作为吗？完全是搞文化专制并为搞民族分裂制造口实的胡来！

【古时的王朝政治也有相当的透明度】

仓颉庙内有两通大方碑，虽经倭寇之难、“文革”之祸而保存基本完整。

右边的大方碑正面书“三教之祖”四个斗大楷字，碑阴镌刻大名府州县乡绅捐银碑记，记载了明天启年间的一起官员“诈捐”事件。以大名府知府向胤贤为首的本府县官员承诺为修仓颉庙捐献银两，可这些地方要员却没有如数交纳。南乐县令叶廷秀既不愿为他的顶头上司和左邻右舍的同级官员代缴，也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碑上命工匠铭刻：大名知府向胤贤捐银十两，加注“未给”；其他十几个县令捐银五两，后加注“只给一两”。

叶县令就这样让他的上司和同僚遗臭至今。天启年间，权阉魏忠贤当政，多少文人学士像狗一样对他摇尾献媚。就在那样的末世，也有叶廷秀这样风骨凛然的士大夫，真是令人深思。我不仅敬佩叶廷秀，也佩服诈捐的向知府和那些被钉上耻辱柱的知县，他们能容忍这块碑的存在，即还有廉耻，做错了事自认晦气而非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形象”。当然，这与当时的官员任用制度也有关：府官、县官同是朝廷命官，三年一考核定迁转，不会被顶头上司罩一辈子。同时，上司若弄权报复，县官还有“同年”及第的人、还有同乡御史及仗义执言的言官，出面在朝堂上书讨公道，估计向知府也不想把这种不光彩的事搞得满朝皆知吧。须知，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并非总是那么黑暗，制度安排在政治圈内是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