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中国昆仑山的军事基地:主流经济学的法西斯气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6:25:07
作者：土炮 发表日期：2011-4-24 18:47:00
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死亡集中营和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这个标题会马上被人视为哗众取宠。
但它的确是我经过了十几年的困惑之后，从弗洛姆和赖希的心理学角度能够提出合理解释的一个结果：这么荒唐的经济学理论，如何能够横行于世呢？
经济学家们的自我批评包括：
哈耶克，知识的僭妄，把自然科学套用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形式上的科学，是“唯科学主义”；
2000年的一批法国学者和大学生提出的“自闭经济学”概念，到底法国人的精神分析比较厉害；
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激烈批评，尤其是使用了另一个心理学术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精神分裂”状态。
我在网上已经搜索过了，比如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疑似联系，当然论证好像不太充分。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赖希在1955年的看法，到2006年，研究现代大规模杀人现象的犹太学者，一个长于性格治疗的人，I. W. Charny (2006), Fasc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Human Mind: A Bridge between Mi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这是一个开头，抛砖引玉。喜欢争吵，喜欢辩论，喜欢考据的读者，我都欢迎。
赖希的看法《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这种认为法西斯主义渗透在所有人的心理结构中的看法，一经问世，在1930年代，就遭到了来自所有政治势力的抨击和迫害，无论是右翼的纳粹分子，还是左翼的共产党员，都不能接受赖希的观点。Charny在2006年重新把法西斯思维方式纳入正常人的心智结构的一部分，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反感。】
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把这种过程深植于人的心理结构中。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它也就成了人身上的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经济过程发生反作用。一般说来，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事件的急剧变化，由此造成了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不相一致的非理性现象。
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正是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政党，而不是相反。
过去和现在都把法西斯主义当做一小撮反动派的专政，这有损于争取自由的真正努力。我们之所以固执地坚持这种错误，原因在于害怕承认事实真相：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渗透到所有民族的所有人类社会的机体中。
我从事性格分析的经验使我深信，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
我玩完全意识到作出这种论断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为了这个被割裂的世界，我希望劳苦大众能明确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应负的责任。
应该对通常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出截然的区分。
I. W. Charny (2006), Fasc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Human Mind: A Bridge between Mi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p. 13
By fascism, I mean a philosophy of totalities and perfection and a way of thinking in certainties and absolutes, powerful intolerance for any differences of ideas, demands for conformity to the certainties and often a cultivation of mindlessness or no thinking or questioning;
taking a position of superiority over others who do not believe or cannot qualify for full membership in the fraternity of believe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ults of power even among the believers;
a readiness, in fact often a love for doing violence and harm to all who are defined as nonbelievers or enemies of the certainty;
and in the end denials of having done any harm to life – one’s own or others.
关于法西斯主义，我认为其含义包括：
一种总体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哲学理念；一种执着于确定性和绝对性的思考方式；
对任何观念差异的极端不宽容态度；
要求对确定性的认同；通常会培养出一种无心的不假思索和不做任何质疑；
对不同信念的人，或者是不能获得believer小团体资格的人，抱有明显的优越感；
即使在信徒内部要养成各种小团体；
习惯于甚至陶醉于采取暴力行动或者伤害，攻击的对象是被定义为非信徒或者确定性的敌人；
最后，否认对本人或者他人的生活造成了任何伤害。
【总体主义、完美主义、确定性、绝对性、不宽容、不鼓励独立思考和质疑、自认为高人一等、拉帮结派、习惯于无情打击、否认造成了伤害】主流经济学，作为学科，以及其中的很多人，都充分表现出了这些行为。
回爪爪：
自由主义思想和主流经济学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亲和力，是必须优先处理的主题。等这个问题大概搞清楚了，才能继续写主流经济学在19世纪后期以来造成的社会灾难。
下面是正文：
这个题目很大，我要采用的写法是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自己的观点变化过程。
大体上说来，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从1995年至今，经历了三种变形（呵呵，套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一章标题了）：
从货真价实的科学，到自说自话的伪科学，再到为虎作伥的伪科学。
开始几年，我相信经济学是“科学”，就是理工科学生所认为的科学。这个迷思很快就被打破了，我读到了哈耶克的获奖演说“知识的僭妄”，然后又很兴奋地读了几篇哈耶克论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的文章。终于确认：现代经济学大体上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至少，不能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
哈耶克的模式认知，理性滥用研究，解答了我学习经济学课程之后的疑惑：这个学问怎么只能用来忽悠人。
在2000年之后，看到了更加激烈的批评，是一伙法国人的说法，现代经济学掉进了数学推导里，患上了自闭症。理工科背景的好处就是：知道复杂的数学变换固然很炫，但是更重要的是建立模型的动机和假设。我对经济学的数学外衣和计量经济学的数字游戏是技术上免疫的。
这个阶段大体上是2005年前后了。
然后我读到了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社会灾难的无动于衷让我震撼。同时因为专业研究的原因，注意到了智利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突然进入了我的视线。说老实话，当时我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哈耶克怎么和皮诺切特的名字搅和在一起。
上升到理论层次：主流经济学的学者和理论怎么如此冷血？波兰尼为我提供了线索：亚当?斯密的理论还是面向人类的社会的，到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就已经变成了动物界的法则。研究思想操纵的人，虽然所用的案例主要来自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其理论基础批判却只指洛克、卢梭这些所谓自由主义思想家。
到这个时候，我终于理解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
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实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了杀人凶手。
这样，很多经济学家的形象在我的眼中也经历了三种变形：科学家、江湖医生和杀人凶手。或者说：信徒、狂徒和凶手。
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到，我喜欢读哈耶克和昆德拉，在意识形态分子的眼里，这两位都是右派的旗手级人物呀。
错了。意识形态分子才是冷战思维者，他们堕入了昆德拉所说的“意义的缩减”的漩涡之中。超越意识形态的表面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给了大家一个天堂，苏联给了大家一个天堂，然后开始设计社会，开始了科学杀人的20世纪现代历史。罪恶当局看起来势不两立，但是他们的分歧却更像华山派的剑气之争，乃是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同门师兄弟的内战。
继续往下走，就要看心理学了。阿伦特，以其令人惊恐的冷静和智慧，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充斥着“恶的平庸性”：这些恶人，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更糟糕的是，他们也没有创意。他们只是获得了作恶的力量而已。想想我们曾经听过的经济学家的雷人评论，或者说骇人听闻的经济学理论。阿伦特在杀人恶魔艾希曼受审期间，近距离观察了这个人。
政治学家在这里又一次作为讲述者讲述一个普通的德国人的传奇，“并非意志薄弱，不是被灌输了某种思想，也不是犬儒主义者”。这个“中庸的”、“普通的”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给了她强烈的感受，因为他表现得“完全不能从恶中区分出好来”（艾:50）。
“我们听到的越多，我们就越明确地了解，表达上的无能是与思考——尤其是对别人的观点的思考——的无能紧密联系的。与他交流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将自己置身于机械论的极端有效防护之中从而攻击他人的言语、他人的存在，甚至是反对现实。”(艾:84-86)艾希曼有“一种可悲的天赋，就是用一些口头禅自我安慰”(95)
阿伦特描绘的艾希曼，有明显的自闭症倾向。他不能和人交流，不能展开合理的对话，他喜欢自说自话。【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了很多经济学家在面对批评时候的心理保护机制。】那么，清算艾希曼的残暴行为是基于事实判断，但艾希曼真的是一个“杀人恶魔”吗？或者说，诛心之论是否完全公正合理？阿伦特的这番话，大大激怒了她的犹太同胞。
这我可以理解。
我在另一篇帖子里，写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时候，主题是攻击他们的理论缺乏人性的，然而文字和逻辑却让我不能不对这两位落入自己设置的文字陷阱的好心人表示同情。这段话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怎么能为坏人辩护呢？我在这里还是要重申：许多经济学家都造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但是你如果试着从理解和同情一个心理疾病患者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逻辑的话，他们只不过是平庸的恶人，为恶而不自知。当然，其中有少数的确是可发诛心之论的，但是大多数人似乎都不属于恶魔之列。
这方面，有专门的心理学研究，《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而在社会学层面，研究大屠杀的鲍曼也分析了在现代社会出现的道德判断完全缺席之下，在职业和服从的心理保护机制下参与杀人活动的专家的措辞和行为。我将利用这套分析工具来分析金融市场上的责任推诿制度设计，以回答一个自然的疑问：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金融界的高管们无论成败，似乎都可以拿着一大笔钱离开。谁应该受到惩罚呢？巧妙的责任推诿设计挽救了这帮家伙。
这是相当可怕的状态。首先是道德判断缺位，让作恶者没有了担心来世报的顾虑，然后是一系列制度设计，让作恶者可以摆脱现世报的追究。请问：按照经济学的自利原则，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的经济人会干些什么？
自由主义理念中已经包含了非常残忍和没有人性的部分。洛克的白板论只是一个特点，左派和右派都用这套理论来改造人性。波兰尼特别强调指出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在人的社会里面讨论，到了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支配人的社会的规则就变成了来自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了。
这种理论基础，虽然唱的是自由主义的高调，但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只能是不妥协的残暴行为。
回草鱼子
很久不见了。呵呵。
我很想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所以暂停了在经济论坛中的帖子“人祸：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史”
下面是正文
克莱恩的《休克主义》记录了最近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历史
P15。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于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包括对灾难的应对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P16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起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拟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
P17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法西斯美学】
克莱恩没有引用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的更有理论色彩的评价，对照这两本书和其他材料，我们就可以发现，至少从1830年代开始，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经济学理论在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时，就已经显露出对暴力手段的偏好，和对社会灾难的冷血。
让我们列一个简单的年表，看看原教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1830年代，英国通过《济贫法》修正案，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各国流行
《大转型》第117页：直到18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而自由放任则变成了一种好战的信条。P118，济贫法修正案就以最极端的形式获得颁布，并立即生效而没有任何过渡期。自由放任已被催化为一种毫不妥协的残暴行为的动力。
1870年代到1880年代，各国出现了一系列的保护社会运动，这个变化过程被自由主义者冠以“反对自由主义的集体阴谋”。我们可以看到谁喜欢真正的冷战思维。
第119页。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
第121页。尽管自由放任经济史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开始的。……那些直接导致了1870年和1880年代的限制性立法的人们身上，并不存在任何扩展国家功能或者限制个人自由的蓄意倾向。1860年代之后半个世纪里展开的反向运动，那矛头直指自我调节市场的立法，原来是自发的、事先没有观点指导的，它的实践源自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精神。
1920年代到1930年代，法西斯运动在多国出现。冯•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给予了有保留的赞扬。自由主义者并不是软弱不采取行动，而是希望法西斯主义充当反共的先锋。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病，不是第一次。
1960年代前后，以罗斯托为主力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其中很多是经济学家）积极推动现代化概念的研究与实施，罗斯托在1960年代后期坚决主张扩大越南战争，甚至获得了“空军上将罗斯托”的绰号，被反战学生视为战犯。
现代化概念不过是古老的帝国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翻版，它的伪科学外衣和极端现代主义的表现，已经遭到了全面批评。它用仁慈利他的西方拯救者形象和线性社会发展观掩盖了个人的自大与背后的经济利益。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录，有兴趣的人还可以参考《国家的视角》一书。
1980年代，支持各种无意推动本国民主进程的右翼军政府，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支持为显著案例。
在英国和美国，撒切尔和里根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
1990年代，新时代到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推广。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苦难的无视，以萨默斯为首。
萨默斯在1991年还坚持社会工程观点，而这种观点在1970年代之前已经被证明是可笑的。更糟糕的是，萨默斯提出了“让他们吃掉污染”，向第三世界国家倾倒有毒垃圾的建议。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萨默斯在1991年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路论证了向第三世界国家倾倒有毒废料的合理性。
第55页。以十足轻蔑的态度对待世界穷国和环境的这种政策取向绝非心智失常……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着目的的实现。
也许萨默斯备忘录最骇人听闻的地方还是它对世界穷国公开表现出的掠夺态度。
第56页。1983年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占到20%，但四分之三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社区附近。因此，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不过是号召将美国国内正在施行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未落实的政策和做法推广到全球范围而已。
不过最近十年以来，最引起关注的却是金融化的不断渗透和金融市场责任推诿制度的完善（当然是保护大股东和从业人员的利益的）
金融市场放松管制。这几乎是和平时代对大众财富的公开掠夺。政商财团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一整套推卸责任，逃脱惩罚的手段。
对政商财团主义的担忧，在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和加尔布雷斯的《掠夺型政府》中都有论述。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表现，以及宣称这次危机无法预测的谎言。
美国政府2011年发布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指出：这次危机是可以预见的，也是本来可以降低其伤害烈度的。
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
1、这一套如何争取群众？弗洛姆、赖希和Charny对此有深入探讨。
2、投身于其中的人如何消除心理上的负罪感？路西法效应以及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分析
冯克利
——《哈耶克传》代译序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个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动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这些不同的遭遇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走向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光彩。此类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前者如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的休谟哲学因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畸变的故事。按说，休谟的谦和品质注定了他与民族主义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其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可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美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保种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湮埋多年后重现价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伯林发掘甚力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这种思想演化过程的诡异过程，使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典固然必要，但这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是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来看待“新问题”，比起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来可能更具说服力。比方说，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当政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的，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中国；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搞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人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祗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尸横遍野之后，我们才醒悟到，我们其实是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戏弄。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于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于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哈耶克的生平传记可以利用的情况，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不但可以从此书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并且可以从中获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上个世纪的遭际；这个世纪与思想家平淡的个人生活大不相同，充满了复杂而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文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其一涉及到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一百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多里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的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国家福利主义”的崛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的事件，有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七百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开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给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19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发生这三件大事，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所取代，鼓吹这种理论最力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20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上所展示的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了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大潮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中，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的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事实上我们看到，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三十年代末以前，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他这种名声大体上依然只局限于经济学专业的学术圈子。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他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据这本《哈耶克传》称，他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之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一点上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本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初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时写成的《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思想其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其后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短长——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要里，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说服，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勿庸置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是来自他的一个对手。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面对八十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为他的同志们概括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得到公认的‘理智’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第三，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
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从原则上说都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本人在五十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也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说的不错，和商品一样，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偏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历史不是一再告诉我们吗：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舆论，让大多数有钱人相信自己的财产是一种“剥削制度”的产物，或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更高利益，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会自愿放弃这些财产的。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七十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非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老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
对于那些希望这种遗忘发生的人，那些认为哈耶克所捍卫的自由制度所提供一切物质和政治成就不足挂齿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语出柏克，见《致命的自负》第二章开头的引言）。
（为《哈耶克传》〔埃本斯坦著，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月〕所写的代译序，删节后载于《读书》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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