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盐灯的原理:自然道德仁义礼,伦理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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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古今之道:自然道德仁义礼,伦理仁义礼智信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可以选择任何社会制度,但是如果中国要强大,只有一种选择,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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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川著《党的出路》1-2-5
五 古今之道:自然道德仁义礼,伦理仁义礼智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观就是一种类似的社会基因与秩序种子,具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实践功能,是人类社会顶层设计的核心依据。不同学派的道德观,只有优劣高下之分,没有古今中外之别。通过比较中国传统的不同道德观,发现彼此在核心理念上的细微差异,对于科学发展观理论彻底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老子《道德经》三十七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认为,上德近道,下德近仁。以大道立天下,不讲德自有德;以仁爱为旗帜,好讲德常缺德。以自然为本,由本及末的自然顺序是:道、德、仁、义、礼、智、信、愚,称为“自然道德观”。

这里,为便于读者理解,将中国历史上的道家、墨家、儒家、法家、名教的治国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极左教条、极右奸邪、鬼神混世等核心理念相比较,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中国传统文化诸子治国理念表

学派
道家
墨家
儒家
法家
名教
核心





理论
道德仁义礼
德仁义礼智
仁义礼智信
义礼智信愚
礼智信愚
得失
有道
失道
失德
失仁
失义
文化
自然主义
科技主义
教条主义
官僚主义
以和为贵
经济
以道治国
以德治国
依仁治国
依法治国
鬼神治国
政治
大道
恩德
人心
法律
国祭
主流
科学发展观
实事求是
极左教条
极右奸邪
鬼神混世
方法
归根
实践
清谈
庸俗
形式
成效
无为而治
有为而治
混乱难治
越治越乱
自欺欺人
口碑
太上
亲之
誉之
畏之
侮之
优劣
上上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道家的治国思想,五常包括道、德、仁、义、礼,称为自然道德;儒家的治国思想,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称为伦理道德。其中,道≡智≡愚,道为大智,智为外道,大智若愚;德≡信,德为天下大信,信为个人私德。毛泽东说“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归于德治范畴,与墨家“有为而治”思想在本源相同,接近于但不同于道家“无为而治”思想。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单列,其核心理念是仁义,具有二元论(二重性、双轨制),让极左、极右又支持又不满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于西化派、极右派;坚持改革开放,不同于教条派、极左派。在理论上采取不争论态度,实际上是“四不象”。所谓“四不象”,是指道、德、仁、义四个核心都不明显,与道、墨、儒、法四种观念都不相象。概言之,无道(没啥道理,也不争论)、失德(为官缺德,特权腐败)、重仁(人心所向,经济第一)、有义(依法治国,主张严打),就是杂家典型的外儒内法与实用主义的治国思想。在小说《封神榜》中,周文王的丞相、周武王的军师,姜子牙助周伐纣的坐骑,就叫“四不象”,就是指这种杂家思想。

为什么关注“四不象”呢?实际上,道、德、仁、义,就是国家的宪法正当性与政权合法性的四大来源。立足于道、德、仁、义的宪法,就是正法。由正法授权的国家政权,就是正当合法的,即使不采取民主选举,比如道、德、仁高于正义。立足于礼、智、信、愚的宪法,就是恶法。以恶法授权的国家政权,就是邪恶非法的,即使采取伪民主选举,比如礼、智、信低于正义。实际上,真正的民主选举,仅指“义为核心”的范畴,它必须是正义的,因而具有神圣性。所谓“共产党执政是人民的选择”,就是指共产党以德治国,以无事取天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拥护共产党执政,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感恩戴德,即使不通过民主选举,它是高于正义的,由人民宪法授权即可。

实际上,老子的自然道德观,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是科学合理的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普世价值观,它适于人类社会不同历史评价,也适于指导人类社会现实和未来实践。具体地说:

第一,道家讲“道德仁义礼”。以正治国,主张道治。道为上,礼为下。以道为上必有德仁,以无事取天下。道家讲“圣人不仁”,不以仁爱为旗帜,绝不是反对仁爱,实际有最大的仁爱。换言之,不提倡社会和谐,社会自然和谐,只有比提倡和谐做得更好,实现天下太平。老子认为,义礼为末,不得已而用之。所谓义,是指用暴力维护社会秩序,不让坏人为非作歹,相当于“严打维稳”。所谓礼,是指进行爱国主义、伦理传承、道德说教、形式礼仪的传统教育,相当于“红色教育”。教育绝对不是防止犯罪的方法,只是挽救社会堕落的不得已手段。

不教而诛,虽然不人道也是合法的,因为正义就是法律底线。只教不诛,虽然人道却是软弱可欺的,那是以人民幸福和国家安全为代价,拿党、国家、人民的命运换虚名、开玩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为减少社会混乱与邪恶犯罪,仅靠“教”和“诛”绝对不行。必须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拨乱反正,通过理论彻底化,纠正错误思想路线,实现科学发展无为而治,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源头上防止犯罪。

当然,对于胆敢触犯法律底线的贪腐黑恶、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违法犯罪分子、邪恶势力,就要以天下道义为准则,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央拿出铁腕“打黑除恶”,依法坚决杀掉一批坏人,必要时动用军队维护国家权威。否则,就会失去中央权威,丧失执政能力,造成天下大乱,结果亡党亡国。老子思想是全面的,并不主张抛弃礼教、暴力、用兵,不得已为之,只是列在最末,不做嘴上功夫。由此可见,把阶级斗争、人民专政、红色教育作为最后手段,老子思想与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是完全相同的。

重视自然规律的指导作用,遵照自然规律去做事,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共同发展、共建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与老子的以正治国、无为而治思想相同。毛泽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胡锦涛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老子“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民精神都是相通的。在上者以自然规律、天下道义为根本准则,当然不会为个人私事去作为,也没有什么个人私事需要作为。只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认真坚持下去,共产主义自然就能取得成功,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群众就会起而效仿跟着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就能自发地变成现实,万事无忧天下太平。正所谓“太上,下知又之”。

第二,墨家讲“德仁义礼智”。以德治国,主张德治。德为上,智为下。墨家轻视道识,重视德性,主张有为而治。以德为上必有仁义,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身体力行。注重恩德的领导人,是在为自己的私事去作为,“重积德”有利于长期执政,天下也没有私事要作为。有德性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群众的公共事业运筹谋划,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能做到以正治国,无为而治,所以提倡以德治国,有为而治,失去大道的指引,总是要犯错误的。只要领导人的心是善的,动机是好的,真心诚意在为天下人办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能力不尽人意,缺乏经验在所难免,吸取教训及时纠正,也是可以理解值得欢迎的。国家有问题,天下无大忧。有德性的领导人,总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是“其次亲之”,墨家主张与毛泽东思想相同。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反对儒家极左的教条主义、清谈误国,而独立自主、自立门户;反对法家极右的官僚主义、与民争利,而注重科技、民主平等;不懂得自然规律、以正治国、无为而治,坚持有为而治、重视实践、轻视大道。毛泽东反对儒家极左的教条主义,反对法家极右的官僚主义,主张墨家有为的人定胜天,轻视道家无为的自然道德。墨家主张天志(人民意志)、尚同(统一思想)、尚贤(重视人才)、有为(按自我意志去改变世界),是反儒的实事求是派,毛泽东与墨家完全一样。毛泽东之所以轻视老子思想,在于将秋天的清静无为,错当成冬天的寒冷不为,认为是什么都不做,只有坐而等待,消极混世,得出老子“不动为大”的结论。这是理论不彻底,受到理学“以佛解老”和庄子相对主义误导之故。正是一念之差,令人扼腕叹息!

第三,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依仁治国,主张人治。仁为上,信为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社会欺诈,只是在道德上加以谴责,没有真正解决的好办法。以仁为上必有义礼,国家还有些忠臣、勇士、孝子、烈女。注重人心,公平为上,是在为自己的私事去作为,天下的确也有私事需要作为。比如,存在老百姓民生艰难、国家安全堪忧、官僚特权腐败、黄赌毒假泛滥、黑恶势力猖獗,等等问题。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利益多元、盲目竞争造成的社会断裂与极大混乱,也需要中央及时引导和治理整顿,这就是“其次誉之”的儒家主张。在现实社会中,提倡社会和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善良的一厢情愿。

第四,法家讲“义礼智信愚”。法家依法治国,主张义治。义为上,愚为下。愚昧有罪,屁民活该,这是极右派官僚的腔调。以义为上必有礼智,世上多有暴力和诈伪。法律正义为上者,完全为自己的私事去作为,如果天下没有人来响应,就动手把不响应自己的人强行赶出门,执而扔之,排挤得远远的。天下的公事成了自己人圈内的私事,一面以欲望利益相诱惑,一面以严刑峻法强执行,这就是“其次畏之”的法家主张。法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过去是改革开放的名言,现在是忽悠百姓的谎言。历史证明,物质相对富裕,反而物欲横流,尔虞我诈,道德沦丧;官僚主义,欺压百姓,人人仇视,天下大乱。国家大力提倡法治,结果适得其反,违法犯罪者更多,执法者违法成为潜规则,司法腐败沦为重灾区。老子说:“法物滋彰,而盗贼弥有”。

第五,名教或礼教讲“礼智信愚”。鬼神治国,主张礼治。鬼神治国包括所有的宗教。以美言劝善、和为上、和为贵来吸引与教育群众,靠鬼神恐吓、祈求神助来统慑人心,靠胆大来治国、靠面子来做事、靠忽悠拖时间,结果宗教泛滥,自欺欺人,不事劳作,精神惚恍,奢风盛行,国库空虚,国破家亡,天下侮之。在中国历史上,鬼神治国有崇拜儒家礼教的王莽新政,还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等朝代媚佛、媚道的昏庸统治者。当今中国,宗教意识又死灰复燃,民间祭拜鬼神,国家祭拜祖宗,成为一种时尚的统治术,这不是什么好事情,是在病急乱投医。

第六,杂家的特征就是“四不象”思想。杂家以实用主义为准则,不从根本入手,不讲本体论,只按主观偏好选择,对道家、墨家、儒家、法家都有取舍,非道非德、非仁非义,或非道非墨、非儒非法,理论上杂乱无章,实践中盲目折腾,所以叫“四不象”。杂家姜子牙出自元始天尊门下,不是太上老君门人,表明杂家与墨家一样,都是反对儒家极左的教条主义空谈。在不同时期因不同需要,具有不同的内容与风格,这是实用主义的根本特征。与墨家以德治国、有为而治不同,杂家更强调外儒内法,仁义而已,所以杂家不是墨家思想的继承,而是一种复辟与倒退。

实际上,杂家是典型的名利之徒,文化近墨,以科技综述为门面,并不真正重视创新,政治近儒,经济近法,始终处于儒法之间。所谓“外儒内法”,通俗地讲,就是既当婊子(法),又立牌坊(儒)。杂家在思想上随大流,跟着感觉走,随波逐流,见异思迁,主流提倡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只要有名利就值得去追求。胡适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这种观点不妥。道家、杂家在任何时期都单独存在。道家有自然本体,杂家无自然本体;道家是自然主义,杂家是实用主义;道家核心是自然道德,杂家核心是“四不象”,这是两者的根本差别。杂家变成道家可能,这叫拨乱反正;道家变成杂家不可能,这叫头脑发昏。这也是发展概念具有单向性证明。

只有文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杂家的最终归宿在于成为道家,也就是放弃杂家思想,接受道家思想。杂家起初认为道家难以理解空大无用,从而十分轻视道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对文化本源的颠倒误读。在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那双善辨真伪、能识妖魔的火眼金睛,就是在老子《道德经》的炼丹炉(书)中熏陶而成的。在孙悟空看到一点光明,跳出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时,也把太上老君“捽了个倒栽葱”,与文革毛泽东没有读懂老子《道德经》的情形相同。在经历千难万劫瞎折腾之后,孙悟空最终才知道,只有自然道德才是普遍真理,遵循杂家择善而从的实用原则,最后也会选择认同道家思想。这种“完成了的”杂家思想,也就成为真正的道家思想。追求道家所代表的普遍真理,就是杂家思想的最终归宿。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思想历程,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作为国家正法的四大来源,中国古代道、墨、儒、法四大家的基本思想,在当代文化复兴实践中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发展成为今天的新道家、新墨家、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关注文化创新,以正治国(道),与科学发展观相同;新墨家关注社会公平,以德治国(德),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同;新儒家关注政治稳固,依仁治国(人);新法家关注经济发展,依法治国(义)。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主要还是杂家“四不象”思维方式,在理论彻底和具体实践中都存在不少问题。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彻底性,就必须向着以老子《道德经》为代表的自然本体回归;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向着真人的复归和自然共产主义的模式回归;只有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太平盛世。

思考题:

1.社会道德观有何作用?什么叫自然道德观?
2.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与墨家思想本源相同?
3.邓小平理论是典型的杂家思想吗?什么是正法与恶法?
4.道家道德观有什么内容?如何解决“只教不诛”的执政困境?
5.墨家道德观有什么内容?毛泽东为何读不懂老子?
6.儒家道德观有什么内容?儒家为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7.法家道德观有什么内容?《管子》名言为何成谎言?
8.名教或礼教道德观有什么内容?鬼神治国有效吗?
9.杂家道德观有什么特点?杂家、墨家、道家有什么关系? 原始社会 — 文化、经济、政治皆虚无,鬼神决定论,不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