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综说

大体上说，本世纪之前的秦汉史研究经历三个阶段，即记录本朝历史的秦汉时期，以注解史书为特点的两晋隋唐时期，以考据辨伪辑佚为特点的宋元明清时期；其成就相应体现为提供了秦汉时期的基本资料，并作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从而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工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分为三个时间段落：
   一、1949年之前的秦汉史研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注重秦汉文献的整理。代表人物是王先谦。他撰集的《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基本著作。此外，王氏与其门生还著有《后汉书集解》，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标志秦汉史研究实质性进步的迹象并非体现在上述方面。与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其他方面相同，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以及简牍文物资料的发现，中国学术界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王国维不仅提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振玉对流沙坠简的考释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在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积极从事汉简研究工作，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致力尤勤，完成《居延汉简考释》。这部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治汉史者必读的著作。这一时期对秦汉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强调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并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之中。他撰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对康有为、崔适的刘歆伪造说提出质疑，揭去经学对秦汉历史的神秘化陈说，展示出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唯物史观也成为研究秦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宏观探讨和规律性认识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在1929年至1937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汉社会性质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在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秦汉属于封建社会；李季等人认为，秦汉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此外还有秦汉是“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社会”等观点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讨论的具体情况，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设专篇详述，可参看。
    与秦汉社会性质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人们关于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已与传统的“食货”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方面，重要著作有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王恒《汉代土地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版）等。
    秦汉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流变方面。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和《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家本《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史学观念的激发下，以往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也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9年版）、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朱杰勤《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其中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对婚姻和丧葬的具体程序以及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的许多判断至今价值仍存。
   具体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为通贯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到本世纪40年代，两部具有学术深度并对后学产生很大影响的秦汉通史著作相继问世。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这部气势磅礴的历史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征各种文献以及简牍、汉画像砖石、碑刻、封泥等文物考古资料，在秦汉社会性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富有诗意的叙事语言在凸现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并非史学专业的读者。次年，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秦汉史》。这部逾60万字的著作采取以时间为经、专题为纬的编写体例。前半部分11个段落讨论秦汉政治史，并附三国始末；后半部则依次对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进行专题探讨，从而立体地呈现出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明显带有清代学者赵翼的治史特点，立论严谨，于细微处每有发现。不过，仅以正史为基本史料，出土文献和其他文物资料阙如则是这部著作的不足。
    总起来说，本世纪上半叶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者自觉运用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新的史学理论方法探讨历史，完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继承，构建起当代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1949年至1966年的秦汉史研究  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主要围绕秦汉社会性质、秦汉经济和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虽然已没有30年代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但这一时期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似乎仍然可以被看作30年代社会史论战在学理上的继续。基本观点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秦汉之际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和以尚钺、何兹全为代表的秦汉奴隶社会说。其中战国封建说为较多学者所接受。在秦汉史范围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 按照战国封建说，商鞅变法和战国时期的其他变法活动一样，属于封建制变革。多数学者同意这种观点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通过废除公有制残余，促进了奴隶的使用和买卖，进而保存了奴隶制度。
    2.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按照战国封建说，《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封建租佃制是秦汉时期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这种租佃关系排挤了奴隶劳动，而不受奴隶劳动所排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汉代经济包括商人奴隶主经济、贵族奴隶主经济和小所有者经济三种类型。加之专制主义国家赋役的沉重压力，自耕农大批破产并转化为债务奴隶。由此决定，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无疑，秦汉时期存在着奴婢阶层。但关于奴婢人口数量的估计却有很大差异。一种看法认为，两汉奴婢的最高数字不过十余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00；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汉代奴婢有一千数百万人之多，约占总人口的25％。关于奴隶是否是汉代农业和工商业的主要承担者，也存在不同意见。翦伯赞在《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个别现象，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也极不普遍，从事家务劳动才是汉代奴隶劳动最常见的形式。奴隶是被作为消费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投资出现的。与此相对，一些学者认为在汉代农业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工商业中广泛使用属于奴隶的“徒”，则导致汉代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的出现。由此引发关于“徒”的性质的争论。一些学者参比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奴隶和“徒”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可以被杀戮，不仅奴隶本人奴籍终身，而且其子孙世代为奴；后者则是罪犯，在刑满后可以通过大赦、徙边、赎罪等方式，重新恢复庶民身份。为徒的官吏在除刑后也能恢复官职。对“徒”身分的确认，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
    3.汉代的生产力水平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汉代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估计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这里也存在见解相左的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农业、冶铁、纺织、陶器等产业部门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达到封建社会阶段。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汉代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北方地区牛耕尚不普及，南方广大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冶铁业也不发达，这种生产力水平只能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相适应。
     4.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  郭沫若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中指出，汉代政权采取的抑商政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表明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重农抑商是否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汉代商人是否就是奴隶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何兹全从阶级矛盾和斗争变化过程的角度，强调秦汉时期是大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过程和商业发展、土地集中、小农沦为奴隶过程的历史。反对者则指出，秦汉时期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农业小生产者对皇帝、贵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奴隶和奴隶主的对抗只是次要矛盾，因此汉代不可能是奴隶社会。
    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但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存在的颇为严重的教条和片面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加之受某些政治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到60年代前期基本住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同类讨论的再次出现则是穿鲁缟之弩，难有更大作为。作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社会性质的探讨兼成绩和教训于一体，对它的倚重和淡漠都是不足取的。我之所以反对这两种倾向基于历史认识的工具和目的。就前者来说，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认识历史，乃是获得真确知识的基本与必要条件，用或明或暗的注经方式解读历史，离开具体研究的支撑，最终只能将学术引入死胡同。就后者而言，零散、局部不仅不能替代整体，而且只有在整体之中细枝末节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理解。总之，森林和树木各有其价值，不同研究个体自可按照其兴趣和特长有所选择，但作为一门学问，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合则双赢，离则两亡。
     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备受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重要专著有三联书店1957 年和1958年先后出版的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从通史和专题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经济状况作了有益探讨。其中，《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集中考察西汉的屯戍制度、两汉手工业、两汉工人类别、盐铁及其他采矿业、两汉的徒、汉代内地与边郡物价，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独到之处，在学界产生了影响。此外，刘毓璜、韩连琪、李祖德等对庄园制度、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屯田等重要课题进行了讨论。
    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进展。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是以往研究不足的领域，这一时期有两部著作问世，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与之相似，秦汉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逐渐开展。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依据文献资料，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尽管当时尚缺乏树木年轮和沉积物等自然现象资料，但作者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十余年后，竺可桢发表的名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近年来学界对秦汉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人文意义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的延续。谭其骧等学者则从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对黄河泛滥和安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少数民族史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1962年版）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在宗教史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55年版）。在阶级斗争史研究方面，有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和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汉代乡、里、亭之间有何种关系，传世文献多有抵牾之处，以往论者也未曾明辨。王毓铨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一文中对这一涉及秦汉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问题细加考辨，指出乡里和亭是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乡、里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亭则不主民事，主要负责治安和过往官吏的食宿。这个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组织提供了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通史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何兹全《秦汉史略》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杨翼骧《秦汉史纲要》。不过，可能出于用作大学教材的考虑，较之4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些通史显得平易单薄。
    文献整理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顾颉刚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和参与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前四史得到颇为精到的校勘，并予以新式标点，分别在1959年、1962年、1965年和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大便利了研究工作。需要提到的还有杨树达、陈直、石声汉等学者对《史记》、《汉书》和《四民月令》等文献进行的考证和辑补工作。
    三、1978年以后的秦汉史研究  尽管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被相继发现，为秦汉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地下资料，但从总体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意义上的秦汉史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这种局面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根本改变。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并预示下一世纪秦汉史研究可能取得的持续性进展。从1978年至2000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秦汉史学术专著和考古资料二百余部，论文和考古发掘报告近五千篇。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至1999年共召开8次年会，并不定期出版《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后更名徐州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均设有秦汉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季刊），以及《西北大学学报》（季刊）、《人文杂志》（双月刊）、《史学月刊》（双月刊）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年刊）几乎每期都刊载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学术园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辑的《秦文化论丛》，则是秦史研究成果的总汇。该馆还组织出版“秦俑·秦文化丛书”，至今已出版十余种。上述这些机构、刊物和丛书对秦汉史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1982年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分册为原始社会至战国时期，第二册为秦汉时期，这两册历史地图集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工具。
    秦汉史的通贯研究继40年代再度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按秦人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三个历史时段研究了秦发展、强盛和衰亡过程，在秦人来源、秦的土地制度和秦文明特征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撰写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体例上吸收吕著《秦汉史》之长，不仅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细致探讨，而且也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长期从事秦史研究的马非百（元材）以数十年时间撰写《秦集史》，该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分纪、传、志、表四部分，分记秦人物事迹、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交聘、会盟等，是一部文献资料丰富的秦史资料集。王云度用编年体例撰述《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勾勒出秦的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学界所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秦汉时期政治。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是研究的重点。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经济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三种看法。林甘泉《论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他指出，小农经济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因而对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形式不可能起决定作用；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秦汉土地所有制诸形态中不占支配地位；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80年代中期以后，对秦汉政治制度的探讨转向官制、法律制度、兵制、政区地理、政治变动和社会基层组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官爵、户籍、上计制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随着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的公布，秦法律制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其中的代表作。黄今言和胡宏起讨论了汉代军事制度 ⒃。在政区地理方面有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陈玉屏《西汉前期的政坛》（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和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分别对汉武帝晚年政治、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西汉前期政治和建立西汉王朝的政治群体进行了考察。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8年）《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的出土引起学界对社会基层组织“弹”、“单”或“僤”的讨论。宁可较早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单”是古代公社的一种残存形式。俞伟超也有类似观点，并进而指出汉代的“单”是和“里”并存的一种公社组织。林甘泉则认为汉代“单”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结社，大都由里中居民自愿结合组成。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对理解汉代许多政治和社会行为应能提供某些必不可少的线索。
     第二、秦汉时期经济和人口状况。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这部80万字的专著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人口、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赋税徭役、经济政策、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和资产及其生活消费和少数民族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深度的意见，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在具体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汉代农业生产水平进行了推算，虽然意见尚不一致，但从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入手考察农业，无疑是有意义的。此外，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余华青、张廷皓《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和《秦汉时代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振宏：《西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袁祖亮《两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秦汉社会和文化。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不仅社会群体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而且50年代以后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研究也开始受到注意。在地主阶级研究方面，值得提及的论文有何兹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秦汉史论丛》第3辑）、杨一民《汉代豪族地主的历史地位》（《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刘华祝《试论两汉豪族地主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睡虎地秦简屡见“隶臣妾”，隶臣妾的性质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奴隶说、刑徒说、国有奴隶和刑徒说三种意见是这方面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闾左身分辨析是另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就此进行讨论，主要观点有闾左是七科谪之一的逋亡人、是贫民、是封建依附农、是里佐、是迁徙者、是贱人等，意见的相左说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佃客、儒生、方士、游侠等群体。
    对秦汉文明的考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和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依据文物资料，分111节讨论汉代生活状况，多有创见。在秦简《日书》反映的俗信、汉代区域文化、汉代乡村社会、汉代婚姻家庭的著作主要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对以往较少注意的汉代下层社会观念进行了尝试性整合。
    第四、传世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传世文献的校释、校注和点校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特点是覆盖面宽阔，尤以史类和子类书籍最为着力。重要著作有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奇遒《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游《八家后汉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李发舜等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铎《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81年版）、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