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忆力怎么办:评论批评孔庆东记者公害论系文革遗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2:44:05
评论批评孔庆东记者公害论系文革遗毒2010年12月05日 17:23羊城晚报 】 【打印共有评论19

□肖鹰

北大教授孔庆东活跃媒体十数年,擅长在媒体上用大话雷人,是以骂求名、因骂成名的“媒体知识分子”。日前,他为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记者论”,不仅抛出“记者国家公害论”,詈骂记者,而且还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将其“佯醉”、“佯侠”的“文革”骂功张扬极致。

我认为,要科学解读孔教授的“记者公害论”,从当下文化生态讲,当然需要从媒体文化的娱乐经济着眼———由此我们可见出孔教授的媒体表演性;而从历史根源来讲,则必须追溯到“文革”文化对孔庆东的深刻影响———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言论的危害性。

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他那些令人且惊且疑的“骂语”,都是“文革”话语遗产。“文革”结束30多年了,孔庆东不仅对其恋恋不舍,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美化歌颂之辞,洋溢于其笔端口头。

“文革”给中国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精神遗害呢?人们都会想到两点: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这种“狼性”发作起来,无法无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残;第二,“无限忠于”的“奴性”,这种“奴性”的表现在于立场决定是非、决定善恶,决定真伪。

“文革”遗害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类分人”。“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把中国公民分为敌我两大类,并且又进而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这种敌我分类,不仅划定人的阶级属性,而且划定人的品质的美丑善恶,从而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甚至决定人的生存权的有无。

王立军局长指导属下用起诉的法律手段自我维权并无过错,但是他对其“双起论”的解释又明显表明他具有把警察与记者作“类的对立”的意识。王立军如是说:“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局长所谓“他”就是记者,而“我们”就是警察。

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比王局长更进一步,明目张胆将记者作为“我们”的对立面。孔庆东如是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一个在职大学教授在今天还主张这样的“人的类对立”的哲学,实在是“文革”遗害未了!

在理性和客观的立场上,我们会看到,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同样,就学者、教授群体来看,也同样有善恶优劣之分,真才实学者有之,欺世盗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

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由此,“文革”“以类分人”的遗毒才会真正得到根除,与此相应,它培养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