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句子,与爱情无关:戴晓莲：古琴生命力YU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

戴晓莲：古琴生命力YU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

　　古琴很古，有三千年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顽强生命力的

　　主笔/沈嘉禄

　　难以数计的中国古老乐器都烟消云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们只能在《辞海》或专业而冷僻的音乐典籍中看到它们枯枝败叶的形象，也无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极简约的古琴传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一直将古琴视作自己的生命伴侣。倾听与诉说两种功能结合得最完善的，当数古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必具修养，抚琴、挂画、品茶、闻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这里的琴，古称瑶琴、七弦琴，到了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并非体形稍大一点的古筝。

　　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文人墨客对这个意境神往不已。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快放不下一张古琴了。”戴晓莲对记者说。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授课的时间到了，三个学生如约而至，开门间隙，二胡或琵琶的声响就从扁扁的门缝里钻进来，这个楼面是民乐系的。师生坐下后，先喝一杯乌龙茶，让心静下来，手机关了，戴老师约略点头，一个学生就将手指按在弦上，乐声响起，记者听出是《渔樵问答》，从地老天荒传来的内心沉吟。

　　戴晓莲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学琴教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尤其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喧腾声中，对“当春乃发生”的“古琴热”现象，提供一种可以冷静分析的样本。

　　命若悬弦，可能就是古琴近百年来的身世写照。

　　在油氽花生米的刺激下偷偷学琴

　　1971年末，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社会环境有所松动，当时上海出现了学琴热，光是学小提琴的就有十万之众——以中小学生为主，那么民族乐器也有人在学了。随着以一曲《战台风》而名动神州的筝成为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那么古琴这个老古董也允许露面了，至少不会有人像阿Q造反时冲进尼姑庵那样再革它一革。

　　这个时候，张子谦老先生从牛棚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家。张子谦是谁？他就是戴晓莲的叔外公，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古琴教育家，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驰名琴坛，被誉为“张龙翔”。他20岁时到上海谋生，几乎一辈子操琴，在我国近现代琴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他把琴曲中频繁的速度变化转换为一种独特语音乐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吴景略的流美绚丽，而是表达出一种极具自我意识、气息宽广、随心所欲的心声，体现了一种韵律之美，开创了琴坛生机勃勃的新风气。张子谦在建国前参与“今虞琴社”的创办，并接待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建国后整理出《秋吟》、《楚歌》等古曲，带出了一批学生，还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几部动画片配过乐。这样一位民乐专家，至“文革”一来，自然成了封资修的老朽，送进牛棚。

　　好了，这个老古董回家了，戴晓莲此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顽皮得像个男孩，对古琴一窍不通。她对记者说：“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趴在九叔公家窗前窥视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弹琴，就推门进去坐在边上听一会。当时学校里不读什么书，九叔公看到我玩的时间太多，就有意让我跟他学习弹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从此每天放学后就到他家学琴了。他从来不教看谱，弹一句我就跟一句，哪个位置，哪个手指，哪样音调，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严责我，只是长吁短叹：‘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笨死了！又忘啦？’如果玩得像点样子了，他就会拿出油氽花生米奖励我。”

　　当然，此时古琴还没有像筝那样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学琴只能关起门来学，鬼鬼祟祟的跟偷听敌台差不多。张子谦反复叮嘱戴晓莲和她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提“古琴”两字。但日子一久邻居还是知道了，点拨小姑娘：“这个琴是‘四旧’啊，早就扫进历史垃圾箱了，还学它干什么？你既不能靠它找工作，到了工厂、农村也没人欣赏，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小姑娘戴晓莲犹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来学琴，极其虔诚的神情甚至让她困惑不解。“有一个叫冯舜钦的，是开公交车的，他痴迷古琴，弹奏，还在民间搜集。他三天两头来九叔公家，有时候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达，他不惜反复弹上一百多遍。来得最多的就是吴文光、龚一、成公亮和林友仁，应该说他们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龚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车一蹬就到，吴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来沪出差的机会来拜访九叔公。有一次，吴文光带来了他的新改编曲《浏阳河》，来九叔公家一弹，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原来古琴还能演奏符合时代要求的音乐！我对新事物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即讨教吴文光，九叔公马上对吴文光说：‘对！教教晓莲！’转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弹不了了。’”

　　在张子谦“太笨了”的温和责备声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学生戴晓莲慢慢学会了看减字谱，简单一点的古曲也弹得有点像了。九叔公家里来了客人，也会让初生之犊为客人献上一曲。“到了十三四岁，我就能弹他的老三曲《龙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时他就夸我指力好，弹得轻重强弱各有分寸，他对我指甲的天生条件也很满意。指甲的好坏在于，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学时考官还考察考生的指甲条件，现在根本不提了。”戴晓莲说。

　　“文革”终于收场了，弹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张子谦成了出土文物，来拜访、看他弹琴的人越来越多，戴晓莲由此见到许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头还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发现在中国玩古琴的还有这么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间的情谊与人品，真如古诗所形容的那样，绝对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风明月。在这种气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戴晓莲琴艺突飞猛进，1983年，她就与张子谦、沈仲章等大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琴打谱经验交流会。

　　一个学生，一个老师

　　打谱，这是什么玩意儿？简单地说吧，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曲谱有150多种，其中已经有700多首古曲没有音响资料，也就是说后人不知怎么样弹奏，成了“绝响”。在古代学琴，一般是师徒口口相传，琴谱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节的长度，不像五线谱那样严谨记录每一音符的高低、强弱、长短，拿起来就可演奏。那么要使死去的古琴曲复活，必须由后人根据传世的减字谱，悉心领会古曲的诗意与境界，慢慢破译旋律与音符长短、轻重、徐疾、抑扬等密码，使之成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这情景有点像给古文断句、补字，但难度又远远不止这些，还得加上注释，今译等。一个大师级的古琴家，比如张子谦，一生中也就临深履薄地打过十来首谱。

　　“打谱是很难的，过去说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时间，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试奏，大家认可了才行。专家不认可的话，你就白干了。打谱如同作曲，有琴家个人的艺术创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风格的体现。”戴晓莲说。

　　张子谦在“文革”前就受聘于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70年代后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上音的古琴专业就此恢复。后来他又被聘为上音音乐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那时候，戴晓莲除了见到许多国内的古琴专家，还看到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继来上海拜访张子谦。

　　中学毕业后，戴晓莲就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这一年民乐系只有七个学生，其他六个都是从附中直升上来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个古琴专业的学生呢，只有她一个人，第一个老师就是她的九叔公张子谦。这个情况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样教，区别仅在于从家门转入校门，张与戴确定了官方的师生关系，上音则有了一个古琴专业。主要原因是上音没有专门的古琴老师，后来教戴晓莲的老师如姚丙炎、龚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游戏一样，但自古以来的口口相传提升为现代艺术教学模式。

　　孤独，并忘情地弹着古老的琴，这情景倒有点像坐在小溪边弹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毕业时戴晓莲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当时大学还是包分配的，但整个上海没有一家单位有位子给她。其时，在《乡恋》突围之后，邓丽君的情歌在严打之后还是像“一枝黄花”那样疯狂遍及神州大地，紧接而至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再后来，轻音乐和电子音乐携手而至，占领大小音乐会的舞台。

　　十五年的“空白”与高罗佩的“断弦”

　　所幸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留下了戴晓莲，但一时没有课程设置，她只能在图书馆资料室给唱片编目录。这一干就是7年，弹琴，只能是回家后的自娱或研究。后来，她在校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校刊主编觉得她的理论素养不错，问她愿不愿意到校报工作？于是在1992年底，她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编辑部的编辑。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后来上音民乐系根据她的专业特长，给她安排了古琴必修、选修课程，此外，她有时还教教外国留学生，但身份一直是模糊的。

　　当然留学生不管身份不身份，他们对古琴的兴趣与认识，倒比国内有些音乐教授还高。也因此，1991年，在留学生的联系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向戴晓莲发出邀请，请她去那里做为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她拿着邀请函请系领导盖章，某领导觉得戴晓莲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没有资格出国做访问学者，这把她气坏了。最后在院有关领导的力挺之下终于成行。

　　到了荷兰，戴晓莲访问了在海牙居住的汉学家高罗佩的遗孀水世芳女士。“大家今天都知道高罗佩是中国通，写过《中国古代房内考》，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还写过《中国迷宫命案》这类推理小说，其实他还研究过古琴。起因是在1943年中国抗战期间，在重庆他认识了水世芳。水世芳出身名门，父亲水钧韶是外交官，后来当过天津市市长。水世芳从知名女校慕贞中学毕业后，考进长沙临时大学，这所学校南迁后并入西南联大。不久，水世芳肄业后进入荷兰驻中国重庆大使馆工作。而此时高罗佩是荷兰驻重庆使馆一秘，两人很快认识了，时年22岁的水世芳会弹古琴，热恋中的高罗佩听她弹琴后对中国的古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保持终身。”

　　记者为采访戴晓莲，还专门购买并粗读了严晓星编的《高罗佩事辑》一书，得知高罗佩在认识水世芳前就亲炙于古琴大师叶诗梦，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建“天风琴社”，并撰写了《琴道》一书。他在重庆时还购买了不少字画、瓷器、中日韩书籍，还有被人冷落的古琴谱和古琴。

　　戴晓莲说：“是的，一点不错，我拜访老太太时，她就非常高兴地翻箱倒柜地拿出许多琴谱、信札和手稿让我看，数量之多，不可想象，而且在国内是无法看到的。这让我禁不住感叹：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外国人倒是最有兴趣投入研究的，而我们自己常常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