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鼎 程红

摘要：文对学术界有关莱夷及莱国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和综述。文章共分八个部分：关于莱夷、莱国及莱都地望的探讨；关于莱国姓氏的探讨；关于纪、 （左己右期）、莱之间关系的探讨；关于莱与东莱关系的探讨；关于莱夷部落图腾的探讨；关于莱国与周、齐的关系及莱国灭亡的探讨；关于山东乳山县刁虎山遗迹的推定；关于莱夷与莱国古文化的探讨。

莱夷是我国先秦时期活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族的一支，是山东半岛的土著居民。大约到商朝后期，莱夷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莱国。莱国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富饶的物产，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是自周代以来，受“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观念以及儒家“尊夏卑夷”思想的影响，曾经非常灿烂辉煌的东夷文化逐渐受到轻视和贬抑。莱夷作为东夷支族，其文化更不为人们所知，以至于到春秋时期，“内地人们依然和过去看法一样，把它当作夷区，不问不闻，造成了历史上的空白。”[1]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湮埋在地下的资料逐步见于人世。这些考古资料证明，莱夷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同等重要，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占有领先地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莱夷及莱国在中华民族古史上的地位。但是，目前有关莱夷及古莱国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并且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关于莱夷及莱国历史的专门著述更是未闻于世。为了便于学术界对莱夷及莱国历史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谨就见闻所及对前人有关莱夷及莱国历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汇总和综述。

一、关于莱夷、莱国及莱都地望的探讨

（一）关于莱夷及莱国地望问题

现代学者对于这一问题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杜在忠认为，莱国是莱夷建立的主要国家，是山东东部的一个大国，周初曾同强大的姜齐国抗衡。其疆域大致在今胶莱平原，西与淄、弥两河中下游一带的齐都营丘毗邻，北至海，以南为莒介之地，当不超过诸城、胶县境，向东可能伸延到半岛的大部地域。[2]

2.周昌富认为，莱夷是活动在山东潍水与淄水流域（包括今之昌邑、潍县、潍坊、昌乐、安丘、高密、平度、临朐、益都、淄博、广饶等广大地带）的一个土著游牧部族。到周代，莱国疆域东至平度东境，西至临淄外延。[3]

3.迟克俭认为，历史上的莱夷和莱国不是一回事。史称“莱夷”当在我国夏、商时期。莱国的建立，当在商朝后期。莱国地域，南以沂山为界；东南则与国接壤；西至临朐，经白浪河、胶莱河，直至大姑河一带，包括现在的潍坊、昌邑、安丘、平度、高密、胶县等地。这一地域面积比当时的齐国还要大一些，而且北临渤海，利于鱼盐；沿河平原，利于农作；沂山及其周围丘陵山地，利于放牧和狩猎。是在东方唯一能与齐国抗衡的强国。[4]

4.王树明、刘丕兴认为，莱夷部族活动地望在今潍河流域以东至胶东半岛地区。[5]

5.于敬民认为，莱国疆域，西周时期，西起淄弥流域，横跨半岛中部以至半岛东端，乃幅员辽阔之大国。政治上，可与齐太公争衡。春秋时期，其疆域收缩至今胶莱河（或潍水）以东的半岛地区（今即墨以南除外）。[6]

6.丛领滋认为，莱国疆域西至淄、弥流域，东到姑尤河流域；而姑尤流域以东直到半岛最东端应为东莱国的领土。[7]

7.逄振镐认为，今淄博、潍坊及其以东、直至半岛地区，当是古莱夷族所居之地。而平度县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史称“东莱”。不过，这一地区仍是莱夷的居住范围，当也是莱国的领土。[8]

（二）关于莱都位置

旧说基本均谓莱都在山东黄县境内。特别是自汉代以降，以黄县为古莱国，几乎史无异说。据王献唐在《黄县器》中统计，莱都有泛指黄县城南二十五里的故黄城（持此说者有《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路史》、《通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黄县城东南二十五里的龙门山（持此说者有《齐乘》、《山东通志》、《登州府志》、《康熙黄县志》等）、灰城（又名“归城”）（持此说者有《黄县志》）、即墨（持此说者有《黄县志稿》）、黄县（持此说者有《光绪登州府志》）五说。[9]归纳起来也即黄县和即墨两大说。

现代人则是众说纷纭。如：

1.黄县说。如：范文澜认为：“前五六七年（鲁襄公六年）齐灭莱（山东黄县东南有莱子城）。”[10]郭沫若也认为：“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灭莱（今黄县东南）。”[11]李白凤《东夷杂考》云：“黄县固春秋时莱国，后属齐。”[12]

2.昌乐、临朐附近说。如：王献唐《黄县器》认为，潍水、淄水流域上游的临朐“为姜姓莱国都城所在”。又说：“黄县志考莱国旧都在临朐附近，大体正确”。[13]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宣公七年注》中主张昌邑东南说。[14]周昌富认为，莱都大体位置当不出益都、昌乐、临朐一带，以当时的地理形势观之，似以在昌乐西北境域为宜。[15]迟克俭认为，莱都当在山东中部昌乐、临朐一带，靠近齐都营丘。[16]逄振镐认为，自西周（甚至商代）到春秋，莱国的中心地带是在潍淄区域，国都大抵在昌乐外延区域，东部直到黄县沿海一带。[17]

3.潍水中游附近说。杜在忠认为，莱国的政治中心应在于安丘、高密、诸城交界处的潍水中游附近。[18]

4.寿光说。王恩田认为，莱与纪为一国，西周时的纪都亦即莱都。春秋早期鲁庄公四年以前的都城在寿光，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后，都城迁于黄邑，即黄县归城。[19]

二、关于莱国姓氏的探讨

关于莱国的姓氏问题，历代史家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现摘要罗列如下：

1.“不得姓之国”说。如：郑樵《通志》卷二十六《氏族略二》在“周不得姓之国”下首列莱氏。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三《封建考四》云：“莱姓未详。子爵，国在东莱黄县”。《世族谱》云不知莱国之姓。

2.姜姓说。如：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其存灭表》莱国条云：“姜姓，子爵”。王献唐《黄县器》、迟克俭《古莱国初探》、王恩田《纪、 （上己下其，下同）、莱为一国说》皆从此说。

3.子姓说。如：《路史·国名纪四》谓莱为商后之国，殷商姓子，则莱国亦当为子姓。《史记》卷三《殷本纪》载：“（商祖）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殷氏、莱氏。”《左传·隐公元年》正义据《世本》“来为子姓”之说也以莱为子姓。陈梦家先生则引《史记·殷本纪》、《世本》、《春秋大事表》（笔者案：在此陈先生误以莱国为子爵而称之为子姓，非是。）以为证，也主张莱为子姓说。[20]丁鼎《莱子姜姓说志疑》亦认为莱国不可能是姜姓，而“极有可能为‘子’姓。” [21]此外，周昌富《莱国姓氏与地望考》、逄振镐《莱夷与莱国》也持此说。

4.纪姓说。持此说者有：李白凤《东夷杂考·莱夷族考》。[22]

三、关于纪、 、莱之间关系的探讨

（一） 关于纪国

1.王恩田认为，纪国，金文作“己”，姜姓。西周时的纪国，曾与齐国有过纠纷。春秋时，纪与周王朝和鲁国的关系密切。但齐纪关系依然紧张。纪国终于公元前690年抵不过齐之威逼，“大去其国”。[23]

2.王献唐《黄县器》认为，纪“当为商代旧国，周代重封；……金文都作己”。[24]

3.杜在忠根据1983年寿光出土的纪国铜器资料和以往有关资料，对纪国史作了重新研究。认为，纪很可能是我国东夷部族的一支发展起来的。至迟在商代晚期在寿光就有纪国存在了，纪国鼎盛时期的政治势力曾延伸到安丘、临朐、益都等地。其疆域曾与齐、莱等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25]

4.崔乐泉认为，纪在金文中均作“己”，至迟在晚商时即已立国。商代之纪还未封侯，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众多商代方国之一。周初的纪被周王封爵为侯。纪国之疆域在西周中后期以后，西起寿光，东至胶东半岛的莱阳、烟台，北临渤海，南部与姒姓之杞及己姓之莒相接壤，是分布于鲁中及胶东半岛一带的一个姜姓侯国。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纪灭于齐。由发掘品的出土地点及传世品著录记载来看，商及西周早中期纪器多见于寿光附近，而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纪国铜器，则均出自胶东一带。[26]

5.关于纪国都城位置，据王恩田先生考察，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1）江苏赣榆县东北说。（2）西汉淄川国所都之剧城。（3）汉剧县西说。[27]现代学者基本以寿光或其附近为纪国都城。如：郭沫若说：“淄川与寿光接近，在古均纪国地。”[28]王恩田认为，纪国都城很可能是位于寿光城南18里弥河西岸的呙宋台。纪侯“大去其国”后，逃往烟台地区可能性较大，其新都有可能就在黄县归城。[29]崔乐泉也认为，纪国都城当在寿光一带。[30]

（二） 关于国

1.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云：“按者，古国名，卫宏云与杞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就是“杞”。

2.王恩田认为，为姜姓，最晚在周昭穆时代已经建国。为山东东部古国，其东境达今烟台一带。国君称“公”、“侯”，使用伯、仲、叔、季称名方式。曾与周王朝通婚。[31]

3.孙敬明在《考古发现与史寻踪》中对国（族）迁徙史作了探讨。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河南安阳、浚县、北京房山、辽宁凌源、喀左、山东黄县、烟台、临朐等地出土的国铜器自身特征和铭文内容，结合文献资料，以纵向时间顺序和横向器群结合、地域范围，对国（族）早期迁徙历史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与研究。他认为，族最早居住在河南安阳一带。西周初年北迁至辽宁大凌河一带。到了西周中期又从大凌河南迁至胶东半岛地区，与安、莱、己等国组结成新的联盟互相支持，共同对付齐国的侵略。留居在大凌河的支族——令支等也挥戈南下，战于齐郊，以助解危难。最终己、莱亡于齐，而、安等小国也渐趋衰微，淹没于史了。[32]

4.崔乐泉认为，国早在商代已是封“侯”之国。[33]

5.关于国地望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淄潍流域。如：王献唐《黄县器》认为，周代的国应在淄潍流域的南面，汉代琅玡郡的箕县。箕县为古代国所在。[34]李步青认为，春秋国的地望，从目前已知的出土的己、国器看，应在今寿光县南三十里的“纪侯台”一带。时间应包括西周至春秋初期。[35]另一种是：黄县烟台一带。如：齐文涛认为，国的位置就在烟台一带。对于国的历史，他说，国不仅和姬姓的周王朝通婚，而且还参加周王朝的征伐。[36]李白凤的看法基本上同齐文涛的看法相似，但偏重以黄县为中心。他说，族居地最初似以黄县为中心，大约在先殷时，因受殷人侵略，一部分迁徙到辽东半岛上去。族之地望，据出土于山东黄县、烟台等地的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中的器来观察，其本支应在山东登州海角一带。[37]

（三）关于纪、 、莱之间的关系

1.纪、为一国说

最早提出纪、为一国的是清人方浚益。他对宋代以来引用卫宏说证明与杞同之说表示怀疑，指出为姜姓，杞为姒姓，两者不是一国。并进一步提出国即姜姓纪国。郭沫若说：“杞乃姒姓之国，此为姜姓之国，与杞非一也。余谓亦是纪。”[38]曾毅公、陈梦家、杨树达诸先生并从此说。李白凤也非常赞成郭老的意见。他说：清季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之纪侯钟，乃书作“己”，是称“”，省作“己”。春秋以后称“纪”；旧以为“杞”是不对的。郭沫若已辨其误。郭沫若说“国即纪国”，很正确。[39]近年来，在烟台上夼村出现了一、纪铜器同出于一春秋墓中的现象，因而，更有人力主纪、为一国之说。如：李步青通过对建国以来出土的三批、纪器的考释认为：殷、周时期的、己、纪实系一国之称。[40]

2.纪、莱为一国说

主张此说的有于敬民，他认为，纪与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国家的两个不同称谓。通过对纪莱地域的考察，认为，纪与莱在其存在的历史过程中，曾有两次为地域合一的国家。西周时期，其疆域都是西起淄弥流域，横跨半岛中部以至半岛东端，乃幅员辽阔之大国。春秋时期，其疆域都收缩到今胶莱河（或潍水）以东的半岛地区（今即墨以南除外）。通过对纪、莱两国名称的时间考察，认为，从商末到春秋，纪与莱名称是交替出现的。商末周初只有莱名而无纪名；西周初期由莱国名向纪国名替变；公元前690年“纪侯大去其国”后，又由纪国名向莱国名替变。总之，他认为，自西周初年至春秋鲁襄公六年（前567年）出现的莱国、纪国，是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国名称谓。[41]

（三）认为莱与东莱自始至终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持此说者有：

丛领滋认为，莱与东莱从商周至春秋始终为两个不同的国家。“东莱”一词早在齐灭莱之前就见于史载。从文献记载方面看，莱国疆域西至淄、弥流域，东到姑尤河流域，是古莱夷族建立的国家。而姑尤流域以东直到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应为嵎夷族建立的国家——东莱国的领土。春秋时期，东莱也是一个方圆数百里，幅员广大的东夷大国。从胶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特点来看，认为，在胶东地区以青岛——蓬莱为分界线，半岛东西两个部分古代文化遗存始终存在很大的不同，在青岛至蓬莱线以西，包括胶莱平原及今潍坊一带，为莱夷建立的莱国，在这线以东则是嵎夷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东莱。从灭亡年代来看，东莱灭亡具体年代在齐景公二十六年至齐景公四十八年这一时期内（即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500年），而莱国灭亡在公元前567年，显然两者不是一国。[54]周昌富在《东莱新说》中也提出莱与东莱为两国说。他指出，东莱既不是齐灭莱以后“迁莱于”的莱子国，也不是齐莱境内的地名，更不是一个泛指的地域概念，而是地处东隅海滨的一个夷族国家。这个夷族国家叫“国”。族也是莱夷的一个分支。大概因与莱音同形近，且同为莱夷，故经传中假莱为。于是，后世莱渐渐不辨，以至混淆了族与莱族的历史，造成了数千年的误会。人本称为，因其地处东方海隅，故时人亦称其为“东”，假做“东莱”。东莱之名，概源于此。从地理范围来看，莱国包括从平度东境至临淄外延的广大地带。而平度以东包括今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带，当为周代国（东莱）的地理范围。黄县当为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黄县城南十里的归城很可能是东莱的故都所在。国与莱国虽然同为夷族邻邦，但他们在对待周王朝的态度方面却是截然不同的。莱国很可能是商代的侯国，故一直对周人持敌视态度，并始终不肯臣服。而国却不然，在西周初年就率先降服于周，并积极跟从周人征伐，是周王朝在东方的一个忠诚信国。早在齐灵公时期，莱国就已经被齐灭亡，而黄县的，即东莱，直到齐景公时才灭亡。[55]

五、关于莱夷部落图腾的探讨

（一） 认为莱夷部落以鸟为图腾

当代许多学者大都认为莱夷部落以鸟为图腾。如前已述及的杜在忠的《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周昌富的《莱国姓氏与地望考》、逄振镐的《莱夷与莱国》等均持此说。（二）认为莱夷部落以蛇或蚕为图腾

持这一观点的是李步青、刘玉明。他们在《“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中对1981年莱阳前河前村出土的一件有铭陶盉作了初步解释，认为这是己国或己族名父乙的作器。、己、 、纪、莱为一国，可能是以蛇或蚕为图腾或族徽。

六、关于莱国与周、齐的关系及莱国灭亡的探讨

1.杜在忠认为，齐襄公六年，齐灭莱，“迁莱于”，此当在半岛腹地、远离齐国政治中心的黄县归城，东莱可能是莱灭亡后的新建国家。[56]

2. 王锡平、孙敬明认为，在西周初期莱国地位不一般，莱国离周王朝甚远，与东夷为邻，居膏腴之地，势力强大。但它并没有像其他方国那样，以此作为割地称雄的条件，进行反叛，而是在周王麾下，东征南伐，始终作为周王在齐鲁以东的坚强的信国。[57]

3.迟克俭认为，春秋时期，莱、齐间的全部交往活动，以友好往来者居少，举兵交恶者居多，齐国为了对付莱国，有时联合鲁国，有时单独出兵，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较量。莱国存世时间，大体是从商末周初到鲁襄公六年（公元前五六七年）为齐所灭这一段时间。[58]

4.夏麦陵认为，齐、莱关系在齐立国之初，由于莱与齐争夺营丘而趋于紧张，到周孝王时又一度缓和以至友好起来，且都听命于周王朝了。春秋早期的齐桓公时，齐、莱间没有任何关系。到春秋中期周定王时，齐与莱，以及鲁与莱的关系又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了。终于公元前567年即鲁襄公六年将莱灭亡。灭莱之后，齐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莱不能东山再起。[59]

5.逄振镐在《莱夷与莱国》一文中认为，西周初期，莱国实力相当强大，曾一度与姜太公争夺营丘，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后的莱国可能已服从了周王朝的统治。春秋时期，齐国国势强大，开始了对莱夷的征服战争。公元前602年，齐国开始正式伐莱的军事行动。终于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大举灭莱。之后，“迁莱于”，“”地在今黄县灰城，亦名归城。

七、关于山东乳山县刁虎山遗迹的推定

1976年，在山东乳山县刁虎山前坡，接近于山顶端南侧的山腰处，发现五六处半地穴式、用自然石块砌筑的正方形小坑。坑略呈东西向排列，正北与刁虎山主峰相对。针对这一遗迹，刘玉明认为，这是我国古代东夷部族祭祀太阳的遗存。由此又进一步推断，我国古史传说中所说的嵎夷族就居住在今山东半岛东端乳山、文登一带，从而还肯定，所谓嵎夷族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所说的“阳夷”。[60]对此，王树明、刘丕兴持反对观点。他们认为，方坑遗迹的时代，应在西周时期，或晚亦不会超过东周初年。就方坑遗迹的构筑方式、坑向以及将遗物埋置穴内的处置方法等来看，与我国古代传统的祭天的礼文、节仪毫无相近之处。所谓嵎夷族所居之地，主要散居于山东的内陆地带，也并不在今山东半岛东端的烟台地区。他们认为，这一遗存，很有可能是有周时期，居住在胶东半岛一带的夷人，认为山有神灵、崇拜山神对山神举行祭祀典礼的物质遗存。这一带的夷人就是莱夷。[61]

八、关于莱夷与莱国古文化的探讨

对莱夷与莱国文化，前已述及的现代学者杜在忠的《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丛领滋《莱与东莱两国论》、逄振镐《莱夷与莱国》，以及宋承钧的《胶东史前文化与莱夷的历史贡献》[62]等论著均有所论述。他们所持观点基本相同。兹将其分几个方面综述如下：

（一）关于莱夷及莱国古文化的地位

上述学者均认为，莱夷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封建社会甚至是奴隶社会形成的中原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传统观念，是片面的。莱夷对创造我国古老文明有卓越贡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源泉之一。

（二）关于莱夷与莱国古文化的阐述

1.史前时期的莱夷古文化

上述学者普遍认为，至晚在一二万年前，莱夷地区便有了人类的创造活动。莱夷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史前文化。莱夷史前文化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序列，自成体系，独具特点。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胶莱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古文化共同体——山东龙山文化两城类型。它与中原同时的文化面貌不同，与山东西部的龙山文化也有差别。两城类型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制陶工艺的进步性。在陶系方面，以居半数以上的黑陶为主，其中以素面磨光者犹具特色：陶质细腻，黝黑漆亮。特别是其质硬、胎薄、火候高为其它同时文化所望尘莫及。陶器外表的装饰又以素雅光洁著称于世。造型多样，附件部分装饰适当，使用方便。其形制之优美堪称我国甚至世界上远古制陶工艺的精华。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精巧美观的蛋壳陶，更是驰名中外。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达到了中华史前制陶的最高水平。总之，莱夷龙山文化在制陶技术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多样性几方面都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器时代早期的最高水平。（2）生产工具的先进性。两城类型的石器大都经过精工磨制，并按用途不同有了明显分工；农业工具中出现了原始的锄，中耕农具的问世，说明此时农业已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式；黄铜器物出现，这比欧洲最早出现黄铜（罗马帝国钱币）要早二、三千年。（3）发达的农业。莱夷是东夷诸族中较早从事农业为主，并较早的进入了文明时代的一个支族。农业的发展反映在以下几方面：人工稻米、酿酒、家畜饲养、房屋建筑等，这些都说明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程度。（4）发达的造船业、捕捞业与航海业。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和石锚，证明莱夷航海业的发达。莱夷文化从大汶口文化早期起直到夏朝为止一直对辽东半岛、胶莱河以西直至中原地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与莱夷发达的造船和航海业分不开的。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学和标型学，他们又认为龙山文化是由当地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据此又推断，莱夷先民至少在距今7000年左右就在自己的沃野上创造着悠久的古老文化了。关于两城类型的文化下限，他们认为是近几年考古界新发现的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属青铜文化，此时生产已相当发达，有了剩余，出现商品交换，原来以血缘为纽带按氏族、部落自然分布的居住情况，逐步代之以富人和穷人相隔离的行政区划。阶级萌生了，莱夷部落已开始向文明时代迈进了。

2.商、周时期莱国的经济与文化

上述学者认为，商、周时期，无论是鱼盐业、矿冶业，还是麻丝纺织业、交通业等，都很发达。入周后莱国与齐太公争营丘，即显示出其强大的军事势力及雄厚的经济实力。

3.春秋时期莱国的经济与文化

上述学者认为，春秋时期，莱国的经济与文化仍相当发达。鱼盐之丰富，在对齐国和其他诸侯国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采矿冶铁业也很发达；在文化方面，莱夷人的音乐是很有名的，直到春秋时期，莱人仍有自己的独特的音乐“莱乐”。

（三）关于莱夷及莱国古文化对中原古文化及其它地区文化的影响

上述学者认为，莱夷文化对中原及其它地区文化的影响从新石器时期便开始了。

从横向来看，向西，它们与鲁中南、鲁西地区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较大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系，对中原夏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向北，渡过渤海湾，给辽东半岛文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明显。虽然在西周以后逐渐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但在此以前它对中原以及周围同时古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单就制陶工艺来说，莱夷地区龙山文化的制陶技术自东而西直至中原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些东方因素甚至远到伊、洛流域。

从纵向来看，上溯到河南二里头夏文化，承袭了许多山东龙山文化两城类型的因素。夏朝的主要礼器，也都产生于东部沿海莱夷文化。向后伸延，直至商、周时期，仍然可以看到莱夷先民的物质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如商周两代大批出现的礼器和生活器皿，在两城类型中甚至更早的大汶口文化中的陶器群里，都能找到他们的祖形。

注释：
[1]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0页。
[2] 杜在忠：《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3] 周昌富：《莱国姓氏与地望考》，《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4] 迟克俭：《古莱国初探》，《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5] 王树明、刘丕兴：《山东乳山县刁虎山莱夷祭山遗迹的推定》，《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6] 于敬民：《纪莱一国文献考》，《管子学刊》，1989年第2期。
[7] 丛领滋：《莱与东莱两国论》，《管子学刊》，1992年第3期。
[8] 逄振镐：《莱夷与莱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9] 王献唐：《黄县器》，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1-13页。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页。
[11]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8页。
[12] 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52页。
[13] 王献唐：《黄县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3页。
[1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 周昌富：《莱国姓氏与地望考》，《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16] 迟克俭：《古莱国初探》，《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17] 逄振镐：《莱夷与莱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18] 杜在忠：《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19] 王恩田：《纪、 、莱为一国说》，《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20]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21] 丁鼎：《莱子姜姓说志疑》，《管子学刊》，1992年第3期。
[22] 李白凤：《东夷杂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63页。
[23] 王恩田：《纪、 、莱为一国说》，《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24] 王献唐：《黄县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67页。
[25] 杜在忠：《寿光纪器新发现及几个纪史问题的再认识》，《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26] 崔乐泉：《纪国铜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3期。
[27][29][31] 王恩田：《纪、 、莱为一国说》，《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28]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八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0页。
[30] 崔乐泉：《纪国铜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3期。
[32] 孙敬明：《考古发现与史寻踪》，《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33] 崔乐泉：《纪国铜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3期。
[34] 王献唐：《黄县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46-158页。
[35] 李步青：《烟台市上夼村出土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4期。
[36]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37] 李白凤：《东夷杂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52-54页。
[38]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八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9页。
[39] 李白凤：《东夷杂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47-51页。
[40] 李步青：《烟台市上夼村出土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4期。
[41] 于敬民：《纪莱一国文献考》，《管子学刊》，1989年第2期。
[42] 王恩田：《再说纪、 、莱为一国》，《管子学刊》，1991年第1期。
[43] 王恩田：《三说纪、 、莱为一国：答郭克煜先生》，《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
[44] 李步青,刘玉明：《“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45]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版，第280页。
[46] 王献唐：《黄县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60页。
[47] 杜在忠：《寿光纪器新发现及几个纪史问题的再认识》，《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48] 崔乐泉：《纪国铜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3期。
[49] 郭克煜：《纪莱一国说质疑》，《曲阜师范学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84年。
[50]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0页。
[51] 杜在忠：《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52] 迟克俭：《古莱国初探》，《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53] 逄振镐：《莱夷与莱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54] 丛领滋：《莱与东莱两国论》，《管子学刊》，1992年第3期。
[55] 周昌富：《东莱新说》，《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56] 杜在忠：《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57] 王锡平、孙敬明：《莱国彝铭试释及论有关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58] 迟克俭：《古莱国初探》，《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59] 夏麦陵：《叔夷钟铭与齐侯灭莱》，《管子学刊》,1993年第2期。
[60] 刘玉明：《嵎夷考略》，《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
[61] 王树明、刘丕兴：《山东乳山县刁虎山莱夷祭山遗迹的推定》，《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62] 宋承钧：《胶东史前文化与莱夷的历史贡献》，《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齐鲁文化研究》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