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后重生帝少大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诸军兵种回眸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一支以单一步兵为主的陆军部队。为适应保卫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需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单一陆军向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20世纪50年代先后新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领导机构和部队。至此，人民解放军的军兵种建设已初具规模。60年代，人民解放军迈开了军兵种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步伐，1966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基建工程兵。在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建设之需要，先后对防空军、公安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进行了撤销或合并，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的军兵种设置更趋科学合理，加快了合成军队建设的进程。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合成军队。

　　一、蓝天卫士--人民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50多年来，人民空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体经历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全面建设、“文革”10年曲折前进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取得了建军、作战和建设祖国等光辉业绩。人民解放军空军已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航空兵为主体，包括高炮、地空导弹、空降兵等作战部队以及雷达、通信等保障部队、多兵种合成的技术军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为建立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空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筹建人民空军
　　1、筹划创建人民空军
　　富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深知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渴望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早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少数干部去苏联学习航空，1939年又派了40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到新疆盛世才的部队学习飞行和飞机维护，1946年3月，在中国东北的解放区牡丹江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惟一的一架高级教练机就有125个补丁（机身在作战中被打穿的地方打上补丁）。飞机起飞要先烧柴火给发动机加温，再用手摇惯性起动机才能起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训练出了100多名飞行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骨干。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向全党发出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最早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指示提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东北老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在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具备了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1949年3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听取汇报，了解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1949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等分析认为，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亦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毛泽东于1949年7月10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据朱德建议，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召有关同志商酌。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进一步提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做出建立人民空军决策的同时，即着手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2、组建军委航空局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军委航空局的机构，开始设有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渡江战役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遂于1949年5月增设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扩编为172人。
　　军委航空局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在各野战军的关怀和支持下，接管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器材等工厂32个；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这样初建时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83人，飞机159架。军委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修复机场，迅速开辟空中运输线。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军委航空局于1949年8月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20多架飞机，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并组织该中队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
　　军委航空局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缘的红带，它标志着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在陆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征着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它象征着人民空军的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为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领导机关的前身。
　　3、筹建空军司令部
　　1949年六、七月间，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拟议中的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
　　航空局的人员组成。8月19日，第14兵团机关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共2515人由武汉抵达北平，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华未到职），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初，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两个方案。毛泽东看后圈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暂时按兵团一级。11月9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空军领率机关正筹备就绪，空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诞生
　　1、空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从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人民空军的成立日。经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等5大部。并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原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不久，刘亚楼司令员提出空军领率机关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表，经毛泽东批准，首先建立司令部（开始称参谋部，王秉璋任参谋长，何廷一任副参谋长）、政治部（萧华任政委兼主任）、训练部（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部长，薛少卿任第二部长）、工程部（王弼任副政委兼部长，谢唯进任政委）。后勤部和干部部由于第14兵团无相应的组织机构，当时暂缺。为了解决空军初建时期后勤方面繁重的保障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月，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6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4月22日任命谷广善为部长（原四野后勤部运输部部长）、杨尚儒为政委（原四野后勤部第2分部部长）、石忠汉为第二部长（原四野后勤部第6分部部长）。9月7日正式成立空军干部部，吴法宪任副政委兼部长，杨春甫任副部长（原四野第五十一军政委）。
　　与此同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甫、方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因故未到任；后由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担任）、王集成（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李世安（空军第四混成旅政委）、刘风（空军第二航校校长）、吕黎平（空军第4航校校长）、黄玉坤（空军第三航校政委）等15人组成。刘亚楼任党委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至此，空军领导班子基本配备齐全，领率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空军领率机关组成后，在加紧领导机关本身和业务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等方面建设的同时，全力大办航校，组建军区领导机关和组建部队。
　　2、成立军区空军领导机关
　　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航空处属军区建制，在业务指导及航空器材、航空人员的调度上，接受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其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的事宜。
　　为适应空军初建时期的迅速发展，中央军委决定把军区航空处机构扩建为军区空军司令部。1950年8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辽西军区、陆军第171师部分机构合编组成。第一任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治委员王德贵，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赵正洪。不久，由于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调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又调周赤萍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并调步兵第205师师部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部分人员加以充实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徐德操，政治委员漆远渥，参谋长油江，政治部主任李克如。
　　1950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而成。第一任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王集成，副司令员张藩，参谋长蒋天然。
　　1950年9月24日，在武汉成立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51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王建中。1955年7月，中南军区空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广州。
　　1950年9月22日，成立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傅传作，政治委员余非，参谋长欧阳挺，政治部主任陈浩。
　　1951年7月，西北地区开始筹组空军部队和学校，12月，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六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罗元发，副司令员张贤约，副政治委员赵光远，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张孝德。
　　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军委空军和大军区双重领导。

　　（三）空军的全面建设
　　人民空军诞生至60年代中期，空军建设全面展开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军委首长对空军建设精心谋略，全面规划，在空军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在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空军建设取了辉煌的成就。
　　1、空军建设方针和任务的确定与初期发展计划的拟制
　　人民空军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要创建一支空军，决非轻而易举，需要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需要有机场、飞机和各种复杂的装备器材。但是在当时，这些条件都非常差，可以说几乎没有。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并着手培养了航空人员，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这方面还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只有40多名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航校，也只培训了很少一部分飞行和技术人员。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接收了国民党空军留下的烂摊子，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飞机只有88架。
　　空军是一个掌握复杂技术装备的新军种，应该怎样进行建设，确立什么方针，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首长高度重视，在1950年三、四月召开的空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上，探讨了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会后，刘亚楼又对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1951年2月空军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其基本指导思想包括：空军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基本制度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的方针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党委制，集体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在业务上，以苏联空军为榜样，尽快把技术学到手，等等。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保证了空军各项建设的顺利发展。
　　人民空军的任务是什么？朱德和毛泽东作了明确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朱德总司令指示说：“我们建设空军，要达到和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消灭残匪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4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一题词，对人民空军的任务作了完整的表述。
　　根据空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1950年8月，空军拟制了1950年至1953年的《建设大纲》。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空军担负作战任务的需要，1953年底的主要发展目标：从1950年11月起扩大已建立的7所航校的培训规模，四年内毕业三期学员2.54万名；组建航空兵部队97个团，即：以航校第一期1950至1951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3个航空兵团，第二期1952年毕业的学员组成45个航空兵团，第三期1953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9年航空兵团；装备飞机4507架，其中作战飞机2640架；组成1个空军陆战旅；建立11个飞机修理厂；修建机场107个；培养干部，选送80～90人出国留学，在陆军大学内开设一个航空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一个航空工程系，这两个系积累经验后，再组成单独的航空大学，空军总员额29万人。
　　2、第一支飞行中队的组建和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5月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4型轰炸机6架，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投下炸弹30枚，毁伤飞机4架，炸坏机库1座，炸毁房屋196间，伤亡24人。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预定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于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装备相应数量的战斗机，组建一个飞行中队，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飞行中队的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由军委航空局负责。1949年8月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各分队的分队长是：第1战斗机分队长赵大海，第2战斗机分队长杨培光，第3轰炸机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禹庆荣、王玉珂、任永荣等。为了加强作战力量，9月上旬，又从东北老航校选调飞行技术较好，飞过P-51战斗机的林虎、孟进两人参加飞行中队。地面分队长为刘平凡，机务人员40人。飞行中队最初有飞机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飞行中队经过短时间恢复技术后，从9月5日起，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10月，为了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又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了一批骨干，有刘玉堤、徐登昆、阮济舟、李汉、吉世堂、马杰三、李国治、李宪刚、牟敦康、刘耀西、陈亮等飞行员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同时增调作战飞机19架，其中P-51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轰炸机各1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执行日益繁重的空运任务，在飞行中队又增编第4运输机分队。这个分队装备C-46、C-47运输机3架。分队长谢派芬，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王恩泽、于希和、王洪智等人，还有领航、通信人员10余名。飞行中队除防空作战外，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组成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受阅。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要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按照机种的类别，组成6个空中分队。受阅飞行的总领队，最初由南苑机场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在受阅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决定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
　　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受阅飞行编队的飞行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要显示出整个队形的严密、完整、紧凑、壮观，又要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从飞行中队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紧张地进行训练，先组织分练，尔后组织合练，还进行了两次预演。9月23日受阅机群第一次预演，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空中有机群通过的声音，关切地询问是哪里来的飞机？周恩来欣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人民的飞机，他们是来保卫政协会议的，并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正在组织训练。
　　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北京30万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朱德总司令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按照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的分列式开始，受阅的机群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而过。第1分队长机由邢海帆总领队担任，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飞行员是阎磊、王延洲；第3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是谭汉洲、毛履武。紧接着飞来的是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第4分队，排着“一”字队形，长机飞行员是邓仲卿，僚机飞行员是王玉珂。后面是第5分队，3架C-46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在长机刘善本率领下，平平稳稳地向前跟进，飞行员有谢派芬等人。最后是第6分队，由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组成，长机飞行员方槐，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安志敏、任永荣。17架飞机编成一个完整的受阅队形。当人民空军的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着迅速掠过的机群，频频招手致意。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整个广场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3、组建航校
　　要建设空军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这项任务，最重要的首先开办航校进行培训。中共中央根据空军面临的作战任务、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批航校。空军首长决定立即集中一切力量，投入航校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一所在1946年3月建立的东北老航校，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建设人民空军的需要。中共中央确定以东北老航校的干部、学员为骨干，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尽快建立第一批航校。1949年7月11日，刘少奇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晤时提出：需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请苏联派出专家来华协助创办航校。苏方表示同意后，8月1日，中共中央即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去莫斯科商谈具体事宜。最后达成如下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空军随即召开第一次航校工作会议，并提出了“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的方针，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航校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
　　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正式颁布命令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航空学校。此时，向苏联买来飞机185架。对航校校长的人选，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即：第1航校校长为刘善本，第2航校校长为刘风，第3航校校长为陈熙，第4航校校长为吕黎平，第5航校校长为方子翼，第6航校校长为安志敏，第7航校校长为魏坚。空航校政治委员，从各野战军中选调。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共提出19名预选对象，中央军委从中选定了7名，即：第二野战军第28师政治委员姚克祜任第1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2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101师政治委员王学武任第3航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4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63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渊任第5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6航校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4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7航校政治委员。各航校所需的其他干部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其中90%以上的人员是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6所航校仅用50多天就建立起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仅批阅空军有关办航校的请示、报告就有49件。再就是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6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开学。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参加了第6航校的开学典礼。第7航校于翌年1月5日开学。

　　为了适应空军组建的需要，1950年空军采取了3次措施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培训能力显著增长，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空军决定从1951年开始，增建新的航校，将初期创办的既训练飞行人员又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航校，分建为单一的空勤航校和地勤航校。5月将第4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沈阳新成立的第8航校负责培训。翌年8月，又将第1、2航校培训的轰炸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长春新成立的第9航校负责培训。同年将第3、5、6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也调出，由在太原新成立的第10航校负责培训。空、地勤人员实行分校训练后，由于专业技术比较单一，不仅有利于加强领导，提高教学质量，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1953年1月，在陕西户县成立了第11航校。该校最初的任务和歼击机航校相同，后来改为担负轮训部队飞行中队长和新机种改装的训练任务。2月，在山西临汾又成立了第12航校，担负培训歼击机飞行学员的任务。空军初建时期，参战任务紧迫，急需提高指挥员战术素养与指挥能力，1953年1月，在北京南苑成立了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该训练班主要负责轮训航空兵部队大队和团一级指挥干部，以学习战术为主，并有重点地研究部队急需解决的飞行技术问题。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余名，军事干部396名，政治干部690名，后勤干部310名，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为了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人员。1951年初，空军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这批学员到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训练飞行员14名，空中领航员6名，空中通信员5名，空中机械员30名。经过刻苦训练，到1951年11月，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王坚、伍竹迪、秦桂芳等14人，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闯过了学习中的一道道难关，掌握了飞行技术。她们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同时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55人个个学成，无一掉队。毕业以后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这一天，7000余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记者等，来到西郊机场参加庆祝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的盛典。飞行表演前，朱德总司令、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邓颖超讲话说：“今天举行女飞行员起飞典礼，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女飞行员戚木木汇报了她们学习航空技术的情况，并代表女飞行人员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奋斗。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人员。毛泽东主席关切地询问：她们都成器啦？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回答：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
　　在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编入部队服务以后，空军又先后培训了多批女飞行人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培养女飞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院校全面建设。1954年以后，空军院校从创建阶段进入巩固加强、整顿提高、稳步发展的阶段。由单一的航空学校训练逐步建立起与空军编制相适应的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由速成性质的训练逐步走上正规训练的轨道。在总结已有办校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教育训练的规律，进行教学改革，基本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空军建设需要的办校道路。
　　健全院校培训体制。1954年以后空军根据任务的需要，新建了一批院校，并对院校培训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为了解决各类专业干部的培训问题，1954年10月在太原组建空军后勤学校，在洛阳成立空军政治学校，分别担负培训后勤和政治工作基层干部的任务；1955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划归军队建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由空军领导，负责培训气象人员；1956年10月，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14航空学校，负责培训基层通信技术、指挥干部；1958年9月，在陕西户县组建空军第16航空学校，将原在轰炸机航校与飞行员合训的空中领航员和通信射击员，集中在此校培训，1961年4月，在长春组建空军卫生学校，负责培训初、中级医务人员。
　　由于航空兵部队的发展，原有的第8、第9、第10等3所地勤航校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1956年空军确定将第8、10航校的训练任务调整为专门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师。1956年4月，在成都以第4预校为基础组建空军第13航空学校，主要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员。1959年9月在吉林组建空军第17航空学校，专门培训歼击机机械员。1967年空军第8、9、10、13航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航空机务学校。另外，将原有的8所预校作了精简。除第3、4预校改为通信学校和第13航校外，撤销第5、6、7、8预校，仅保留第1、2预校，负责空
　　勤学员转入航校前的军事、政治基础训练。1957年，将原防空军所属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兵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和防空学校划归空军建制。撤销了技术学校。防空学校与雷达学校合并，称为空军雷达兵学校，1958年9月，在保定组建特种武器学校，称为第15航空学校，为全军培训地对地、地对空、地对舰导弹技师。
　　为了培训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于1958年9月在北京组建空军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航空兵团（营）级指挥、参谋干部和大队以上领航主任，轮训空军师以上指挥、参谋干部和团以上政治、后勤干部。于1961年2月在西安组建空军工程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中队以上航空工程机务干部、机场建筑工程技术干部和气象工程技术干部。由高级航校、高级防校、气象专科学校和第15航校承担另一部分营（大队）、团以上指挥、技术干部的培训任务。1963年3月，这4所学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高级专科学校。
　　到60年代中期，空军院校体系构成是：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4所，空勤航校10所，地勤航校5所，政治、后勤、高炮、雷达、通信、卫生学校各1所，航空预备学校2所，共计29所院校。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
　　4、组建航空兵部队
　　航空兵部队是空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组建各机种配套、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有战斗力的航空兵部队，是人民空军在创建时期的根本任务。
　　筹划空军师、团机构和装备。组建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空、地勤人员；第二，要有师、团领导机构；第三，要有飞机装备。空军航校培训的空、地勤人员，为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第一个条件。但是部队的领导机构和装备的来源尚未解决。1950年4月1日，空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报告称：各航校第一期空、地勤学员全部毕业后，可编成7个航空兵师，中央军委采纳了空军的建议。这样，由各野战军选调步兵师部及团部的现成机构，再由空军配以若干技术干部组成空军的师、团机构。从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有12个、团部有49个（含零星调入团部10个）。这些从陆军调来的师、团领导机构，大都经过陆上战斗锻炼，有的是屡建战功的老部队。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其师、团领导机构多是由陆军各单位零星抽调人员组成的。1952年底以后，由于空军航空兵部队已有相当的基础，再组建新的部队时，其师、团领导机构则主要从空军内部抽调人员组成。
　　飞机装备的来源。组建航空兵部队初期所需的飞机装备，只能向苏联购买。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向苏联斯大林、布尔加宁等领导人发电报、信件32次。1950年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拉-9歼击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08架）。后来，因上海地区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中国政府商请苏联政府派空军部队协助保卫上海地区的安全。苏联巴基斯基中将率部于1950年二、三月间到达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担负防空任务。10月巴基斯基所部调回苏联，其装备经两国政府商定作价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遂于10月中旬，接收驻上海、南京等地苏联空军部队的武器装备，计有各型飞机119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别洛夫师于1950年8月到达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后来采取同样办法，将其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22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6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的部队。同年10月、12月，苏联空军13个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到达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这些苏联空军部队，除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外，并负责帮助中国空军部队进行训练。后来，中国空军有偿地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这批装备，是中国空军组建第三、第四批航空兵部队所需装备的主要来源。随后组建的第五、六、七批航空兵部队的装备，主要是从苏联进口和在中国空军内部调整、替换解决的。
　　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共111架飞机。8月8日移驻上海。华东军区司令员聂风智兼任旅长，调第2航校政治委员李世安任旅政治委员，王志增、刘善本任副旅长，王香雄任参谋长，谢锡玉任政治部主任。旅部机关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师部改编组成，共308人。旅所属4个团：第10团，1950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团长夏伯勋，政治委员王学武。其团部以步兵第116师第348团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0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
　　。第11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团长方子翼，政治委员张百春。其团部以华东军区南京警备第102师第306团团部和第304团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7月29日移驻上海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空军部队的拉-11活塞式歼击机。第12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代理团长刘忠惠，政治委员黄文。其团部以华东军区上海警备第100师第299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图-2轰炸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轰炸机部队。第13团于8月1日在徐州成立，政治委员葛振岳。其团部以华北军区步兵独立第206师第616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伊尔-10强击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强击机部队。
　　第4混成旅的全体指挥员，按照空军领导的要求，在苏联顾问帮助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换装训练。参加训练的飞行员，有98名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平均每个飞行员飞了16小时25分。该旅自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任务。飞机增加到155架。
　　组建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空军在组建歼击、轰炸、强击等作战部队的同时，为了适应空中运输任务的需要，也抓紧组建了空运部队。1950年2月在北京西郊机场成立了一个空运队。空运队的飞机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12架C-46、C-47运输机；空、地勤人员大部队是起义人员和各地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这个空运队担负过许多专机和空运任务。1950年3月，为了给进藏部队空投粮食等物资，先后从华北和西南军区航空处调集C-46、C-47运输机，又组成一个空运队。周恩来于9月16日向苏联提出订购42架伊尔-12运输机及必要的油料、器材，同时聘请苏联顾问58名，帮助中国空军训练空运部队。9月空军筹组了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第2航校进行训练。该训练大队共有学员237名。11月24日正式开课，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训练，于1951年1月30日毕业，分配到西南军区组建空运部队。1950年11月24日，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团———空运输团在四川新津正式组成，由向黑樱任团长。团组建后，继续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1951年4月24日，以高空运输团为基础，又从第2航校抽调部分运输机和空、地勤人员，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即空军第13师。第一任师长为刘绍堂。该师下辖第37、38、39团，有飞机47架。
　　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1949年8月刘亚楼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时提出聘请伞兵顾问和教员41名，并订购了第一批伞兵用的降落伞。1950年7月17日，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的番号。7月26日，空军陆战第一旅以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89师师部为基础在上海组成。旅长由朱云谦担任。8月1日，旅部由上海移驻开封。9月16日，在开封召开空军陆战第1旅成立大会，共计5000余人，分别来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山东、华东、东北军区等40个军以上单位。全旅人员共产党员占88%，英雄、模范、功臣占93%，参加过战斗的占83%。12月，空军陆战第1旅改编为空军陆战第1师，后来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兵师。
　　组建28个航空兵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加速建新部队的步伐。10月5日，空军歼击第3旅旅部和所属的第7、8、9团，以原步兵独立第209师师部及所属第625、626、627团团部为基础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不久方调走，由夏伯勋任代旅长。
　　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4旅组建时下辖2个团，第10团、第12团。
　　同年10月31日，空军部队的番号名称由旅改为师，遂将空军歼击第3、4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3、4师。
　　11月25日，空军第2师以华东军区抽调的干部为基础在上海成立。该师由刘善本任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下属第4、第6团。1950年11月下旬至1953年底，又组建了5批25个航空兵师60个团。即：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27日组建了强击机的第5师，歼击机第6、7、9师，轰炸机第8师。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5月组建了轰炸机第10师，强击机第11师，运输机的第13师，歼击机第12、14、15、16、17、18师。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组建了歼击机第19、21、24师，轰炸机第20、23、25师，强击机第22师和侦察机独立第1、2团。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组建了歼击机第26、27师，强击机第28师，运输机独立第3团，轰炸机独立第4团。与此同时，将每师二团制逐步扩编为三团制。1953年底和1954年初，组建了歼击机第29师，侦察机独立第5团。至此，空军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担负了保卫祖国和抗美援朝的防空作战任务。
　　5、建立空防合一的空军体制
　　50年代初，空军与防空军，是两个独立的军种。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合并于空军。5月17日合署办公。军区空军和军区防空军机关及其所属部队的合并工作也相继完成。从此，防空军称号撤销。

　　防空军的创建与发展。早在1948年8月9日，中央军委针对一些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空军的空袭日益增多的形势，提出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到1949年底，共有16个高射炮兵团，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上海后，中央军委对加强城市要地防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地相继建立了防空指挥机构和防空组织，组建了一批防空作战部队。1950年3月至5月，先后组建了3个高射炮兵师：3月12日，由河南警备第2旅所属机关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合并在武汉组成高射炮兵第1师，由蔡爱卿任师长，程明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2、3、9团，部署在雷州半岛、广州、武汉等地。4月12日，以驻东北地区的高射炮部队为基础在沈阳组成高射炮第2师，由谢兴华任副师长，孙文采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4、5团，部署在沈阳、鞍山、小丰满等地。5月1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与陆军第100师师部合并，组成高射炮兵第3师，由李大磊任师长，杨汉林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1、14、17、18团，重点部署在上海。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经过多次充实、调整扩建，到1957年5月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防空军共有沈阳、北京、南京、广州等4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1个防空军军部，8所学校和以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等组成的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防空部队，总人数14.9万余人。
　　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司令员为刘亚楼，政治委员为吴法宪，副司令员为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空防合并后的空军各兵种建设。1957年5月空防合并后，空军除航空兵、空降兵外，增加了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等兵种。1958年又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此后，空军各兵种根据战备任务需要和装备发展又有所变化。
　　航空兵包括歼击、轰炸、强击、侦察、运输和各种专业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到1959年这段时间，主要是调整、充实原有部队，一部分老的师由二团制扩充为三团制。1960年到1965年，为了沿海地区的严密防空，先后新建了一批歼击航空兵师。
　　高射炮兵在空防合并时，已发展到11个师。1959年以后，除抽调一个高射炮兵师师部改建为地空导弹训练基地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保卫的目标增多，高射炮兵部队一度有所发展。
　　地空导弹兵是空军的一个新兵种。1958年10月，空军开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当时所需的装备是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组建了3个营。第1营营长为张建华，第2营营长为岳振华，第3营营长为杜先照。1964年3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地空导弹师──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4师，由张伯华任师长，贺芳齐任政治委员。翌年，国产地空导弹兵器开始装备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速度加快，每年都新建一批部队。地空导弹部队逐步发展成为国土防空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空防合并后，防空军的对空情报兵改名为空军雷达兵，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担负全国范围的空中情报保障任务。
　　探照灯兵在空防合并后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当时有6个探照灯团，部署在几个主要地周围，配合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部队夜间作战。
　　空军原有一个空降兵师。1961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陆军第15军改编为空降兵军。原有的空降兵师也同时划归该军建制。由赵兰田任军长，廖冠贤任政治委员。当时，空降兵立足于敌后，空降营以小分队作战，在编制、装备、训练上体现以步兵为主，以轻武器为主。为了保障空降兵执行作战、训练任务，1964年10月组建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配属空降兵建制。
　　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的调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以后，根据武器装备的发展、组织体制的变化和领导部队工作的需要，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在1956年以前，按照与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对口的原则和空军业务工作的特点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工程部、军事订货部、修建部、后勤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等11个部和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57年由于空防合并，增加了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探照灯兵部等3个部。同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将空军财务部并入空军后勤部。同年9月，根据国防部命令将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改为空军通信兵部。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又增设了2个部，合并了5个部。1966年6月又分出，成立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合并的5个部门，都是业务相近的，空军订货部并入空军工程部，空军修建部并入空军后勤部，空军探照灯兵部并入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空军干部部并入空军政治部，空军通信兵部并入空军司令部。经过调整，空军领导机关仍有11个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高射炮兵指挥部、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直属政治部。
　　各军区空军机关是随着各大军区的变动和战备任务的需要而调整的。1954年，空军有6个军区空军机关，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军区空军。1955年5月，各大军区重新划分，军区空军亦随之改变名称，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军区空军相应地分别改为沈阳、北京、南京、兰州军区空军；原驻武汉的中南军区空军更名为广州军区空军，移驻广州；原驻成都的西南军区空军更名为武汉军区空军，移驻武汉。1958年8月，根据入闽作战的需要，组成福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福建、江西两省的空军部队，由聂风
　　智任司令员。1967年6月，以原驻济南的空军第6军军部为基础，组建了济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山东省的空军部队，由吴宗先任司令员，李勃任政治委员。为便于领导和指挥驻昆明、成都、新疆军区的空军部队，1960年8月和1965年7月，分别在昆明和成都组建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和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1964年12月在乌鲁木齐成立了空军第9军，后来，改为新疆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上3个指挥所都行使军一级权限，直属空军建制。
　　6、战斗保障体系建设
　　其主要有：航空侦察建设。航空侦察的目的在于短时间内获取较大面积的各种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情报资料，为空军等部队的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所以，航空侦察既是一项战斗保障，又是一种战斗行动。在组建空军部队的初期，没有单独建立侦察航空兵部队，只在歼击航空兵部队中配有少量装备有航空照相机的飞机，执行照相侦察任务。随后在一些歼击航空兵部队中，编制了侦察分队。1951年11月，在南京组建了独立第1、2团，这是空军最早建立的侦察航空兵部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为了加强航空侦察力量，空军又陆续组建了几个独立侦察团，并在各歼击、强击、轰炸航空兵师建立了侦察分队。与此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图像情报处理机构，逐步形成了空军的航空侦察系统。空军侦察航空兵部队使用的飞机，大都由现役飞机改装而成。
　　雷达情报建设。空防合并后，空军原有的引导雷达站和原防空军对空情报兵所属的对空监视哨、警戒雷达站，合并整编为空军雷达兵部队，使警戒雷达和引导雷达由两个系统合为一体。雷达兵部队的特点是驻地分散，指挥集中。1959年空军改变确定雷达兵以雷达站为基层单位，团为最高单位，在团和站之间因地制宜地设情报营部或管理营部，组成团、营、站三级或团、站两级体制。6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雷达兵部队全部编成团、营、站三级体制。雷达兵部队从1953年开始装备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警-1型雷达。到1957年，已装备了5种型号的国产雷达，60年代中期，技术性能较好的国产大型警戒和引导雷达装备部队，使雷达保障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通信导航建设。在编制、体制方面，陆续建立了通信业务部门，通信团、通信营、通信队等通信部（分）队，以及通信器材修配厂、通信器材仓库等。空军对空指挥和空中指挥通信，建立了超短波地空通信系统，为地面和空中根据需要转换指挥和协同关系，提供了有效的通信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到60年代中期，已构成了指挥、情报、协同、航行、气象等无线电通信网路。
　　领航保障建设。1954年空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领航保障建设的措施：从难、从严进行领航、轰炸、引导训练；进行定期技术检查、考核；强化领航业务理论教育；对领航人员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到1956年，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地面领航员队伍。60年代又采取了新措施，加强地面领航人员队伍建设。从1955年至60年代中期，地面领航人员共引导空军飞机击落击伤入侵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58架，有67名地面领航员荣立战功。
　　气象保障建设。空军初建时期的气象保障比较薄弱，从1954年开始逐步加强了气象网的建设。除在东北、华北地区组建了区域性气象网外，在华东、中南、福建地区组建了一批气象台站，在内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组建了一批机动气象站，构成了小范围的区域性气象网。在全国范围160多个气象台站建立了危险天气通报网，在一些主要地区建立了临时气象观测哨，在沿海地区则利用对空监视哨和海军观测站观测报告天气实况。还组织了近600个地方气象台站分别向空军提供气象情报。为了提高气象情报的传递时效和气象保障能力，1960年先后在京津、沪杭、旅大、广州等地组建了区域天气实况传递网；在沈阳、南京、武汉、西安等地建立了区域气象广播台，定时播发空军气象台站和有关地方气象台站的天气实况以及其他气象资料。为了收集国外气象情报，60年代中期，在北京、武汉、兰州、昆明等地建立了用以收集传递国外气象情报的收发信台。尔后，空军建立了气象室20个、台站189个，气象工作人员1万余人，基本上初步建成了以气象室为枢纽、以气象台站为基点的气象保障体系。
　　飞机管制建设。到50年代后期，基本上形成了空军、军区空军、军和航空兵师、校（机场）等四级飞行管制系统。飞行管制设备不断改善。在飞行管制的各项建设中，空军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飞行管制的法规，使全国的飞行管制工作能够严密地组织和顺利地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飞行安全。
　　7、健全后勤保障体系
　　从空军诞生到60年代中期，空军后勤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年至195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由全面向苏联空军学习，逐步转变到认真结合抗美援朝作战的后勤保障经验，探索中国空军的后勤建设道路，使各项后勤工作得到稳步发展。1960年至196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在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和国家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
　　况下，广大后勤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困难，保障空军部队完成了作战、训练任务。其主要有物资保障、国防工程保障、机场防护工程建设、后勤装备技术保障体系建设、卫生勤务保障、飞行后勤保障等。
　　（四）空军建设的挫折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空军搞阴谋活动，使空军各项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吴法宪追随林彪，在空军大搞唯心主义，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制造思想混乱。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削弱。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军事干部不敢抓军事，经常出现飞飞停停的现象。1968年，平均每个歼击机飞行员仅飞了23小时45分。航空兵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1972年，全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作战任务，只有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1974年保卫西沙群岛作战时，有的参战航空兵部队，拿不出建制作战分队，只好把大队长以上干部组织起来执行任务。院校建设遭受挫折。由于大砍院校，长期停课，以致部队中经院校培训的干部比例大大下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干部队伍的成长，给部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革”十年虽然使空军遭受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坚守战斗岗位，积极工作，完成了一些必须进行的工作，部队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备战、战场建设、科研试飞、作战、支援国家建设和维护国家稳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出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对西南边境和福建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空军担负作战的部队在社会上十分动乱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严守战斗岗位，先后击落入窜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6架，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
　　（五）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空军先后在邓小平、江泽民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核心的领导下，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从整顿各方面工作入手，实行拨乱反正，医治10年动乱造成的创伤，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空军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稳步前进；武器装备和各项保障工作有了改善和加强；人员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作风纪律，都呈现新的风貌。空军广大指战员常备不懈地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使命，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空军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现代化建设新步伐，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姿勃勃跨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里，人民空军与时俱进，跨越发展。
　　1、“十大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空军党委率领空军部队深入揭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全面整顿，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很快恢复了元气。1977年4月，中央军委对空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张廷发为空军司令员，高厚良为空军政治委员。新的空军领导班子组成后，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率领部队投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查帮派体系，落实干部政策；一面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奋力扭转“重灾区”的局面，实行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领导班子、规章制度、军事训练、战备工作、政治工作、纪律、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后勤工作、机关作风等十个方面，称为“十大整顿”。
　　领导班子整顿：一是组织整顿，于1978年年底，把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调整完毕，使各级领导班子达到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比较年轻、精干。二是政治思想整顿，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规章制度整顿，从机关到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有专职，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修订和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整顿训练工作，首先抓好飞行技术、航空理论基础训练，在空军各兵种各专业人员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掀起一个像1964年那样的群众性练兵热潮，院校按定额接收学员，培训空军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恢复和健全战备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统一空军作战指导思想，拟制、修订各种作战计划、预案，提高业务水平和指挥能力。政治工作整顿，由上而下、分期分批地对各级政治机关进行整顿，端正思想路线，纯洁干部队伍。整顿纪律，强调坚决执行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了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发动群众同事故作斗争，把空中和地面各种事故减下来。整顿航空工程机务工作，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机务维护规章制度，改进维护作风，办机务教导队，提高机务新兵训练质量，恢复驻厂军代表制度，把好验收关和产品质量关。整顿后勤工作，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加强场站建设，教育后勤保障人员明确树立为飞行服务的思想，分期分批地整顿国防仓库、油库，确实查清库存物资和装备的数量、质量状况，加强管理维护。整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改进文风，精简会议和文电。整顿作风，贯彻治军要严的指导思想，要求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十项整顿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重点放在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到1978年底，十项整顿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上到下建立了岗位责任制，修订和恢复了各种规章制度，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局面已经改变。航空兵部队和航校的飞行总时间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18.4%；航空兵部队年平均飞行时间87小时39分，突破了多年来在60小时左右徘徊的局面，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严重飞行事故万时率下降到0.36，是10年来最低的。地面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年终考核成绩优异。
　　经过整顿、调整和恢复，使空军的各项工作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空军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2、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
　　在全面整顿、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空军依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拓前进，有计划地推进空军的全面建设，开创了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空军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加强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1976年以后，空军院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加强院校的全面建设，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体系，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1978年初，据邓小平指示，空军院校的恢复工作迅速展开。在已恢复和改建第1、2航空预备学校、通信学校、军医学校和雷达学校的基础上。1978年3月至6月又重新恢复了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后勤学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和空军学院。到1979年，空军地面院校的学员定额，已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5650名，增加到1.86万余名。同时，还根据部队的需要，新增设了28种专业。空军院校经过紧张的重建和扩张工作，到1979年已大体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各航校在人员、飞机、器材基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每年的飞行总时间不断增加。1980年航校全年飞行时间达53万小时，比1977年增加53%。
　　对学员的培养，全面打好基础。空军院校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牢固树立为革命而飞的思想；在技术业务方面的要求，要熟练掌握飞行加强技术，达到训练大纲规定的质量标准，并扎实学好航空理论基础知识，以指导飞行实践；在作风纪律方面的要求，要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雷厉风行，机智灵活，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要具有适应紧张的飞行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耐力和平衡机能。空军院校在贯彻全面打好基础的工作中，始终把打好政治思想基础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为此，空军专门对飞行人员提出了必须具备的八项素质，即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宽广的胸怀、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严格的纪律、顽强的作风和强健的体魄。还针对空军部队驻地分散、条件艰苦、常年战备等特点，对学员加强树立坚强的革命事业心的教育和立志定向教育，使学员毕业后服从分配，到边疆、高山、海岛、戈壁、沙漠地区工作。
　　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1986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1986年以来，空军院校以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改革训练内容、改善训练条件和手段为重点，进行了大量工作，以实现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将空军学院改称为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学校改称为政治学院，航空学校改称为飞行领航学院，通信学校改称为电讯工程学院，后勤学校改称为勤务学院，高射炮兵学校改称为高射炮兵学院，航空机务学校改称为航空技术专科学校，军医学校改称为医学专科学校，航空预备学校改称为飞行基础学校。同时撤销了第9、10、11航校。气象学校和雷达学校在1979年6月和1983年6月，已分别改称为气象学院和雷达学院。空军院校的精简整编，主要是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即指挥军官分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军官分两等（中等、高等）、5种层次（中专生、大学专科生、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训。为了扩大知识面，增强工作的适应能力，从1987年开始，师（旅）职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军官（含军以上机关参谋）实行合训。空军还逐步发展了函授教育、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形式的在职教育，采取多种途径培养人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空军院校的教学手段向现代化发展，空军院校在开展模拟训练上亦有长足进步，技术训练模拟器已运用计算机控制。
　　为了适应新时期院校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院校把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和院校领导干部的教学管理能力，摆到了重要位置。在建立与健全空军院校教员选拔与使用制度的同时，1980年对航校的飞行教员提出了“五条要求”：（1）飞行事业心强，出满勤，带全期；（2）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3）会讲，会作，会教，会做学员的思想工作；（4）能给学员讲一门与飞行训练穿插的航空理论课；（5）达到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对地面院校的专业理论教员规定了“四项指标”：（1）热爱教学工作，教学质量比较高；（2）能完整地讲授本门课程，且有熟练的操作技能；（3）具有比较扎实的讲、写、演、画课堂教学基本功；（4）具有大学专科以上的基础理论水平。并要求各院校在此基础上，培养各类教学“尖子”和学科带头人。
　　截至1987年，空军院校已经拥有各类教员9200余人，形成了一支较好的教员队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等450人，具有硕博士以上学位的186人，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1.4%。飞行教员达到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的占89%，获特级和一级飞行教员称号的有1385人。还有520余名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掌握本学科前沿知识的学科带头人。这批辛勤“园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空军院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一支年龄、知识、专业结构趋向合理并适应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教员队伍已形成；一批熟悉院校教育、管理理论和专业技术的行家，已走上院校领导岗位，正在为空军各级机关和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人才。
　　跨越式发展，改善武器装备。①提高武器装备管理水平。通过装备整顿，落实了各项规章制度，普遍建立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加强了技术人员的培训。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中共
　　培训各类技术人员14万人次，为部队培养了装备维修、管理的骨干，提高了部队的装备水平。各部队自筹经费修建了各种库房、场地，大大提高了各类装备的放库率。检修各种装备20余万件，各类装备的完好率都有明显提高。装备平均故障率由1979年的4.7%，下降到2.3%，涌现出一批装备管理好的先进单位。1983年11月，空军颁发了《空军装备管理达到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十二条标准》，作为检查、衡量部队装备管理的尺度。随后，空军各兵种部队分别进行了检查评比，制订装备管理工作条例，逐步实现从经验型管理到科学型管理的转化。②开展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新时期，空军抓紧了武器装备的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工作，以提高空军主战飞机、地空导弹、防空雷达、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系统的技术水平和作战效能。70年代末，空军开始有重点、有步骤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以提高作战能力。为了解决装备的配套，1984年11月从美国引进了“黑鹰”直升机，1986年2月从法国引进了“超美洲豹”直升机，1985年8月从苏联引进了图-154m型运输机，还有一些其他装备。1986年2月，歼-8型飞机定型批准生产。歼-8Ⅰ型飞机是歼-8型飞机原设计方案的“全天候型”飞机，1981年4月首次试飞，1985年7月设计定型。歼-8Ⅱ型飞机是根据对未来作战对象的分析和中国航空工业的现有能力，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战术技术要求的。1984年6月12日，歼-8Ⅱ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歼-7Ⅱ型飞机是歼-7Ⅰ型飞机的改进型，增强了攻击能力，1986年2月装备部队。歼-7Ⅲ型飞机是在歼-7型飞机的基础上加装改装了部分设备，经过试飞，已批准设计定型。强-5Ⅰ型飞机是在强-5型飞机基础上改进的，1983年12月开始装备部队。后来，又在强-5Ⅰ型飞机的基础上改进成强-5Ⅱ型飞机，性能进步上得到了改善，生存力和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设计、研制的轰-6型飞机的自动领航轰炸系统，使该型飞机具有远程机动作战、低空突防、搜索识别和突击目标的能力。1981年3月试飞，7月交付空军部队服役。空军勤务保障飞机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作战飞机配套的各型教练机相继装备部队：军用运输机、直升机、侦察机、通信机、电子对抗机等。
　　在新型号地空导弹、防空雷达、机载雷达、电视跟踪、激光、红外和夜视技术等方面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
　　90年代，空军部队又研制出歼击轰炸机“飞豹”FBC-1等一批新式武器装备，有的已装备部队，有的即将装备部队。
　　空军按照攻防兼备的要求，基本形成歼击机、对地攻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机相结合的装备体系，构成了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地面防空火力配系和覆盖全国的地面情报雷达网。
　　执行重大任务。1979年2月至3月空军一批航空兵部队奉命在中越边境中国一侧巡逻掩护，采取高、中、低空分层配置，有效地保证了中国边防部队还击作战的顺利进行。担负运送作战急需物资和抢救伤员中，运输机、直升机穿云破雾飞行228架次，运送人员1465名、物资151吨。担任前线战场运输、救护的直升机分队，不分白天黑夜，穿梭于边防前线的崇山峻岭之间，被地面部队称为“轻骑兵”，较好地完成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经受了战斗锻炼。
　　1981年，华北地区大演习，空军有12个航空兵师、3个独立团、1个空降兵师，近3万人、476架飞机参加。在9月14日至18日的正式演习阶段，航空兵出动了30个团次，114批833架次，投弹1145吨，发射火箭960枚，发射航炮弹1600发。强击航空兵部队在学习的4个课题中，对13个目标进行了实弹和模拟攻击，在地形复杂的条件下做到了按时到达，射击准确，航空火箭命中率达98.3%，航炮命中率为90%，受到地面部队赞誉。轰炸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火力突击，按照合成军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准时到达目标上空，实施轰炸突击，投弹命中率达100%；歼击航空兵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在狭窄的地域实施了大机群准确空投、空降；空中侦察完成任务率达95%。演习过程中，空军5个机种在演习场上空，高、中、低分层配置，进行巡逻掩护、轰炸、扫射和空投、空降、布雷等活动，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84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受阅。1999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受阅。在气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飞机分别从南苑、杨村、遵化、唐山等机场起飞，在浓密的雾霭中，均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充分显示出空军部队良好的军事素质。

　　航空保障现代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抓紧各项保障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改善技术装备，注重培养人才，使保障能力有较大的提高。
　　一是战斗保障技术装备不断更新，人员的技术素质普遍提高。如雷达情报保证，仅1979年到1987年，先后装备了9种新型警戒、引导雷达，特别是以自动录取和传输目标数据的三坐标雷达和一批低空性能较好的雷达投入使用，改进和提高了雷达的低空探测性能和引导保障
　　能力，加快了半自动雷达情报处理系统的建设，雷达情报处理容量提高了2倍，传输速度提高6倍，错漏率减少80%。
　　通信导航：1979年后，无线通信逐步实现了以单边带通信为主，并建立了一条散射接力数字通信线路。有线通信开通了长途直拨电话和选通电话，以及传真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空军主要机场普遍装备了着陆雷达，部分机场还装备了米波仪表着陆设备，装备了近程测向、测距导航系统、超短波双频段通信系统机载电台，以及新型盲降雷达、导航机、信标机等，提高了通信导航保障能力。
　　领航引导：新的机上领航设备先后装备部队，提高了轰炸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突防能力和突击能力。自动化指挥引导设备陆续装备部队。微型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领航计算、资料检索、方案优选和决策论证的效能。
　　气象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后，陆续装备了先进的航空气象保障仪器设备，自动化程度明显提高。组建气象卫星接收站，利用卫星气象资料，掌握和监视各种天气系统的活动规律。为实现高空气象要素探测自动化，自行研制了自动计算测风经纬仪和激光测云仪、自动收发报选报、填图系统，高速有线气象传真网已在北京地区建立，高频无线电话危险天气警报系统，在气象保障中发挥了作用。还装备了近距离有线图像传输、视频积分分层显示以及回波图像自动照相录取等设备。计算机技术广泛用于天气预报、气象情报传递和资料处理，实现了气象雷达和卫星云图资料数据处理自动化。
　　飞行管制：飞行管制设备1985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后，提高了飞行管制能力，对保证飞行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立了飞行计划处理系统，实现了飞行计划传递和飞行调配的自动化，缓解了机场密集、飞行活动多、空域拥挤地区飞行管制的紧张状况。仅1977年到1986年，空军保障各种飞行3500万架次，为保证飞行安全做出了贡献。
　　航空侦察：改装研制的照相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先后装备部队。长焦距相机、微波成像雷达和地面图像处理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提高了航空侦察能力。
　　防原子、防化学武器有了较快发展。“航空辐射测量仪”、“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收集核爆炸样品的取样器、剂量率仪和自动记录仪等先后装备部队。空军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测定和防护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以及技术熟练的专业保障人员。
　　二是航空工程保障建设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空军航空工程保障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航空工程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理顺关系，推进航空工程保障工作。在团属机务大队设立两个保障中队、一个排除故障中队、一个定期机修中队，实行机组专责制和排除故障专业化相结合的维修作业体制，提高了飞机维修效率。
　　改善维修手段：新一代通用电子检测车通过技术鉴定，这种检测车采用了微机技术，装备闭路电视，能在车上对飞机各系统故障实施监测和判断，可以自动检测、记录，自动识别设备状况，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和精度。在维修中还大量推广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如激光校靶、利用电涡流无损探伤和飞机发动机故障微机诊断程序等，提高了工作效率。
　　改革维修方式：80年代中期开始，以改革维修方式为重点，在航空兵部队进行了试点，提出了定时和视情相结合的维修方式，建立了中间预防修理、周期性检测和视情检查机结合的维修制度，使维修工作更加科学化，更符合维修工作客观规律。
　　修改制定维修规程、条例：为适应航空工程维修工作的发展，空军对航空工程条例作了全面系统的修改补充，增加了科学化管理内容。把整个航空工程工作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规划安排，工程机务、部队修理、工厂修理、航空订货、统计工作等，作为系统工程的各个分支，综合考虑，互相照应，增加了条例的科学性。修定后空军正式颁发执行。
　　建立质量控制系统，加强维修管理：1980年开始，空军各航空兵部队建立了维修质量控制机构，1983年6月，空军确定了8项机务统计指标，除飞机良好率、飞机误飞千次率外，增加了飞机可用率、平均故障率、机务责任事故率、飞行任务保障率、飞机维修工时率和航材消耗率等。控制和掌握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和信息，采取相应的维修对策，实现了维修工作的科学管理。1985年开始，陆续在机场建立固定的机务指挥中心，加强机务保障的现场调度和指挥，加速了维护现场管理。
　　开展航空工程维修科学研究：航空维修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是航空科学的分支，包括航空装备的维修管理、维修技术、设计等理论。1980年3月开始，在空军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学术理论研究，并编译了出版了《航空修理可靠性基础》、《航空维修管理基础》等一批管理书籍，已出版一批航空维修理论专著，经十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的形成。空军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90年代对新机技术保障开展研究，围绕新型飞机的故障处理、维修规律、保障等特点合力攻关，取得了信息系统软件开发、飞行参数处理系统等一大批前沿性成果。经过6年的摸索和实践，到1998年空军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为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走出了一条新路。为适应空军部队装备新型战机的需要，空军还制定了新型飞机《技术保障若干规定》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建立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工程技术保
　　障新格局。这样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优势互补的维修系统。空军广大工程机务人员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勇于开拓创新，涌现了一批先进机务工作者个人和单位，为保障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和训练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后勤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新时期的20多年，是空军后勤建设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经历了恢复、改革、发展、提高的过程。首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进行全面整顿，使各项业务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尔后以全面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为目标，有重点地进行后勤现代化建设。1985年实行战略性转变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空军后勤建设开拓进取，面向现代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建设，空军后勤的现代化建设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空军先后任司令员的有：刘亚楼、吴法宪、马宁、张廷发、王海、曹双明、于振武、刘顺尧、乔清晨；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萧华、吴法宪、余立金、王辉球、傅传作、张廷发、高厚良、朱光、丁文昌、乔清晨、邓昌友。

　　二、海上长城--人民海军
　　中国有辽阔、富饶、美丽的海疆，属于太平洋沿岸国家。东部和南部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6500余个。属于中国管辖和拥有资源主权的辽阔的海区内，不仅有通航贸易之利，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充分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上贸易，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辽阔的海洋、众多的岛屿，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可是，古代曾经创立海上光辉业绩的强盛的中国，到了近代竟成了任人欺凌的弱国。百余年中，美丽富饶的海洋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通道，从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外国侵略者从海上入侵中国次数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日、英、美、法、俄、德、奥等国的军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470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从辽东半岛入侵4次，从渤海湾入侵10次，从山东半岛入侵12次，从江苏沿海入侵10次，浙江沿海入侵9次，从福建沿海入侵8次，从台湾入侵10次，从广东沿海入侵21次。尤其是日本入侵中国沿海地区次数最多，占各国入侵总数的41%。日本对台湾统治长达50年，对旅大统治40余年。至于外国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中国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敌人的蹂躏。香港、台湾和澎湖相继沦丧。胶州湾、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等或先或后地以租借之名被列强控制。中国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也纷纷落入外人之手。
　　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告诉中国人民：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开拓海洋、征服海洋和保卫海防的光荣传统，为了保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必须在建立强大的陆、空军的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建立巩固的海防。
　　1949年4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海军诞生了。它走过50多年光辉的历程，建成了一支拥有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和海军航空兵等部队，辖有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等多兵种的合成军队，成为一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近海防御力量。5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这样3个大的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人民海军在战斗中诞生边打边建，各兵种部队相继建立，初具规模；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海国建设在曲折中前进；80年代以来，海军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新时期。
　　（一）第一支人民海军诞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没有海军力量。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创建海军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争取尽快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1949年1月21日，江苏泰州已经解放。为便于指挥渡海作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4月4日率领野战军部分人员到达靠近长江的白马庙乡地区，在一座小楼内设立了前线指挥部。鉴于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在酝酿起义，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会接收更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和装备设施，渡海作战的任务也即将提到解放战争的日程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华东军区负责组建军区海军。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以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644人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个办公厅。这样中国人民组建了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到1950年春基本结束，绝大部分省、市转入了经济恢复时期；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和海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仍然处于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战争状态。海上战场是陆上战场的延伸，人民海军参加的反封锁、反袭扰以及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是完成解放战争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形成了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东南沿海面临的严重敌情首先是海上封锁。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刚刚拼凑起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就做出了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的决定。随着大陆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实施海上封锁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实际上包括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沿海港口、近海航道以及他们所能控制的全部岛屿。一是在长江口布放水雷。二是出动舰艇20余艘，巡弋封锁，对任何突破封锁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袭击或扣留。三是搜罗拥有小型艇船的海匪，令其分散进行海上抢劫破坏活动。四是连续出动飞机对沿海经济、军事重地进行狂轰滥炸。轰炸尤以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为主要目标，他们扬言：“不等他们出海就统统消灭掉！”1949年4月26日至9月24日，刚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的9艘军舰就有“惠安”、“吉安”、“太原”、“安东”、“永绥”、“楚同”6艘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此外，还有一艘“民权”舰遭重创。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在与敌人反复较量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到1954年上半年，逐渐壮大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其他战斗部队，配合陆军、空军向沿海敌人展开了全面进攻，进行了数十次战斗。至1955年1月，终于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全部东南沿海岛屿。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迈开了第一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二）海军建设全面展开（1949年～1955年）
　　1、海军建设总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提出与确立
　　海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提出“争取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已把海军看作是建设“强大的国防”一个组成部分。8月，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海军创建之初，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虽已土崩瓦解，但仍妄图卷土重来，东南沿海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面对这样的形势，1950年8月海军召开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根据华东军区海军一年来创建海军的实践，参照苏联海军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海军具体情况，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确立了海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这一建军指导思想，强调了海军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技术业务建设，较好地处理了当时海军中由陆军调来的人同与原海军人员的关系，增强了相互团结，为海军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是制定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根据这一方针，会议制定了海军近期建设规划。其主要内容是：（1）尽快组建水面舰艇部队、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和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初期以空（海军航空兵部队）、潜（潜艇部队）、快（鱼雷艇部队）为主。（2）为提高机动能力和战术进攻威力，舰艇吨位可以小一点，但航速要大，舰上火炮、鱼雷和深水炸弹等武器装备要强。（3）主要着眼于近海作战，不仅能配合陆军进行登陆与抗登陆作战，而且能单独执行海上反封锁、保障海上运输安全、保护渔业生产、打击敌人海上骚扰等任务，必要时还能破坏或封锁敌之港口，阻截敌海上交通线，进行扫雷、布雷、维护海防设施等。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还为海军舰艇部队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的发展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些为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2、组建海军领导机构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发出电令，调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组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月30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机关及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机构和人员调来北京，于4月14日正式建立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又增调第二野战军第10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加以充实。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
　　海军领导机构初建时，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卫生部。1950年11月，又增设了秘书处、干部管理部和军法处。1952年后，又成立了海军航空部、海岸炮兵部、军械部、舰船修造部、工程部、学校管理部、防空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和防险求生处。秘书处并入司令部。
　　人民海军组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选调。到1955年止，先后拨归海军的有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部（第12兵团），第二、三、四野战军的5个军部和直属队（第10军军部、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0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5军军部和直属队、第44军军部），以及各野战军的11个师级单位（第173师、补2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129师、第30师、第138师、第131师、炮6师等）和28个团级单位。为了加强海军各级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年轻精干的中高级军政干部。
　　成立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2月3日，调陆军第173师直属队、第四野战军补训2师的部分人员，成立了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10月又增调陆军第44军部分机构和人员充实机关、部队。中南军区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强，副司令兼参谋长周仁杰，政治部主任吴罡。
　　1950年4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人员和第12兵团部分机构和人员为基础组成海
　　军青岛基地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一萍，副主任委员许培仁。同年9月9日与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合并，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青岛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易耀彩，政治委员段德彰，副司令员赵一萍、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胥治中。
　　1955年5月，以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正式组建海军旅顺基地。旅顺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罗华生，政治委员彭林，副司令员刘昌毅、邵震，副政治委员宁景华，参谋长谢正浩，政治部主任邓可运。
　　成立舰队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军海军下辖3个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1955年10月24日，在原华东海军区海军的基础上，东海舰队，陶勇任司令员，袁也烈任政治委员；在原中南军海军的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海舰队，赵启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8月，在原海军青岛基地的基础上，扩编成立了北海舰队，刘昌毅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各舰队初建时，其领导机构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岸防兵部（处）、舰船修理部、防空兵部、工程部等部门。以后，随着海军总部机构的变动而变动。
　　3、争取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
　　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国民党海军先后有“黄安”号等军舰，海防第二舰队等编队，“灵甫”号、“永明”号等舰舰员，共起义16起，起义舰艇73艘。中共中央领导对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的起义行动予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1949年3月24日给“重庆”号军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热烈祝贺”，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惟一道路”，并勉励起义官兵做“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1949年初，国民党陆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和所有精锐部队已消灭殆尽，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总崩溃。在这种形势下，何去何从，已成为国民党海军官兵必须做出的抉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是促使国民党海军官兵相继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周恩来副主席曾签发和修改过有关争取“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电报，并派人做海防第二舰队领导人工作。山东解放区曾广泛开展“唤夫索子”运动，号召解放区人民唤回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的亲人，这对“黄安”号、“永安”号、“郝穴”号等舰的起义行动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又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配合中央情报机构，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市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一道，对策动国民党海军舰艇部队和江阴要塞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党海军纷纷起义。
　　国民党海军的官兵特别是新型舰艇的官兵，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少人到英、美受训或接收军舰。他们耻于受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怀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有些人当初投身海军，原想建设一支能为国争光的海军，一雪甲午海战之耻。“重庆”号军舰舰长邓兆祥在马尾海校工作时，就曾把写有“雪甲午耻”四字的匾额悬挂在校图书馆门口，以激励青年学员。以后许多人因为目睹国民党媚外误国，才由绝望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官兵则是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和对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强烈不满，因而对起义也抱有同情态度。要在国民党控制严密、派系交错、技术复杂、部门繁多的军舰上策动和组织起义，是十分艰难的。有的起义或因事前泄露而招致失败，或在起义过程中因力量悬殊而遭到残酷镇压。
　　如何使原海军人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融合在一起，这是人民海军建设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49年5月28日接见华东军区海军领导人张爱萍和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林遵等人时，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他对林遵等人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指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于是，对原海军人员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政治学习，政治上给予信任，生活上给予关怀，量才使用，教育从陆军调来的干部、战士做团结的模范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绝大多数原海军人员都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训练和教学等各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50年9月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原海军起义人员梁魁庭、赵孝庵都以自己突出的战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林遵先后担任山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要职，直到患癌症病危期间，仍为海军部队和院校的建设尽心竭力。邓兆祥先后担任安东海校校长、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要职，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批原海军人员，对争取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4、创办海军学校
　　在人民海军建军之初，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首先提上议事日程。本着治军先治校的指导思想，及时地提出了“办学校培养干部是建设国防军的中心工作”、“今后军队干部主要靠学校培养”、“全军办好学校”和“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等重要方针。鉴于当时海军各兵种正处于组建阶段，部队急需战斗和技术骨干，因而各学校根据不同的入学对象和培养目标，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办学，以加速人才的培养。
　　各类学校的组建。1949年5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555人，由沈阳抵达安东（今丹东）。随后起义的国民党“灵甫”号军舰官兵74人也从香港陆续来到安东。为了发挥起义官兵在建设人民海军中的作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海军学校。原“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任安东海校校长，原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任政治委员，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宁省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副校长，原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2日，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决定以安东海校为基础在大连创办海军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学校设航海指挥系和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和机电等部门长。1950年2月1日开学。同年12月，两个系分别扩编为指挥分校和机械分校。
　　华东军区海军于1949年8月15日，在南京创办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张爱萍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学校担负的任务主要是对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同时对从陆军调来的人员和新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技术培训。9月14日开学。该校先后突击培训了4800余名学员。1950年12月，华东海校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归海军直接领导。夏光任校长，孔繁彬任政治委员。联合学校下设兵器、机械、通信和舰务4所分校，均担负培训水面舰艇军士和水兵的任务。
　　1950年6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11月1日开学。赵汇川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学校的任务是培训海军航空兵空勤和地勤人员，空勤分水鱼雷轰炸机驾驶、领航、通信和射击等专业。1952年8月，学校扩建为第一、第二两所航空学校，分别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第一航空学校由赵晓舟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第二航空学校由胡鹏飞任校长，何辉任政治委员。
　　1950年8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快艇学校。炮兵学校培训营连排指挥干部和各专业兵。同年10月9日开学。王效明任校长，宋景华任政治委员。快艇学校培训鱼雷艇艇长以上的指挥干部和轮机长、水手长，以及各类专业兵。同年10月9日开学。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
　　1952年11月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校，1953年8月在青岛正式成立，旅顺潜艇学习队大队长傅继泽兼任校长，李克明任副校长，吴西任党委书记，何明智任副政治委员。1954年3月28日开学。该校主要任务是培训潜艇指挥干部和专业水兵。
　　随着人民海军各级指挥机关、各种部队和后勤保障力的建立和发展，培训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政治干部、专业勤务干部和各类技术人员的任务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1952年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设立海军系，以培训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同年5月30日开学。谢立全任系主任，林遵任系副主任。1952年7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培训海军舰艇、海岸炮兵、航空兵部队营连级政治干部。同年10月15日开学。海军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兼任校长，阙中一任副校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校，培训后勤各专业勤务干部。刘仕香任校长，袁超任政治委员。1953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设立了海军工程系，培训海测、舰炮、指挥仪、水雷、鱼雷、无线电、有线电、雷达、声纳、造船和船机等工程技术干部。黄景文任代理系主任。
　　1954年4月，大连海校所属的两所分校正式分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机械学校。指挥学校培训舰艇航海、枪炮、鱼水雷和观通部门长，李东野任政治委员，白兆麟任副校长。机械学校培训舰艇机电部门长和造船等专业干部，于笑虹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此外，人民海军还先后成立了6师预备学校，组织从陆军调来的工农学员补习文化，为他们转入本科学校创造条件。
　　到1957年8月，海军共有10所学校，6所预备学校，另有军事学院海军系和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海军建军初期，各方面条件均十分困难，海军学校所以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是因为首先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各方面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签署了创办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大连海校的命令。1951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大连接见了大连海校副校长张学思，并乘坐炮艇视察海岸。周总理勉励他说：“刚才看你指挥炮艇航行就很熟练，你工作很不错嘛！边干边学，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下苦功，钻它三五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海军的优秀指挥员。”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粟裕、罗瑞卿、谭政等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也多次视察海军学校。其次，在创建海军学校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另外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海军学校创办初期，从制定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学员的正规生活养成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5、组建海军各兵种部队
　　人民海军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技术复杂、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海军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领导全体海军指战员，经过努力奋斗，自力更生，并向苏联海军学习，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海军的各个兵种，初步形成了一支用于近海作战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主要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岸防兵和陆战队等兵种以及各种勤务保障部队组成。其基本任务是抵御海上入侵之敌，保卫祖国海疆，捍卫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水面舰艇部队的组建。水面舰艇部队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艇）、导弹艇、鱼雷艇、猎潜舰（艇）、布雷舰、扫雷舰（艇）、登陆舰（艇）和各种勤务舰船。任务是：消灭敌舰船，破坏敌岸上目标，输送登陆兵在敌岸登陆，以及进行侦察，巡逻、警戒、反潜、布雷、扫雷、护航、护渔、救生和运送人员、物资等。
　　第一支护卫舰部队的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护卫舰部队是1949年11月正式组建的，当时叫第一舰大队和第二舰大队。部队的舰艇都是渡江战役后接收、征用的一些陈旧舰艇，舰型不一，装备也极其简陋。舰艇上人员2/3是在华东军区海校经过短期学习的陆军官兵，1/3是原海军人员。1950年4月扩建为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1955年10月改名为护卫舰第6支队，下属3个大队，拥有护卫舰14艘。这支部队是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种子”，以后，陆续组建了驱逐舰部队、猎潜艇部队、潜艇部队和鱼雷艇部队等。
　　第一支鱼雷艇部队的组建。1950年8月，成立了快艇（鱼雷艇）学校，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培训，共培训出学员897人，配备了42艘鱼雷艇，成立了4个鱼雷艇大队。海军第一支鱼雷艇部队就此宣告诞生。
　　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的组建。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的筹建工作开始于1954年3月。海军利用陈旧舰艇，特别是以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艇6舰队为基础，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第一、第二训练大队。这就是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的前身。1954年7月22日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大队。1954年10月底又组建了第三、四训练大队，舰员由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舰第6舰队和海军联合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
　　潜艇部队的组建。潜艇部队包括常规动力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等。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的运输舰船和大、中型战斗舰艇，摧毁敌基地、港口和岸上重要目标，还可以进行侦察、反潜、布雷、巡逻和运送人员、物资等。作为水下突击兵力潜艇，技术装备复杂，操作要求比水面舰艇更为严格，基地各项设施也必须配套。海军建设初期首先组建的是常规动力潜艇部队。为了培训潜艇人才，海军于1951年4月成立了275人的潜艇学习队，到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分队学习。在学习期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先后到学习队视察。
　　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1954年6月19日宣布成立。6月24日，接收了向苏联购买的2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接收了苏联的另2艘旧式潜艇，为潜艇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增加了力量。
　　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组建。海军航空兵包括水鱼雷机、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侦察机、反潜机、运输机、各种专业飞机和防空部队。任务是消灭敌舰船，破坏敌基地、港口和岸上目标，掩护、支援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战斗行动，参加沿海要地防空，保障海军基地的安全，以及进行侦察、巡逻、反潜、布雷、扫雷、通信、引导、救生和运送人员、物资等。
　　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1师，于1952年5月在上海组建。这是一个混编航空师，以海军航空学校毕业的第一期空勤学员为基础，接收陆军第30师第90团团部全部人员，以及空军第9师第25团团部和所属3个飞行大队，组成水鱼雷轰炸机团和歼击机团，配备苏制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4架、乌拉-2型教练机2架，乌拉-9型驱逐机19架、乌拉-9型教练机2架。这个航空师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海军航空兵部队正式宣告诞生，它为整个海空突击力量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海军高炮部队的组建。海军第一支高射炮兵部队的前身主要是第四野战军高射炮兵第1师第2团第2营。1950年12月26日，海军高射炮兵第一团成立。这个营以海军高射炮兵第1团第1营的番号在青岛驻防。该团第2营和第3营，分别以青岛基地文化训练队和警卫团炮兵连为基础扩编而成。海军对空监视营于1951年1月，组建于青岛，以目力观察手段掌握空情动态，这是海军雷达兵部队的前身。到1954年3月，组建了海军第一个雷达营。与此同时，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场站保障部队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岸防兵部队的组建。岸防兵包括海岸炮兵和海岸导弹部队。任务是保卫海军基地、港口和沿海重要地段，消灭敌舰船，掩护近岸交通线，封锁航道，支援在濒陆海区活动的舰艇，支援岛岸、要塞的守备部队作战。海军于1950年8月首先成立了炮兵学校，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以258名结业员为基础，于10月21日在青岛组建了海军第一个海岸炮兵营。1951年又陆续组建了一批岸防炮兵团。海岸炮兵部队成立以后，在炮击金门、马祖和解放一江山岛等岛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驻上海淞沪地区的海岸炮兵第8连201人，于1953年3月赴朝鲜抗美援朝，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扼守西海岸平安北道培山地区，在控制海区、支援前沿岛屿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海军陆战队的组建。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地或配合陆军部队实施登陆作战，夺取登陆点和登陆地段，保障后续梯队登陆。1954年12月9月，以海军原有的一个陆战团及水陆坦克教导团为基础，另与抽调华东军区水兵师师部及水兵第2团，合并组成了海军第一个陆战师。后因任务变化，于1957年撤销，编为上海警备区守备部队。
　　此外，海军还陆续组建了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包括侦察、观察、通信、工程、航海保障
　　、水文气象、防险救生、防化、后勤供应和装备修理等部队，其任务是支援保障海军各兵种顺利进行战斗活动。
　　人民海军诞生后，通过50年代前期的大规模组建发展，到1955年底，海军总人数已达18.8万余人，先后组建的各兵种部队已有23个舰艇大队（含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扫雷舰、鱼雷艇、护卫艇和辅助舰艇），6个航空师和2个航空独立团（含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水上飞机、教练机和运输机），19个海岸炮兵团，8个防空兵团以及专业勤务部队。主要装备有：战斗舰艇519艘，辅助船只341艘，共计860艘，各种飞机515架，各种口径海岸炮343门，高射炮336门。在短短的6年中，人民海军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协同陆、空军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东沙、南沙以外的全部岛屿。中国人民的一支新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6、后勤保障力量建设
　　后勤保障建设是海军建设的重要内容。海军后勤的组织机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的形成，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一个由陆军逐步向海军转变的过程。1950年，在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时，中央军委电令正在湘粤、湘桂线支援两广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调归海军建制，作为组建海军后勤部的基础。海军后勤部成立时，由张汉丞任部长，刘义任政治委员，许培仁任副政治委员。随后，人民海军的各级后勤领导机关初步组建，后勤保障设施建设、卫生医疗保障建设等全面展开。
　　（三）海军建设在曲折中发展（1956年～1976年）
　　1956年6月海军召开的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总结前7年海军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而提高一步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加强部队的战斗训练，有计划进行基地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这是今后海军建设的经常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会议对技术装备建设、部队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基地岸防建设、物资保障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海防斗争等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自1956年下半年至1966年4月这前10年间，海军党委遵循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和海军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的决定，领导海军广大指战员从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其间虽然受到了不少干扰，例如1958年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1965年林彪鼓吹“突出政治”、以政治冲击军事等，但海军总的发展趋势是蓬勃向上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10年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使海军建设遭受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此期间，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在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前进。
　　1、正规军事训练全面展开
　　海军部队的正规训练从1956年以后普遍地开展起来。当时由于缺乏经验，先是按照苏联海军的条令、教范，在苏联顾问、专家帮助指导下进行训练，以后逐步总结经验，过渡到“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实施训练。部队工作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思想比较明确，各部队的训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团（大队）以上均设有管训练工作的部门，并有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业务长，负责具体指导专业技术训练和业务建设。舰艇、航空兵、岸炮等各部队的训练均根据统一的条令、条例、大纲、教范，有步骤、有系统地依照科目顺序组织实施。各项训练均以干部为重点，认真贯彻“巩固提高，稳步前进，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方针，并逐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适合中国海军情况的规章制度，以保障训练工作的顺利进行。1956年到1965年，海军部队训练工作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各部队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加强技术基础训练，努力提高单兵种战术和诸兵种合同战术水平，并以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使正规训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可贵经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训练工作秩序被打乱，正规训练无法正常进行，部队训练水平和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严重下降。
　　2、院校初具规模
　　海军院校在前8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1957年9月至1965年，各院校在总结以前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发展和部队建设的需要，建立健全院校培训干部的体制和不断完善专业设置；另一方面开展教学改革，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海军实际情况的办学路子。这一时期虽然受到了“反教条主义”和“突出政治”的干扰和冲击，但是，院校建设和教育训练工作仍然得到较大发展和提高。10年动乱，海军院校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
　　建立健全培训体制。为适应海军建设和装备发展的需要，1957年9月至1965年，海军院校逐步形成了舰艇指挥干部三级培训体制和工程技术、专业勤务干部两类培训体制，新建、扩建了部分院校，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军学院是海军的最高学府，任务是培养掌握现代海军诸兵种合同作战与训练知识的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学员毕业后担任大队（团）、支队（师）以上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领
　　导干部和相应职务机关干部。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对海军中、高级干部的培养极为关怀，早于1952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内专门设立了海军系，开办培训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四年制的基本班和一年半制的高级干部速成班，先后为海军培训指挥干部137人。中央军委于1955年12月决定建立海军学院。中共海军委员会领导人于1956年9月专门听取了海军系谢立全主任有关筹建海军学院工作的汇报，并对海军学陆军建设方针、任务、制定训练计划的原则和有关筹建工作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萧劲光司令员指出：“海军学院必须根据海军今天建设中的实际情况提出任务、方针、规模、标准，不能离开这一现实情况提出过高的超阶段的要求，同时也预见将来，并为将来发展、提高打好基础。”他还对学院的培养对象、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教材编写开展学术研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1957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谢立全任第一副院长，雷永通任副政治委员。到1965年海军学院先后培养学员3300余人，其中包括一批海军高级将领。学院成为海军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1957年9月27日，以快艇学校和联合学校的兵器、机械、舰务三所分校为基础成立了海军高级学校。刘中华任校长，康庄任政治委员。1958年4月，又将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和海军后勤学校合并进来。经过几年建设至1963年已具有相当规模，设有舰艇长系（培训水面舰艇正副舰艇长）、舰艇政治系（培训舰艇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业务长系（培训舰艇大队和支队的航海、枪炮、鱼雷、水雷、防化等业务长）、参谋系（培训各级司令部参谋和技术侦察干部）、后勤系（培训战勤指挥干部、后勤保障干部）和导弹艇长系共6个系，有教员300余人。
　　1960年12月24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孙亮平任校长，殷国洪任政治委员。该校除原有炮兵学校炮兵指挥专业外，新开设了各类导弹工程技术专业，其中有导弹工程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导弹技术员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四年；此外还有导弹指挥专业等。
　　1961年10月5日，以原海军机械学校和陆军第198师直属机构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学院。朱军任院长，贺大增任政治委员。当时中央军委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负责开办全军尖端专业和培养全军科研设计干部，常规专业和监造、维修、使用所需要的干部由各军兵种自行负责培养。海军工程学院由原机械学校的蒸汽、内燃、电工、选船和核动力等5个系9个专业发展成为造船、舰船动力（蒸汽、内燃、核动力、燃汽轮）、电工、电子工程和海军兵器等5个系26个专业。1962年，海军工程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195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通信学校在海军联合学校通信分校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林伟任校长，王权任政治委员。该校专业设置比较齐全，指挥专业有通信指挥、雷达指挥、通信专科班。工程专业有雷达、声纳、电子对抗、有线电、无线电、无红电航、油机电源等。
　　1957年9月27日，以第六预备学校和炮兵学校的军械系及海道测量训练大队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技术学校。高文然任校长，陈桂森任政治委员。1960年6月16日，以海军后勤部卫生训练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卫生学校。何宝书任校长，宋光体任政治委员。1961年1月20日，以防空训练大队和通信训练大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四航空学校，张祥任校长，邓楚白任政治委员。这些学校都为海军培训了一批各类中等专业技术勤务干部。与此同时，预备学校从原来的6所减为1所。
　　1957年9月至1965年，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建和扩建，海军院校发展到14所，即海军学院、指挥学校、潜艇学校、政治学校、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通信学校、技术（军械）学校，第一、二、四航空学校，卫生学校、潜艇士兵学校、预备学校。培养干部的专业由创建期的50多个发展到110多个，此外，海军还在兄弟军兵种院校设有4个海军系（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测绘学院海军系、总后勤部后勤学校海军系）、3个班（解放军后勤学院海军班、总后勤部运输学校海军油料班、空军高级气象学校海军班）。至此，海军培养各类干部逐步走向了正规化、规范化的轨道。
　　各院校还紧密结合教学和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工程学院进行180多个专题项目的研究和技术革新，其中获得重大成果的有液体、固体火箭燃料的研制、“202”护艇的设计和建造、水雷水压接收器的研制等10项。同时，院校在训练方面也有创造和革新。海军各院校从1957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培训各类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1.2万余人，轮训各类干部4282人，训练专业兵9234人，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海军部队的优秀指挥员和院校、科研、生产单位的优秀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海军院校工作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3、后勤保障体系的建立
　　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间，海军后勤建设在曲折中发展，逐步建立起了物资供应、工程建设、装备修理和卫生医疗等保障体系，完成了部队作战、训练和其他方面的后勤保障任务
　　。
　　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海军是一个装备技术密集的军种，如何组织好物资保障，使之在筹措、储备、运输、供应等环节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保证部队随时得到足够的物资支援，这是海军后勤的一项重大任务。海军所需物资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陆、海、空三军共同需要的通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海军需要而其他军种不需要或需要量不大的专用物资，比如各类舰艇油料、水中兵器、舰艇配件、帆缆器材、舰艇部队特种服装和特种食品等。50年代初期，多数海军专用物资国内还不能生产，主要靠从苏联进口。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给人民海军物资供应带来极大困难，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人民海军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地解决海军所需物资器材。在国家有关工业部门和工厂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大部分海军专用物资器材试制成功，改变了主要依靠进口维持供应的状况。至70年代后期，海军物资器材的总储备量比1955年增加了27.5倍，其中专用物资器材的储备量占80%以上。海军专用军械装备的研制工作在5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至1975年，国产的海军专用枪炮已有9种，水中兵器（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和反水雷武器等）18种，弹药10种，光学仪器10种。库存量也相应增加，与1959年相比，专用火炮增长1.4倍，鱼雷增长46%，水雷增长2.4倍，深水炸弹增长10.4倍，炮弹增长5倍，导弹增长45倍。
　　工程保障体系建设。海军工程建设，是海军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是战场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整个海军发展规划和设防部署密切相关，50年代初，海军工程建设的任务是尽快修复原有设施，以便为陆续组建的海军部队提供必要的保障。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随着海军部队的发展，各种新建项目陆续上马。这一时期工程建设在内容上仍以舰船驻泊基地、机场建设为主，相应地增加了岸防工程、指挥通信工程、后方仓库工程和其他工程项目；在建设规模上以中、小型项目为主，适当建设一些大型项目；在建筑形式上以洞库工程为主，适当建设一些地面工程。20年中，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大批新建项目，并且重点地改建、扩建了部分原有项目，形成了以中小型工程设施为主，大中小项目相结合，地下地面相结合，既利于平时训练，又适应战时需要的防御工程保障体系。
　　六七十年代，海军舰艇装备有了长足的发展，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新型舰艇相继服役。因此，建设大型舰艇基地就成为这一时期工程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这些舰艇基地有的是大型洞库工程，有的则需要建造多个深水泊位，加上大量配套项目，工程规模相当宏大。这个时期，海军开工建设的大型基地数不少，标志着海军工程保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还陆续开工建设了一批指挥所、长波台、侦察站、雷达站、观通站、水声站、导航台等指挥通信工程，其中，长波台的建设占有突出的地位。1965年8月，中国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台胜利竣工。这座长波台建成不到4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又建设了另一座功率更大的长波台。这座新的长波台，完全由自己设计和施工。使用以后，出色地完成了对潜艇、远航的水面舰艇编队通信联络任务。这项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一等奖。此时期，海军岸防建设的重点是双管130毫米炮阵地和岸舰导弹技术阵地。经过全体指战员几年的艰苦奋战，岛礁上的钢盘混凝土工事终于高高地突出海面，逐渐形成了包括武器、弹药和粮、油、水储存及供电等设施配套齐全的岸炮阵地，像一座座“不沉的战舰”，巍然屹立在祖国的海防线上。六七十年代，是海军工程建设任务最繁重的时期。在完成这些建设任务的过程中，工程保障力量也相应得到发展。到70年代中期，海军建筑力量总人数已达7.6万人，比1955年增长8.5倍。
　　建立技术保障体系。海军技术保障内容相当广泛，既包括对舰艇、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修理，也包括对这些武器装备的监用，还包括对鱼雷、水雷、导弹等弹药的技术检查和技术准备。六七十年代，海军装备修理工作尽管经历了曲折过程，但取得了很大进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壮大了海军修理力量。50年代初，海军只有国民党遗留下来的10个修理厂，职工共计1741人，设备178台，固定资产329万元，年修船量71艘，2945吨，并且只能承修一些小型炮艇和登陆舰船。此后，随着海军装备的发展，按照“以地区配套，划片定点，训地修理”的原则，海军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了修理厂的建设。至70年代末，海军已有舰船修理和配件生产厂17个，职工3.5万人，各种设备9600台，固定资产3.2亿元，年修船量600余艘、20余万吨，完成的修船吨位比50年代增长67倍。军械修理以及其他装备的修理能力也有很大的增长。为加强各部队的修理力量，从60年代开始，海军逐步在舰艇编队、独立的舰艇大队组建了舰船、军械等装备修理所，配备了较好的设备和较强的技术力量。经过多年建设，海军各种修理设施已具有一定规模，并且逐步成了厂与所结合、固定与机动结合、地面与地下结合、前沿与后方结合的修理力量。这支以工厂为骨干、以修理所为突击队、又有机动修理这个“野战部队”相配合的修理力量，担负起了海军大部分装备的修理任务，从而奠定了海军技术保障体系的基础。
　　随着舰船修理力量的建设，舰船物资供应和管理也基本上形成系统。到70年代中期，海军装备维修器材专用仓库是按照战备储备和日常供应周转用库的不同要求建设的，质量较好。
　　建立卫勤保障体系。六七十年代，根据部队分布和当时医院的技术条件、收治范围情况，从平时、战时的需要出发，在全海军范围内逐步对医院布局进行了调整。先后将北海舰队406医院、东海舰队的412医院、南海舰队的422医院扩编为中心医院。在海军部队相对集中的地区新建和接收了6所医院，部队基层卫生医疗力量也有所加强。海军医学科学研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专业研究和群众性研究相结合。海军医学研究所已设有海军辐射防护、潜水医学、舰艇卫生、海军卫生勤务、海军流行病和海军航空医学等6个研究室，拥有科技人员近300人，其中包括中、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120多人。全所拥有价值达900余万元的科研实验仪器和设备，其中贵重的精密仪器100余台，成为中国惟一具有一定规模和多学科的海军军事医学研究机构。
　　（四）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1977年以后）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实行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人民海军的建设也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新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军遵照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对海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通过深化改革，加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海军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在20世纪末或更长一段时期内，建设一支精干顶用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即达到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的要求，真正成为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军建设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院校教育、战场建设、后勤保障、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逐步走上科学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与此同时，部队不仅执行了大量的日常勤务，而且圆满地完成了舰队出访等国家和军委赋予的许多重大任务，显示了海军现代战斗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海军初步形成海上机动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基自卫核反击作战的装备体系，海上机动编队的防空、反潜、反舰和电子对抗能力有所增强。
　　1、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50年代至70年代，海军的武器装备建设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等阶段。其间尽管遇到了种种艰难曲折，第一代海军武器装还是自行研制出来了。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60年代至70年代，世界上科学技术正当日新月异之际，而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失去了与国际先进技术交流的机会，因而自行研制的新装备不仅在性能上与世界发达国家海军的差距拉大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军工生产的干扰破坏，许多自行研制的配套装备，在质量上有大量遗留问题没有解决。针对种种情况，海军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全面整顿现有装备。“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肆意破坏装备科研机构建设，把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质量明显不合格的武器装备也强迫部队接收。这一切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下决心要整顿，但在“四人帮”干扰下难以进行。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决军工产品质量问题才真正提上了日程。1977年、1978年，邓小平、李先念对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作过多次指示。1978年5月，海军装备技术部组成五个小组分别对五种型号主要舰艇进行调查，共查出335个问题。海军提出着重解决鱼雷攻击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导弹艇、猎潜艇等五型舰艇的技术质量和缺装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与有关部委商定，于1978年12月成立了五型舰艇工程领导小组。海军自1979年8月起，从上到下集中3个月时间，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质量、技术、安全大检查。五型舰艇的遗留问题，经过工业、科研单位和部队、军事代表室的共同努力，至1985年，除个别技术难度大的项目转入正常科研外，绝大部分项目都已完成攻关，并作了补装、换装的安排，使海军第一代舰艇、武器、设备基本上得到完善。
　　为了巩固发展已取得的装备成果，保证海军获得优质顶用的装备，海军在军工科研、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整顿和加强海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军事代表制度的恢复和加强，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军事代表的积极性；建立与健全标准、规范、规程等技术法规；坚持与加强定型工作；开展装备可靠性研究，加强设计、制造和使用中的可靠性管理；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长期以来只有战术技术指标要求，没有制定科学的检修期和贮存期。直到70年代末，海军进行装备技术大检查和整顿时，上述问题才引起了重视。试行经济合同制。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海军同有关工业部门协商，建议在建造新型导弹护卫舰时试行经济合同制。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海军的武器装备质量有了较大提高，有些还获国家金质奖、银质奖或被评为国优产品。
　　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成果。海军在整顿装备的同时，有计划地利用国内较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有选择地引进国外新技术，对现役舰艇和部分武器装备加以改进和提高。
　　精心组织科学试验，新型装备在研制生产过程中都必须经过科学的、周密的反复试验。除了试验基地承担海军装备的试验任务外，海军还安排各舰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承担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试验任务。据统计，仅1981年到1986年，海军部队共承担计划内科研、鉴定、
　　专题等试验项目1084项。1982年10月，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成功。这是中国继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氢弹、远程远载火箭飞行试验和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的又一新的重大成就，它表明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国防实力有了新的加强。中国首次潜艇水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各国纷纷发表评论。1988年9月27日，又进行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
　　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到1986年，先后完成了新一代18类装备发展系列及一些战斗舰艇、海军飞机、武器、电子系统等论证研究任务，总计499项，获奖95项。仅1987年就获各种成果奖55项，其中军队科技进步奖42项，约占海军全年成果奖的1/4。这些论证使海军新一代装备发展建立在战术、技术、经济可行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打破装备研制的封闭状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装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军围绕新一代驱逐舰、护卫舰、常规动力潜艇、反潜飞机等装备的研制，引进了多种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关键技术装备。对这些关键的技术装备，海军组织力量，在认真消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仿制、借鉴创新，有效地提高了研制起点，增强了自主开发能力。
　　海军武器装备正处在更新换代的发展时期，根据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中央军委赋予海军的战略任务，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抓好新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制和更新工作，适应未来作战的特点、环境和作战模式。海军装备技术是多学科、多专业、多系统、多层次的综合科学技术，在当前世界海军装备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人民海军努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的新一代装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军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使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院校建设新发展
　　海军遵照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及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强海军院校的建设。各院校坚持为部队服务的方向，调整了训练任务和专业设置，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既重视培养满足当前需要的人才，也着眼于培养21世纪初叶与海军装备发展相适应的人才。
　　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是重建具有海军特色的培训军官的体制，由原来的三级培训发展为四级培训。培训技术指挥军官；培训海军各兵种战术指挥军官，即舰艇长、飞行大队长和陆勤部队营、团指挥军官；培训海军各兵种战术指挥军官，即舰艇长、飞行大队长和陆勤部队营、团指挥军官；培训海军合同战术指挥军官；培训海军战役指挥军官；另有团职政治军官班和基层政治军官班，招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军官和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现职政治军官分别进行培训。此外，专门设立了海军士官学校，有关院校还附设了士官班。这样，自1987年以后，海军指挥军官的培训体制逐步形成了上下衔接、左右联系、具有人民海军特色的教育体系，并逐步实行未经院校培训不能提升为军官和未经本级院校培训不能进相应领导班子的规定，确保部队人员的素质。
　　二是舰艇部门长实行通科培训。潜艇部门长由原来的航海观通部门长和鱼水雷部门长分科培训改为通科培训。水面舰艇部门长也由原来的航海、枪炮、水中兵器、导弹、观通、雷声分科培训改为通科培训。全面打好基础，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有利于从中选拔和培养中高级指挥军官。
　　三是部分专业实行指挥军官与专业技术军官合训。
　　四是招收研究生，培养海军高级人才，使海军军事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多层次的教育体制。
　　五是广开学路，开办函授教育。仅1983年到1987年，经过统一考试，先后招收3400余名在职军官作为函授学员，共14个专业，含大专13个，中专1个。其中1400多名学员经过考试合格领到了毕业证书。90年代以来函授教育又有新的发展。
　　3、后勤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新时期海军后勤部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勤战线的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保障设施的整顿与改善。“文化大革命”中，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和放松了业务管理，海军后勤保障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军后勤部门用很大力量从各方面进行整顿和建设。
　　一是军港的整顿和建设。军港是舰船停泊、补给、修理的基地，是海军后勤建设重要的组织部分。在整顿的基础上，1986年以后，在旅顺，青岛、吴淞、定海、三都、黄埔、麻斜、榆林等大的军港进行了管理改革，由过去的分散管理改为集中统一管理。通过整顿和改革，海军军港码头逐步向管理有序、技术先进、环境优美、保障充足、补给迅速、生活方便的目标前进，供应保障能力有很大提高。
　　二是机场的整顿和建设。除有计划地新建一部分机场外，重点加强了原有机场的改建、扩建和补缺配套。与此同时，场站各项制度逐步健全，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尤其是广泛开展了“优质安全场站活动”，对于全面加强场站管理和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海军航空兵系统又进一步开展了正规化保障建设，强调各场站要搞好“六有”，有效地提高了保障效率和安全性。

　　三是仓库的整顿和建设。仓库整顿的内容包括组织、思想、业务、安全以及军容、库容等各个方面，其中的核心是业务整顿。仓库在不断改善管理的同时，围绕着实现作业机械化、自动化，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活动。
　　四是医院的整顿和建设。海军在1952年底，总共只有7所医院，至1986年，已有医院21所，疗养院5所。各医院在恢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推行科学管理，使医疗工作逐步做到标准化、秩序化，病区陈设做到规范化，提高了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
　　五是供应站的整顿和建设。它的整顿和建设，起步于青岛，发展于麻斜，完善于威海。到1986年，全海军已建立起各种食品的加工间、冷库、储存库，添置了各种加工机械和专用车辆，初步形成了舰艇主副食品加工供应网。大多数舰艇部队实行了主副食品“四个统一”，并向生产、加工、供应“一条龙”的方向发展。另外，流动舰艇供应实行了“凭证补给”制度，做到舰艇部队“四海有家”。在舰艇部队普及食品供应站做法的同时，空、地、陆勤部队也建立了与舰艇部队食品供应站相似的生活服务中心、供应中心、大食堂、供应点等，这对改善部队筹措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保证重点工程建设。新时期海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障战备，兼顾生活，注重质量，厉行节约”的方针，本着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对工程建设多次进行调整，逐渐扭转了以前“点多线长，重点不明，计划不周，缺乏通盘规划”的状况。调整压缩工程项目，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工程的建设。严格控制新建项目和建设规模，下决心停建设、缓建一批项目。对于必要的新建项目，在布局定点和工程结构上注意周密规划，既能满足技术要求，又能适应平时训练、生活和技术勤务保障的需要，尽可能把经费用在部队最急需、见效最快的工程项目上。重点建设的工程，包括舰艇基地建设，专用飞机场建设，重点作战方向的岸防建设，保证潜艇和大、中型水面舰艇作战训练需要的指挥通信工程建设，以及学校、修理厂、航海保障建设等，最突出地位的是核潜艇基地、大型水面舰艇基地的西沙群岛设防工程的建设。除保证重点工程外，还加强了原有工程的补缺配套，使之成为较为完善的工程系统。与此同时，开展了工程管理改革，工程管理工作逐步做到科学化、现代化，使之具有最好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改革，尤其是实行包干责任制以后，海军工程管理不断加强，工程效益明显提高，扭转了以往工程建设周期长、效益差的状况。
　　舰艇修理工作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中，海军修理工作遭到破坏，许多舰艇严重失修。从70年代后期开始，海军舰艇装备修理部门一方面组织抢修失修的舰艇，恢复海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恢复被破坏了的各项规章制度，恢复舰艇维修工作的正常秩序，并着手进行维修管理体制、修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寻求适合现代化特点的海军装备维修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舰艇装备维修保障能力。
　　加强舰艇维修力量的建设。在整顿、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按照“划区定点，专业配套”的原则，着重对老厂进行了扩建和技术改造，以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建设了缺门的专业配套厂。到1985年海军新建成的舰船、雷达和军械等修理厂共7个，还建成了技术比较先进的3000吨升降船台和3万吨级的大型船坞。在三个舰队初步形成了装备维修配套区，修理厂、修理所和综合机动维修队的职责、任务、分工明确。此后，又围绕提高监控、检测能力，扩大原位修理范围，促进维修科学管理，并大力进行了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装备了一些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广泛开展了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维修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
　　海上保障能力不断提高。海军后勤保障能力的强弱，现代化水平的高低，也主要是通过海上保障能力来体现的。70年代后期开始，海军根据邓小平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的海军”的指示，在建设战斗部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后勤保障力量的建设，建造了新的勤务船只，改进了海上补给装置和救护器材。通过训练和实际锻炼，丰富了海上保障经验，海上后勤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海军经过50多年的建设，已拥有多种勤务船只，其中补给船、油船、水船、测量船、拖船等有数百艘。海军遍及沿海各地的军港、机场、供应站、仓库、油库、医院、技术维修中心、勤务舰只等现代化设施和装备，已构成了海上后勤保障体系，有效地提高了海军后勤的综合保障能力和快速支援能力。80年代以来，海军后勤部门多次执行远航保障任务，如执行首航南太平洋、赴南极考察、出访和舰艇编队远航训练、巡逻南沙群岛、舰艇编队远航出访等保障任务，其保障能力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检验提高。海上保障能力特别是远航保障能力的提高，是海军后勤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4、出色完成重大任务
　　随着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和海洋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友好国家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赋予人民海军的重大任务也逐渐增多。通过执行任务，是对海军战斗力的综合性全面检验，也标志着海军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在此，主要记述20世纪80年代海军完成的几次任务。

　　首航南太平洋，保障运载火箭试验。1980年5月18日，中国首次由本土向以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南太平洋斐济西北700公里），成功地进行了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远程运载火箭的射程一般在8000公里以上，由于国土面积的限制，无论哪个国家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都是利用公海进行的。这样远距离的飞行试验，除了在地面上要建立为数众多的测量台站和大型测量系统外，在火箭箭头溅落的海域必须有完善的测量船只；在试验过程中，必须有足够的护航、警戒舰艇和相应的辅助船只；火箭溅落时，必须及时把记录了飞行试验中的各种数据的数据舱打捞回收。到南太平洋执行这样的大型试验任务：一是航程远，海域新；二是编队大，人员多；三是装备复杂，技术要求高。执行这样的任务，对海军来说有好多方面都是第一次。海上特种混合编队由驱逐舰6艘、综合补给船2艘、远洋打捞救生船2艘、远洋调查船2艘、远洋拖船4艘、国防科委主测船2艘，共由18艘舰船和直升机4架组成，分编成测量船队和护航编队。4月28日和5月1日，18艘舰船分三个波次先后驶向太平洋。5月1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一艘艘护航舰在试验海区布开阵势，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种雷达天线在不停地转动，兴奋的报告声接连不断：“遥测收到信号！”“雷达发现目标！”“跟踪目标正常！”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横跨南北半球，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从发现目标到打捞完毕一共是20分钟。5月19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成功的消息。5月24日，海上编队跨越赤道返回北半球，分别于6月1日和2日全部安全返回上海港。这次在海上历时35天，往返航行23昼夜，总航程8733海里。6月4日，国防科委和海军在吴淞口海军礼堂联合举行欢迎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亲临吴淞口看望大家。6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胡耀邦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大会致了贺词。
　　跟踪测量通信卫星。1984年4月8日，中国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于4月16日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卫星上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均工作正常。为了完成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从国内发射场到南太平洋卫星入轨位置的6000多公里的航区，需要在海上建立若干个跟踪测量站。这种站分别建立在3艘装备有各种精密仪器的远洋测量船上，负责海上飞行阶段的弹道测量和遥测任务。发射及测量时间的统一精度，是以毫秒、微秒计算的。海军南海舰队J506船执行跟踪测量任务。J506船是中国自行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远洋救生船。接受任务后临时编入国防科工委所属遥测船大队，临时改舷号为“远望3”号。这次接受新任务后接连两次到太平洋测量点作调查试验。两次远航太平洋，前后80多天，弄清了海区情况，进行了遥测、通信的联调，一切良好，这才进入了发射通信卫星前的直接准备。1984年3月26日，接到发射指挥部命令，J506船第三次向太平洋进发，3月29日凌晨2时顺利到达待机点。4月8日14时，进入发射前的5小时准备。由于船上各个岗位配合默契，J506船正点准确进位。卫星发射指挥部要求J506船所在的测量点测出目标飞越本船上空5分钟的有关数据。结果从发现目标到目标消逝，跟踪的时间超过了要求时间的一倍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党委给J506船记集体二等功，南海舰队授予该船“三下大洋见精神”的奖旗。
　　为南极考察运输器材，参加建站。1984年11月20日至1985年4月10日，中国首次组织船队去南极洲上，在千古冰封的南极洲上，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海军到达南极。南极洲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土著居民和树林生长的大陆。它沉睡在地球的最南端，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和海洋生物资源，对世界各大洋的环境也具有重大影响。200多年间，各国航海家和科学工作者不断前去探索它的奥秘，其中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1984年底，已有18个国家先后在南极建站。1981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逐步开展考察南极的各项筹备工作。1984年7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国家南极考察委员综合考察。南极考察编队由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组成。参加执行这次远航任务的海军官兵共308人。J121船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打捞救生船，1982年服役。船长156米，宽20.6米，满载排水量1.2万吨，续航力1.8万海里，抗风力12级。海军的任务是运输物资器材，参加建站，担负海上援救、航海实习等，并顺访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1984年11月20日上午，在上海高桥码头为考察编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22日6时30分，考察编队踏上征途，开辟中国通往南极的航线。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航程，往返2.29余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周以上。出航前，J121船按照指挥组精心选择的航线，查阅了沿途有关气象资料，详细地测算了各种情况下的船体稳性和抗风力，并绘制了动静稳度曲线，对船上的货物，如汽车、铲车、吊车、空压机、推土机、油罐、发动机等体积庞大的笨重物资都列有重量、重心位置的部署图。编队经日本奄美大列岛的宝岛水道，跨太平洋，入大西洋向南极洲挺进，跨越纬差94度、经差182度，闯过两个台风生成区、数个岛礁区和“咆哮的西风带”，战胜了进入西风带后遭到的大涌浪，特别是正确处置和排除了航渡中发生的右主机第一冷却水套管支架断裂、套管脱落的机械故障，顺利地通过了被人们称为“航海家的坟墓”的德雷克海峡，于1984年12月26日凌晨驶进了南极乔治岛民防湾，胜利地完成了航渡任务。在突击建站的战斗中，海军官兵和考察队员一起泡在齐胸的冰水里，用5天时间就建好了原计划8天建成的简易装卸码头。1985年1月20日，海军突击队70多名队员和部队考察队员组成施工队，在统一指挥下，突击主体工程，每天坚持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海军突击队员们发挥了各自的专长，担任了设计员、绘图员、雕刻工、电焊工、木工、铁工，还有搞爆破的“工兵”。从破土开工到装修完毕，主体工程25天建成，整个长城站45天竣工。考察队队员夸奖说：“海军技术力量雄厚，什么人才都有，培养的确实是军队、地方两人才！”海军官兵在随考察编队往返南极途中，先后于1984年12月19日至23日和1985年3月6日至10日顺访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和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受到了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进一步密切了中阿、中智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考察编队于1985年2年10日16时离开智利，穿过西风带重渡太平洋，4月10日上午安全返回上海港。5月6日下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了首次南极考察庆功授奖大会。中共海军委员会1985年4月18日做出决定，号召全海军指战员向参加南极考察的海军官兵学习。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海军给J121船、179机组各记集体一等功，海军给潜水长刘宝珠、机电长徐兆富、飞行副大队长于志刚各记个人一等功。
　　首次编队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中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外交活动的需要，派遣海军出国访问提上了议事日程。人民海军组织友好访问编队首次专程出访的国家是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往返时间为1985年11月16日至1986年1月19日。这次出访，在人民海军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友好访问编队由132号导弹驱逐舰和X615号综合补给船组成，由东海军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率领。1985年11月23日从湛江启航，29日下午4时进入印度洋。这是人民海军首航印度洋，按照海军的习惯，举行了纪念仪式，并进行了庄严的海上阅兵。编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12月13日晨，中国海军编队告别卡拉奇港，驶向下一个目的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2月26日起，中国海军编队用4天时间访问了孟加拉国吉大港。12月30日，中国海军编队圆满结束了友好访问，满载着南亚三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启程返航，于1986年1月19日抵达上海，官兵们畅谈这次出国访问的观感，都觉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受访国人民和华侨通过中国海军看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点使中国海军编队指战员感触很深。这次出访的舰船都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三国人民通过中国编队舰船这个“窗口”看到了中国36年来各项建设取得的发展和成就。巴基斯坦海军卡拉奇基地司令乔杜里对聂奎聚司令员说：“将军阁下，你很荣幸。你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很好的人民。中国海军是一支文明的军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事务的扩大和人民海军建设的发展，人民海军与外国海军的交往日益增多。外国海军领导人和舰船来中国访问的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频繁出访，航行越远，规模越大，到目前，中国海军已十几次派出舰艇20多艘，访问了亚洲、美洲、大洋洲的20几个国家。中国海军领导人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也比以往明显增加。通过这些友好往来，不仅扩大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也增进了中国海军对外国海军的了解，促进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对部队远航能力和军政素质的提高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南沙建站。海军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于1988年2月到8月在南沙群岛永礁建起了一座海洋观测站。这个站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建立的。永礁海洋观测站的建成，将使中国对全球海平面测量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今后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都具有重要意义。永礁距海南岛榆林港560海里，礁盘成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6公里，宽约7.5公里。1988年2月3日，南海舰队在湛江港隆重举行誓师大会，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海军副司令员李景及有关单位的领导到会送行。2月1日至7日，东海舰队派出的929号登陆舰，南海舰队833号船，南浚613号、609号船，南驳42号、45号船和登陆艇8535号，以及交通部上海救捞局的浮吊船大力号、半潜驳船重任1号等共11艘舰船，满载着施工人员和建站器材，陆续抵达水暑礁。海军派出作战舰艇和大型辅助船，对大观礁、华阳礁、东礁、南礁、赤瓜礁、琼礁、奈罗礁、诸碧礁等11个岛礁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派出飞机，加强了对南沙海区的巡逻。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1988年8月2日，中国在南沙建立的第一个永暑礁海洋观测站胜利竣工。一座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耸立在南海前哨，五星红旗在楼顶高高飘扬。站内装备了一套先进的仪器，能自动观测记录水位、波浪、水温、盐度、风向、风速、气压、气温等各种水文气象参数，还能将各种气象数据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贮存、打印，并及时通过卫星发往国内外气象组织，为各国来往船只提供可靠的航海保证。海军在建站的同时，还在诸碧礁、赤瓜礁、华阳礁、南薰礁和东门礁等五个岛礁上，建成了能抗12级风力的半永久性的高脚屋，并派人驻守。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3日给海军发来嘉奖电，表彰建站人员，勉励大家为保卫南沙、建设南沙做出更大的贡献。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政治委员李耀文8月18日签署通令，号召海军向参加南沙建站的全体人员学习。
　　南海赤瓜礁自卫反击战。在建站过程中，越南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声明，不仅不肯从已强占的十多个岛礁撤走，而且多次派出舰船频繁活动，企图继续扩大其侵略范围。1988年1月31日，越南海军661号运输船、712号武装渔船装载着建筑材料和40多人由西礁起航直奔永暑礁而来，被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赶走。2月18日中国勘察人员刚登上永暑礁东南的华阳礁，越南海军851号扫雷舰和614号、605号运输船和505号登陆舰突然窜到赤瓜礁海域进行挑衅活动。他们派出43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赤瓜礁。礁上中国考察人员立即向其喊话，声明这是中国领土，劝其立即离开。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撤离赤瓜礁，反而首先向中国人员开枪，打伤中方考察人员杨志亮。与此同时，越南海军604号运输船上多挺轻机枪也一起向礁上和舰船上的中国人员射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军舰船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击沉了越604号运输船，重创其605号运输船和505号登陆舰，俘敌9人，沉重地打击了越南海军的嚣张气焰。此次战斗，受到了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的通令嘉奖。这次南沙建站的斗争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海军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神圣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又圆满完成了国家和军委赋予的多项重要任务，显示了海军良好的军政素质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海军先后任司令员的有：萧劲光、叶飞、刘华清、张连忠、石云生、张定发，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苏振华、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叶飞、李耀文、魏金山、周坤仁、杨怀庆、胡彦林。

　　三、军中骄子--战略导弹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是以地地战略导弹为主要装备的兵种。其担负核反击战略作战任务，在战略上配合其他军种作战，是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核打击力量。战略导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一支年轻的高技术部队。30多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一代代官兵艰苦创业，使这支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代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在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炮兵是一支全新的部队，它是随着中国的核弹和导弹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决策之后，中央军委即着手于1957年12月，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地导弹部队，属军委炮兵建制。1963年10月，战略导弹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导弹。到1966年，这支新建部队已具有一定规模，原来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需要。为了适应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建立独立的战略核反击力量，1966年6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建立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建议，并决定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及炮兵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为基础，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他亲自将导弹部队领导机构定名为第二炮兵。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翌年7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又增添了一个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新兵种。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75年12月，为了加强武器装备的管理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增设了科技部（后改称技术装备部）。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成立后，领导第二炮兵部队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8年至1975年，先后组成一批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和工程建筑部队，并陆续组建相应的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和技术保障部（分）队，以及院校、科研单位。到1976年，第二炮兵初具规模。1978年5月17日，邓小平对进一步加强二炮部队的建设作了重要指示。这支新型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国防实力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战略导弹部队是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后勤保障部（分）队，以及担负阵地修建任务和工程建筑部队等组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二炮兵广大官兵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军队建设“五句话”的总要求，进入了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时期。第二炮兵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提出了“建设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干而有效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第二炮兵对编制体制作了多次调整。1982年，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提出了《精简整编实施方案》。方案对导弹部队的编制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编制体制，改为适合自身特点的编制体制。新的编制体制，减少了建制层次，编配人数相对灵活，便于保留技术骨干，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1985年，第二炮兵再次对编制体制进行调整，压缩了工程部队，扩充了导弹部队，完善了战斗保障部（分）队。与此同时，对部队、机关的编制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加强了科研机构，撤并了重叠部门，减少了不必要的层次，使第二炮兵的体制建设更趋科学、合理，向着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到1990年，第二炮兵已建成一套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拥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装备，有了相应的作战阵地和指挥控制、通信、情报手段。
　　90年代开始，第二炮兵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江泽民多次到二炮部队视察，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肩负着神圣使命的战略导弹部队，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五句话”的总要求，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始终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不断深化以合成配套为中心的训练改革，提高部队现代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各部队深入开展战法研究和训法改革，探索出不同作战样式、不同型号导弹的基本战法和训法，建立了新一代作战训练法规体系，各种型号的训练教材已规范配套。训练层次不断提高，已完成整旅整团的合成训练。在训练方法上，大力推广正规化训练、基地化训练和新老兵分编分训，提高了整体训练质量；在训练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的全武器系统模拟仿真，基本实现了不动实装、不进阵地就能完成综合操作训练。伴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发展，战略导弹部队干部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据统计，旅团以上领导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80%以上，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经过院校培训，科技干部已占干部队伍总数的一半以上。
　　经过30多年建设，平战结合的后勤保障机制已基本形成，使后勤建设有了质的飞跃。二炮部队还建立了一支以总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保障队伍，先进的科学技术已渗透到武器装备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和实战能力，成为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春天，在东南沿海联合军事演习中，圆满完成导弹发射训练，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具有良好的军政素质，有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经过30多年的建设，这支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继建成了一批不同型号和不同发射方式的作战阵地，初步形成了多种型号导弹武器装备系列，战略战役理论研究和部队军事训练取得新的突破，所有发射分队全部跨入等级达标行列，快速机动作战能力和准确打击目标能力进一步提高，多次圆满完成导弹发射训练任务和近似实战条件下的战役的演习。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成为一支初具规模具有一定威慑和反击能力的战略核心力量。第二炮兵基本形成了新中远程齐全、核常兼备的武器系列，能
　　够独立或协同其他军种对敌实施自卫核反击和常规打击。第二炮兵部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威慑能力，提高中国的国防地位，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炮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向守志、杨俊生、张翼翔、李水清、贺进恒、李旭阁、杨国梁、靖志远，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李天焕、吴烈、陈发洪、陈鹤桥、刘立封、刘安元、隋永举、隋明太。

　　四、战争之神--人民炮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是以火炮和战役战术导弹为基本装备的兵种，包括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和战役战术导弹部队。
　　人民解放军炮兵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炮兵部队随着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炮兵已发展到4个师、77个团、13所学校以及大量炮兵营、连，各种火炮2万余门。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对炮兵的统一领导，发展特种兵的建设，于1950年8月1日
　　，以第四野战军炮兵领导机关部分人员为基础，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陈锡联任司令员，万毅、苏进任副司令员，彭嘉庆、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从此，炮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炮兵领导机关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管理部、军械部和马政局等机构。
　　军委炮兵司令部机构成立前后，各军区亦陆续成立了炮兵领导机构：1950年1月，华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高存信任司令员，甘思和任政治委员，李健任参谋长。同年4月，西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孔从周任司令员，赵章成任副司令员，张力雄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巫金峰任参谋长。同年5月，第四野战军将特种兵司令部改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华东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陈锐霆任司令员，刘春任副政治委员，叶超任参谋长。1951年4月，东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万毅兼任司令员，刘何任政治委员，宋承志任副司令员兼任参谋长。同年8月，西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巫金峰任第一副司令员，胡兴任第二副司令员，王德润任参谋长，杨春芳任副参谋长；翌年9月，颜金生任炮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开基任副司令员，李书全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中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孔庆德代理司令员，陈夕彪任副司令员，张志毅任参谋长。
　　此后，军区炮兵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多次整编调整变动，炮兵领导机制不断健全完善。1953年5月起，将炮兵司令部的军事训练处、学校管理处、高射炮兵处升格为直属炮兵首长领导的部。至此，炮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高射炮兵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政委办公室、干部部、财务处。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根据《决议（草案）》精神，炮兵领导机关主要负责炮兵部队的建设规划和专业训练计划的制定与监督实施、干部培养、装备计划的拟制以及科研工作等。随后，恢复了政治部、后勤部，并将干部部并入政治部。1960年炮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科学研究部、技术部。1962年6月，中央军委对炮兵和军区炮兵的领导关系作了明确规定，解放军炮兵主要负责对军区炮兵的建设、科研、训练和技术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同年11月，炮兵机关进行整编，将科学研究部编为司令部学术处。1965年6月，炮兵科研体制进行了调整，将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移交国防工业部门，另在解放军炮兵机关成立科研部，负责部分科研和技术革新工作。1966年1月，撤销炮兵技术部。1967年10日，将炮兵分管的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全部拨归新成立的第二炮兵。此时的炮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科研部。1970年2月，将炮兵领导机关的科研部缩编为司令部科研处，这时炮兵机关由4大部变为3大部，人员也作了较大的精简。1982年9月，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指挥的需要，加强对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炮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
　　炮兵部队的组建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军委确定了“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炮兵建设方针。炮兵领导机构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建设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的规划，并采取优先发展预备炮兵，逐步充实步兵师以下队属炮兵的步骤，使炮兵部队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为了适应防空作战之需要，在预备炮兵建设中，首先集中建设高射炮兵。新中国成立时，全军高射炮兵仅有16个团。针对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袭扰大陆沿海城镇的情况，1950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10个高炮团。其间，为加强统一指挥和管理，从1950年3月至10月，又组建了4个高炮师，即：第一、第二、第三和首都高炮师。至1950年底，高射炮兵已达到29个团。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迅速改变武器装备敌强我弱过于悬殊的情况，为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炮兵火力，适应作战需要，从1950年11月起，先后抽调8个步兵师及若干机关和分队，共9万余人改建为炮兵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组建了包括加榴炮师、火箭炮师和反坦克炮师在内的15个地面炮兵师共55个炮兵团；另组建、扩建了6个高射炮兵师、74个独立高炮营。到1953年底，全军炮兵共组建了18所学校，全军预备炮兵已达23个师（含火箭炮2个师、高炮6个师）88个团和22个独立营；共组建队属炮兵，军、师属炮兵团109个，战防炮营、高炮营各数十个。
　　1955年炮兵部队根据抗美援朝作战的经验和新引进装备情况，进行了编制调整，撤销火箭炮兵师，改建了榴弹炮兵师11个、坦克炮兵师3个，组建了加农炮兵师3个、炮兵仪器侦察营和炮兵校射飞机大队，保留了6个高炮师。1956年开始大量组建军属炮兵，并继续加强师以下炮兵。1957年以后，逐步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战术导弹部队，成立了炮兵学校、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成立了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1965年以后，随着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又新建了一批炮兵师。1967年，将战略导弹部队、院校和研究所，调归第二炮兵建制。1965年以后，为适应援越抗美作战需要，陆续新建了一批炮兵师。到1970年，预备炮兵发展到数十个师，队属炮兵的火力也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预备炮兵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加农炮兵师和榴弹炮兵师统一整编为榴弹炮兵师，高炮师属的高炮团实行两种不同口径的高炮混合编组，增加了火力层次，实现了平战结合。队属炮兵的陆军军、师两级实现了压制、反坦克、防空3种火力配套，增强了炮兵的火力突击能力。“文化大革命”中，炮兵院校仅剩1所，1979年，炮兵院校增至7所（含训练基地）。
　　1985年7月，为加强陆军部队的合成，除留部分炮兵部队作为预备炮兵外，其余大部分炮兵部队与队属炮兵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和步兵师的队属炮兵，使集团军所属炮兵的数量、质量及协同作战能力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了集团军的独立作战能力。
　　炮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锡联、邱创成、吴克华、张达志、宋承志，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邱创成、陈仁麒、兰文兆、王平、张池明、金如柏。

　　五、铁甲劲旅--装甲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是以坦克和其他装甲战斗车辆为基本装备的兵种，包括坦克和装甲步兵等部队。
　　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有坦克410辆，装甲车360辆，有战车师2个，战车团1个，部队近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即着手装甲兵建设，1950年5月筹建装甲兵领导机关。以西北军区第2兵团机关为基础，于1950年9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统一领
　　导全军装甲部队的建设。从此，人民装甲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兵种。许光达任司令员，聂鹤亭任副司令员，向仲华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1951年7月16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编有司令部、技术部、干部管理处；26日，组建后勤部；11月，组建政治部。在1950年9月1日装甲兵司令部成立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坦克学校———第一坦克学校在北京成立。朱德总司令为该校题词：“努力学习，建立强大的人民坦克部队，反对美帝侵略，巩固国防。”
　　军委装甲兵领导机构组建后，即着手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和部队的组建。1950年11月17日，在徐州组建了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领导机构；同年12月31日，在长春组建了东北军区摩托装甲兵领导机构；1951年9月15日，又在北京南口组建了华北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华东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是以原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2师及华东军区部分干部合编组建的，何克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锋任副司令员，刘毓标任副政治委员，谢锐任参谋长。东北军区装甲兵是由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军政学校及装甲兵部队抽调的人员组建，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军区副政治委员周桓兼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钟人仿任副政治委员，石敬平任参谋长，余孝礼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装甲兵由华北军区和解放军装甲兵机关及第20兵团、原平原省军区、第10、第12、第16军及坦克第26师等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组成，由黄鹄显任司令员，王英高任副政治委员，马骥任参谋长。1951年，各军区装甲兵领导机关统一编为司令部、政治部、技术部和干部管理部。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954年至1960年，先后组建4个军区装甲兵（部、处）。1954年5月7日成立中南军区装甲兵部。1955年11月7日，以华东军区装甲兵的部队干部为基础，组建了南京军区装甲兵，由宋文任副司令员，张文碧任政治委员。1958年9月27日，以志愿军坦克指挥所为基础组成武汉军区司令部装甲兵处。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以后进行了多次调整变动。实践证明，建立军委和军区两级装甲兵领导机关，对于全军装甲兵部队实施统一领导，完成组建扩建部队、战备训练或技术保障任务，加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装甲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整编调整变动。1958年3月，装甲兵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装甲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技术部、干部管理部。1959年5月，装甲兵干部部归政治部建制。1961年10月增设后勤部。1965年12月，撤销技术部，将其业务工作归后勤部。1978年6月，后勤部改称后勤技术部。198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装甲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装甲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
　　装甲兵部队的组建发展。1950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许光达的建议，决定将全军坦克部队改编为3个坦克旅。同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将3个坦克旅整编为3个坦克师。为了适应抗美援朝作战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1951年起装甲兵部队规模逐渐扩大。至1954年4月，编组为坦克师、机械化师、独立坦克团和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基本形成了直属统帅部和军区建制的独立坦克部队和军以下部队建制的队属坦克部队并存的体制。到1955年，全军组建了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6个独立坦克团、47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4个独立自行火炮营。1961年7月以后，为了加强海防和边防，在部分守备师组建了坦克团。1962年起，将独立坦克部队按装备性质整编为中型坦克团、重型坦克团、轻型坦克团、重型自行火炮团、水陆坦克团。将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改为坦克团。1967年至1969年，将大部分步兵师属坦克团集中编为坦克师或独立坦克团，形成以独立坦克部队为主的体制。到1965年，装甲兵编为13个坦克师、19个独立坦克团、7个步兵师属坦克团。充实装备后的坦克师，编中型坦克×××辆、坦克团编坦克××辆，坦克的数量达到发达国家军队中等规模的师、团水平。但坦克师的装甲步兵和炮兵少，通信、侦察、工程、后勤和技术保障力量不足，满足不了步坦协同作战的要求，其独立作战能力受到一定限制。1976年，为了加强陆军军的合同训练，提高其作战能力，将独立坦克团改归陆军军建制，装甲兵又恢复了独立坦克部队和队属坦克部队并存的体制。1978年以后，坦克部队的合成建设步伐加快，装甲化、自行化程度逐步提高，干部、乘员的结构更为合理，机动作战理论得到发展。坦克师的步兵、炮兵、坦克兵的编配比例趋于协调，作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85年5月后，将坦克师和坦克旅编入陆军集团军，装甲兵部队改为单一的队属坦克部队体制。坦克部队经过体制改革，合成程度提高，合成训练加强，训练手段也逐步实现了电教化、模拟化以及微机管理；装备科研已进入第三代新装备攻关；技术保障体系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装甲兵部队的突击能力，机动能力和整体作战水平都有较大提高。
　　装甲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许光达、陈宏、黄新廷，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向仲华、黄志勇、姚国民、莫文骅、钟汉华。

　　六、战争先行官--工程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是担负工程保障任务的兵种，现代战争中的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包括工兵、舟桥、建筑、伪装、野战给水工程、工程维护等部队。
　　工程兵部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时，工兵部队已发展到8个工兵团、两所工兵学校，军、师、团大都分别建立了工兵营、连、排。新中国成立后，即进行军兵种建设，为了对全军的工兵实施统一领导，中央军委组建解放军工兵领率机关。1950年12月
　　25日，以中南军区工兵司令部部分人员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领导机关。从此，人民工程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李迎希任副司令员。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部正式成立。1951年3月1日，唐哲明任参谋长。3月15日，朱德总司令为工兵学校开学典礼题词：“为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工兵干部，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1952年9月18日，陈士榘任司令员。1952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军事建筑部，陈士榘兼任部长。军事建筑部主要负责全国国防工程建设的组织计划工作和技术指导，并直接负责某些重点工程的勘察设计、组织施工以及检查、验收等工作。1950年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共组织了17个工兵团和25个步兵军所属工兵分队入朝参战。1955年8月国防部通知，工兵领导机关改称工程兵领导机关。1956年2月24日，军委军事建筑部改称国防工程建筑部，归工程兵建制。此时，工程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国防工程建筑部、干部部、器材部、政委办公室（后改为政治部）。1957年8月精简机构时，撤销了国防工程建筑部，将司令部技术处扩编为工程兵科学研究会。调整后的工程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改变某些组织体制后，干部部并入政治部）、器材部、科学研究会（1959年改为科学研究部）、财务处。
　　在组建中央军委工程兵领导机构的同时，还组建了各军区的工程兵领导机构。1950年2月3日，中南军区将第四野战军工兵指挥所与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师部合并，组成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唐哲明任司令员，李福尧任政治委员。3月14日，西南军区以特种兵纵队所属的工兵第2团、7团和暂编工兵第8团与第18兵团的工兵合并，组成工兵纵队。4月16日，工兵纵队领导机关改为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月15日，华东军区以特种兵纵队工兵第3团与特科学校工兵大队的基础，组成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兼工兵学校，谢忠良任主任兼校长。1951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工兵建设，加速培养工兵干部，各大军区及各兵团（在朝鲜的志愿军）、军、师司令部增设工兵主任，团司令部设工兵参谋。3月1日，中央军委鉴于各大军区缺乏工兵干部的情况，决定除中南军区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工兵指挥所及西南军区支援进军西藏的工兵司令部外，其他军区均暂设工兵主任及参谋数人，不设工兵司令部。据此，3月8日，中南军区工兵司令部整编为工兵处。1952年2月，东北军区建立工兵指挥部。7月，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工兵指挥部兼志愿军工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机关主要力量移至朝鲜，领导在朝各工兵团的军政工作。同年5月29日，华北军区组建工兵处。9月1日，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与工兵学校分建成立军区工兵处。9月19日，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整编为工兵处。1953年3月19日，西北军区成立工兵处。至此，各军区都建立健全了工兵领导机关。1954年各军区将工兵处与工程指挥部合并。3月10日，华北军区将国防工事建筑指挥部与工兵处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工兵兵部，杜文达任主任，廖鼎琳任政治委员。5月8日，华东军区将工兵处与上海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工程兵部，曾旭清任主任，梁辑卿任政治委员。7月，东北军区以国防工程建设指挥部为基础，组成东北军区工程兵部，王良太任主任，季铁中任政治委员。8月，中南军区将国防工程建筑处与工兵处合并，组成中南军区工程兵部，廖种符任主任，李士才任政治委员。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决定将全国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军区工程兵部分别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军区工程兵部，增设济南军区工程兵部，杨介人任主任，李建良任政治委员；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设工兵处（或工兵主任）。8月10日，国防部做出《关于各总部、各军区兵种机构名称的规定》，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工程兵部改称工程兵司令部，其他军区工兵处改称工程兵处。1956年7月1日福州军区成立工程兵司令部，谢忠良任主任，邱勇前任政治委员。1958年8月22日，国防部决定将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改称军区工程兵机关。军区工程兵机关归军区建制领导，既是军区统一领导下的业务部门，又是军区直属工程兵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业务上接受军区工程兵的指导。以后，军区工程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变动。
　　60年代以后，军委工程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1960年11月将工程兵器材部并入后勤部，科学研究部与国防工程设计院合并，称科研设计院。又将特种工程指挥部改为工程部，并入解放军工程兵机关。1965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精简机关的要求，将工程部撤销，有关任务合并到工程兵司令部和科研设计院。调整后的工程兵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69年后，工程兵领导机关又进行过多次调整，精简人员，并调整三大总部下属机构。198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工程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工程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通过调整，更加适应诸兵种合同作战指挥的需要，加强对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工程兵部队的组建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国防工程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工程兵发展较快，到1952年中央军委批准在5年内建设40个工兵团。1953年9月，经军委批准，将全军工兵团按照工兵、舟桥、建筑3种专业加以区分整编。统一编制序列和区分性质任务，这对于加强专业训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有计划地装备和使用部队等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亦有利于工兵内部各种专业部队的建设。这是工兵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1959年11月，工程兵领导机关为适应大型国防工程和特种工程建设的需要，向军委、总
　　参谋部提出增加定额，组建建筑师的建议。1960年至1962年，中央军委批准工程兵组建4个建筑师和1个工兵技术总队，批准武汉等9个军区各组建1个工程兵团。1964年和1965年，中央军委批准工程兵增加33万人。到1965年底，工程兵部队发展到4个建筑师、3个支队、19个工区、1个工程技术总队、114个团，共49万余人，工程保障能力有很大提高。1967年至1975年，工程兵根据任务的变化，逐步精简建筑部队，相应地发展了舟桥部队。中央军委根据全军国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外援工程相继完工的情况，决定抽调一批建筑部队用于加速重要国防工程建设，另将一批建筑部队改编为机动步兵或守备部队。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担负国防工业工程和民用机场、公路等修建任务的工程兵建筑部队移交基建工程兵。同时又新建一批舟桥团，并加强了舟桥团的装备。与1952年相比，一个舟桥团架设浮桥的能力提高了3倍。1976年至1985年，工程兵继续精简建筑部队，重点发展工兵和舟桥部队，相应发展伪装和野战给水工程部队。10年内工兵团增加2.5倍。1982年新组建特种舟桥部队，标志着工程兵已具有克服特大江河障碍的能力。1985年编制体制改革中加强了队属工兵，除部分工兵部队归军区和总部建制领导外，大部分工兵部队编入了集团军。经过改革，基本实现了编组专业化、行动摩托化、工程作业机械化，有效地提高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快速完成筑路架桥、构筑工事、设置和排队障碍物、实施伪装、构筑给水站等任务的能力。
　　工程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士榘、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黄志勇、谭甫仁、李真、王六生。

　　七、军中顺风耳--通信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是担负通信任务的兵种，包括通信、通信工程等部队。
　　通信兵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随人民军队的成长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通信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央军委十分重视通信兵的建设。通信兵部机关和部队的编制体制、隶属关系等曾多次变动，通信装备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通信保障能力日益增强。1950年5月，军委作战部第三局改称军队通信兵部，王诤任部长，刘寅任政治委员兼副部长。1
　　951年2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各军区成立通信团。到1953年，各军区和军委通信部先后组建了通信团。1954年将军委通信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1954年3月，通信部队统一整编，又组建了若干个通信团、独立通信营，并将总部、各军区、各特种兵的直属通信勤务部队统一命名为各级通信枢纽部。这一时期，野战通信团各营由单一的专业分队编成。这种编组虽便于平时管理和组织训练，但执行任务时需要临时抽组通信枢纽，不便于战时的组织指挥。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作为兵种来建设，履行兵种领导机构职能，通信业务工作仍属总参谋部领导，王诤任通信兵主任，朱明任通信兵政治委员。1959年3月国防部决定将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仍行使兵种领导机关职权。50年代，为了发展通信兵部队，通信学校迅速发展，先后组建了10所通信院校。1961年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1975年3月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
　　通信兵部队的发展。通信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保障了作战指挥，为赢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1月，通信兵部队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精神，进行了整编，实行了平时编制。大量减少非技术兵员。从1958年9月起，随着通信任务的增多，通信兵部队也逐步增加。到1961年底，军委直属的通信兵部队有通信、通信工程、无线电接力及通信总站等部队。1964年以后又有几个军区组建通信团。1965年8月，为加强对直属通信工程部队和通信工程施工的领导和管理，组建了通信工程指挥部。在此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随着固定通信台（站）的进一步发展，相继组建了通信总站、分站。在这期间，野战通信团的编制体制也进行了调整，战备值班营编有各种专业分队，可开设通信枢纽。1971年1月以后，为加强对新建长途地下电缆的维护管理，重点发展了固定通信部队和总部、军区的通信总站，组建了军用卫星通信地球站。野战通信团调整为包括通信枢纽各要素的联合体，其下属的营都能开设完备的指挥所通信枢纽，便于执行战斗任务。1985年通信兵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撤销了部分通信团，新建了指挥自动化工程站，各军区的通信总站也根据军区的调整作了相应的调整，使通信兵部队的组织编制更能适应军事通信的需要。目前，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大通路载波设备、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程控电话交换设备、数字通信、散射通信、光纤通信以及卫星通信等都已相继建成使用，基本形成了以统帅部为中心、固定通信设施与野战装备相结合、有线电与无线电相结合、多种通信手段并用的独立的国防通信网络。通信容量显著增加，通信台站遍布全国，保障了通信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可靠性。通信联络达到了“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的要求。通信兵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的指挥，在作战、战备、训练、科研、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通信兵先后任主任（部长）的有：王诤、江文、周世忠，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朱明、黄文明、陈鹤桥。

　　八、年轻兵种--防化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是担负防化保障任务的兵种，包括防化（观测、侦察、洗消）、喷火发烟等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着手军兵种建设。为适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需要，50年代初，在解放战争后期组建的少量防化分队的基础上，相继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防化部门和防化部队。1955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防化学兵部。1956年1月1日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部”，为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部，张遒更任部长。1957年5月，军委决定防化学部作为兵种来建设，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任命萧学林为政治委员。此时，防化学兵部机关设司令部、政委办公室、干部部、器材部。195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增设科学技术研究处。1960年10月对机关部门的编制作了较大的调整，设司令部、政治部、科学研究部、器材部，干部部并入政治部，后又增设后勤处。1961年1月军委又决定，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器材部、后勤部。1962年器材部并入后勤部。至此，防化学兵部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6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学部，成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防化学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1978年5月，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部。新时期，防化兵进一步加强了现代化建设。
　　防化兵部队的组建发展。1950年12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学校，为全军培训防化干部。从1951年开始组建防化分队并相继建立起各级防化部门和防化部队。陆军军、师、团设防化学主任，营设防化指导员；师编防化连，团编防化排；空军、海军在各场站，基地设立防化部门和防化分队。1955年4月军委决定，在部分军区和志愿军中组建防化营。从1959年开始，先后组建了一批防化兵部队。1960年以后，总参防化学兵部和部分军区先后组建防化团；全军防化部门和队属防化分队同时得到较大调整和完善，初步形成以专业兵保障为骨干的核、化学、生物武器防护体系。1962年2月至4月，中央军委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的建议，确定了整编方针和编制原则，制定了新的编制装备方案，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会后，全军各部队根据会议精神进行整编。防化兵保留了营、团建制，在编成上增加防化侦察分队，减少了洗消、地面消毒和服装消毒分队，撤销了发烟分队。1976年5月，总参谋部又根据防化兵部队参加核武器效应试验取得的经验，改进了防化兵部队的编制，防化分队实行混合编组；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队直属的防化团增编了观察队、工程防护队、轮训队；防化兵部队增编了观测分队，充实了装备器材，防化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78年以后，防化兵部队本着减少兵员、保留骨干、充实装备的精神，编制又进行了调整，从而形成了适应防化部队特点的编制体制。防化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在教育训练方面，初步形成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4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防化干部素质得到提高；防化专业部队、分队的保障技能和合成军队整体防护能力的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防化装备方面，陆军主要防化装备品种配套，形成系列；防化专业部队、分队拥有一定数量的自动化程度较高、适于机动作战的装备；部队群众性的自侦、自防、自消、自救手段趋于完善；空军、海军有了适合自身特色的专用防化装备。在防化保障方面，拓宽了新领域，建立了战区核观测监测报知网、配套国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防化设施，组建民兵、预备役防化兵和人防防化专业队伍，开展核、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此外，50年代还组建了防空军、公安军、铁道兵，1966年还组建了基建工程兵。防空军1957年5月与空军合并；公安军领导机关及番号于1957年9月撤销，部队分别交省军区和地方公安系统；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于1984年领导机关撤销，部队转交地方。

　　九、金色盾牌--人民武警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卷，有一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立下不朽功勋的部队，这就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完成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
　　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以执行内卫任务。于是，1950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陆军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下属22个公安师和4所公安部队学校，公安部队负责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后，公安部队的建制和隶属关系，先后经过8次变动，名称也多次改变。一共采取了五种形式：一是属军队建制，由军委领导；二是属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领导；三是分别领导，专区、县以下公安部队归公安机关，省以上公安部队归公安军；四是双重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部队建设方面受军委和总部领导，建制仍属公安机关；五是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第五种是1966年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制度，使军警不分，职责不明。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后，经中央同意，将原来由县、市公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地方部队的仍交给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之后，通过1980年、1982年的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将人民解放军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以及外国使馆的任务和担任这些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装警察部队的重新组建，适应了公安部队的性质和特点，理顺了领导关系。新时期对中国武装力量体制的重新调整，确定实行由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国家武装力量体制，这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继承和重要发展。
　　1983年4月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成立。李刚任司令员，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何鸿业，副政治委员娄殿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振军，参谋长张永堂。尔后，各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师级）、各地（市、州、盟）的武警支队（团级）、各县（市、旗）的武警大队（营级）相续成立。从此，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其任务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内卫部队；第二类，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第三类，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双重领导的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部执勤任务的部队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警察、边防警察和消防警察统一组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担负国家安全的内卫任务的武装组织。其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隶属公安系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从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结合本部队的特点进行建设。建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武警部队的主体是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和消防部队。内卫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警卫党政机关和外国使（领）馆；守卫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科研机构等重要目标；守护重要桥梁、隧道；担负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犯管教所的外围武装看押任务和押解罪犯，追捕逃犯；对大中城市和特定地区实施治安巡查警戒；应付各种紧急重大情况，如防暴、维护治安。边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负责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在对外开放的港口、机场、国境车站和孔道以及特许的进出口岸，对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实施边防检查；对国际国内航班飞机乘客及其携带物品实施安全检查；在领海线内实施海上巡逻。消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安全防火常识，协助有关单位采取防火措施，搞好消防监督和检查，扑救火灾，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武装警察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外，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业务领导；武警林业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原则。人民武警部队实行党委制。各级武警部队党委受同级公安部门党组、党委的领导，同时接受上级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委的领导。这样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适应了武警部队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履行职能。
　　武警部队的组建，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和使用更加合理，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功能更能充分发挥，对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武警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防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把担负内部保卫任务的部队从解放军中单独划出来，既减少了军队的编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发展军事高科技，又减少了非作战的任务；其二，把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单独列编，可以根据其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在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其三，军警分开
　　，各司其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有利于处置带政治色彩的动乱、骚乱、暴乱，能够更好地争取外交主动，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武警部队的建设，在1997年精简整编中武警部队又得到了新的加强。目前，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正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努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落实江泽民“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指示而努力奋斗。
　　武警部队组建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不断成长发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全体武警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完成了各种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等任务，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武警部队担负了首都及全国各重要城市的治安和中央、各地党政机关及外国使馆、外宾住所等警卫任务；执行了节日、集会、外宾访问参观的临时警卫任务；守卫了重要的政治目标和战略设施；守护了全国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护送了大批战备物资；协助公安部门完成看押、看守犯人和城市武装巡逻等大量的任务。在这些工作中，广大武警指战员始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保证了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全，有效地打击了犯罪活动。仅1983年到1990年，武警部队圆满完成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重要会议、大型体育比赛等警卫任务9.3万多次，使用兵力296万人次。在举世瞩目的第11届亚运会期间，武警部队出动2.2万人，圆满完成了亚运会各比赛场馆、人员住所、全部赛事和一些重要的警卫任务，保证了亚运会的顺利进行。1988年以来，武警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门紧密配合，成功地平息了拉萨骚乱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全，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武警边防部队还担负了边境管理和边防检查任务。通过侦察、警戒及出入境检查，拘捕了一批非法越境分子，协助地方处理了繁杂的边境事务，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治安。近年来，武警部队共处置突发事件数千起，配合各地公安机关处置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在完成各项执勤任务的同时，武警部队还在抢险救灾、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武警黄金部队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732座山川，为国家提交黄金储量729吨，生产黄金20万两。武警森林部队保卫着祖国5870多万公顷的森林和草原。10年来共扑灭森林（草原）火灾3000余起，为国家挽回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武警水电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大亚湾核电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广西天生桥电站等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在全国各地建成水电站20多座，总装机容量达514万千瓦。武警交通部队以敢啃“硬骨头”著称，参与修建了青藏、川藏、秦岭、中巴、中印等几十条公路干线和100多座桥梁，为神州大地编织出壮美“经纬”。为了确保京九铁路、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驻铁路沿线的武警部队出动官兵10万以上人次，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处置各种妨碍铁路运行安全的事件，为京九、京广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保障。为了给各地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武警部队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创建文明安全村镇、街道、居民区，到目前为止，武警部队共建点已发展到11000多个，其中69%被评为县（市）以上文明单位。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武警官兵。在张北地震、那曲雪灾，云南、内蒙古森林大火，长江、嫩江、松花江特大洪灾面前，武警部队广大官兵以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锋在前，为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先后任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有：李刚、李连秀、周玉书、巴中倓、杨国屏、吴双战，先后任第一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的有：赵苍壁（兼）、刘复之（兼）、阮崇武（兼）、王芳（兼）、陶驷驹（兼）、李振军、张秀夫、徐寿增、张树田、贾春旺、徐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