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

在股价放开以后，股民大量入市引发了上海证交所报价和交易系统的堵塞，市场突然这么一下子扩大，交易网点就不够，场内不够、场外也不够。为解决股民买卖股票渠道不畅的问题，尉文渊向李祥瑞汇报了这个情况。

对场内的问题，上海证交所就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精力，扩充原有的交易大厅的容量。第一大厅原来一共摆了46张经纪人工作台，一个桌子一个席位，尉文渊说两个人完全可以用一个桌子，就改为一个桌安排两个席位，一下子就加了1倍。所以，今天我们要分辨上海证交所初期的交易大厅照片，如果是红马甲每人坐一个桌子的，那就是开业初期1991年底以前的；而如果是每张桌子坐了两个红马甲，那就是1992年以后的场景了。

接下来，上海证交所又把浦江饭店二楼办公室旁边扩充成为第二大交易厅，使交易场地面积扩大1倍多，交易席位达到564个。

1992年底比1991年底交易席位增长12倍。到尉文渊1996年离开交易所时，上海证交所已经有总共8个交易大厅、最多时有5000多个交易席位。整个北外滩一带几条马路上，一到中午吃饭时，满街都是红马甲的身影，形成了一片红色的人流，蔚为壮观。

对于场外交易网点不够的问题，李祥瑞跟周芝石（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谈，要人民银行支持，多批证券营业部。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这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和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历史细节。

在1990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这份文件中，其中第二条这样说：“中央、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的批复明确规定，建立证券交易所是以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为发展对象。根据这一批复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吸收上海市内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为会员。”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紧箍咒，所以在上海证交所筹建过程中，会员单位的组成就成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当时上海的证券公司只有4家，加上经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也不过十来家，尉文渊感到会员数量还是太少，又把代理证券业务的城市信用社也接纳进来，但就是这样也才不过十五六家。最后还是和三人小组商量，最终找出一个变通办法，即让异地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成立上海业务部，以此成为上海证交所的会员。就这样最终凑出了22家会员单位：

上海证交所成立当天的新华社消息报的就是22家会员单位。但是由于北京“联办”的发起单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因此在上海证交所开业当天晚上增加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中信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上海证券业务部”、“中国农村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农信）上海证券业务部”三家单位为上海证交所的会员，所以在上海证交所的内部管理文件中提到开业时的第一批创业会员单位一共为25家。

尽管第一关闯过了,但要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国性市场的格局，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看来顺理成章的事，但在当时，人民银行连交易所吸纳外地会员都不同意。尽管尉文渊认为交易所吸纳外地会员这是交易所的事，100个、200个吸纳就是了。但是，很多外地会员跟尉文渊讲，金融机构不许异地跨地区经营，他们在上海本地申请跨地区经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不同意。对于外地证券公司在上海申请设立营业柜台，证交所就没有办法了。尉文渊只能和李祥瑞两人找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毛应樑、副行长周芝石谈。之后尽管1992年5月，中国人民央行上海市分行发布了《异地证券经营机构上海（证券）业务部管理办法》，但审批异地机构营业柜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

那时，老百姓天天抱怨黑市买卖委托单呀、证券公司挑大欺小、只满足大户室交易啊，矛盾非常尖锐。尉文渊下去一调查，到申银附近的营业部、到万国黄浦营业部去看，什么叫大户室？一看他才理解了，比如证券公司的交易能力一天只能处理100笔交易，你说我做大户做小户？我是商业机构，当然肯定做大户。有限的资源在商业利益层面，仅靠行政约束去处理是很难的。

调查回来尉文渊感到，不能仅仅靠管理和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靠发展来解决问题。最后，上海证交所认准必须推动营业柜台的发展。

但在股价放开后所面临的场外交易网点不够的棘手问题,在行政层面上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推动的。现实问题的紧迫和改变原有体制的滞后，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大家说能不能搞一个大型金融交易场所，来解决燃眉之急？尉文渊说这是一个办法，我们就弄一个去。结果张弭（原上证通信公司总经理）告诉尉文渊，在他家附近的文化广场空着，要不到文化广场去吧？尉文渊说行呀，我们去看看去。看完以后，那天下午就决定在那儿搞一个临时的大型交易场所。尉文渊为这个事还跟分管副市长庄晓天汇报过，那是在发行二纺机B股的仪式上，庄晓天说政府支持你搞。上海证交所的想法是，开放一个大的交易场所，缓解一下交易堵塞的问题。不然的话老百姓买卖都困难，你还谈什么市场管理环境呢？按说场外交易这个东西不是交易所应该管的事，但这种事你叫哪个证券公司搞都搞不了。没有办法，交易所只能出面牵这个头。证交所不做交易，只是把地方组织起来，让各家券商、包括外地券商进来设柜台，等于是搞了一个大型的柜台超市。

这样，从1992年6月1日起，组织20多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设立临时委托柜台，组织“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第一天因为幼稚没有经验，说现场条件太差了，买卖收现金没法保证安全，于是规定在那里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只能卖出不能买进（因为卖出不需要现金），这样外界就解读为交易所这是为了压制股价，只能卖不许买。那天再加上设施不完备、股民恐慌性入场交易引发秩序大乱，开市半个小时只能宣布暂停。回到交易所以后，沈瑞兴（原上海证交所国际部主任）跟尉文渊讲：“还是算了吧。” 尉文渊心想不行，到这个地步，市场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也不能失败。于是，一咬牙，重新组织。一周后，6月9号，请来很多保安，事先做了正面的宣传，第二次重新开放。最多的时候有80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卖委托，客户人数最多一天达到4万人次。为防止人流过分集中，发生意外事故，每次限定进场人数为2000人，投资者需领到当日的预约单、填明姓名、核对身份证后方可入场。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通过电话报入交易所场内撮合。尉文渊至今还记得，当时副市长徐匡迪跟他谈起过，他说：“小尉呀，人家说人民广场是超级大户。” 尉文渊说：“为什么？”他说：“在那儿说买全部是红的，说卖全部是绿的。”那么大的地方，在现场它有一个群体行为驱动，说买都买、说卖都卖，哗哗的，一片一片，跟风似的。那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像是一个上海的、全中国的超级大户。

为了这个事很多人批评尉文渊，为什么要搞这个事。可他只认为市场上需要呀。这样做了以后，对于外地会员设立柜台的申请，人民银行慢慢看也拦不住了。再加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改革氛围也不错，因此1992年5月，中国人民央行上海市分行发布了《异地证券经营机构上海（证券）业务部管理办法》。开始集中力量审批了一批异地证券经营机构在本地的营业部。

这样一来，一大批外地证券公司都进入上海，全都到文化广场摆摊儿去了，市场交易也就缓解了。在这个过程中间，副市长徐匡迪又跟尉文渊谈过一次，他说：“小尉啊，是不是差不多应该把它取消掉了？” 尉文渊说：“不行。”他问：“为什么？”尉文渊说：“我们市场的交易设施还没有达到相应的规模，你取消它，买难卖难又会造成一种恐慌，又会给市场造成非正常的波动。干脆等一等。”直到1993年12月24日，运行将近一年半的“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的使命才结束。在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中，这是百姓投资意识突起的一个形象的留影。

这样，上海证交所度过了买难卖难的市场发展瓶颈。关键在哪里？我们不能简单说文化广场就只是一个大的交易点，其实通过这件事，打开了上海金融市场向全国开放的一扇大门。原来外地金融机构是不许落地上海的，一家营业部都不许在上海开。而文化广场这样一搞，几十家、上百家外地公司往这儿摆一个很简陋的柜台，就一张桌子一个栏杆，在后面放几个保险箱，就这么开始接单买卖了。当时连行情也没有，在文化广场里用广播口头播报，尉文渊说：我都在那儿播报过。就是慢慢通过这样一种不是很正规的方式逐渐打开局面，形成了气候。在1992年，除了文化广场以外、还包括上海证交所采取的其他种种措施，这才彻底把市场打开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说市场封闭、区域划分了，出现了一个正面状态。

在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举办的时候，上海全市证券营业部还只有15、16个，从1992年1月至12月，上海证交所先后分5批批准了122家异地证券经营机构为会员，人行上海分行先后批准了其中99家并颁发了《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到1992年底，异地证券经营机构上海（证券）业务部达到了108个。至此除西藏、内蒙、青海、宁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证券经营机构都在上海开设了证券业务部，形成了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的统一市场格局。

整个体制的转变，就在这个过程中间逐渐的被松动、被撬开，正面冲击也好、侧面冲击也好，慢慢就变成一个坦途，计划经济的体制朝着市场经济的体制就这么转变过来的。在这些不起眼的开创性工作中，不仅仅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只是解决了市场发展的技术层面瓶颈，更有意义的是冲破了当时顽固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几十年后，尉文渊用这几句话对笔者概括了自己当年的作为。

本文编辑：楚江 ftchinese.editor@f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