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股市放开股价的故事

90年代初，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深沪两地都实施了涨跌停板制度。上海股票市场发展之初，股票供求严重失衡，投机和操纵因素浓厚，为防止投机过度，上海证交所对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实行流量控制和涨跌停板制度，即规定每个交易日的股价涨跌控制在5%以内，后来又调低到1%，并实行3‰的流量控制。意味着今天价格涨停板，并不能确定明天的价格。如果今天某一个股票只成交1股，哪怕这一股是涨停板，这涨停的股价明天还不算，要达到一定的成交量才能算，这就是所谓的流量控制。不过，1991年股市走熊之后，深圳取消了涨跌幅限制，希望通过放开股价让市场活跃起来。1991年年末，上海证交所知道深圳把股价放开了，但上海当时因为上市的股票太少，供求关系严重紧张，交易所还是采取涨跌停板制度没有放。此时，第一个要闯的关，就是放开股价，因为股价长期受涨跌停板的约束、扭曲，市场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交易的时候了，这个状况再持续下去，股市就要死亡。

1992年初就在尉文渊出访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于1992年3月18、19日在厦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去汇报两地股市试点的情况，当时上海证交所是理事长李祥瑞去的。在会上有一个内容就是批评上海证交所没放开股价。当尉文渊从美国回来，听说朱镕基批评上海证交所，他正憋着劲，就说：“好呀，咱们就干吧。”

其实在1992年2月17日，上海证交所就向社会公布了，从18日开始，延中、大飞乐两个股票试行取消涨跌停板制和流量控制，完全放开股价进行自由交易。但是，要进一步放开股价，最大的阻力来自管理层内部，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不同意。开始上海证交所跟相关部门的领导一家一家做说服工作，但谈不下来，怎么说都说不通。最后，把尉文渊他们逼急了，不能就这么让整个市场憋死在这里啊！

思考很长时间后，尉文渊决定个人冒这个风险。他先在交易所内部和吴雅伦他们几个商量。尉文渊说：“这样子吧，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再不同意，我们自己决定放。”

1992年4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交易规则作出重大修改：一是试行放宽部分股票的涨跌限幅，从当天起，电真空、浙江凤凰、小飞乐3只股票的限价幅度由1%改为5%；二是各上市股票都取消原来规定的3‰的流量控制办法。其实，这是尉文渊他们瞒着领导所做的决定，是在没有通知任何部门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的。

当时，他们做的所谓放开股价，不是全部放，而是从少放到多、从小放到大，准备分步走。前一天，尉文渊和吴雅伦两人商量，这事要不要告诉理事长李祥瑞，商量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告诉他。告诉了他，他很难表态，说同意、不同意，都难办。尉文渊知道，理事长他内心的态度是同意的，但是老人做事比较稳健。既然人民银行有想法，还是希望我们多做做工作。可年轻人等不急了。尉文渊说：“这事由我来决定，我来做。” 他要求大家都别吭声，说：“跟你们没关系，就我一个人决定的。”

4月13日放开股价的前一天晚上，尉文渊反复考虑，他知道这样干，是有很大风险的。于是，就连夜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常务副市长黄菊和分管副市长庄晓天。在信中讲，放开股价对整个上海股票市场意味着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部门意见不一，已经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但很难做通。可是市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放不行了。因此，最终由我个人作出放开股价的决定。如果出了问题，由我负全责。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写完尉文渊就把信送到市委办公厅，通过黄菊的秘书王维恭交到市长手里。尉文渊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向领导报告，请示同意放开股价。因为当时市政府不会管具体业务。他只是通过这封信给市领导打一个招呼：我把股价放了，有问题你们找我。(见右图：尉文渊 —— 陆一摄)

放开股价的消息在4月12日晚上就放出去了，这可是典型的先斩后奏。第二天早晨尉文渊才知道，祸闯大了。李祥瑞跑来，见面就批评尉文渊说：“你荒唐！”尉文渊对他说：“李行长，你知道这个事情的过程。我们都商量过了，决定不向你报告，是因为我们觉得向你报告，太为难你了。这个事情肯定要做，向你报告了，你同意不同意都不好处理，所以干脆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结果，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查了过来，说要撤尉文渊的职，人民银行上下都知道这个事。那个时候，在人民银行看来，这可是闯了大祸的事，绝对的无组织、无纪律。

那天把尉文渊叫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会,他还以为要去接受批评和处分。可是在过道里，办公室姓杜的同志讲的一段话，让尉文渊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领导表扬了你的动作。” 尉文渊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知道？”尉文渊说：“不知道啊。”他说：“黄市长有一个批示，批示中对你的做法是肯定的，支持你这个事情的。” 原来尉文渊给两位市长写的信，市领导批示下来，表示支持这个举动，尉文渊却不知道。多年以后尉文渊说，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蛮荒唐的，但当时就是这个环境，你不干不行；你要不干可以，你政治上老道一点，你可以不干。尉文渊不是不明白，他很明白这个事理。

于是，上海证交所放了一步，再放第二步。4月13日以后，总结了对电真空、浙江凤凰、小飞乐3只股票放宽涨跌幅的成功经验，在5月5日又进一步推出了新的举措。除了已完全放开价格限制的延中、大飞乐及真空B股以外，其余上市股票的价格每日涨跌停限幅统一从1%调整至5%，对电真空、豫园、大飞乐、小飞乐、爱使、申华、延中及浙江凤凰等8个上市股票，统一取消场内每次竞价申报不得超过1万元面额的规定（其它上市股票原来没有这一限制）。

十几年以后说起这些往事，尉文渊告诉笔者，其实1992年5月21日，上海证券市场全面放开股价这个方案不是我做的。按照我们原来设计的步骤是小步快走，不要一下子给市场冲击太大。所以从2月初到5月20日的上证指数只是从300多点起起伏伏上升到617点，几次试点对市场冲击并不是很大，发展都是很平稳的。后来，因为市长批示肯定了尉文渊他们的做法，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很被动。这等于是人民银行不同意放开股价，而交易所顶着把价格放开了；市场评价很高，领导也批示肯定了，人民银行变成处在市场对立面的位置了。结果5月20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通知尉文渊去开会，决定全面放开股价。当时开会尉文渊就纳闷，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激进？按道理讲不应该这么一步放的。按照上海证交所原来的计划，是逐步放宽限价、取消流量，多走几步，放10%或者20%，然后再一步放开，这就不会出现一天暴涨1倍的情况。而人民银行这样做，有点抢功的味道，或者说是为了避免被动。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5月21日）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17点暴涨到1266点。5月21日上海证券市场放开股价的真实背景就是这样的。在这个问题上，行政干预总是两个极端，坏事儿就出在这上面,但这个账却是记在了尉文渊头上了。对此，尉文渊说：人民银行突然决定5月21日全面放开股价，我说我不同意。这可能吗？既然做了决定，就放吧。这历史责任由我来背，我也无所谓了。所以，至今我对此没有公开做过任何解释。

股价放开以后，就来问题了。当时，人民银行管新股发行，他们在6月份就批了34家，搞认购证的发行。按道理，如果要发新股，供应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股价就不应该完全放开。如果早知道人民银行要发这么多新股，交易所股价放开节奏会控制得更好。股价上涨，你会考虑到大量新股供求关系的变化，就不会让股指突然走那么高。为什么1992年市场会从高点往下走，跟这个有很大关系。5月21日突然一放，指数一天就涨了100%，等于把后面的行情预支掉了。接着，6月份就大规模地扩容，1992年全年上海采用股票认购证发行新股，第一次摇号是在3月2日发行众诚实业等7家公司股票、第二次是6月2日发行中纺机等34家公司股票、第三次是7月25日发行三爱富等5家公司股票、最后一次是8月10日发行沪昌特钢等7家公司股票，全年一共发行了53家公司股票。新股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以至于6月份新股一出来，股价就顶不住了，老百姓心里害怕。所以，坦白说有一点儿，那个波动是人为干预造成的。

1990年前后，中国虽然已进行了十几年的改革，但行政事业机关的基本构架和组织体系并没有多大改变，计划经济的手段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金融系统，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个人私自决定而宣布的金融指导性策略，恐怕在历史上只有尉文渊一个人敢这样做。因此，上海证交所把股价一放开以后，批评得厉害。说年青人做事荒唐，没有这么干的，搞突然袭击……反正一大堆。这都是对尉文渊做事方式的争论争议。

尉文渊十几年以后对笔者说：到今天也许我不会那么干，到这个年龄可能我会更耐心。那时候年轻、没耐心，挺不住了，放了再说，管他那么多呢。不行我下来就是了，我也无所谓。事后了解到我放开股价以后，是面临我下台的问题，因为至少你挑战某种权威嘛。所以做出决定的同时，我也准备好了接受任何处理，包括被撤职。我当时开玩笑说：“我把这个官帽子摆在桌上，谁要谁拿走，我都没有意见。”磕碰往往将我推到“被撸掉”的边缘。幸运的是，这一次我躲过了擅自闯关所引发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