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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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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6日）

一

从11月1日凌晨开始，来自中国航天事业的新闻再次成为媒体重点。神八发射，并在两天后的子夜时分与天宫一号对接，在央视跨夜提供的直播信号带领下，正式出版媒体上喝彩一片。

异议也照例呈现在微博论坛上，军事作家赵楚的抱怨是，“天空实验室对接试验成功，我说了句激动，决没说‘为祖国骄傲、自豪’之类，就打翻了微博革命党的醋坛子，各种恶毒的人身攻击汹涌而至，要照这些话所体现的微博革命党人的德行来看，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恐怕确实短期没戏了。”

《环球时报》则在发射当天早晨发表社评，向那些抱怨人间民生的受众解释“只要我们决心在这个世界上‘崛起’，只要我们追求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管我们主观上愿不愿意，这些风险我们都必须去冒，这些钱我们也必须去花”，重申在一个“民比天大”的时代浪潮中，“社会看上去比航天‘更急迫’的用钱处会有很多，各国航天都需要国家和民族战略胸怀的呵护鼓励……中华民族的心胸有多大，中国航天的成长空间就有多大。”据其属下环球网周四晚间公布的投票结果，有88%的人认为神八“拥吻”天宫让他更自豪。

宣传官员们显然注意到了那些抱怨，新华社选择在对接成功后亦向全国媒体播发稿件《中国载人航天不是“面子工程”》，向民众讲述“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钱，将会产生7元至12元的回报”的道理，所谓“仰望星空，并不妨碍脚踏实地；深谋远虑，当然不等同于一枕黄粱。中国人追天的脚步，走得快，更走得稳；走得浪漫，更走得实际”，并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承诺“中国载人航天20年的花费‘不及美国一年的投入’”。

作为“强硬派”，胡锡进总编并不愿意“迁就民意”。除了用微博定义那些诅咒神舟天宫相撞的国人是“极少数派”，强调“中国必须有大国的战略工具和拳头。这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与发展民生不矛盾。航天的收益不是花钱买根冰棍”之外，三天之后，他又决定在周五再以社论上阵反问“中国航天出彩，凭什么不高兴”，批评“中国有钱发展航天，为什么不先把钱投在扶贫帮困上？航天器对接，与普通中国人何干？”的网络论坛声音是“愚蠢思维”：“一旦中国自己掉进发展航天和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孰轻孰重的争论中，这个奇怪的设问本身就预示着中国出了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该带给我们困惑……其实大国内部是很难把道理讲清的，道理往往只在小的人群中起作用。国家越大，口号和概念越容易流行。大国的社会平衡有其特殊规律，而且大社会里‘平衡’的含义都与小社会不同。中国往前走，关键是找好我们自身‘平衡’的感觉。千万别找着找着就走偏了，或者把自己绕了进去。”

二

相比之下，倒是在“欧债危机里的中国角色”议题中，胡总编难得地不需要与网络民意斗士们辩论，从宣传官员紧密控制的传统媒体，到七嘴八舌的互联网渠道，压倒性的声音是“不借！”

伴随着自己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1权力人物榜第三名的消息，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出访欧洲并出席G20峰会。根据新华社从戛纳发回的通稿，胡主席对法国总统萨科齐说，“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我们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而另一个姿态虽然未经新华社向国内媒体发稿，但却也以“海外财经报道”的出口转内销模式获得广泛刊载：“他(胡锦涛)使用了迄今为止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最强硬的措辞，呼吁全球领导人不要再敦促新兴市场升值货币，因为这会令全球经济陷入‘平衡的衰退’，使可持续增长成为不可能。”

 事实上，在最高口径出台前，中国中央级媒体已经为此预热良久，由专家学者讲述中国不应贸然援助深陷希腊债务危机的欧元区的道理，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10月28日头版“望海楼”栏目那篇《化解欧债危机需要机制性改革》，以及11月3日那篇《欧元区应直面危机反思自己》。

类似《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专业媒体则仔细研判“中国‘援欧’之辩”，本期《新世纪周刊》已有“财新观察”，定调“援救欧洲是机遇也是考验”：“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处置，中国将积累丰厚的战略资产，如何将其转化为国内改革的动力，造福国内人民，其路径仍需探索。在这些资产中，最突出的是巨量外汇储备，它是中国特殊的发展战略带来的收益，也是国民节衣缩食攒下的血汗钱。如何使用它们呢？每当国外发生经济危机而需要中国政府救助时，都会出现这样的疑虑。现在到了系统地作答的时候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需要支付巨大成本，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顺利通过“历史三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欧债危机不仅是对欧洲人民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考验。”

三

在中国现今的公共议题中，像“援欧”这样“两个舆论场”基本倾向一致的现象已是少见，更多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例如北京空气质量之辩。

本周以来，北京连日大雾笼罩。10月30日、31日，拥有700余万关注者的地产商潘石屹暂时放下了对同行“降价破产”的关注，在微博上连续转发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根据PM2.5细颗粒物浓度显示中国首都的空气达到“有毒害”的程度；与此同时，另一位网络名人郑渊洁亦贴出在傍晚时分拍摄的北京灰蒙街景，形容其“像一个硕大的毒气罐”，并展示北京环保局当日空气“轻微污染”之论，讽刺其不说实话；作为央视主播，张泉灵则索性将北京空气比喻成“用过的洗澡水”。

在这些名人们的科普推动下，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民间感受”开始猛烈冲撞“官方数据”，铺天盖地的网络质疑声扑向环保部门，指其只报监测大颗粒物的PM10数据、不报对心血管危害更大的PM2.5数据是“选择性瞒报”，《广州日报》将此总结为一句反问：《浓雾罩首都，只是轻微污染？》。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以实名微博站在了回应质疑的网络前线，他在31日参加新浪组织的微访谈，尽量以平和语气解答那些来势汹汹的质问。根据他的说法，“雾本来不是污染，只是在积累了污染物才会影响空气质量”，并针对那些认为中国官方“不让广大群众看到在PM2.5的情况下北京的空气质量”的民众推测，建议“您多看点有用的东西，别为人家一再申明是内部用的数据劳神，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数据连美国国家标准都不是，就更谈不上国际标准了。”

对那些起先嘲笑中央领导人也呼吸不到特供空气、而后又因发现中南海配备空气净化机而大为感慨的人们来说，这些说法都不太能缓解他们对人身安全的焦虑。于是，杜副局长总结陈词，“错不在大家。我们在大气环境监测方面的科普实在是太弱了、太迟了，环境信息服务也不够人性化。以至不少关心此事的公众对空气质量监测是怎么回事知道得太少，对标准、规范、浓度、指数、年均值、日均值……只知词不知内容，再加上有些人什么都不信的情绪、连续的大雾、洋人的数据，这样讨论难免成粥。”

 两天之后，杜副局长又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坐在了《北京晚报》记者面前。继11月1日引用官方数据宣布“北京雾霾致10月天气12天超标，比去年同期少6天”后，这份首都最畅销报纸周四以头版头条大标题通报“愿与美国大使馆比对数据”。根据问答记录，杜少中声称“美国大使馆是一个点，不能评价一个区域……我们是全市27个点的自动监测系统，评价一个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需要一个系统，不能由一个点作为评判”，并强调“他们不愿意拿着设备和我们比对”：“他们发布的是浓度，我们发布的是指数，两者间有很大的差异，指数和浓度间有换算的方式。不能仅仅用数字去比较，应该看到数字反映的什么内容。即使是美国大使馆监测的是浓度，数值也是偏大的。至于为什么偏大，我们没有监测过他们的设备。如果将我们和美国大使馆的监测设备、监测方法、监测规范、参照标准同时进行比对，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做过多次沟通，他们也不愿意拿着设备跟我们比对。”

在解释为什么不公布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大大超过PM10的PM2.5数据时，副局长将之归结于国家规定：“对于PM2.5，我们有能力也有设备监测，我们也有监测数据，但是我们不能随意公布。因为空气质量和环境质量监测是非常严肃的事，对社会公布的、要公众去参考的重要信息，就要负责，要符合国家的规定。不能北京一个数据，上海公布另一个数据，两个数据根本无法比对，我们要拿出合格的数据。”在强调北京空气质量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PM10还未达标，年均值超过国家标准的20%”、“应该当PM10达标后，再去监测PM2.5”的同时，他通报环保部已在11月1日公布PM2.5用重量监测的方法，称“应该在不远的将来公布监测信息”。

在次日《新京报》头条上，则已经有更高一级领导的表态。副市长洪峰回应北京连续雾霾天气、空气质量下降疑问，承诺要以“三板斧”改善空气质量：“国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对北京的大气质量指手画脚，甚至提高到一个高度说，北京没有巩固维持奥运会的成果。不管他们指手画脚的对不对，但我们还要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大气，让北京更适宜居住，更能体现绿色北京。”

让外国驻华机构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肯定不是《环球时报》愿意看到的。10月31日，该报迅即发表社评《建立围绕大气污染的社会共识》，在承认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的同时，针对北京市民抱怨“政府公布的空气监测数据与他们的实际感受不符”的说法，解释道：“中国公众对各级政府有‘对坏消息轻描淡写’的印象，这使得很多人会在心理上夸大个人对污染感受同政府数据之间的差距”。而后，更提升高度，“中国各地政府必须建立起污染监测的绝对权威性，不隐瞒任何相关信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输给外国驻华机构，那么输掉的不仅是大气监测质量，输的会比这多得多。”

当发现北京环保部门的解释换来了“被平均”以及“空气质量也搞阴谋论”的网络反驳之后，胡总编决定再发一论，强调“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的公信力不足以支撑其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一些人对政府‘对坏消息轻描淡写’的怀疑根深蒂固，当争论出现时，先相信美国使馆，再相信中国民间的说法，最后再相信政府的数据，这个顺序成了他们的基本态度和习惯。”根据这篇文章的立场，那些怀疑自己受到政府数据“欺骗”的人们并不是在做围绕北京空气质量的认真争论：“正常人大概都知道，尽管不重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提法很诱人，但中国的现实条件没那么理想，一定的空气污染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很多世界标准随全球化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舆论总是倾向于挑选最理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环境，而中国一下子做不到。”

“提升政府公信力是解决当前各种奇怪争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中国不重样的和雷同的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每一个PM10和PM2.5之间的差异都需要费这么多嘴皮，搞得这么‘政治化’，中国就什么事也别做了”，在劝告中国各级官员不要因为低调处理“坏消息”而挖政府公信力墙角的同时，作者亦撂下“狠话”：“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应当是环保局喊的，而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人。如果北京空气质量差能‘吓跑’一些人，就让它发生好了。因为北京污染严重，人和车的增速过快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些负责转播“中国官僚罔顾民众疾苦”之声的市场化媒体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正在“政治化”空气质量议题，他们着力强调的是“为了公民的人身健康，请环保部门公开PM2.5的数据”。腾讯“今日话题”在《致命的“空气轻微污染”》中，强调“轻微污染”背后是标准、意识的全方位落后；“搜狐论座”的悲叹是“你测或者不测，PM2.5就在那里”，认为“提高空气评价门槛带来一时的大范围超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陶醉在‘天下太平’的臆想中固步自封”；《面对民意焦虑，完善空气指标应提速》--《新京报》11月2日发表社论，预言“PM2.5公开后，空气质量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大范围超标，这并不可怕，民众其实能够理解和承受，基于污染变得严重的情况，还会激发民众自觉投身于城市环境治理中来”；《广州日报》则刊论诘问《提高空气治污标准，何待“时机成熟”？》：“其实，将PM2.5纳入强制性监测指标，虽然数据难看，很多城市污染超标了，但在知耻而后勇的倒逼下，改善空气质量并非没有可能。否则，沉迷于好看数据的表象，反而会失去治理空气污染的动力”。

至于那些尖刻之声，就更加受欢迎了。《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有云：“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北京环境部门的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污染水平，而身临其境的市民能够真实感受到空气的污浊，有国内专家则表示美国驻华使馆的数据不可信，而且中国也没有必要按照美国的环境标准生活。这种局面让北京的污染陷入不可知的境地”；《南方都市报》则在评论《空气质量要如何平均才比美国好？》中借环保局数据戏谑：“有个国家级机密，一般人我是不告诉他的。如果您觉得某些事情实在不好的话，有两种技巧可供应用。一个是平均下来之后，每个人所得太少的话，咱就直接说总数，数字太大就能把别人震晕了；一个是平均下来每个人所得太多的话，咱就说平均数，因为咱这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什么东西一平均就没了”。

众议之时，《人民日报》周三以《大雾天里的“宏观”与“微观”》介入纷争，引用环保部长周生贤的话提醒环保部门“监测数据和群众感受不能‘两张皮’，必须把人民群众对环境的切身感受与监测数据统一起来”，不能“人民群众深受污染之害、苦不堪言，而监测数据喜气洋洋、自说自话”。谈及公共部门应该怎样与公众沟通时，作者强调，“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无论是发布数据，还是回应质疑，不仅要考虑到既有条件，也要设法与老百姓的感知对接，不仅要用数字说话，更要用责任心说话，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促进问题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转型期处理好个体感受与科学度量、微观数据与整体把握、国际标准与具体国情的关系，才能更加科学地剖析转型期的复杂现象，更加有效地疏导公众情绪”。

 还是潘石屹有分寸。周四，在通报了自己接受凤凰卫视相关采访的经历后，他在微博上向杜少中表态：“最先应该做的是环保部门要向北京市民及时公布准确、全面、真实的数据。发现了问题的严重，大家才能统一思想，齐心协力的解决问题。空气质量差，不只是环保部门或某一位领导的事，是大家的事。不要怀疑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炒作、出于与环保部门做对。”

四

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旗帜下，指向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专题仍然牢牢占据着人民网和新华网的首页，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中，除了继续提供来自中国各地的先进典型外，还及时通报“中央宣讲团在各地宣讲引热议”的状况。

这一次，文化官员们整顿风气的意志显得坚决。以“限娱令”为例，虽然那些对广电总局的讥诮抱怨在市场化报章以及网络留言间仍能轻易发现，但郭德纲，这个历经中国官方多次整治“三俗”仍能凭借如簧巧舌拥有民间极高人气的“非主流”相声明星，这回恐怕也得收敛几分反唇相讥的锋芒了。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需要“高级”的相声》，以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姜昆与郭德纲之隔空“交火”入题，批评后者那句“我跟相声界有一个分工，他们负责教育，我只管搞笑”是“大尺度”发挥：“照郭德纲的说法，相声要么教育，要么搞笑，无法兼容。这种看似犀利的言论明眼人是不能认同的”。作者在例举了侯宝林、马三立、马季、姜昆的一些经典段子后，嘲笑“相声要么教育，要么搞笑，只能证明功力太浅、修为不深”：“即使相声不以‘道德教化’为本事，也不能拿社会道德底线开玩笑，甚至拿别人‘母亲’开涮，以侮辱、挖苦、丑化他人为手段……用廉价的笑声和欢呼换来真金白银的票房，既不道德，也不光彩，虽然这样的相声不乏‘粉丝’的喝彩与捧场。”

在这篇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文艺点评文末，更力挺姜昆，赞其“明知会有误解甚至谩骂，仍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勇气，鼓励“相声界乃至文艺界也应该有更多这种有胆气的批评”。文艺界中的明星导演冯小刚表现得确实很有胆气，11月4日，他发布微博反驳对其好友的批评：“前几天看到人民的日报上发了一篇和人民的趣味貌合神离的评论,核心是说郭德纲相声庸俗,也贬低了拥戴群的品味。我不敢苟同,公允的说,郭的幽默绵里藏针,谐谑虚伪又不吝包容。他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化悲愤为可笑,相声,它就是一碗去火的酸梅汤,非得冒充御膳捧着金碗喝吗?俗点也要不了人民的命。”

相声明星收起了好口才，《城市快报》形容他那是“谨慎回应”：“最近微博发得不勤，因知莫之大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谨。今观艺界前辈纷起鼓励不胜惶恐。其实有关相声俗雅，我已无言。与艺何干，名利罢了！身被名牵樊笼鸡鹜，人被形役尘世马牛。给我点空间吧，还有许多事要做。”

郭先生如果看过当天的《光明日报》，就应该知道这一回批评者确实是早有准备，因为他们决定正面驳斥那些“低俗有理的歪论”：“谁说‘让人受教育’非得‘板着面孔说相声’,谁判定‘你意义挺好’就非得‘不逗乐’？谁又规定广大群众要娱乐放松就必须放弃‘受教育’、就不许听‘有意义’的相声?要真是这样，老祖宗创造的‘寓教于乐’这个成语又该怎么理解?是不是可以淘汰了?”

 通过这篇《对相声的低俗，要理直气壮地说“不”!》，官方定位于科教文艺界的《光明日报》呼应一周前的人民日报，同举经典相声名段，批评“现在许多年轻的相声观众真的不知道相声的历史,他们挺容易让某些人给蒙了,觉得相声就得说点低俗的,不俗就不是相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作者们已经决定不再避讳提及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即“时间长了，那些背离公序良俗的观点，就可能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影响，时间一长,势必会降低人的道德水准、审美能力、精神境界。这就像吸毒,刚开始时感觉挺爽,等不知不觉上瘾了,麻烦可就大了!”

同样是在这个周五，《时代周报》刊出了对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的专访，来自这家被公认为“限娱令”重灾区的当红小生面对记者提问，声称“不觉得（限娱令）对我有什么影响”：“限娱令限的是娱乐、它不是限制快乐，快乐跟娱乐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我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限制普罗大众在它的统治下快乐地生活…还是期待有更加明确的条条框框让我们去遵守。”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也发布了另一位电视人的“一家之言”，《谁是电视娱乐最大的消费者》：“娱乐也一样，它是人性的需要，但不是一切的娱乐都可以通过公共媒体大快朵颐，也不是一切的人性都可以要求公共媒体尽情满足。”根据这位杭州文广集团高级编辑朱永祥对国内几档高收视率娱乐节目的调查，“三低一高”人群（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低，年龄高）占了总收视样本的八成以上：“我说这些，并不是对电视娱乐的‘有罪推定’。因为目前公共、商业不分的电视体制，诸侯割据的传播格局，单一传统的赢利模式，以及缺乏明晰边界的法律规则，仿佛让电视娱乐不多也难，不滥也难。暂时无法从市场机制中得到破解，一旦媒体缺乏自律和远见，那么惟一的办法似乎只有依靠政府的治理了。不过有人好像不喜欢这样，‘政府怎么能管老百姓的娱乐呢’，他们使出各种方法争辩指摘。其实，心理学家弗洛姆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指出：‘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那些启迪和提高人们智力的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李承鹏和韩寒大概就是秉持着“自由和理想主义”。这两位同样拥有海量追随者的意见领袖均已发布最新博客，以嘲笑包括“限娱令”在内的文化管制：“此时我真切地政治敏感到这次祖国真是要推动限娱——道德——文化的一体化强国工程。表面上是在限娱乐，其实在抓破鞋，表面在提升道德，其实在统一思想。”

五

在本期《南方人物周刊》中，《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访谈获刊，作为这本拥有指点时政“特权”刊物的操盘者，他开篇即言，“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作为“道德滑坡”的例子，这位老党员、老右派所举正是震动全国的“小悦悦”事件。

10月22日，多家市场化媒体曾以整版封面为这位遭遇人间惨剧的佛山被碾女童送行，大标题上满是“天堂里没有冷漠”、“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的字句，人们秉烛送花的场景一时“感动中国”。不过，十天过去，后续传来的又是一场尴尬。

 通过这篇《对相声的低俗，要理直气壮地说“不”!》，官方定位于科教文艺界的《光明日报》呼应一周前的人民日报，同举经典相声名段，批评“现在许多年轻的相声观众真的不知道相声的历史,他们挺容易让某些人给蒙了,觉得相声就得说点低俗的,不俗就不是相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作者们已经决定不再避讳提及文艺作品的教化功能，即“时间长了，那些背离公序良俗的观点，就可能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影响，时间一长,势必会降低人的道德水准、审美能力、精神境界。这就像吸毒,刚开始时感觉挺爽,等不知不觉上瘾了,麻烦可就大了!”

同样是在这个周五，《时代周报》刊出了对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的专访，来自这家被公认为“限娱令”重灾区的当红小生面对记者提问，声称“不觉得（限娱令）对我有什么影响”：“限娱令限的是娱乐、它不是限制快乐，快乐跟娱乐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我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限制普罗大众在它的统治下快乐地生活…还是期待有更加明确的条条框框让我们去遵守。”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也发布了另一位电视人的“一家之言”，《谁是电视娱乐最大的消费者》：“娱乐也一样，它是人性的需要，但不是一切的娱乐都可以通过公共媒体大快朵颐，也不是一切的人性都可以要求公共媒体尽情满足。”根据这位杭州文广集团高级编辑朱永祥对国内几档高收视率娱乐节目的调查，“三低一高”人群（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低，年龄高）占了总收视样本的八成以上：“我说这些，并不是对电视娱乐的‘有罪推定’。因为目前公共、商业不分的电视体制，诸侯割据的传播格局，单一传统的赢利模式，以及缺乏明晰边界的法律规则，仿佛让电视娱乐不多也难，不滥也难。暂时无法从市场机制中得到破解，一旦媒体缺乏自律和远见，那么惟一的办法似乎只有依靠政府的治理了。不过有人好像不喜欢这样，‘政府怎么能管老百姓的娱乐呢’，他们使出各种方法争辩指摘。其实，心理学家弗洛姆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指出：‘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那些启迪和提高人们智力的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李承鹏和韩寒大概就是秉持着“自由和理想主义”。这两位同样拥有海量追随者的意见领袖均已发布最新博客，以嘲笑包括“限娱令”在内的文化管制：“此时我真切地政治敏感到这次祖国真是要推动限娱——道德——文化的一体化强国工程。表面上是在限娱乐，其实在抓破鞋，表面在提升道德，其实在统一思想。”

五

在本期《南方人物周刊》中，《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访谈获刊，作为这本拥有指点时政“特权”刊物的操盘者，他开篇即言，“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作为“道德滑坡”的例子，这位老党员、老右派所举正是震动全国的“小悦悦”事件。

10月22日，多家市场化媒体曾以整版封面为这位遭遇人间惨剧的佛山被碾女童送行，大标题上满是“天堂里没有冷漠”、“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的字句，人们秉烛送花的场景一时“感动中国”。不过，十天过去，后续传来的又是一场尴尬。

11月2日，央视《新闻1+1》播出《只要爱，不要伤害！》。根据节目总结，在白岩松口中“按理该结束了”的“小悦悦事件”，因当初社会各界捐到小悦悦家的善款将何去何从，又成了众人评议焦点。其父王持昌在丧女之后接到大量短信电话，不少人质疑善款去向，更指敛财，称其“拿钱跑了”。面对此情此景，王持昌抱怨这笔善款如今对于他已经成了“烫手山芋”。

重压之下，小悦悦的父亲王持昌承诺“一分钱不留，绝对不留”，欲求善款处置公开。主持人白岩松亦表达无奈：“公开是因为太沉重了，其实在他的内心里，原本也可能是公开，但是当有了这么沉重的压力的时候，这个滋味就变了。中国在很多的领域里头缺大师、缺大家，但是我们一直不缺道德家。我们的确看到人群当中爱心开始涌动，然后去捐款等等，但是也越来越经常地发现，有很多人在捐款的同时，还要捐出道德来，更开始有一些让人不理解的地方”。

新世象再度引来反思。承接央视报道，《新京报》刊论认为质疑者“对悦悦父亲不妨宽厚以待”，“小悦悦之父毕竟不是慈善机构，无法要求他在善款公开方面做到如何及时与规范。更何况善举正在进行，旁观者为何就失去等待的耐心”；“别让善款变成受捐者的‘烫手山芋’”——这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社评版的呼吁，文中直言“小悦悦的不幸遭遇曾经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很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向小悦悦一家送去捐款，这种爱意与善意的表达，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和道德的暖意。按理说，善款既已捐了出去，其处置权也就归属了受捐者，只要他们不把善款用在不适当的地方，旁人就无须再说三道四”。

面对这种“说三道四”，一些时评作者就更加愤慨了。凤凰网推荐红网评论《“以恶推恶”的道德暴力与道德冷漠无异》，将路人的冷漠和网友的道德暴力相提并论：“上一次是以道德冷漠的面孔，这次却是以道德暴力的面目”，“就像硬币的两面：当遇到需要他们伸手帮助的情境时，他们会选择冷漠，他们抱怨恶的每一条理由都可以成为冷漠的借口；当根本不需要他们锱铢必较的时候，他们却拿起了道德的大棒，将监督别人捐剩下的钱作为自己的义务，通过向给受助者施压来显示自己很有道德。道德暴力和道德冷漠，是同样无情地从道德身上碾过的车轮：我们既要拒绝冷漠，传递温暖，更要拒绝暴力，以善推善”。

《南方都市报》则已将王持昌承担的压力形容为“暴力监督”。“在这场拯救小悦悦的活动中，有一点始终让我们没有弄明白的是：到底这是一场慈善活动还是道义的冲动———个人的赠予。如果这是一场全民慈善义举，那么小悦悦父母收到的所有捐款，他们应该是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他人就无权指责小悦悦的父母是‘敛财’”。作者们认为，“这一切，也只能以慈善机制的重塑为最终归宿。毕竟，在一个洁净的慈善环境里，没有谁会愿意踩着别人的伤口作胡乱的猜忌与揣度，小悦悦父亲终究是在代官方受过。因而，在他人为流言蜚语乃至横加指责所困扰之时，任何一个慈善组织都没有选择观望的借口”。《中国青年报》亦于周五冰点时评刊文《小悦悦父亲担不起慈善公信之殇》，引用评论者魏英杰所言，“让还沉浸于丧女之痛的王持昌承受拿钱跑了的流言，何尝不是往他伤口里撒盐”。文章将那些无端指责谩骂者与18名冷漠路人相比，称其在某种程度上对小悦悦父母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而后则结合近来的慈善领域负面事件，感慨“当关切爱心变成舆论暴力，不是小悦悦父亲做的不够尽善尽美，而是面对慈善公信之殇，他不幸成为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慈善公信之殇久矣，南都今日正有头版头条，由新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接受专访谈红十字会改革，“要赚钱的人就远离红会……人道、博爱和奉献是道德底线”。

六

在一个互相纠缠的时代，谁又不是谁的替罪羊呢？因为“八毛门”事件男童父亲认错道歉而获得些许专业形象修复的医生群体，现在又要为同行罪责买单了。

风波起于佛山南海红会医院医护人员错把早产儿当死婴遗弃的恶性事件。《南方都市报》社论昨天开篇即总结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医患纠纷：“11月3日中午，广东潮州市潮州大道某医院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男子持刀砍向医院医务人员，造成医院副院长当场死亡和两名医务人员受伤。而一周之前的10月26日，佛山南海红会医院却发生了医护人员错把早产儿当死婴遗弃的恶性事件。如果算上此前同样沸沸扬扬的‘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近来呈现于媒体层面的医患关系已经到了濒临崩裂的地步。需要指出的是，这绝不仅仅是媒体对个别极端事件进行炒作的后果，相反，无论从我们个体的亲历经验，还是近几年医院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纠纷事件这一点来看，医患之间的信任问题都已经到了不得不修复的地步了。”

根据这家报社的论点，要想终结这种近乎“丛林状态”的医患僵局，“首要的一点在于政府必须重新定位医院的角色，在基本的医疗服务领域实现‘去商品化’；在医患之间的纠纷方面，相关的立法必须尽快跟上，这一点无论对于安全感每况愈下的患者来说，还是时刻面临漫天要价的院方，都是颇为急切的。当然，除了法律层面的完善，在具体的冲突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当事的双方冷静理性，而是有必要设立一些第三方的权威机构介入调解，以便为消弭冲突提供必要的缓冲地带。”

除了这种根本之法，《广州日报》也愿意劝说医患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多替对方想一想，多给予对方一点信任，或许能稍稍缓解当下紧张的关系。”根据这篇《全民焦虑时代，如何化解医患危机》，“要打破医患之间的这种‘囚徒困境’，就要避免患上‘焦虑传递病’，丢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在沟通和换位思考中重塑信任，继而以一种良性的循环传递互信，也许就会少些焦虑。‘怀疑一切’不应是患者的普遍心态，更不该仰仗暴力解决纠纷；而医生‘脱下白大褂混入人群’的逃跑之策终不是解决之道，尊重生命、对得起自己手中的那把手术刀，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注：本文中只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