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三国结婚戒指:名将粟裕珍闻录(2)

　　粟裕虽然刀锋下侥幸余生，感叹说：“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①但他六次负伤，还在不经意间，做了一回关羽。

　　关羽不愧是武圣，一个刮骨疗伤的壮举，就足以令天下古今贪生怕死之辈无地自容。

　　《三国演义》绘声绘色描述了这一情节。

　　关羽生擒于禁斩杀庞德，威震曹军之后，再次进攻樊城，却被一枝带毒冷箭射中右臂。

　　据说斯大林名字的意思是“钢人”，关羽是武圣人，但还不是“钢人”，草草包扎之后，血肉之躯的手臂当然很疼。不过，他担心自己的队伍军心涣散，强自忍住，和那个失街亭的著名败军之将马谡的哥哥马良下棋。

　　这时候救星来了。神医华佗是关公的铁杆粉丝，早就崇拜他是天下大英雄，听说偶像中毒箭了，特意赶来医治。

　　一见关羽的手臂，华佗就惊呼，这种毒药能直入骨头，要是不早治疗，恐怕手臂就废了！随即就要把关公手臂绑起来，蒙住他的头（担心他看见害怕），刮骨去毒。

　　关羽把手一伸，大笑说，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你就来吧！

　　说着，关羽一边喝酒，一边和马良继续下棋，催促华佗快点动手。

　　华佗割开皮肉，血流满盆，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里帐外的人都面色如土，有的还自己捂住脸不敢再看。

　　可关羽呢，依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采依旧，神色自如，好像华佗是个超级按摩师，在给他老人家挠痒痒（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华佗汗流浃背地弄完，不免更加顶礼膜拜，说，我这么一个神医，走南闯北，从来没见过您这么勇敢的人，您真是天上下凡的神仙（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这故事的确很传神，也很煽情。从古到今，骗了无数崇拜的眼神和掌声，只可惜是假的。因为关羽中箭时，华佗早已死十一年了，不可能从地下的棺材里爬起来给他的偶像治伤。正史虽有个关羽刮骨疗伤的记载，但远没有这么神。

　　不过，近代史上倒真有两个关公刮骨疗伤似的人物。一个是刘伯承，德国医生给他治疗眼伤，称他是“军神”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了；还有一个则是刘伯承夸奖为解放军“最优秀将领”的粟裕。

　　1933年1月，红一方面军调整编制序列，撤销了红四军的番号，部队缩编为两个师，直属红一军团指挥。不久，红一军团教导师也随之解散。

　　这次“机构大改革”，原本担任教导师师长的粟裕没能升上去，但也还算走运，没有就地免职“下岗”，于2月平调为红十一军参谋长。

　　他“学打仗”的老师毛泽东就没这么幸运。

　　这时候，因为王明、博古等人掌管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大印，毛泽东已经“下岗”五个月了，灰头土脸，形单影只，“鬼都不上门”地在后方休养。

　　随中央机关从上海搬来江西苏区“现场办公”的博古，不顾第四次反“围剿”才结束，疲惫的部队急需休整的状况，连连发出“最高指示”，下令红军不得整补，要“不停顿地进攻”。

　　情形下，1933年5月，粟裕和军团政委萧劲光率红十一军奉命攻打硝石。

　　硝石，位于江西省东部，是一个较大的自然村。湖南军阀许克祥的一个师就驻在这里，战斗力还较强。

　　许克祥也是粟裕的老乡，是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的“杰出”创造者与执行人。他老兄敢为天下先，“卓著勋劳”，屠杀了不少湖南中共人士。

　　当年闹学潮的粟裕，从常德城臭烘烘脏兮兮的下水道里好不容易钻出来，风餐露宿，靠近长沙时，就见到处张贴署有许克祥大名的清查户口、十户连坐等“清剿”共产党的告示。他最后是七拐八弯绕过长沙市区，偷偷找到长沙北站，躲进一列北上火车的座位底下，一直等火车出了湖南地界，离开了许克祥的“一亩三分地”，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多年的冤家偏逢路窄，粟裕和他的队伍这回是碰见老仇人了。

　　战斗一打响就分外激烈。

　　红十一军二十八师奉命攻打一个山头，被许克祥强大的火力压制，前赴后继却屡攻不下，形势十分危急。

　　粟裕和萧劲光闻报，亲自赶到前沿，组织部队再次冲击。

　　军团两大巨头一到，无疑给将士们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压力。二十八师再次鼓起勇气，奋力一冲，许克祥部支撑不住，很快就溃败下去。

　　但许克祥到底出身湖南讲武堂，非同一般的草莽。当年胆敢在湖南独家“清党”，也不是吃素的。红军正追击山头残部的时候，他命令第二梯队突然出现在红军的身后，而且攻势迅猛凌厉。

　　粟裕和萧劲光的家底有限，手里已没有任何预备队，几乎就是“光杆司令”。危急之下，粟裕当机立断，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了上去，以压制许克祥疯狂的攻势。

　　一颗大概是狙击手枪头射出的子弹，突然飞来，击中粟裕的左臂，动脉血管被打断，血流如注，喷出一米多远。粟裕顿时昏死过去，黑白无常就在身边打起圈圈。

　　许克祥要是知道今天差点报销了共军一条“大鱼”，管他老乡不老乡，大概会笑晕了。

　　警卫员十分利索，迅速扯下自己的绑腿，扎紧粟裕的左臂上部，止住血喷。

　　侥幸没事的萧劲光急出一身臭汗，大喊，担架！快送参谋长到救护所！

　　南方的山路崎岖，又碰巧遇上倾盆大雨，三四个小时后，警卫人员才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将粟裕抬到山下救护所。

　　粟裕的伤势本来十分严重，又一路不断淋雨，伤口受到感染，他的左臂肿得如同小腿。小小战地救护所条件有限，毫无能力救治，只得派人将他送往军医院。

　　军医院的医生到底更像“正规军”，正儿八经一会诊，发现子弹从粟裕左前臂两根骨头中间穿过去，两边骨头受伤，神经也被打断，而且已经感染，出现了坏死现象。

　　战地军医似乎都是不管人家日后雅不雅，残不残，只要能保住一条“小命”就“万事大吉”的人。他们决定立即截肢，“提升”粟裕做“一把手”。

　　粟裕正好清醒过来，医务主任向他说了这个决定，并说，不锯掉左臂，就有生命危险。

　　活着当然好！蓝天白云，红花绿草，才二十六岁的人还远远没看够，起码还没结过婚，而且“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当然，粟裕不知道父亲已不在人世）”，谁又愿意冒生命危险，与冥冥中的黑白无常挑战？

　　粟裕却想，锯掉左臂，即使待在部队不做事吃闲饭，都有许多不方便，更不用说冲锋打仗了。因此，他坚决不让截肢，宁愿两眼一闭醒不来。

　　不让截肢，医生只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粟裕感染了的伤口，还是得马上开刀排脓。

　　军医院比救护所也好不到哪里去，麻药依然是稀罕东西，有也都在国军的仓库里。主刀医生没见过华佗，但治疗的方法和华佗有得一比。

　　他的设想是，搬一条凳子，用粗麻绳将粟裕的左臂紧紧绑在上面；医护人员则死死按住粟裕的右臂、头部与肩膀，自己霍霍磨刀后，就上来动手。

　　粟裕比关羽“差劲”的地方，就是认可了医生的办法，而且不喝酒不吃肉，也不找人来下棋。

　　手术开始了。粟裕痛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牙齿咬得格格响，浑身冷汗如雨，却始终不出一声。

　　从这一点看，他虽然不曾谈笑自如，但还是不输于关羽。

　　手术做完后，伤口的护理还远远没完。

　　为防止再度感染化脓，这家“叫花子”军医院没有药品，倒很会就地取材：将破蚊帐剪成布条子，两指宽，五寸长，先在盐水里浸泡好一阵，将头天早晨从子弹进口处捅进去的布条子，次日一早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捅进一条新布条，循环往返，周而复始。

　　许克祥大概是能掐会算的“神仙”，没打死“命硬”的粟裕，也要弄点神通，活活整死他。

　　伤口被布条捅来捅去，不仅没长拢，还奇怪的“无中生有”，长出了一层顽固的肉芽。

　　医生无法可想，又只有“诸葛亮会”上得来的“笨”办法：找来一个小耙子捅在伤口里，不停地转圈抠耙，直到把“不请自来”的肉芽子一点点耙掉。

　　整整五个月，一会儿布条子捅，一会儿小耙子耙，关羽这样的铁汉不用说喝酒谈笑，恐怕想“痛快给一刀”或者“申请安乐死”的心都有了。

　　粟裕却坚持下来了，依然不哼不叫，被折磨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到阎王殿门口打了几个来回。

　　漂亮的女护士们见过英雄，但没见过这样的英雄，纷纷转过身去，不忍细看，还一边“梨花带雨”，落泪不已。

　　粟裕却微笑着宽慰说：“只要能保住左臂，我能受得住。”

　　好在折磨总算挨了过去，军医院忽然“开了窍”，爽快地放弃了这“高科技”医术的“试验品”，把粟裕送到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手术队，用上了从国军仓库搬来、当时苏区最好的外科药品碘酒治疗，粟裕也就很快重见天日，痊愈出院了。

　　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事。

　　和平年代，一个教授或许就是一个熬过年限，白发苍苍手捧聘书激动得发抖，暗叹“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的人；一个将军或许就是一个等到了年龄，军中同辈逐渐退出舞台，自己终于熬成了“鹤立鸡群”的人。

　　然而，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论资排辈其实就等于喝河北的三鹿奶粉，变相自杀。

　　刘邦是个流氓草根皇帝，“好酒及色”，坏毛病不少，却有个最大的好处，颇懂用人之道。

　　韩信不过是项羽那边郁郁不得志，开小差溜号出来的无名小卒，与刘邦的亲密老战友，参加过创建“革命军队与根据地”的曹参、樊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资历”比，几乎不值一提。

　　但刘邦采纳“月下追韩信”的萧何的建议，将这粒埋没的金子从沙堆里刨了出来，郑重其事筑坛拜将，是为统领全军的大将。虽然“一军皆惊”，刘邦却因此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挣了一份可以向父亲刘老汉夸耀的四百年好“家当”。

　　毛泽东和刘邦的眼光、气度有得一比。

　　他从战争实际需要出发，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粟裕负责，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举措，也是对论资排辈的又一次无情摈弃。

　　毛泽东和粟裕两人都是命运的宠儿，青睐他们的历史老人，最后分别给了他们一个“知人善任”与“不负所望”的全优考核结论，成为“君臣相得”的又一典范。

　　华东野战军（三野）的司令员陈毅坦诚地说，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①陈毅的长子陈昊苏回忆说：“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①他的小儿子陈小鲁也说：“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建立根据地，有统战才能、外交才能，他能整合军队。军事方面，华东野战军最强的是粟裕，战斗都是他负责。”②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刘华清则说：“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第三代全军最高统帅部给予粟裕的正式“优等”考核结论之一。

　　关于战役指挥，《中国大百科全书》做了详实的阐述：“方面军、集团军（军）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战役行动的组织指挥。主要是根据战略方针、意图（按：就方面军而言，指国家最高军事当局对军事战略行动的筹划）和受领的任务以及战区敌情、地形等情况，定下决心，制订战役计划，确立所属部队的任务和部署，组织协同和保障，掌握和使用战役预备队，指导重要战斗等。”

　　因此，作为一名战役指挥员，不仅必须制订作战计划，分配作战任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战役上定下决心。

　　同时，战役指挥员还必须在战役过程中不断预测、创造和抓住战机。

　　实际上，战役过程是动态的，如同午后的火烧云，瞬息万变，新的情况不断涌现。绝不会是一潭平静的死水，按地图上的计划那样四平八稳发展。

　　这就需要战役指挥员，能从各种变化的情况里，及时预测和分析出正确的战役走向，以引导后面的战役指挥。

　　因此，战役指挥员指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

　　方面军（野战军）、集团军（军）的战役指挥，一般为正职军事指挥员负责。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四个大战略区设立的野战军，其实就是战略方面军。其负责战役指挥的人分别是：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野战军司令员；第二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粟裕，野战军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林彪，野战军司令员。

　　就是这四个呼风唤雨的“牛”人，各显神通，把蒋介石“固若金汤”的“铁桶”江山搞得七零八落，土崩瓦解，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香甜的金陵春梦也戛然而止。

　　四人中，只有粟裕是负责战役指挥的唯一副职，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毛泽东麾下的“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里，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同一时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都只有协助司令员战役指挥的权力，而无独立的全军战役指挥权。其中有些副司令员的工作重心主要还在兼任的其他职务，因此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而非实职。

　　不仅如此，战役指挥交给粟裕负责这一命令，后来还得到毛泽东的再次明确。

　　1949年3月，他安排粟裕担任华东局常委（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康生）的同时，还特别指定并非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分管军事。①

　　如果对这一特殊的指令缺乏足够的震惊和认识，那么同样再看看同时期其他中央局的军事主管，也许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分别是：西北局彭德怀（书记）、东北局高岗（书记）、华中局（中南局）林彪（书记）、西南局刘伯承（副书记）。

　　以上四人，除东北局这时已是和平区域，高岗的东北局书记也不需要打仗，更多的是守成的“看守内阁”之外，其余三人，都是与粟裕一样尚有“平天下”任务的野战军司令员。

　　因此，如果只机械地从副司令员的级别形式，而非负责战役指挥、分管军事的实质看待粟裕，往往便在表象与实质之间迷糊，自然会得出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55年的元帅授衔以及由此诠释授衔存在即合理的观点，大概就是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这一安排，在中外军事史上十分罕见，不过也有惊人相似的例子。

　　唐代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担任关内、河东等方面的统军副元帅负责战役指挥时，元帅则由广平王等皇帝的亲信担任；另一名将李光弼做天下兵马副元帅负责战役指挥时，元帅则由皇亲国戚赵王担任，便都是少有的特例。

　　粟裕麾下的老兵、原国防部长迟浩田说：“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

　　因此，“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正如粟裕所说：“在战争中间，战略区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某些认为战役的胜负决定于官衔、资格、间谍的观点，无疑是有其片面性与局限性的，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无独有偶。

　　毛泽东在东北战略区将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突击”提拔为东北局书记，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却只担任副书记，处于林彪的副手位置。

　　这与华东安排粟裕负责战役指挥，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实质并无多大区别。

　　东北如此，华东当然也不例外。

　　粟裕不仅在战役指挥位置上，干出了优等佳绩，形成了“华东战史，没有粟裕就不成章”的历史结论，而且对战役指挥的理论有独到的研究与阐述。

　　这一点，即便是林彪等其他三位负责战役指挥的野战军司令员，也似乎难以企及。

　　1981年夏天，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写的军史副主编张照远，在编写战史条目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他一反常规俗套，试图不着重写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的战役经过，而是突出凝结军事智慧结晶的战役指挥。但从未有过战役指挥实践的他，对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摸不准。

　　这时候，当年的四大方面军“牛”人，林彪、彭德怀已不在人世，刘伯承则是久卧病床的植物人，只有粟裕情况好点，但也正躺在医院治疗。

　　张照远与粟裕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粟裕的老部下、原二十四军文工团的作曲家吕韧敏老人，在他安度晚年的寓所，讲述了这些故事：解放战争时期，张照远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对屡打胜仗的华东粟裕十分钦佩。

　　建国后，张照远在副军级职务上一口气干了十余年，一直未能上去。“文革”中，终于有了个难得的机会。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的时候，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严重内斗。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的粟裕，急忙点名调张照远前往该厂工作。

　　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张照远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但张照远觉得被久仰的“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终身荣幸。

　　于是，他毅然放弃到手的正军职务，高高兴兴到兵工厂继续屈就副军职。真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这一级别，张照远一直保持到了2007年11月在北京辞世。

　　有这层老关系，张照远决定去医院看望粟裕，顺便就战役指挥问题请教他。

　　粟裕高兴地接受了请求，在病床上不假思索地给他一气讲了九条：

　　一、胸中有全局，积极主动为实现战略全局需要而战，力争夺取最佳战果，实现战略意图。

　　二、作战指导上必须解决好第一仗与尔后诸仗，直至夺取全胜的关系。

　　三、乘敌之隙，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有生力量。

　　四、战役发起后，指挥重心要放在促使战役制胜的转折点上，以相机夺取全胜。

　　五、根据战役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用兵，及时改变作战方式和战法。

　　六、发挥各兵团（部队）指挥员和部队的特长，执行各种类型的作战任务，并与诸兵种、地方军、民兵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力量打击敌人。

　　七、战役前线指挥所既要达到稳定的不间断的指挥，掌握战场全面情况，又要做到保障指挥员观察到主要作战方向上军队的行动，以不失时机地夺取胜利。

　　八、抓住战役间隙，及时整补训练部队，充分做好再战准备。

　　九、增强后方勤务、保障力作战能。①

　　这是粟裕生命里最后一次系统阐述战役指挥。三年后，他就撒手人寰，与他的老伙计们“旌旗十万斩阎罗”去了。

　　在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作秀”的情况下，粟裕即席侃侃而谈一个小时，说出如此全面、系统、深刻的见解，足以表明他军事上非凡的功底和造诣。

　　令张照远格外兴奋、大受启发的是，粟裕不顾年事已高，病体羸弱，每讲一条，还都结合了自己在华东、中原战场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等战役指挥的实例，详细加以解释说明。

　　与巨人对话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

　　张照远解决了战史编写条目中的难题之余，不禁为自己当年摈弃区区正军职，得以走近这位“最优秀的将领”的运兵精髓而深感庆幸。

　　许多年前，按照“一切归功于最高领袖”的惯例，有个观点家喻户晓：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军事思想。

　　主席他老人家不幸驾鹤“西游”之后，这一惯例才有了松动。不久，毛泽东军事思想被权威部门阐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还被强调：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解放军将帅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

　　显然，后一个阐述是时代进步、政治清明的结果，也更符合客观事实。

　　粟裕长期实际统率一个方面军南征北战，江泽民称赞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①，他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当然是名至实归的。

　　一切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如此。它当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悠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妙手偶得之，而是根据前线将领的作战经验，及时总结概括出来，形成文字，然后“放之四海”的。

　　“十大军事原则”如下：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1947年12月发表这十条军事原则的时候，国共“争雄”刚好进行了一年半。

　　这年8月，也就是军事原则发表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热情洋溢地褒奖华东野战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这的确是一支战功卓著，傲视群雄的方面军。

　　从内战爆发伊始到这时，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相继取得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捷，一共吃掉蒋介石的看家老本四十三万四千余人，占解放军全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

　　就在这一年，中共军队上下同心，浴血作战，进行较大规模的战役即有四十二次，其中歼灭国军两万人以上的战役达十一次，粟裕指挥了六次，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歼灭国军三万人以上的战役达八次，粟裕指挥了四次，占百分之五十。

　　对蒋介石而言，这当然是“挖却心头肉”，令其痛不欲生。

　　他崛起于闾巷之间，靠锃亮的枪杆子起家，他的万里江山与唯我独尊的委员长宝座，也是依赖庞大的军队支撑。没有了枪杆子和军队，他与村野田边的渔父樵夫一样，什么也不是。

　　毛泽东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整天在打着精确的“算盘”，算计蒋介石的数百万人马。

　　除了常常规定各战区野战军的歼敌任务限期完成之外，他还谆谆告诫麾下的将领们说：“消灭了他（蒋介石）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①

　　似乎生怕将领们不明白，他还饶有风趣也一针见血地说：“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②

　　蒋介石在开战之初，可谓旌旗蔽空，兵强马壮，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百万人马。当年前秦皇帝苻坚才拥兵百万，就傲得不行，喜形于色地说：“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意思是说，我的部队每人把马鞭丢在长江里，就可以让它断流。

　　不想才过去一年，四百万国军就被毛泽东搞掉了四分之一。而其中，粟裕奋勇争先，拔得头筹，竟占了百分之三十九（解放战争四年，也是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歼敌最多，达到二百四十五万）。

　　苏联耍笔杆子的高尔基老头说：“写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最难的。”中国的老祖宗们也有一句叫苦的话：“万事开头难。”对国共内战而言，最难打的仗也当然在起始阶段。

　　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共将领，面对数倍于己之优势国军，不但必须顽强抗击其疯狂的进攻，保存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歼灭、消耗其有生力量，所以毛泽东称之为“爬坡”、“到顶”阶段。

　　战争的中后期，随着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转化，中共军队质量、数量均占优势以后，就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比较容易大量歼灭国军。毛泽东形容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①

　　比如林彪与聂荣臻联手吃掉国军五十二万余人的平津战役，刘邓大军吃掉国军九十余万人的西南战役，数量听起来惊人，但都是战争中后期进行的。国军望风起义、投诚占绝大多数，的确如毛泽东所估计的，只需“喊一声”就行了。

　　因此，毛泽东形象地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传檄而定”、“下坡”。

　　起始阶段的战役，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挡住蒋介石最有威力的“三板斧”，大量歼灭其精锐部队，还在于为全军后来的战役提供优秀战例，也为毛泽东概括“十大军事原则”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这一军事原则，粟裕至少贡献了四条经验。

　　1946年7月至8月，粟裕以弱击强，以少胜多，创造了苏中三万人对十二万人七战七捷的战争奇迹。

　　国共全面开战以来的这几次大捷，打的主要是当时装备先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毛泽东闻讯后，笑逐颜开，当即亲自提笔，将这一获胜经验发给各战略区统帅们仿照、借鉴：“……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②

　　不只如此，毛泽东还在七战七捷结束后的第三天，单独致电尚不大适应大兵团作战的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叫他仿效粟裕的办法：“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③让上级学习下级的战法，这似乎也是少有的特例。

　　9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向全军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再次概括了粟裕的经验：“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也要三倍于敌的兵力，反对平分兵力；在敌处进攻我处防御地位时，选择敌前进中较弱的一路（一部），首先进行分割包围各个歼击，得手后，依情况，再逐次歼击他路（他部）之敌。”

　　显然，这一经验与后来的“十大军事原则”第四条是一致的。

　　七战七捷结束后的当天，粟裕也在《四十五天自卫战的简述》里总结了战役的经验。针对此战中“撤出如皋、海安是战略上失败”的一些错误看法，他认为：“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要地，但更要保存有生力量……如果我们死守海安……把有生力量消耗了，那么海安仍旧要放弃的。那样，就与我们主动撤出大不相同，正中敌人的毒计。海安撤出后，不但我们的有生力量保存了，而且转入了主动，待机作战……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者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这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城市为主”的经验，后来和其他战区相似的经验一起，被毛泽东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三条。

　　1946年10月至11月，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涟水战役，歼灭国军九千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看家”的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六千人。

　　这一仗前后，粟裕忙里偷闲，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

　　不久，他与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总结出了“立功运动”、“溶化俘虏”、“评定伤亡”等部队政治工作经验。

　　这三项可以申请专利的独创经验，成为华中野战军以及后来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

　　其中，“立功运动”的经验在1946年11月被延安新华社广播推广，被称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

　　不久，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多次发表新闻与短评，高度评价这一运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立功运动”迅速在中共所有部队和各个战略区得到推广，对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和加强部队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溶化俘虏”，也就是注重对俘虏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自己的对手和“冤家”，几乎变成自己源源不断的补给队。

　　七战七捷后，被俘的国军士兵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饱尝生活艰辛的穷人。经过华中野战军的忆苦教育，都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立即掉转枪口，向原来战壕的“弟兄们”开火。

　　他们大多又是合格乃至优秀的士兵，受过蒋介石花费巨资的正规军事训练，如同现代企业老板们青睐的熟练工，战术、技术比一般习惯扶犁挥锄的翻身农民士兵好得多，起码就省却了一段较长的训练时间。

　　参加华中野战军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不仅解决了华野的兵员补充难题，而且提高了部队整体的战术、技术水平。

　　“不辞辛劳”、“慷慨无私”地输送这么优质的兵员，难怪蒋委员长有幸荣获了“杰出运输大队长”的“大红证书”。

　　这一经验经粟裕与钟期光总结推广后，为华中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的不断胜利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2月粟裕指挥莱芜大捷后，华东野战军有些纵队俘虏兵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多者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技术兵种的人员则基本上全是“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

　　粟裕在这年7月19日与陈毅一起署名报告毛泽东的《华东建军经验》中说：“一年来俘虏补入野战军的，最低估计十万人。现在连队情形，如四、六、一各纵，计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俘虏兵。其余各纵，亦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一年内总伤亡计九万余，我亡万余，残废计五千人，大部归队。这全归于野战军高度集中，胜利多俘虏亦多。这十多万俘虏，解决兵源，此与扩军数目相等，或竟超过。”

　　这一经验后来同样被推广到了其他野战军。据统计，中共军队“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溶化了八十余万俘虏兵”。

　　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指挥一支“国民党军”打国民党，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这么典型而独到的经验，毛泽东在五个月后欣然将其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是理所当然的。

　　“评定伤亡”，是总结伤亡较多的经验教训，不仅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而且促进了学习战术、技术的积极性。

　　钟期光后来回忆说：“粟裕同志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科学地提出了‘评定伤亡’，不仅追究非战斗减员，而且对战斗减员也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

　　他认为，过去只强调“三猛（猛打、猛冲、猛杀）”战术，往往伤亡太大，但“开展‘评定伤亡’活动后，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

　　这当然不是粟裕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1928年，他还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的“小”连长时，就给麾下的大队长“传经送宝”说，作为指挥员，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他还动情地说：“同志们参加革命，老乡们送子上前方，送郎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活得更好。”①

　　粟裕“评定伤亡”的这一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其他野战军。

　　1947年12月，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曾以《华东解放军始创战评》为题，介绍了华东野战军的经验，并收入了《连队工作丛收之一》的册子，成为基层干部必读书目。

　　一向以“三猛”战术著称的林彪（他主张的“三猛”，最后一条是“猛追”），大概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了。

　　短暂的整训后，华中野战军如虎添翼，战斗力已是突飞猛进。

　　从1946年11月到12月，粟裕又指挥部队创造了盐南大捷，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捷”。不久，粟裕又负责战役指挥，马不停蹄，创造了宿北大捷。

　　在如此频繁的战斗间隙，还能忙里偷闲休息和整训部队，并取得巨大成效，这当然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于是，毛泽东加以概括后，成为“十大军事原则”第十条。

　　毛泽东把部下的经验，概括成自己的理论，当然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文抄公无关，更不是平庸与乏才。

　　早在1913年，还是长沙街头一个小愣头青的他，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里端端正正写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意思是说，有才能的宰相，并非把自己的长处作为长处，而是善于博采天下人的长处。

　　毛泽东日后倒没有做成宰相，却比位极人臣的宰相来得更猛，成了“天无二日”的最红的“红太阳”。

　　这一经典的话语，无疑影响了他的一生。如同他那些“马背上”的诗词喜欢化用唐代李贺的诗句一般，能在军事上博采众长，形成指导全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长征中，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有法统上的最高权威，却被兵多将广的红四方面军一把手张国焘，当成不屑一顾的一碟“小菜”，进而几番“逼宫”，要求改组中共中央。

　　张国焘未能如愿后，索性孤注一掷，另立中央，说“此间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自封“主席”。他还公然把毛泽东正宗的中央降格为“北方局”，说“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多年后，毛泽东对此还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地回忆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泽东早年的人生，虽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但坎坷挫折不可谓不多，手中的“权柄”也几番易主。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他更是一无所有，被迫屈居乡下“养病”，“连鬼都不上门”。

　　但这都是走的正常程序（至少表面如此），毛泽东虽然十分郁闷，却也无话可说。而张国焘则是公然拥兵自重，以下犯上，“用枪指挥党”。

　　事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方面军将领们敲起警钟，百战之身的刘伯承竟心里“直打战”，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据《百年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①

　　其实，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尾大不掉”之举。

　　解放战争中，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

　　1948年1月，国共还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对全党、对方面大员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汉初三杰”韩信、彭越、英布天下大定后，很快就声名扫地，身死国灭，不就是刘邦的制度不健全，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吗？

　　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有资格接收这份制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东北局书记林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中央分局：（略）

　　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军区司令员陈毅未到职，实际在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除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将报告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

　　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句广为人知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是最讲认真的。”不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人难免有不认真的时候。

　　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其他事情马虎一点好说，这一请示报告制度，绝不能马虎含糊。

　　林彪因为在朱毛争论、宁都会议这些毛泽东倒霉的时候，都有明确支持他的言行，因此从红军时期起，他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心腹爱将。

　　即便长征中不耐烦跑路，竟然写信要求刚重掌红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下台，将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毛泽东知道后，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爱怜之情，可见一斑。换上别的将领，大概早坐冷板凳了。

　　正因为此，林彪有点“恃宠而骄”。

　　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

　　此风不可长，该敲山震虎了！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两千字的长长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①。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②

　　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用民间的话说是“骗鬼”。毛泽东当然不会做这样好骗的“鬼”，他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①

　　邓小平与林彪、罗荣桓一样，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员，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好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②

　　刘邓在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狼狈处境，当然不是背靠苏联，一面受敌，自己兵力优于国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

　　想到自己给林彪配备了最强的人马，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就有四个（彭真、高岗、陈云、李富春），而且都归他这个“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员统率，毛泽东越说越气，直接点明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眼里就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③

　　林彪这个“东北王”与“黑土地之狐”，若是当面听到最高统帅这些声色俱厉的训斥，大概会面红耳赤，与魏文帝曹丕面前的钟会一样，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是执行这一制度的当然首长。

　　他远没有林彪这么受宠，头上还有个“代”字，个性又天生不事张扬，当然谨慎本分多了。

　　1948年10月6日，毛泽东致电济南战役后正休整部队、筹划淮海战役的粟裕：“你们7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9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指10月间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④

　　根据这一指示，粟裕在7月9日已经上报毛泽东《北撤部队情况》，可以抵充7月份的综合报告了。

　　粟裕也是不折不扣，完全按照毛泽东这一要求做的。

　　但正当他积极准备淮海战役的10月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指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亥①

　　这份电报批评的是华野的一把手前委代书记粟裕，却奇怪地发给了不管华野实际事务的饶漱石。

　　这个时候，饶漱石还是极受信任，“分封”为一方诸侯的“好”同志，离1954年倒台还早，“有问题”的是粟裕。

　　毛泽东认为粟裕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在华野内部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恶劣作风上，很不主动，“只低头吃草，不抬头看路”，甚至比所有野战军包括两个月前“狠批”的林彪都差劲。

　　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似的批评，显然与事实并不相符。

　　饶漱石郑重其事地转达之后，粟裕很是吃惊，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老大”今天这么大的火气从何而来。

　　他虽有满腹的委屈，但还是在淮海战场繁重的作战指挥间隙中，于11月9日亲笔完成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交的“作业”--9月份的综合报告，并当即上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报告，也就不做声了。他需要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方面大员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规矩。

　　又要上交“作业”的11月，粟裕却正是发起淮海战役，并处在一生作战最紧张的时候：先是机断专行提前发起战役，包围黄百韬；接下来是一肩三挑，抽调三个纵队，帮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攻打黄维兵团；用三个纵队加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八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意思是能干的人就多劳累，聪明的人就多忧虑。

　　粟裕就是这种“劳”“忧”命。他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到判断徐州杜聿明集团逃跑方向的时候，整个淮海战场也是他最为劳神。电影《淮海战役》里就有他担心杜聿明从他布防以外的路线溜走的经典台词：“不会的呀，不会的，绝不会的！”

　　正因为战事如此紧张，粟裕特意向毛泽东请示，要求11月的综合报告推迟上报。

　　胜利当然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当即应允了，后来也没有如同10月份一样“秋后算账”，再找麻烦。

　　12月31日这天，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已成瓮中之鳖，战事稍微缓和下来，粟裕便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思想情况，骨干与干部问题以及作战供应问题写成一份报告，上报给毛泽东，以作为补交的11月份“作业”。

　　报告是毛泽东很宽慰的内容：“淮海战役发起前后至今，部队情绪始终很高。”

　　又过了两个月，进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

　　如果说学校里能及时上交作业的学生就是优等生的话，那么粟裕“同学”实在“不合格”，期末评选“三好学生”很成问题。他新年1月该交的综合报告又不能如期完成了。

　　因为淮海战场持续紧张，杜聿明二十万人虽然被死死包围，但这一大坨“肥肉”要囫囵吃掉，还是很劳神费力。因此，粟裕在1月10日给毛泽东发出“子恢电”，又请求推迟上报。

　　就在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又做了粟裕的榜样，按时向毛泽东发出了中野的综合报告--《（中野）关于淮海战役部队情况报告》。报告说：“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①

　　大概有仗在打，总不会动“拥兵自重”“歪心”的，毛泽东不但答应了粟裕，没有叫他向中野的前委书记看齐，相反还和颜悦色、正儿八经在1月12日的回电里称他“同志”：

　　粟裕同志：子恢电悉。同意你推迟做1月份综合报告。

　　毛泽东的电文虽短，却饱含亲切之情，算是对这位辛劳的淮海战役第一功臣的抚慰吧。

　　这份被推迟的报告，粟裕直到2月4日才发出去，向毛泽东报告了淮海战役以后华野的主要情况，并恭谨地说明：“该报告本应早日呈上，但淮海战役结束后随即召开全军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全军整编和休整以及全军1949年的任务……特申请原宥。”②

　　这个粟裕也是，答应你推迟一下，竟然一推就是一个月！

　　好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语）”，有了淮海战役这一南线大决战的胜利，蒋介石的摩天大厦轰然倒塌，他本人成为一条僵死的蟒蛇，已再也掀不起大浪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不同的是，有些歌曲不但能流行，还能“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艺术的经典，而有些则只“各领风骚三五天”，刚起头便煞了尾。

　　歌为心声。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散文大家吴伯箫别的文字似乎被记住的不多，这一句却一直在拨动人们的心弦。

　　正因为此，毛泽东也有为“流行歌曲”激动，做人家“粉丝”的时候。

　　1949年7月，粟裕麾下直捣南京、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派出自己久负盛名的文工团，到即将从“草根”化为“凤凰”的北平，做了一次最“牛”的演出，听众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牛”人级别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7月6日星光灿烂的夜晚，西单国民电影院里，三野文工团在何仿庄严、自豪地指挥下，气势磅礴地演出了几个月前华东野战军的战地之歌《淮海战役组歌》：

　　追上去！

　　追上去！

　　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

　　追上去！

　　不让敌人跑掉！

　　……

　　似春雷，如战鼓，金戈铁马，枪炮声声，风展红旗如画……

　　全场欢动，热血沸腾，掌声如潮。毛泽东也是其中情不自禁使劲鼓掌的一个。

　　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华东野战军的勇士们，在淮海战场浴血奋战的身影，也自然回想起了自己和粟裕之间关于这场战役长久的文电对话……

　　《淮海战役组歌》演唱全部结束时，在经久不息的掌声里，毛泽东兴奋地转过身子，对坐在身边的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曾跟随林彪打过辽沈战役的吕骥说：“三野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一句话就概括了战绩最大的三野两个优点，而且是当着别的野战军的人。这种不顾人家感受，率性而为的言行，只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这个超级“粉丝”才有。

　　三野的仗打得好，军事上当然是“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华清、张震语）”；歌唱得好，其实也与粟裕这个实际统帅有莫大干系。

　　粟裕本人是个典型的音乐“发烧友”。

　　他会月琴、口琴、洞箫，甚至连那时候的超级“洋玩意”钢琴也会。歌曲、汉剧、京剧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在常德二师的音乐老师仓愧吾，1992年曾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回忆自己的得意门生：“粟裕爱好音乐，常来找我探讨音乐理论、声乐和作曲。他对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进行评论，发表独到的见解。”①

　　有本事而不显山露水，这是最难做到的，除非圣人或傻子。粟裕既不是圣人，又不是傻子，只是一个把握了历史机遇的人。

　　因此，他常常雅兴突发，一展技艺或歌喉。

　　1936年初冬一个霜雪的凌晨，在蒋介石“后花园”浙江“捣乱”的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转战到深山老林的一座古庙前。

　　山沟里的冬天，夜长天寒，冷风刺骨。粟裕好不容易找到有人家的地方，自然想进去借宿，至少避一避难耐的风霜。

　　这里是所小学，庙里的和尚早不知流落何方了。

　　但无论红军士兵如何敲门，古庙却“小扣柴扉久不开”。

　　几个老实巴交的教书匠其实早醒了，他们借着月光，看见门外这群衣衫褴褛的持枪汉子，误以为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哪里还敢开门。不开门，“强盗”当然也能进来，但至少可以死得慢一点吧。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粟裕只好命令部下们靠在墙根休息。长夜寂寞，静极思动，他又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口琴，呜呜吹奏起来。

　　如果当时有寡妇在附近，大概都会被吹得哭个稀里哗啦了，何况是有文化有学问的老师呢。

　　琴声一停，破破烂烂的庙门就吱的一声开了。一老一少两个老师走了出来，连声说请。

　　老一点的是一校之长，他不住赞叹：“我在山里教书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么好的队伍，这位老兵的口琴吹得太好了！”

　　于是，粟裕和这里的老师成了“高山流水”的知音，古庙不久也顺理成章再次“改行”，成了粟裕的秘密情报联络站。

　　抗战时期，已是新四军一师之长的粟裕，也时常忙里偷闲，借这一特长与士兵同乐。

　　一次，机要科的几个小兵蛋子到他的住处“做客”，一眼瞥见他的桌上放着一张歌片，一个女兵仿佛发现新大陆，惊奇地问：“师长还会唱歌？”

　　粟裕似乎不服气，说：“只许你们小鬼唱，就不许我唱？”说着，他放开嗓门，唱了几句，然后开怀大笑。

　　机要员们也被感染了，一个个拍着手掌，笑得前仰后合。

　　粟裕这一雅兴，直到后来指挥千军万马，做了方面军统帅也不曾改变。

　　电影《淮海战役》就有个经典镜头：战斗间隙里，十几个身穿臃肿棉衣棉裤的华东野战军娃娃兵，在洁白的雪地上蹦蹦跳跳排练节目，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则在一旁用口琴伴奏。

　　琴声伴硝烟，统帅当乐手；战争与和平，生存伴死亡。一切尽在不言中，令观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粟裕还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

　　1975年的一天，他“难得浮生半日闲”，应邀与王震、伍修权两人结伴而行，到王稼祥（王稼祥于1974年含冤辞世）的孀妻，也就是萧劲光的妻妹朱仲丽家里做客。

　　他们谈的是政治。

　　说到江青只准全国人民唱样板戏的霸道，几个人都很生气。王震说：“为什么不能唱民歌？民歌是人民的歌嘛！就只能唱那几首样板戏？”

　　随即，粟裕以十分洪亮的嗓音，与其他两位老将一齐唱起了铿锵有力的陕北民歌。之后，他还带头合唱了《国际歌》。

　　激昂的旋律如匕首投枪，迎击着一代红色“女皇”江青发出来的阴风鬼火。

　　“一花独放不是春。”有这门特长，粟裕当然不会“独善其身”，他在自己的部队也十分重视音乐和音乐家。

　　早在抗战时期的苏中，他就利用靠近上海、南京之便，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入伍，使新四军一师成为全军文化素质较高的主力部队。

　　一大批包括音乐专业的文艺青年因此投奔到自由的苏中，成为新四军一师、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文艺骨干。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日军狂热的进行曲旋律。

　　二十一岁的沈亚威不知师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拘谨地傻听。

　　一曲终了，粟裕说：“敌人用它的音乐鼓舞法西斯士气，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歌曲鼓舞我们的军队。”

　　原来他是在借题发挥，给沈亚威布置任务：多写鼓舞士气的军歌。

　　沈亚威后来成为华中军区文工团团长、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他一直记住粟裕交给的任务，写了《刺抢歌》等大量激越铿锵的抗日歌曲，成为华野乐坛的台柱子之一。

　　1948年11月，沈亚威奉命率领全副武装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气势如虹地开赴淮海战役前线。

　　这一天，他们正准备就地宿营，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忽然命令紧急集合。

　　等大家列好队伍，钟期光兴奋地说：“徐州以东的铁路，已经被我们的部队切成几段。敌人正从东西两面逃跑，我们不能停留，要紧跟部队追上去！”

　　随后，沈亚威意犹未尽，又连词带曲写出了《捷报，捷报，歼灭了黄伯韬》、《狠狠地打》等《淮海战役组歌》中其他系列歌曲。

　　这些战火里的旋律，成为华野将士的“军魂”，也是沈亚威完成粟裕早年交付的任务的标志性作品。

　　多年后的1968年，粟裕还念念不忘华野文艺兵振奋军心、激励士气的作用，对当年华野六纵的文工团老部下说：“大家的功劳里，也有你们文工团一份！”①

　　因为尊重知识、关注文艺以及统帅的魅力，粟裕本人也成为了歌曲传唱的对象。

　　因此，作为方面军统帅，粟裕与刘志丹、徐向前、林彪一样，成为有歌曲传诵的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

　　中共历史上，以湖南的两尊“神”被歌曲传颂最多：“大神”毛泽东、“小神”雷锋。但他们的歌曲大多产生在建国之后，许多是应急政治任务下的突击产物。

　　建国前被传唱的徐向前、林彪等人，则无疑是当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心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迫率部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来到了四川北部，很快就在这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里的老百姓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小军阀盘剥多年，苦得太久了，好不容易重见天日，自然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他们唱出了这样的歌曲：

　　红军同志来远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曾是“东北王”的林彪，按“以德报怨”的黄克诚的公道说法，评价应该一分为二，功是功，过是过。将士们当年传唱的《林总的命令往下传》，自然也是当年林彪在东北野战军备受拥戴的真实历史：

　　军号响，红旗展，

　　林总的命令往下传。

　　号召东北野战军，

　　创造千百个尖刀连。

　　要顽强，要勇敢，

　　朝着敌人心脏钻，

　　刺刀见红敌人全部完了蛋。

　　粟裕因为比徐向前、林彪待在战场和前线的时间更久，有整整二十二年，麾下的文艺骨干又多，传唱他的歌曲也更要多一些。

　　早在1941年6月，刚到苏中不久的沈亚威，就与剧作家沈西蒙一起，写成了颂扬粟裕指挥新四军先遣队，在江南首创抗日“处女战”大捷的《纪念卫岗处女战》一歌。

　　1944年春夏之交，苏中大地又有了《我们的粟师长》，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苦斗二十年，

　　你是列宁的忠实学生。

　　英勇善战果敢顽强沉着坚持，

　　转战在东南疆场。

　　虚心学习深入研究，

　　待人和蔼如同母亲一样，

　　你勇敢战斗胜如海燕，

　　不怕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紧随着毛泽东斯大林。

　　鹰，在革命的大海上飞翔，

　　粟裕的名字深刻在人民心上，

　　千百万军民团结在你的周围，

　　在你领导下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这首歌直接唱粟裕个人的功绩，比徐向前、林彪的歌曲更直白、更热烈，甚至可以与后来唱毛泽东的《红太阳》系列媲美，足以反映出士兵与老百姓们对他的拥戴程度。

　　1946年8月，粟裕七战七捷大胜。随后，华中战区开始流行一首抒情味极浓的《粟司令从前线归来》：

　　黎明静悄悄，晨星在闪耀，百里夜行军，天明要宿营。

　　军号阵阵吹，队伍进了村，小路的尽头来了一支神奇的兵啊！

　　骑在马上的他是谁？粟司令从前线归来。

　　他那锐利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将带领我们出奇兵。

　　跟着他去战斗一定胜利！

　　跟着他能防守更能进攻，跟着他去战斗一定胜利歼灭敌人，

　　也壮大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

　　这首“流行歌曲”与进行曲速度的《淮海战役组歌》不同，有散文诗一般的优美动听。先是舒缓如溪流的小夜曲，缓缓进入高潮后，“跟着他去战斗一定胜利”的呐喊有如“银瓶乍破”，陡然迸发。粟裕在千百万军民前的巨大威望也由此真切可见。

　　华野老战士谢云山回忆，1949年6月，粟裕指挥华野攻克上海后，他所在的二十三军二○○团在上海龙华机场举行庆功大会。

　　会上，团政委陈一湘当众发言，说：“上海一仗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全体参战部队，还有一条直接原因，是三野党委、粟司令给了我们光荣。”随后，全团将士们合唱《粟司令从前线归来》，激昂的歌声有如潮涌，响彻云霄。

　　就在这首歌最流行的时候，另一首《歌唱粟司令》也传播开来，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华中军民的“时尚”：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三年反围剿，八年打东洋，七战七捷威名扬，七战七捷威名扬。

　　你东打西击神妙莫测，果断坚决机动灵活。

　　打垮了日本鬼，消灭了反动派。

　　你是百战百胜的将军，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国人民的大功臣。

　　跟着你就胜利，跟着你就胜利，胜利！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华野老战士、曾任二十四军七十四师政委的陈履仁回忆，当年部队流行这首战士喜爱的歌曲。每当战斗间隙或者集合的时候，都要唱一唱，“并且流传了很久，很久！”

　　如果说《粟司令从前线归来》更适合独唱的话，这一首则是军民一齐呐喊的劲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的热情奔放、意气昂扬足以激荡人心，振聋发聩了。

　　这首歌眼里竟只有毛泽东和粟裕，虽然足以显示粟裕的威望与“人脉”，但这份大胆在其他解放区都极少见。

　　歌曲里粟裕的“位置”本来应该是朱德或者周恩来的。即便是朱德或周恩来，这个时候也知道谨慎小心，不能轻易与最高领袖“平起平坐”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粟裕当然也看出了问题。老百姓和战士们有这份心，我粟裕还没有这个胆。

　　他急忙派人制止。

　　部队倒容易控制，老百姓那儿就难，何况单纯的他们只表达自己简单的心声。

　　好在粟裕很快率部转战山东、中原，“眼不见为净”，只好由它了。

　　果然，十二年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成为批判对象时，有人就记起了当年华中悬挂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的画像一事（东北也将林彪的画像与朱毛并列过，但这个时候，林彪还是“好人”，安然无恙）。

　　于是，粟裕多了一条“极端个人主义”的“罪证”：不制止张挂自己的画像。①

　　至于颂歌，因为粟裕曾经明令制止传唱，也就不好做声了。

　　又过了二十六年，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老部下沈亚威，拿出豁出去的架势，谱写了一首《悼念敬爱的粟司令》的歌曲，作为给老首长的最后敬礼。

　　这大概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重申“禁止个人崇拜”之后，第一首写给国家与军队领导人的歌曲。

　　人死为大，尽管粟裕冤案尚未平反，但也没听说有人再找麻烦了。

　　肉体的生命尽管消失了，但这些不朽的遥远的“流行歌曲”，却唤回了一个鲜活的粟裕。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郃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①。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②，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转战千里，虽然歼灭胡宗南的国军两万一千人，但自己也遭到不小损失，好几次还差点让全军陷入不归的绝境。

　　战后，虽然彭德怀不仅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还有一顶解放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军内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资历老得“吓人”，但打仗失利之余，一些将领依然毫无顾忌，很有情绪地“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

　　西北野战军是贺龙的老部队，前身为八路军一二○师与红二方面军。这时，他已奉毛泽东之命，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半路出家，“改行”专管后勤。

　　贺龙听到反映后，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他批评一纵的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哪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

　　不久，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整训。贺龙又马不停蹄，深入其他纵队，进一步做工作，要纵队的老部下们“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

　　其实，战场上的血性军人多是直爽率性的炮筒子，林彪、彭德怀部下有那些“牢骚”，一点也不奇怪。林彪本人就曾是“牢骚大王”，早有过类似的言行。

　　他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因为四渡赤水之战老让自己走弯路，腿肚子都快抽筋了，就对这毛泽东一生最看重的“得意之笔”颇为不满。

　　他怨气冲天地给兄弟部队--红三军团的“头儿”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这个鲁莽的“惊天”之举，毛泽东当然立马就知道了。

　　不过他不相信曾多次独排众议支持自己，自己也一直眷顾有加的“患难知己”林彪，会这样泼自己冷水，拆自己的台，他一直怀疑是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指使，害得倒霉的彭德怀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才得以澄清。

　　林彪、彭德怀、毛泽东都有部下“不满”的经历，陈毅也难能例外，似乎还更“惨”些。

　　陈毅军内资历够老，井冈山初期就曾与毛泽东、朱德并列，成为红四军三巨头之一（当然，此时的井冈山还仅为众多红军山头的一个，朱毛也只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一路“诸侯”）。1929年6月，他甚至还“风光无限”地主持过红四军七大，“夺”了毛泽东的权，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后生生“逼”走了他（林彪恰恰在这时候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回来重新“上岗”后，陈毅一段时间里很受冷遇，一直在没有几杆枪的地方部队（江西军区）“上班”，与冉冉上升的毛泽东、朱德渐渐拉开了距离，但“皖南事变”后，机遇又给了他新四军代军长的资历。

　　尽管他很快就受到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排挤，离开了新四军，到延安待了两年多，但有任职履历就意味着有资历，而资历是谁也抢不走的。

　　这种“牛气”的老资格，军内可与相比的人不多。

　　但即便如此，这个军中“元老”级别的人物，在山东地面竟然“指挥不动”，《陈毅传》说：“有干部过去对陈毅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只有叶飞一纵这支老部队（新四军一师由一旅发展而来，后来改称二十军）还算“听话”。

　　“听话”的就跟着“倒霉”。据《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记载：“一纵到山东已经快一年，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不少。中央三令五申每地要保持和补充一定数量的主力团，每团人数两千至两千五百，经常保持满员，每团两千五至三千人，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取平均主义。第一纵队碰到的倒不是‘平均主义’，兵员给了地方部队（指山东的地方部队），一个也不给一纵！迫不得已，第一、第二旅（师）各缩编为两个团，全纵只剩七个步兵团，而且都不满员……”

　　新四军老战士、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的读后感，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他们（指山东的高级军政人员，包括黎玉、王建安、许世友等人）对陈毅的指挥听而不从，并不买账。陈毅指挥不动，集中不起兵力，因此我军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

　　“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也就是陈毅到山东后，六战一胜五负。这就造成山东的将领更不大买账，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二十军史话》记载，这种情形下，叶飞很替老领导着急，关切地说：“你这个大司令比我这个小司令也大不了多少……我建议你，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里，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

　　山东方面如此，受陈毅战略指挥的华中方面，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又给毛泽东发密电，说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因此，山东与华中两地，特别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传开了“陈毅不会打仗”的话。

　　外交困，莫此为甚。

　　这自然是重新回到华东战场，意气风发的陈毅始料不及的。

　　这些情况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看法。

　　当初陈毅很希望去东北，而不想回到令自己头痛的华中。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一力促成的。

　　陈毅曾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则宽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与毛泽东对话的起因，是担心自己去后，与华中一把手饶漱石的关系搞不好，会被架空，从而影响到工作的开展。

　　但眼下他是绝对权威，饶漱石并没有在华东，一直作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顾问在北平、沈阳之间来回跑，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毛泽东万万没想到情况也同样很糟。

　　因此，毛泽东决定派当年令蒋介石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统帅、曾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辖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部）的徐向前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作战指挥。

　　陈毅的参谋主任王德后来回忆说：“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明白”的内涵，当然是毛泽东准备改弦更辙，走马换将。

　　陈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王德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在此情形下，1946年10月4日，陈毅主动给山东野战军主力八师写信，坦率地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①

　　陈毅的“咸鱼翻身”，重获盛名是在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宿北战役之后。

　　陈毅作为司令员，部队打了胜仗，当然也十分兴奋。

　　王德回忆说：“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1947年1月后，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正式组建，鲁南、莱芜战役的胜仗打得一个比一个更大，接着，又打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在山东部队的“人气指数”持续上涨。

　　这年3月份开始，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山东，直取陈粟。

　　粟裕自有良策。

　　他搞起了令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头晕”的“耍龙灯”，指挥华野忽南忽北，时进时退，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动作予以迷惑。

　　这就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四渡赤水了。

　　许世友这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猛将，是陈粟麾下的九纵司令员，最自豪的是自己敢死队的经历，惯于真枪实刀痛痛快快砍杀，对大兵团运动作战中上级老让自己走路很不理解，也很是郁闷。

　　这天，他率九纵奉粟裕之令，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刚从坦埠出来，累了个半死。不料粟裕一个电话，又要许世友马上回去。

　　许世友一听，火气陡然爆发出来，脱口而出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陈毅听到电话里声音不对，便接过电话，说：“刚才粟司令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这时候，许世友身边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聂凤智，很会“来事”，知道老许不妥，连忙抢过他的电话，说“坚决执行命令”。

　　最后，孟良崮战役因此成为粟裕军事生涯最得意之笔，全歼蒋介石第一王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大感意外。只不过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哀鸣。整编七十四师的老军长王耀武甚至如丧考妣，仰天悲叹：“有如丧父之痛！”

　　粟裕这种打出来的威望，也就更加稳实了。

　　几个月后，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粟裕主持华野总部全盘事宜，后来又干脆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拿着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

　　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①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

　　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①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

　　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①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②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