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观后感苏联:困惑与荣耀

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兵是一种荣耀，穿军装是时尚，能当上女兵更是一种殊荣。那身绿色的军装，不仅告诉人们你的政治背景，同时告诉人们你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当兵是一条光明大道。

从小在军营里长大，部队是个熟悉的环境。可当我听说让我当铁道兵时，却有些忐忑。在征兵办公室里，我好奇地问接兵的首长：“铁道兵是干什么的？”“铁道兵就是修铁路的嘛！”那位胖首长笑着说。“我们成天在山里转，你怕不怕掉下山崖去呀？”“我刚从大山里出来，我才不怕呢！可我们女兵在铁道兵能干什么呢？”“还不是打针涂药，唱歌跳舞，接接电话什么的，总不能让你们扛上铁钎铁锤去砸炮眼吧。”胖首长如是说。我想，管它什么兵种呢，反正女兵到哪个部队都一样。听说要去的部队驻地在湖北，便高兴起来。这下真可以远走高飞了。

新兵集训一个多月，分到老连队的第一个晚上，躺在散发着干草清香的床上，听到宿舍旁高大的厂房里穿过夜幕传来一种奇特的声音，带给我一种将时间锯开来的感觉。那声音单调却很悦耳，不紧不慢，如细涓携着轻沙潺潺地流动，又如丝弦在天幕里拉出悠扬绵长的音符，轻柔地划过夜空。我在蒙眬的睡意里，感到这声音将高原莽林中的山坳小村和我18岁以前的岁月慢慢地锯开来。那些不愉快的岁月在这奇特的声音里，飘然远去，我感到裹在军被里真实温暖的身体，舒适惬意，我悄声地笑了。已经很久了，不曾笑过。

部队驻扎在湖北襄樊市郊，是铁道兵十三师修理营的驻地。修理营有三个连，一连是汽车修理连，二连是机械修理连，三连是配件制造连。

我们一共30名女兵，被分配到了三连。30个女兵的年龄从15岁到19岁，被分配到车、钳、铣、磨、刨几个工种。我被分到车工一班。

以前的概念全乱了，什么当女兵都一样，整整洁洁，打针送药，接接电话的想法全错了。我是离开了农村又进入了工厂。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人家女兵都在机关，我们却是在基层的连队，每天出操站岗，还得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干活。

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车工这活，不喜欢这穿军装当工人的连队。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营房大都是活动板房，冬不保暖夏不隔热。从四季如春的云南，到冬季阴雨绵绵，夏季如火炎炎的湖北，真有些不适应。我给父亲写信，想调换一下部队，可父亲来信说，铁道兵对国家的贡献大，你就好好干吧。

虽然自以为走对了路进错了门，对这军人加工厂的连队不喜欢，但一进入部队这个大熔炉，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熔化，被激励，被鞭策。女兵们不甘示弱，什么活都抢着干。搬运钢筋这样的重活，也硬撑着扛，一人不行，就俩人扛一根，压得肩膀往下垂，走起来晃晃悠悠的，被营长看到了批评连长：“这些女兵还没长成呢，怎么让她们干这样的活！”连长委屈地说：“是她们抢着干的。”

当时，十三师正在修襄渝铁路，主要路段在陕西境内，师部驻在陕西省白河县城，五个团分布在湖北陕西地界。因修理营是后勤保障部队，辎重无法进入交通不便的现场，故而远离了施工现场，听不到轰轰的爆破声，没见过高耸在山间的座座桥墩。我们制配连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打山洞用的风枪活塞。活塞带动钻杆跟坚硬的岩石打交道，是风枪配件中消耗最大的，需求量很大，因此车工的任务很重。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地干。当时学技术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老兵带新兵。
　　

1971年，林彪还是军委主席，部队还在搞“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还在评选“五好战士”。林彪掉到温都尔汗后，取消了这些活动，重点批判他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在辽沈战役中不听指挥欲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在连队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政治学习，读报纸成了有点文化的女兵的任务。

入伍一年多，我有一次到师部参加演出的机会。坐师部的交通车到陕西白河的途中，一路上的场景让我震撼感奋，对铁道兵这支千军万马铁骑奔腾的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即便是在修铁路搞建设，也像打一场战役那样浩浩荡荡。

通往陕西白河的土路上，坑洼不平，烟尘滚滚。挂着“亥2”车牌的车一辆接一辆，不见头尾，来来往往风驰电掣。一个师一个汽车营，一个团一个汽车连，加之各部门的车辆，川流不息地运送数万人的生活给养，五个团的施工材料，水泥钢筋……车流滚滚，尘土飞扬。

路边的山涧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一座座高耸的水泥桥墩。人在桥墩上，就像蚂蚁爬在大树上。大山的腰际，一个个黑洞洞的隧道口像是大山的眼睛。时而可见路边的空地上，一座座四面敞开的军用帐篷，连成一片整整齐齐的军营。营地旁停放着成片排列整齐的大型军用施工机械。一晃而过极具动感的雄壮场景，像是电影里看到的正在打一场大战役的部队集结。在绵延数百里摆开的队伍，给这人迹稀少的冷落的山涧带来了生机活力。我像是到了作战的前线，亢奋激动。当了一年多的铁道兵，这才是见到了铁道兵的真面目。这样千军万马，铁骑威武的场景深深地感动了我。

而让我心灵感到无比震撼的，是在师医院的过道上看到的情景。那天我们到师医院去看老乡，刚走到过道上，台阶下一副担架抬了上来，我们忙让道站在一边，担架从我们眼前急速通过，近距离地看到一副惨烈的情景让我惊呆了。天哪！怎么会这样，我身上发凉，太阳穴突突地跳起来。担架上的人没有了双臂，没有了双腿，那截剩下的躯干上，缠满了浸血的绷带。如果那就是脸的话，上面紫黑色的伤痂，看不清五官，头发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支棱着。听说是排哑炮时炸的。我第一次直面这样血淋淋的现实，心灵的震撼多日无法平静下来。听医院的女兵说，她们经常要接治部队施工时塌方爆破受伤的战士。在白河县城边的山坡上，有个我们师的烈士陵园。

那个修葺一新的陵园，在县城边上一座不高的山头上，里面安睡着100多名铁道兵年轻的战士，就像生前列队一样，他们整齐地默默地排列在那里。墓碑上刻着他们永恒的年龄和名字，他们的年龄和我们相仿啊。他们从湖南、云南、贵州、湖北、安徽等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陕西的大山里，把自己的血肉身躯留在了铁道旁。他们的死也许没有战场上在敌人枪口下牺牲的战士那样壮烈，但他们作为烈士，所付出的生命有同样珍贵的价值。他们在这山川之间永恒；他们的名字与这铁道的名字一起永存；他们化作基石和枕木与这铁道同在。我找不到鲜花，折下几支松叶，献在最年轻的烈士墓前。

陵园旁不远处有一个幽深的隧道口，我真想亲眼看看亲手制作的风枪活塞是怎样工作的，看看那些使用风枪的战友们，他们和战场上的机枪手同样让人敬佩。我第一次感到铁道兵可敬可佩，也为自己亲手制作了风枪活塞而有一种自豪感。看着陵园旁延伸到远方新铺的铁轨，我好像听到了火车渐渐开来的轰轰声。襄渝铁路已经在铺轨了，很快我们将转战到其他地方。

很快有消息传来，我们十三师不久将开往北京，修筑沙通铁路。我心里乐滋滋的，当年毛主席接见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事隔六年，我穿着军装又要去北京了。我们一个连100多人加上各种机器装了20多节车厢。那是闷罐车组成的专列。我们一路欢歌，于出发的四天后到达了北京密云水库大坝下一片河滩地。
　　

新营区太美了。背靠密云水库大坝，面向一马平川。西边是引水长渠，直通京城。紧挨长渠的是柏油马路，马路旁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营区东边是燕山山脉，山脊上逶迤的古长城清晰可见。燕山脚下北京炼油厂高大的烟囱与营区遥遥相望。农家村落紧挨着营区旁的铁道线。

一进北京，连里的枪支弹药受到严格管制。除了执行战岗任务时的数发子弹外，所有战士的子弹统统上缴。

到了北京，浓浓的政治气氛扑面而来。营里不几天就会集合起来传达一个中央文革或北京市委的文件。不少家在北京的女兵探亲回部队带回不少“机密”的上层消息。说中央现在分成“上海帮”、“北京帮”；江青原来叫蓝苹，是个电影演员，她和毛主席结婚时中央不同意等后来证实是事实的消息。

家在北京兵部大院的一个男兵看到我买《红旗》杂志，说我，“成天看什么两报一刊的社论，有时间还是多看看技术书吧。街上连火柴都快买不到了，还在吹什么‘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呢！都是假话。”我劝他小声点，小心这些话被别人听到，找麻烦。还反问他“你不想入党了？”他说“是我没写入党申请书，技术才是永恒的，政治短命，不信十年后看。”

我并非特别喜欢学习“政治”，可我不喜欢学车工技术，在当时还能学什么呢？指导员上大课重叙报刊上的文章理论，班务会上学的也是《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我一期不漏地买来《红旗》杂志，仔细阅读，红红蓝蓝的杠杠画得到处都是。摘抄自以为重要的部分，写下数本笔记。

数年后，我为了报考大学，整理书籍笔记，想从以往那么热衷那么刻苦用心学习记录下的笔记中找到一点可以用来对付政治考试的材料。翻出自己在军营女兵宿舍过道灯光下，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写下的12本笔记，用经过时间磨砺的眼光再读时，感到无比的痛楚，那都是些什么“政治”呀！以往耗去无数精力和时光记下的，竟是些毫无价值的、无数个含混不清的政治概念堆集起来的空话废话,是记录权术游戏的迷宫，是被历史抛弃了的废墟瓦砾。我真为自己那一代同龄人感到悲哀，并对所谓政治产生了迷惑和失望。我发现“政治”里隐藏着一个个骗局。虽然政治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可很难给“政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它带着你在团团迷雾里绕来绕去，耗尽你的心血，费尽你的时光，最终你会发现，你以耗尽的生命为代价，稀里糊涂地又回到了原地。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营区门口，摆出一个小书摊。我发现那套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后，如获至宝。从报纸上得知范文澜受了批判，但我越是有一种想要看这套书的愿望。我放弃了报纸杂志，一心只读这一套两册的《中国通史》。我感到充实和喜悦，有了一种没有虚度时日的心境。

入伍的第四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在我的心目里是件非常庄重的事情。对于自己是否符合党员的条件，不是很自信。我能像董存瑞那样牺牲自己去炸碉堡吗？能像刘胡兰那样面对铡刀毫无惧色吗？我没有把握。在这平常的日子里，自己做的都是些平常事罢了。我想加入组织，因为对英雄人物人格的崇敬，因为一种完善自己人格的上进心，因为组织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还因为我出生的家庭，社会价值观的教育。我们那时不崇拜歌星影星球星。如果说我对共产主义理论认识还比较抽象模糊，对马克思主义那些高深的理论并不完全理解的话，我是凭质朴的感性认识——有能力的人、好人大都在共产党内，而争取入党的。榜样的作用比理论的作用更有说服力，更能感化人。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文革”到了1974年，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全国都停产闹革命，学技术被认为走“白专道路”。但在我们铁道兵部队里，技术好的人受到尊重和重用。我们没有停产，而是像打仗那样在施工，在搞建设。

接着，灾难的1976年到了,接连发生的桩桩灾难性的大事，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是一个国殇之年啊！

我永远记得1976年元旦过后没几天，那个冷得出奇的早晨。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天悲地恸的情景。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疼的感觉，一个你心里敬爱的人，他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回不来了。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疼，一种空落落的疼。我守在连部门口千方百计从通信员那里拿到那张全连仅有的一张《参考消息》，悄悄地看完，又赶紧送回连部。从北京城里办事回来的事务长告诉我，他在长安街见到了周总理的灵车，路两边送行的人可多了。又听战友说，天安门广场上有楼一样高的花圈，雪片一样多的白花。还看到了正在燃烧的汽车。我很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可部队有纪律，无法外出。听到的看到的和心里感受到的，那么纷繁杂乱不明就里。我默默地抄录着各国发来的唁电。

1976年6月，朱老总接着去世了。我又一次打开贴着周总理遗像的笔记本，贴上了朱老总的遗像。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多钟，睡梦中，我突然被剧烈的晃动弄醒了，坐起身感觉像在颠簸的汽车里，我意识到这是地震。我跳下地，一边喊其他战友，一边往外跑，顾不上害羞，来不及穿衣服，身着短裤背心便跑到屋外。门边两行碗口粗的大树猛烈地摆动，树叶哗哗作响。我们像是站在刚启动的公共汽车上，重心失衡，差点跌倒在地上。前排的男兵营区里一片喧哗，听见连长在喊“快去喊女兵和家属！”是夜，天下起了倾盆大雨，雷电交加。

事后得知，震中在唐山。部队里唐山籍天津籍战友家，连连传来坏消息。密云水库大坝发现滑坡，大坝要是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20分钟后十几米高的浪头将到达我们驻地，这一马平川将汪洋一片，很快会危及京城。我们师一个团受命加固大坝，部队昼夜施工，探照灯将半边天照得通明。我们全营迁往燕山脚下，住进了帐篷。

1976年9月9日是中秋节，连队第一次给每个战士发了两块月饼。可我们露宿在外，无心赏月。

中秋节的第二天，哀乐又一次响起，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这接二连三的哀乐让人心惊肉跳。这次感觉好像是天塌了地陷了。家住总参三部的战友回来说，现在中央分“黑纱派”、“眼镜派”，部队要进入战备状态了……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焦灼。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部队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派人参加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一段时间里，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传闻到处传。在北京浓浓的政治氛围里，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着愈来愈多的迷惑和挥之不去的疑虑。紧接着，“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动乱的十年终于结束了。那年，我已经25岁了。

在“文革”后期，解放军起着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解放军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我有幸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员，六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有着重重的分量。十年浩劫中有六年是在军队里渡过，这是不幸中的有幸。参军让我走出了闭塞的大山，见识了无垠的平原上升起的那轮又红又大的太阳，见识了广袤的大海。地域的局限性远远小于时代的局限性。

军营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有时显得并不那么时宜，不那么高明，甚至使我陷入困境。但有过当兵经历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弱者。对待工作不会怠惰，没有责任心，生活上不会散漫，不会没有思想人云亦云，更不会怕艰苦贪图享受。这算是我六年的收获吧。尽管付出的时间代价那么让人心疼，可谁又能改变时代的限制呢。得在失之时，失在得之间。离开部队那天，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燕山流下了热泪。我发现自己是热爱这支部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