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2k手游中文版:1938年汉口：苏雪林宴请邓颖超 | 《合肥晚报》多媒体数字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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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自1931年夏辞去安徽大学教职，应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之邀，来到风景秀丽的珞珈山执教，在中文系开《中国文学史》、《楚辞》、《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当时武大所有授课者，都是自编讲义）。34岁的苏雪林是中文系唯一的女辈，院长陈源遂委派她兼任女生指导（相当今日大学的辅导员），以便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直到1935年春，由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国的顾友如女士应校长王世杰之聘，就任文学院讲师兼女生指导，苏雪林才辞去女生指导之任，专事教学。顾友如当时才二十几岁，且单身，又刚从美国回来，健康活泼，思想激进，为人热心，喜欢交友，对待朋友极其慷慨，苏雪林与外文系好友袁昌英，皆视友如为知己。此时苏、袁已年逾四旬，故亲热呼这位年轻的讲师为“小顾”。每逢周末，三人常结伴登珞珈山，游东湖，逛汉口，看电影，下馆子，苏雪林在日记中称那段时光，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日寇发动“8·13”淞沪之战。暑假时间，苏雪林正在上海，她亲身感受到上海军民抗敌之惨烈——由于正值雨季，闸北一带御敌的国军兵士，在战壕里不能举火做饭，加之连日阴雨，壕沟内积满雨水，双脚整天泡在水里，发炎红肿；受伤的军士不下战场，和着血水吞冷饭团，有时数顿无粒米果腹，其苦状何以为堪！目睹这一惨状，她毅然将嫁奁首饰变卖，又加上十余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及稿费，买了两根金条计51两3钱，捐献给政府，购买食品，以助上海军民抗战经费，沪上1931年10月11日出版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予以报道，一时传为佳话。
1938年初，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国共两党宣言抗战，武汉顿时成了抗战的中心，全国抗日救亡团体和大批文化人云集武汉。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大陆里创刊；由王平陵、舒舍予、张道藩等文化界人士酝酿成立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紧张筹备中。2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到武汉，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同时兼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邓任中共长江局妇女委员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参与抗战。武汉大学学生指导顾友如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到邓颖超，回到学校就对苏雪林和袁昌英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很平易近人，你们想不想见见她？苏雪林当即表示，为联络感情，可设宴款待，以妇女抗日联谊名义，单请邓颖超女士赴席。关于苏雪林在汉口宴请邓颖超的一段往事，苏在1977年《悼友如》一文中有详细的纪录，兹引文如下。“我们在汉口一家最豪华的餐馆设下盛宴，邓那天欣然赴席。记得她是瘦瘦小小的一个中年妇人（苏长邓七岁，邓时年35岁），未施脂粉，衣服也颇朴素，但也穿了一件薄纱旗袍，高跟鞋，一洗陕北窑洞寒碜气。席间我们请她谈话，无非是针对当前局势的话题，她说共产党既宣言与国民政府合作抗日，当然会信守不渝。中国人民这样众多，土地这样广大，虽在军备方面准备太不充足，以我们潜力而论，却具有持久战的资格，终久会把日本小鬼拖垮的。”
“我插嘴道：对，我们正规军就是打垮了，还可以打游击，听说贵党最擅此道，不知有何奥妙，深望您有所赐示。”
“邓笑答：游击战要因时因地以制机宜，没有呆板的成法，这个恕我不能奉告。”
“昌英道：作战有两种军队，一种是用枪的，驰驱于疆场上；一种是用笔的，纵横于文场上。两种力量必须搭配得宜，始可发生作用。我们以前文坛分为左右两派，互相对垒，把力量都抵消了，实在可叹。现国共既合作，文坛成见好像仍未消除，不知您，周夫人，能在这事上用点功夫吗？”
“邓又微笑道：我不是文艺人，关于文艺的事，实不清楚。不过现在我们政治方面的意见完全消融，文艺方面的意见，岂有化解不了之理?否则‘左派’文人就不是中国人了。”
苏雪林在文章最后一节忆道：“我们那晚还说了许多话，时日过久，今已不忆。”但这次与邓颖超见面的情形却给她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对邓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描述得细致入微，真所谓：有些事往事如烟，而有些事永远抹不去，回忆如昨。
苏雪林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热忱的爱国情怀，不仅表现在捐金抗日，而且在创作上也一如既往。1941年，抗战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鼓舞军民斗志，她撰写了一本战时随感《屠龙集》，文中讴歌抗日军民坚持浴血奋战，一定会将东亚这条毒龙——日本法西斯斩杀！是书出版后，给前方将士与后方老百姓以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