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斩杀颜良视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上书总理的李昌平
监利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
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也就在这一年的2月10日，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五年后的今天，李开明老人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欣喜之情。但是记者发现，负担大大减轻后的农村仍有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我们感谢李昌平”
2005年8月4日，记者来到棋盘乡棋盘村。村里马路沿线新出现了很多漂亮的小楼房，村民说这些都是近两三年盖起来的。
村民李正勇就住在他新建的两层小楼里。楼房外面贴着白色的瓷片，屋里有洗澡缸，有饮水机。
李正勇家里五口人，两个劳动力，种了两亩半稻谷，还承包了一亩鱼塘养殖黄鳝；他家的门上贴着监利县“粮食直补政策告农民的公开信”，监利县用写信的方式宣传政策，接受群众监督。
在李正勇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看的“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监督卡”上，2005年农业税及附加、“一事一议”筹资和筹劳各栏都填写着“免征”字样；粮食直接补贴情况一栏，填写着“39元”。
他笑着说:“我们村有企业，所以连一事一议筹资和筹劳的费用也不用交了，没有一点负担了。”
自从李昌平写信反映这里的情况以后，监利就成为“三农”问题的热点，长期为媒体所关注;监利也成为湖北省关于“三农”问题各项改革的试点。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也一直在这里蹲点。2000年以来，他曾经13次来监利调研和视察各项政策落实是否到位。
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给《瞭望东方周刊》算了笔账:2000年他种一亩稻谷，收成好的话大约是1000斤，当时谷价三毛多，只能收入300多元，负担每亩将近400元，还有一亩地150元的成本。扣除劳动力的话，每亩地一年辛苦到头要赔200元。所以前几年他的田宁愿撂荒也不愿耕种。
今年一斤稻谷能卖七毛多钱，一亩地700多元，负担31元，粮食直补35元，扣除150元成本开支，一亩地纯收入500多元。
2005年，和全国其他25个省市一样，湖北省也全部免除了农业税。而在此前，当地的农民负担正如李昌平所言“重如泰山”。
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2000年以前田亩负担和人头负担两项加起来每人每亩350元左右。有的村光人头负担就高过500元。
由于负担过重，导致农民弃田出去打工的现象日益严重。李昌平用“洪水”来形容盲目外出的民工流。他写道:“我们乡有4万人，其中劳动力1.8万人，现在外出2.5万人，其中劳动力1.5万人。今年弃田弃水面积达3.5万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
如今农业税全部免除后，农民需要负担的只有“农业排水费”、“经营性水费”、“一事一议”和“村组排水费”。这些全部加起来，每亩上限不能超过31元。
对李昌平，监利官方和民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8月4日下午，监利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找记者“谈谈话”。他一再强调记者要注意，“李昌平不是英雄，不能像有些媒体那样把他当作英雄来看待”，但他也承认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但采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老百姓对李昌平的感激之情。
当记者问李正勇认不认识李昌平时，他笑得很开心:“当然认识。”接着就讲起了李昌平帮他推手扶拖拉机的往事。在场的其他村民也亲切称呼他“昌平书记”。
在福田寺镇采访时，群众也认为农民今天负担的减少和他有关系。他们说:“这封信反映得很及时。我们感谢李昌平。”
监利干部“瘦身”
干部队伍无限膨胀，“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造成农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原因。李昌平曾在他的信中形容干部多如“蝗虫”。他说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且增长的势头无法控制。
但这些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任棋盘乡党委书记、乡长柳惠钧曾经和李昌平共过事，当时柳担任乡长，李昌平担任党委书记。
柳惠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棋盘乡机关干部目前已经减少到在岗56人;原来全乡25个村和6个养殖场一共386人，现在减少到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全部免除农业税的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2005年6月24日和25日两天，湖北省召开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面落实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同时，积极开展“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会议同时要求“努力化解乡村债务、坚决防止发生新债”。
监利作为湖北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七个试点县市之一，已经基本完成这项改革。
目前监利全县21个乡镇的84个领导机构(每个乡镇传统意义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四大班子”)已经减少到63个;乡镇党政领导成员由310人减少到186人;机关工作人员由1302人减少到865人。各乡镇除了中小学和财政所以外，原来的计生所、国土资源所、林业管理站等原属于事业单位的“七站八所”全部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福田寺镇政府原有各种“吃饭人口”170多人，近年来不仅将没有编制的临时人员全部清退，党政机关干部也减少到55人;和全县其他乡镇一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由一人兼任，镇长改任人大主席，在全县公开竞聘;党委、政府、人大三大班子领导只有九个人;政协班子改设为联络办公室，减少人员。
据了解，这项改革今年将在全国推广。
年仅26岁的小吴今年在考试中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夺得了福田寺镇人大主席候选人的资格，成为监利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女干部。
争田矛盾增多
随着监利“减负”的落实，农民越来越感受到种田的利益。以前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现在又变成了“金疙瘩”。外出农民纷纷回来索要自己的田地，由此产生的矛盾急剧增多。
仅仅在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几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汴河镇就发生此类纠纷100多起，平均每村三到五起。全县农民为争田而打骂吵架的、写信告状的、集体上访的事件直线上升。
而这不仅仅是监利和湖北出现的现象，全国减免农业税政策实施后，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早在此前的黑龙江、河南等农业大省，就已经为这类问题感到头疼。
监利县白螺镇韩埠村一农妇为争回自己的责任田喝掉农药，幸抢救及时未出人命；棋盘乡农民因为争田而到武汉上访，直至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解决才罢休。
余爱民认为这成为中国农村继农民负担问题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大问题。
由于前些年农民弃田撂荒严重，土地被重新配置的现象十分普遍。监利县也出现了很多种田大户。
白螺镇联盟村全村223户人家，1500亩土地，“段”姓一家就种了1070亩；桥市镇男塘村张新芝从1996年开始种了全村2000亩地。据监利县统计，全县种植600亩以上的大户有80多个，100多亩的有上千个。一般来说他们都与村委会签订了10到20年的合同。
余爱民说:“当时土地撂荒，上缴的负担没有人承担。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把地重新划并给这些大户。这些大户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监利，农民与种粮大户的冲突也比较普遍，有的农户采取过激行为，不给就抢。
还有一些村镇将撂荒的土地抵押给债主。
余爱民说:“由于乡村债务沉重，以田抵债的现象比较普遍，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很多。”
不仅如此，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因为弃田争田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乡村债务成为最大困难
为了化解农民争土地的矛盾，湖北省从2004年9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要求各地“摸底调查、制定方案、排解矛盾、确权确地、填证颁证”。
余爱民同时兼任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主任。他认为农民回来抢地是为了分利。政府可以和大户协商，让出部分利益给农户，这样既照顾了大户的规模经营，又照顾了农民的合法利益。
而让柳惠钧感到最困难的还是乡村两级的债务问题。
目前监利县778个村总负债41亿多元，其中有息借贷24亿多，欠债在100万以上的村82个，50万到100万之间的139个。
棋盘乡财政所所长王书红给《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棋盘乡欠债的情况:2000年债务最高多达4700万元，光三年洪水救灾就欠下800多万。这些年尽管多方筹集资金还债，还剩下2000多万，各村还有1500多万。”
柳惠钧给记者讲述了乡村干部被债主逼债的苦恼:原棋盘乡桐湖总支书余祥州因公欠朱河镇何老五两万多元钱，2000年底，被逼债者砍伤;时任棋盘乡乡长的柳惠钧也被围堵漫骂五个多小时。
2001年，一债主砸乡政府办公桌，搬沙发睡在柳惠钧的寝室门前不许他出门;2002年一债主拦住了棋盘乡政府的车，将车上的人赶跑，车扣押。
监利县委宣传部袁呈彦部长认为乡村债务往往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中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农村程控电话网络建设、电力建设、农村基金会放贷形成的呆死账，还有没有收上来的农业税费和排灌费、长江大河防汛费用等。
农村的债务问题怎么化解？袁呈彦认为，“各家的孩子还得自己抱。”
“中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和长江大河防汛费用应该由国家来买单，”他说，“但农村程控电话网络建设、电力建设等费用，是不是应该让农民作为股东参与分红，或者由相关企业买单？”
公益事业怎么办
税费改革以后农村的公益事业要不要办，怎么办，这也成为当前农村干部面临的一大难题。
监利县周老嘴镇罗家村11组的田集中在一个低湖的锅底，淤泥齐腰深，农民割谷子要带两个大盆。“谷把子”只能放在盆里，捆好后再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运上田埂，然后再挑出去。
村委会主任罗必忠说:“这样落后的生产环境要不要改善？我们没有钱，也不敢做。”
记者在桥市、汴河、柘木、分盐和白螺沿洪湖几个乡镇采访中发现，那里的农民对办水厂特别感兴趣，也舍得拿钱，这是因为当地群众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河水。
他们这样形容自己喝的水:“春天喝肥水，夏天喝渍水，秋天喝麻水，冬天喝黄水，一年四季喝苦水，干旱起来还没有水。”
桥市镇副镇长李万发问:“像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镇里要不要改善呢？”
由于税费改革的进行，基层干部缺少资金来源办镇村公益事业。一个村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办(公益事业)可能冒风险，上头处分你，下头怨恨你，像猪八戒照镜子，何苦呢？”
余爱民感叹说:“农村干部群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还需要国家制定配套的资金投入和相关政策,农村公益事业必须有制度保障。”
一直以来，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余爱民说:“我觉得还应增加一个确保,确保乡村必要的公益事业建设需要。”-
李昌平其人
李昌平: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是因为他给朱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述说农村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监利县棋盘乡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也触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然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自愿”辞职，远走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2002年1月，他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新闻人物。
李昌平南下打工后，又曾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任职；现在香港乐施会贵州办事处致力于扶贫等慈善事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郭高中/湖北监利报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３７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１７年，现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２０多天，“东风”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４万人，其中劳力１．８万人。现在外出２．５万人，其余劳力１．５万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３５００亩，占全乡总面积的６５％。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撂荒２００００亩以上。
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２００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１００～４００元／人不等。两项相加３５０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８亩，全年经济负担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１０００斤谷子（０．４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８０％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８０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５００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债台如“珠峰”
１９９５年，约８５％的村有积累，现在约８５％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４０万元。９０％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６０万元以上，月利率千分之二十。１９９５年约有７０％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９０％的乡镇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４００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８００万元，月利率高达千分之十五。村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０～１５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１５０万元左右。农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付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１０００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干部如“蝗虫”
１９９０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１２０人，现在超过３４０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汗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也在千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能如此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的帽子。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给您写信也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会说假话，并且通过媒体把假话变成“真理”的人，被视为“成熟”的人，有培养“前途”的人。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１７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未有像现在这么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９０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二、说句真话不容易
回想２０００年的春节，当我含泪给总理写信的时候，我就预料我会失去很多，会有危险，会下海。当我把信交给妻子发出去时，我是想让她认真地看一看，有心理准备。
我从政１７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就一个地方而言，国家的机器，也许并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甚至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这些地方，如果谁不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谁就不会拥有操纵国家机器的权力；谁要是揭露地方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和地方官过不去，就必须受到国家机器的管制。时下，在一般情况下，在腐败分子掌权的地方，腐败和反腐败都是一种手段。在一个班子里，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在班子里，必须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当我把信写好后，拿在手上很长时间不敢发出去，我怕风险太大，害怕所承担的风险会超过我的承受能力。离开监利是必然的，我必须有把握保证自己平安离开，或者我本人不能平安离开，但妻儿父母的生活要有保障才行。直到现在，我还在为当初的冒险选择而愧对父母妻儿，而寝食不安。
在发信之前，**夜盘点自己在四个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的过失，检讨自己有无罪该入狱的错误。我没有安排过一个亲人吃“皇粮”，没有自己的私房，也没有享受国家福利分房，没有超过４万元的存款。重大建设项目，从未直接插手，全部是公开招标。我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都叫“乡”，从来没有在镇里当过书记，都是监利最难搞的烂摊子叫我去收拾，但每走一个地方，都是顺民心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确认自己无罪，确认自己有承受说实话的风险和资本，才敢把这封信给总理发出去。
一个人讲真话真的不容易，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讲真话竟像下地狱一样！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见到了总理，我会对总理说：人人都想跟您说真话，可说句真话太心酸！
三、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我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我所尊敬的朱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现在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中国农民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的辛酸和苦难。但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过去的同事大多数反感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则是因为我怕。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在农村工作了１７年，我管制了农民１７年。
我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无数次地下地狱！
回首我在农村工作的１７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据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分析，我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了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左右，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养活的人员约1316.2万人(不包括不在编人员)，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求解三农命题

BUSINESS.SOHU.COM　2004年3月3日07:58 [ 陈水清 贺文华 廖 奇 朱伟东 ]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
页面功能 【我来说两句】【我要“揪”错】【推荐】【字体：大中小】【打印】 【关闭】


在专家看来，“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农民如何增收，而在于如何为农民松绑。

尽管国内的农业税不会在今年内全部免征，但降低税率让农民增收已经成为一个总的工作方向。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2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用13个字概括出中国“三农”问题。
“三农”，这个始发自民间研究组织用来形容农业、农村、农民的词汇在数度辗转徘徊之后终为官方接受，并成为红头文件的专用名词。溯及以往，不难发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背
后走向台前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官方接受“三农”词汇的过程，从民间热论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三农问题”被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也因为此，让我们在为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付诸行动的决心激动不已的同时，更要冷静下来，仔细考量，“三农”问题背后的成因……　　
“再过不到一个月，这个科室就不存在了。”门头沟区地税局一位工作人员指着门上“农业税管理科”的牌子告诉记者。从今年起，北京取消农业税，这个办公室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
北京税改
2004年是京郊300万农民值得记住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将告别这个从1958年起就开始征收的“皇粮国税”。
免征农业税可使北京300多万农民每年减负8000多万元，人均负担将由去年的27元左右减至接近于零。“虽然数量不大，但实现了零赋税，村村受益，家家受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王京华感慨万千。
还有一件足以令全国农民举杯欢庆的事情：按照税制改革的部署，今年除烟叶外，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特产税。因为农业特产税是参照工商税来征收的，它的负担要远远超过农业税，比如一个云南的果农，承包20亩果园，税改前，除了要缴纳几百元的农业税外，应缴的农业特产税就达6000多元。
北京市于去年8月起免征农业特产税，农民负担顿时被砍掉大半。这在外界看来为农民减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而今年，这个步伐幅度更大，也更彻底。有内部消息透露，北京正在申请免去所有农业税纳税人的负担，包括集体经济的农业税纳税人，而不光是对农户的免征。
目前，中国还有上海、浙江、苏州等地区已经取消了农业税——这一征收了40多年的税种。但目前来看，由于各地财政收入来源情况不同，全国农民普遍享受这一政策的时机尚未到来。
此次北京减税，并不是执行国家的规定动作，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推出的自选动作。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并没有统一号令全国取消农业税，而是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在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看来，目前农业税年税收不过800多亿元，但附着其上的各种杂费惊人。从税种设置看，农业税既非流转税也非所得税，更没有起征点，“充其量只能是‘人头税’而已”。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改革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钟伟亦认为应当取缔农业税，“当然，直接取缔会给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重大冲击，可能会暴露基层财政的巨大窟窿。取缔农业税给财政带来的冲击应进行定量测度，至少从表面上看，将继续给公务员加薪的财政预留，可以全部冲抵取缔农业税的窟窿。”钟伟认为，只要在技术手段上运用得当，取消农业税并不会带来太大冲击。
尽管国内的农业税不会在今年内全部免征，但降低税率让农民增收是一个总的工作方向。目前农业税的税率在5％至7％之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农业税的税率今年全国要平均降低一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税率或免征，要确保按减税比例调减到户。而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农业税的全国平均税率降至2％。　　
一号文件
对这一切产生巨大推动力缘自一份中央的文件。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一个关于农民增加收入的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55年以来的第一次。
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时期，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
更多的学界人士将目光投向了中央一号文件所显示出的种种新意。
在“三农”和金融等问题研究上颇有建树的钟伟认为，中央一号文件林林总总有相当多的内容，包括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并强调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尚属首次。
除此之外，通过减轻税费负担等财政支农办法，对农民收入所带来的增长不可忽视。根据目前农业税额计算，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则可为农民减少负担48亿元；而粮食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则将不低于100亿元。仅前两项为8．7亿中国农民带来的直接收益就有118亿元，平均每人增收13．56元，可以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贡献近0．6个百分点。
来自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刘桓算了这样一笔账：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470元，每月只有200多元。如果将农民作为城镇工商业者对象征收增值税，农民也达不到起征点水平。城市居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有800元的扣除额，一年就是9600元的扣除额，但农民纳税没有这个扣除额。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之一，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因此，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仅仅是一个过渡方案。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乡二元税制结构迟早要进行一体化的改革，将来不管一体化的税制是什么样的方案，现行农村税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实现农民“零赋税”，意味着城乡二元制的税制结构，将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逐渐消失。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税费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
正是基于此，这份文件被普遍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一份中央文件”。　　
贫富悬殊
与中央决策遥相呼应，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也在2月面世。
这份报告带来的是一个沉重的事实：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1提高到2002年的3．1∶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
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
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调查还显示，1995年到2002年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李实说，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表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
剪刀差
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解放以来，农民对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贡献巨大。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在发展工业大搞城市建设的同时，却大量占用农民土地，同时又限制农民进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三提五统’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并延伸出众多不合理摊派，导致农民必须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由此引发了多起恶性事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韩俊部长承认：就客观结果而言，没有农民的巨大牺牲，中国经济发展就难有目前的局面。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一直以农产品销售收入为主，尤以种植业生产收入为最重要。因此，1978－1996年间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土地上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农村居民飞速增长的收入，却又立刻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取向的奉献品。
在过去以城市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需要什么，农村就种什么；城市需要多少，农村就种多少。种出来的农产品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则完全由国家定价，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完全背离其自身价值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曾经做过估计：仅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
马晓河说，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制度、措施设计的初衷，不在于农民负担支出额的绝对数量和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下降了多少，而是在于这些负担是否公平合理。很显然，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已经明显跃升的今天，“剪刀差”所带来的农民利益流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合理性。　　
“三农”之本
“一个生于北京的婴儿和生于中部农村的婴儿，即便其天赋和后天努力完全相等，但命运仍将是截然不同的。”
在钟伟看来，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支农资金的增长迅捷，但从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欠账来看，仍是杯水车薪。公共服务的到位，还需要对县以下基层组织进行大刀阔斧改革，除了维持农村社会治安而必须派出的公安机构之外，它们可转型为只具有最基本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自治机构。
因此，不少专业人士指出，若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多年积累的沉疴，有关方面尚需在多个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政策对农民的倾斜还远远不够，农民身上的负担仍然非常重，关键是我们国家的结构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免征农业税等涉农税负只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办法之一，远非治本之策，破解‘三农’难题还只是刚开了个头，不可太过乐观。”面对从上到下的叫好声，来自学界的声音非常清醒。
除去免税，仲大军还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急需解决，首先是税制问题，仲大军说，中国的税收特征是征贫不征富，从国家税制来看，越贫穷，税负程度越高，因为老百姓收入很低，收几块钱对他们来说也可能成为很大负担，这种特征是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没有转型，“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税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的，主要征收的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税收来源于流转税形式，而西方国家税收来自所得税、消费税，能够使税收和收入和消费形成比例关系，起到调节的作用。”
其次，全面降低农民就业的门槛亦是关键所在。“国家对农民进入很多行业设置门槛，而恰恰农村在很多方面具有优势。”在仲大军看来，诸多行业农民都存在先天的就业优势，“如采掘业，在城市里有很多大企业，但由于政府垄断，却没有一家大型的采掘企业，采掘业是最适合农民去做的。再比如，商贸加工行业，在粮食产业上，农民除了种植，完全可以搞深加工。诸如此类，农民想进入，障碍太多，成本昂贵。”仲大军说，在此情形之下，农民不得不进城打工，大量农民的涌入使得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的身份却没有得到变革，每年还要返乡交费，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城乡障碍犹存，“在一号文件中提到降低城市门槛，解放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实际工作量很大，真正让城市打开大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为农民松绑
“就农民增收来谈增收，只有舒缓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农民具有拥有土地、成为农民的选择，同时也有放弃土地、成为产业工人的选择，这一庞大群体的增收才有可能真正落实。”和仲大军一样，钟伟亦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农民如何增收，而在于如何为农民松绑，使他们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中国公民。
“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采取刮骨去毒措施不可的紧迫地步。”钟伟说，农民以土地为生，各种税负也在很大程度上附着在土地上，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系在他们脖子上的链子，因为地不是他们的。如果土地所有权不能渐进地落到实处，那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切努力都是空话。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事实上基本没有区分，对农民的承包地征用过于随意，进而对其土地上产出的产品进行占用，都很容易。因此，不能不结合乡镇以下机构改革，落实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目前可考虑宅基地和自留地直接归属农民所有并可流转，集体用地也应渐进明确产权，由农民集体共议决定。
学者蔡未名则认为，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根本办法是使农民充分享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从而第三次全面“解放农民”第一次是土改、第二次是土地承包。
蔡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实际就是一次“产权革命”，只不过不够彻底，而在后来的20多年中又未能彻底解决产权问题，使得农民未能享受到20多年来的土地价值收益，这部分被“剥夺”的收益在2万亿元以上。而在三农问题日益激化的现在，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并且，对于农业产业化、农村人口转移等被公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都必须以此为前提。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赞成“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但同样认为“减轻农民负担”不但不能替代“进一步清楚界定农民产权”，而且要以产权界定为基础。
从梁漱溟到林毅夫 用大历史的眼光看三农问题
“我们可以明白了，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此问题之解决惟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业增产，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乍听之下，这段话的语境和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非常的吻合。但它事实上并不出自今人之口。说这段话的人，是75年前的梁漱溟。
1930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创立乡村建设研究院。这段话，就是他所谓的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旨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旨”。
如果我们用中国乡村社会百年转型的大历史的眼光看待三农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名流，是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一批人。翻阅上个世纪初年的《申报》，我们可以看到地处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的农民，被国际农产品打得落花流水苦不堪言。上个世纪20年代，感佩于“乡村经济的破产”、“乡村社会的崩溃”，梁漱溟等“农化派”先锋人物，乘五四运动后民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东风，一边与主张工业立国的“工化派”论战，一边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改造中国乡村的行动中。
20世纪20年代，从西洋学成归来的晏阳初博士，发现了距北京并不遥远的定县开明绅士米氏父子的乡民识字计划，他们和一大群知识精英，在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认可后，把乡村教育推进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综合性的乡村建设。一场大规模的长达10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中国大地上建起了一个个花样繁多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乡、实验镇、实验村。来自当时的国民党内政部的统计数据，国民党统治区内搞实验工作的单位有1200多处。其中包含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县创立的“中国职业教育社”。
1937年，晏阳初主持撤销了湖南省三分之二县的腐败官员，以5000个学者和科学家替代他们。尽管从事乡村实验的知识精英们，将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上，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
“一大二公”
1950年代，农化派和工化派的交锋还没有来得及分出上下高低，便随着新政权的上台，烟消云散。农化派的先锋人物梁漱溟也在新政权中，当上了全国政协的常委。不再由他和他的战友黄炎培主导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以他们难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苏俄模式，疾行于中国大地。
1949年5月的一个黄昏，在黄河大堤上散步的原中共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问时任华中局第一书记的林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今后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到底是什么涵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领导机关进城后以城市为中心领导乡村？林彪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久，按照林彪“应该首先把农村阵地巩固起来”的意见，杜润生请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且要求其他各个新解放区都照华中局的做法办。于是，分配土地减租减息的土地改革迅速在全国推进。
据杜润生回忆，建国后，对于土地改革，共产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无偿没收，一个是有偿征收购买。考虑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仅是一项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还是一场推进政治改革的阶级斗争，无偿没收就成了惟一的选择。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推行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我们有两篇文章，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搞社会主义。就农村而言，土改结束了，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10至20年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这一年，为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统购统销竟然违背初衷，成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毛泽东重申：“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动互助合作。”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前怕狼后怕虎、走起路来摇摆不定的“小脚女人”，推动合作化运动由初级社飞跃到高级社。虽然也有农民以拉牛退社表示反抗，但在强大的新政权面前，闹社风潮很快便偃旗息鼓。
此后直到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乡村再也寻觅不到自给自足的传统。“高积累”的战略考量，使得重工轻农的政策蜕变成城市对农民新一轮的剥夺。1959年，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说了一句民谣：“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广袤的乡村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廉价仓库。棉花、水稻等不一而足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我们听得耳朵都生茧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剪掉了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石磊说，我国的工业化不是工人一锥子一锤子敲出来的，而是农民一圈又一圈地勒紧裤腰带，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在饥饿的驱使下，私下承包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邓小平肯定了“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分崩离析，农民农业农村的境遇得到了空前的改观。
三农问题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向中央贡献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思路，但在决策层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此后三年，由于宏观经济变化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收入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第一次。这引起当时在农业部任司长的范小建的注意，他骑自行车微服私访20个县，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结论是：农民收入下降导致农民负担相对过重，并已影响到农民和共产党的政治关系。
对这份在当时看来惊天动地的调查报告，农业部党组莫衷一是，最后，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决定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汇报。
1993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农业部部长刘江派农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去农业大省安徽调研。最后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村问题涉及到农民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政策，涉及到农业以外的大环境，不应该就农业谈农业。
同年，温铁军根据在安徽的调研，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强调农村问题受宏观政策影响，而非简单的农业问题。
由于邓小平南巡所引发的中国经济的再度高涨，本来有望继续深入探讨的三农问题，被随之而来的三农问题的改善，搁置下来。虽然三农问题看起来不热了，但中央并没有完全抛弃三农问题。1993年，温家宝指导有关方面，推动了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改革、税费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的政策试验。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警告，他说，城乡差距等正在扩大的三大差距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恐会酿成大祸”。
1997年粮食大量积压，13年前增产不增收的卖粮难问题再度出现，由此导致的农民收入连续下降，使得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温铁军在当时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第一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
然而，直到此时，“三农问题”在中国大陆还不是特别的尖锐。回头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甩开大步的时候，农业生产快速增长，“三农”问题一点都不突出。1985年以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农民收入的增长相对滞后，但在一夜间烟囱林立的乡镇企业，让“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劳动，三农问题也不突出。1992年，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提高到2.6∶1，但涌动的民工潮把成千上万的离土离乡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在这段日子里，“三农问题”也还不是那么尖锐。
新农村建设
1990年代的最后3年，三农问题突然尖锐起来。乡村里，农民负担逼死农民的惨剧，作为三农问题的表象浮出社会生活的水面。在有中共经济智囊之称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看来，“三农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变得尖锐起来，是因为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新增就业机会少。这造成应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又返回乡村；另外，众多乡镇企业在竞争中纷纷倒闭，这一方面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另一方面迫使早先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又回流到农业，如此背景之下，农民收入增长自然特别慢，“三农问题”雪上加霜。
于是，林毅夫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林毅夫说，只有打通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渠道，消化掉城市中过剩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所以，他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他认为，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对启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为这是一个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的一石数鸟的政策。
虽然林毅夫的建议，并未被中央政府马上采纳。但1999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发生了变化：中央讨论农村政策时，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而是以“农村经济重大战略结构调整”取而代之。可见，中国最高决策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已经深化。
接下来三年，中国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由决策层推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关注，激发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反过来，全社会的讨论，也加速了决策层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它们从整体上绘制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
2000年，温铁军对三农问题所做的世纪末的反思，和社会学家曹锦清撰写的《黄河边的中国》，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认可。这年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地概括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次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和紧随其后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把三农问题的影响，由中国推展到国际社会，世界开始重新打量中国，它们发现，城市和农村已经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中国。
中国领导人显然对经济生态上的“两个中国”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和更为急迫的考虑。2001年，“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2002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个概念被写进中共十六大的文件。十六大上，《诗经》中的“小康”一词，成为指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词。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距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间已所剩无几，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既是重点又是难点的农村，“小康社会”这个宏大的战略目标就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中共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
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海外媒体指称的“胡温新政”拉开了帷幕。新的领导集体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和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2003年初，中共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初，中央继1980年代5个连续的“一号文件”之后，再次发出“一号文件”，把三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写进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置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新高度。
在提出新农村建设6年之后，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最终出台，林毅夫颇为欣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毅夫反复宣称，“新农村建设”和他的建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自己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层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扩展为生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五个方面。他相信，这个政策的实施对启动国内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