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渚镇:【引用】岳南：地雷战真相及物理学家叶企孙、熊大缜的悲剧

2011-05-15 22:48:55|  分类： 杂谈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还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随着“文革”爆发，终于难逃一劫。红色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了。

       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所讲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斗争，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国危，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到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中共冀中军区党委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从事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工作。张珍领命后来到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曾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决定放弃南下计划，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战斗。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通讯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他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于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月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

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

不过，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的抗日爱国风潮，叶企孙在为弟子担惊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家需要这样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国效力，并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这样，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一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

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当建立全国政权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和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时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等号称“三战”大片的电影，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一群乱哄哄的农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制、发明当时居世界尖端科学地位的烈性炸药和巧妙神奇的地雷。从电影镜头和画面看，这些研制均一一成功并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若就历史事实论，纯是一派胡言乱语与痴人说梦。或许正是由于后来的胜利者多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KMT特务机关 “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

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KMT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蛋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

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头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KMT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KMT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府的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彭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

在国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

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动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

1968年4月，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KMT的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而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近乎错乱。

……

叶企孙又以“C.C.特务”而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

（节选自中华书局《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岳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