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大学生常见法律问题:中国式CSA：耕读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7:48:44
第一财经日报（CSA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
“我们不是卖蔬菜的，我们是在推广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对于自己的绿色健康方式，也包括对于农民的扶持和帮助。”
无论它是来自东洋的日本，还是来自西洋的瑞士，“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了，而且看起来正在茁壮成长。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发展，不仅发扬了CSA的初衷，而且还打造出中国的特色：耕读文化。
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源起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东京等大城市的主妇们出于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生产不用化学品的农产品，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之后风靡欧美。
另外一个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是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种模式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目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规模，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自己种来的放心
其实不管哪个地方先出现，他们最初的动机都是寻找安全、健康的农产品食用。而这一点在中国，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CSA在上海的样本——崇明青蓝耕读合作社的创始人孙杨欢建社的初衷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获得健康、安全、放心的食品。近年来，食品领域频出的安全事故已经紧绷了人们的神经，如何确信正在吃的食物是安全的，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就是自己种。
不过，对于城市人家而言，拥有土地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再有足够的时间去种植也并不容易。所以，日本和欧洲的CSA模式嫁接到中国也就顺理成章。除了崇明的这家合作社，北京也有这样的尝试，而且是中国最早一家本土化的CSA——“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项目。
据了解，运营一年多来，逾320名社员或走进农田，或享受“菜篮子”定期上门，志愿者、社工也相对稳定。“小毛驴”创办人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第一个公费出国务农的博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洋插队博士”。石嫣比较看好其前景，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CSA最近几年在中国将会快速发展，其一是因为环境污染等问题会促使人们更关注食品安全；其二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也几乎是针对性的，CSA更加注重环保，提倡健康生产、生活方式；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催熟剂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生产的全过程将按照生态甚至有机的标准来操作，城市居民将获得真正放心、安全的农产品，同时还将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对土地的伤害，有益于生态系统的平衡。
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对“三农”的扶助效应。比如在崇明的模式中，孙杨欢就告诉记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是“社区支持农业”的精髓。“初步设想中，农民以承包地和闲置农房入股合作社，获取租金；优先雇用村民种植增加其务工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就近务工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资助了所在地的农户，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开启，对于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都是如此。
卖的不是菜，是健康
“可能由于现在市面上卖有机蔬菜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只联想到了这层很商业化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再成为另外一家有机蔬菜商家，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卖蔬菜的，我们是在推广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对于自己的绿色健康方式，也包括对于农民的扶持和帮助。”孙杨欢强调说，应该要让绿色互助的生活方式成为市民的精神追求，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助。
比如，CSA模式更多地强调了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一些在城里念书或者工作的人开始选择回到乡间务农，重新体会那种双脚插在稻田里的快乐和邻里间相互协作的充实。而开放式的体验日程、安排亲子活动等，更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大部分CSA为顾客提供多种季节性的蔬菜，让城市居民与农民直接见面，从而建立起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关系。石嫣在博客上持续更新的数十期简报中，参与人士珍惜自然、喜悦耕耘的“真情告白”俯拾皆是，不仅除却了不安全感，幸福感也荡漾其中。
当然，从西方搬回来的CSA模式在中国也有会“水土不服”的症状。CSA模式跟国内绿色农业并不相同，它更多强调的是消费者和农民共同分担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消费者如果要预订蔬菜，必须在春天什么还没种之前，就把这一年的蔬菜钱交给农民，将来收成多少，就获得多少。“国外CSA一般不承诺份额、产出，他们鼓励社员参与管理，并可以以劳动抵消部分入会费。”石嫣说，但在中国就得作出变化，关键还在于“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在中国就要承诺份额、产出，否则他们会抱怨，出了钱最后却没得到什么。
所以，孙杨欢他们也在预防着这种抱怨，虽然“社员和合作社签订了协议，意味着彼此信任，愿意承担气候变数带来的风险；但是条款也设置带有机动性的内容，如果因不可抗力或人工操作疏忽造成产量短缺，合作社哪怕去有机农场自掏腰包采购蔬菜，也会补上，保证全年不低于300斤的供应”。
探索解决“三农”问题
尽管有条款的保障，但是预付费的问题还是决定了CSA受众只能是一部分中产阶层，因为一下子预付一年的蔬菜费用，还要承担风险，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据已有几年运作经验的百欧欢农场负责人介绍，曾有会员在尝试这种模式后，感到不能接受而退出的。但坚持下来的会员都非常赞同这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理念。
此外，CSA模式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因为生产过程都是非常原始的，甚至是小规模的种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靠天吃饭。还有，一周一次的配送周期，让蔬菜的保鲜成为问题。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认证问题，普通农户或村庄都无力支付认证费，没有认证就难以进入主流销售渠道。而且，初创期，这些组织的盈利都不轻松。
“虽然困难有很多，但我相信近几年CSA模式在中国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因为‘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必须有个机制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而CSA模式恰好提供了这一思路。”石嫣在采访最后说。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思路正在积极的探索中。在成都，当地的“河流研究会”（NGO）为了保护当地的饮用水水源，召集一村庄的几户农民进行有机种植，实行“配送”，目前约有7户会员。广东、大连等地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做“配送”，虽然“配送”与CSA还是有本质区别的（CSA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但毕竟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尝试。
作为上海CSA的重镇，青蓝耕读合作社正在对其房舍进行最后的装修，一旦工程完毕，他们所期待的是形成一种中华传统耕读文化氛围。届时，他们将定期组织社员之间的交流活动，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名人举行讲座，还会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艺术展览和交流，孩子们在寒暑假也可以前来研习传统文化。另外，还将发动村民拿出自己的农产品或者特色物品放到公益市集，由社员们进行竞价购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发起社员之间的公益拍卖，所得收入用于帮助村里开展文化活动
“我们不是卖蔬菜的，我们是在推广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对于自己的绿色健康方式，也包括对于农民的扶持和帮助。”
无论它是来自东洋的日本，还是来自西洋的瑞士，“社区支持农业”（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了，而且看起来正在茁壮成长。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发展，不仅发扬了CSA的初衷，而且还打造出中国的特色：耕读文化。
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源起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东京等大城市的主妇们出于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自发组成消费团体，到农村去包地，通过订单、预付款等方式鼓励农民生产不用化学品的农产品，并与农民协会直接交易。这种消费模式对整个日本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之后风靡欧美。
另外一个说法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是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生产有机食品并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达成供需协议，并直接由农场送货上门。这种模式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目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规模，仅北美就有上千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自己种来的放心
其实不管哪个地方先出现，他们最初的动机都是寻找安全、健康的农产品食用。而这一点在中国，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CSA在上海的样本——崇明青蓝耕读合作社的创始人孙杨欢建社的初衷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获得健康、安全、放心的食品。近年来，食品领域频出的安全事故已经紧绷了人们的神经，如何确信正在吃的食物是安全的，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就是自己种。
不过，对于城市人家而言，拥有土地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再有足够的时间去种植也并不容易。所以，日本和欧洲的CSA模式嫁接到中国也就顺理成章。除了崇明的这家合作社，北京也有这样的尝试，而且是中国最早一家本土化的CSA——“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项目。
据了解，运营一年多来，逾320名社员或走进农田，或享受“菜篮子”定期上门，志愿者、社工也相对稳定。“小毛驴”创办人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第一个公费出国务农的博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洋插队博士”。石嫣比较看好其前景，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CSA最近几年在中国将会快速发展，其一是因为环境污染等问题会促使人们更关注食品安全；其二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也几乎是针对性的，CSA更加注重环保，提倡健康生产、生活方式；禁止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除草剂、催熟剂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化学药物，生产的全过程将按照生态甚至有机的标准来操作，城市居民将获得真正放心、安全的农产品，同时还将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对土地的伤害，有益于生态系统的平衡。
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对“三农”的扶助效应。比如在崇明的模式中，孙杨欢就告诉记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是“社区支持农业”的精髓。“初步设想中，农民以承包地和闲置农房入股合作社，获取租金；优先雇用村民种植增加其务工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就近务工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资助了所在地的农户，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开启，对于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都是如此。
卖的不是菜，是健康
“可能由于现在市面上卖有机蔬菜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只联想到了这层很商业化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再成为另外一家有机蔬菜商家，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卖蔬菜的，我们是在推广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对于自己的绿色健康方式，也包括对于农民的扶持和帮助。”孙杨欢强调说，应该要让绿色互助的生活方式成为市民的精神追求，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助。
比如，CSA模式更多地强调了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一些在城里念书或者工作的人开始选择回到乡间务农，重新体会那种双脚插在稻田里的快乐和邻里间相互协作的充实。而开放式的体验日程、安排亲子活动等，更是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大部分CSA为顾客提供多种季节性的蔬菜，让城市居民与农民直接见面，从而建立起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关系。石嫣在博客上持续更新的数十期简报中，参与人士珍惜自然、喜悦耕耘的“真情告白”俯拾皆是，不仅除却了不安全感，幸福感也荡漾其中。
当然，从西方搬回来的CSA模式在中国也有会“水土不服”的症状。CSA模式跟国内绿色农业并不相同，它更多强调的是消费者和农民共同分担风险和收益。也就是说，消费者如果要预订蔬菜，必须在春天什么还没种之前，就把这一年的蔬菜钱交给农民，将来收成多少，就获得多少。“国外CSA一般不承诺份额、产出，他们鼓励社员参与管理，并可以以劳动抵消部分入会费。”石嫣说，但在中国就得作出变化，关键还在于“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在中国就要承诺份额、产出，否则他们会抱怨，出了钱最后却没得到什么。
所以，孙杨欢他们也在预防着这种抱怨，虽然“社员和合作社签订了协议，意味着彼此信任，愿意承担气候变数带来的风险；但是条款也设置带有机动性的内容，如果因不可抗力或人工操作疏忽造成产量短缺，合作社哪怕去有机农场自掏腰包采购蔬菜，也会补上，保证全年不低于300斤的供应”。
探索解决“三农”问题
尽管有条款的保障，但是预付费的问题还是决定了CSA受众只能是一部分中产阶层，因为一下子预付一年的蔬菜费用，还要承担风险，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据已有几年运作经验的百欧欢农场负责人介绍，曾有会员在尝试这种模式后，感到不能接受而退出的。但坚持下来的会员都非常赞同这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理念。
此外，CSA模式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因为生产过程都是非常原始的，甚至是小规模的种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靠天吃饭。还有，一周一次的配送周期，让蔬菜的保鲜成为问题。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认证问题，普通农户或村庄都无力支付认证费，没有认证就难以进入主流销售渠道。而且，初创期，这些组织的盈利都不轻松。
“虽然困难有很多，但我相信近几年CSA模式在中国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因为‘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必须有个机制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而CSA模式恰好提供了这一思路。”石嫣在采访最后说。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思路正在积极的探索中。在成都，当地的“河流研究会”（NGO）为了保护当地的饮用水水源，召集一村庄的几户农民进行有机种植，实行“配送”，目前约有7户会员。广东、大连等地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做“配送”，虽然“配送”与CSA还是有本质区别的（CSA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共担风险，预付费用），但毕竟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尝试。
作为上海CSA的重镇，青蓝耕读合作社正在对其房舍进行最后的装修，一旦工程完毕，他们所期待的是形成一种中华传统耕读文化氛围。届时，他们将定期组织社员之间的交流活动，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名人举行讲座，还会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艺术展览和交流，孩子们在寒暑假也可以前来研习传统文化。另外，还将发动村民拿出自己的农产品或者特色物品放到公益市集，由社员们进行竞价购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发起社员之间的公益拍卖，所得收入用于帮助村里开展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