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江泰和国际着火:乔永锋：笑谈英雄的“无能”之能

笔者最近应邀出席一个研讨会，闲暇之余和国内几位知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在一起谈论企业管理之道，无意中大家谈起了我国的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我们惊奇的发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被描绘成自古以来少有的大英雄。奇怪的是平常老百姓看起来他们更像窝囊废，没人格魅力，无英雄气度，应算“无能”之辈，却仍能千古留名、万世流芳，为何？

大家都知道：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而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斗妖除魔的本事不但不济手下的三个徒儿，连胯下的白龙马都不如，身陷险境时，惟一能做的便是叫喊“徒儿快来救我。”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上梁山的时机恰到火候，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似乎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了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此时便可和曹、孙一决雌雄。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和这个和尚管教一般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手段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了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紧箍咒。一手硬一手软，这是老大们干大事从古到今必具的两种手段。

　　三位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等。

　　先说宋江刚刚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先利用童谣说明自己造反为上天所安排，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他的合法性。宋江想修成正果，只有两条路——要么打下东京当皇帝，要么受招安当大官。宋江一旦确定了招安的目标，就开始进行革命方针转移，那么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从“播乱”到“忠义”的蜕变，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论准备。宋江非常明白理论准备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后，推行“忠义”之说，使他掌握了主导招安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最后使招安水到渠成。

刘备知道自己一穷二白，要干出点名堂，惟一拿得出手的资本就是“汉中山王之后”这块招牌，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无数次刘备像祥林嫂那样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汉宗室身份。就因为他的刘氏血统，于西南一隅称帝，不是割据而是复兴汉室，人中之龙的诸葛亮不辅佐占据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也不投奔有东南膏腴之地的孙权，而是在刘备无立锥之地时，因三顾茅庐出山，不能不说孔明先生也看好“刘氏宗室”的潜在价值。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让观世音帮忙，可以驭使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猴子，那么唐僧取经成功后，成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为旃檀功德佛理所当然。

 他们表象虽为“无能”，实为“大智若愚”，一代枭雄；无须多言，这就是才能，这就是智慧，他们深谐领导学问，善用情绪，深得众心，各路名将甘心为其所用，个中奥妙，值得深思。笔者希望我们当代的企业家能从中有所体会，深刻理解“上兵伐谋、中兵攻心、下兵攻城”的精髓，带领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迎风破浪，再创辉煌吧！

发表于2005年3月刊《中华汽摩配》杂志“主编手记”栏目

     乔永锋（乔永峰）同志  中共党员，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为吉林省优秀毕业生。自1996年进入传媒行业10余年来，在中央及地方媒体上发表文章1500余篇，共发表文字累计达800余万字。曾担任《汽车信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信息经理、团委书记；中华全国工商联汽摩配用品业商会专职副秘书长，全国汽车配件市场联合会专职副秘书长、《中华汽摩配》杂志总编、《中国汽配报》总编、《中国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行业年度报告》主编等领导职务。

     现担任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汽车汽配用品行业联合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汽车配件用品市场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汽车行业品牌推展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汽配用品行业总评榜组委会主任、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策划推广部部长、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汽配市场》杂志总编、《中国汽配用品商报》总编等职务。

    从事汽配用品行业多年来，曾多次出席行业高层论坛（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以其睿智的眼光、独到的视角、犀利的文字、深刻的分析，积极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摇旗呐喊，为促进中国汽配流通市场的进一步规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