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光纤切割刀高度调整: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7） 第七章 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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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7） 第七章 新的使命
1949年7月至195 2年工2月，孙作宾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统战部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委妇委书记和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协助省委书记张德生负责处理省委常务工作，并主管组织和民族统战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接管和改造，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为医治战争创伤，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甘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党建政
解放了的新甘肃，如何开好头，起好步，是至关重要的。张德生和孙作宾等一班人，首先要抓的就是建好党。建好政，树立起党员和党政机关的新形象，给人民做出榜样，带领人民前进。
甘肃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组织和活动，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49年8月兰州解放的第二天，孙作宾就召集地下党员会议，充分肯定了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为甘肃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立下了不朽功绩。并鼓励全体党员在建设新甘肃的岗位上再立新功。在解放初期的几年，孙作宾协助省委、省政府主要抓了省、地、县各级的建党建政工作，选拔各级领导干部7 605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近3000人，充实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干部条件。在中共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孙作宾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就培养干部、整党建党和健全党委制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具体部署。在党的建设上，主要在城市放手吸收有觉悟的产业工人入党，扩大了党组织的工人成分。在农村首先是加强团的组织建设，积极吸收工农青年和知识青年入团，并把其中的优秀分子接收到党内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党问题，作宾强调要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开始发展党团员时，条件不可过于严格，特别是团员条件更可适当放宽。只要是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是帮助少数民族解放而自己又愿意进步的青年，就可吸收入团，并把他们中间政治思想觉悟比较高，愿意跟共产党走，承认党纲党章，并有一定代表性的先进分子接收为党员。作宾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一些人对宗教信仰的片面认识，特别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团员不能将是否放弃宗教信仰作为入团入党的条件。因为宗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不可能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消失。在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未得到相当发展，人民的觉悟未大大提高以前，宗教信仰仍将长期存在。而少数民族党员的宗教信仰，在他们入党后，经过长期教育，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是会自觉地得到解决的。实践证明，孙作宾这个颇有见地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因而也得到了西北局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作宾强调要搞好党的建设，首先要搞好党的团结。他说，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党的团结，而且要把党的团结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和党的团结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要求在党员干部之间，在党与非党干部之间，在新老干部之间，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都要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团结进步，共同提高。如果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搞不好，主要检查党员责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搞不好，主要检查外来干部责任；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搞不好，主要检查汉族干部责任。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进步。只要干部的团结搞好了，就可以为群众树立团结的好榜样。因此，作宾提出整党首先从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做起，由上而下，逐级检查，逐级整顿。而且要走群众路线，开门整党，充分听取党外同志的批评和意见。经过这次整党，不仅把党员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一步，加强了党内团结；而且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到处出现了“回藏蒙汉是一家，不分你我不分他，各族人民团结紧，荒地也能开鲜花”的喜人景象。
在民主建政工作中，作宾协助省委、省政府除做好77个县市的政权建设外，主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和各族人民的意愿，在民族杂居地区，通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相当县一级的东乡、夏河、卓尼、天祝、肃北等五个自治区，相当区一级的武坪自治区和相当乡一级的保安、坪牙等四个自治乡，实现了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管理自己的事情，使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关系得到迅速发展。正如孙作宾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东乡族自治区，解放前反动统治者为了“分而治之”，把东乡分别划归临夏、永靖、宁定、和政四个县管辖，使东乡地区成了“土匪窝子”。而成立自治区后，东乡人民不仅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安居乐业，而且土匪绝迹，连小偷也没有了，被称为“夜不闭户”之乡。事实证明，实行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政策。据此，作宾又进一步向省委提出，建议再成立几个专区一级的民族自治区，如临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区等。以后这几个自治区都陆续成立了。当时有人风趣地说，孙作宾由“甘肃通”变成了“民族通”。
参加土地改革
甘肃省从l 951年9月开始到195 2年6月，基本完成了3109个乡(不包括庆阳地区已土改的280个乡)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全省共分给农民土地1217万亩。其中贫雇农人均分得土地二至三亩左右，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进行土改中，作宾不仅协助省委领导了土改，而且直接参加了临夏地区的土改试点。特别在放手发动群众，贯彻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等方面，临夏地区做出了成绩，取得了经验，对全省土改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指导作用。在放手发动群众中，作宾发现一些同志有简单急躁情绪，认为要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要怕“过火”。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对地主、富农“打几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作宾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多年来，党内怕右的人多，怕“左”的人少，总认为 “左”比右好，其实防“左”比防右更重要。群众起来了，对地主、富农“打几下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但作为土改工作组干部，绝不能将自己的水平降低到普通农民的水平。走路要防跌，赶车怕离辙。我们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要放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一切违反政策的错误之手，都不能放。作宾的观点，旗帜鲜明，有理有节，既给土改干部敲了警钟，也指明了方向。因而在临夏地区土改中很少有强迫命令的打人现象发生。同时，他们根据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同特点，充分运用民族形式发动群众。这就是习仲勋指示的“先做好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因为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是把本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都看作是自己的代表，甚至视为“神圣”。我们首先争取上层赞助土改，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取群众顺利土改。不争取上层，就不可能有效地取得接近以至发动群众的便利。在划订或斗争回民地主时，也主要由当地土生土长的回民干部领导，以回民群众为主来进行，以免地主阶级借口挑拨民族关系。遇有群众提到历史上的民族仇杀问题时，主要引导群众“挖仇根”，把仇恨集中在回汉农民的共同敌人一一反动统治者和地主阶级身上，不记兄弟民族仇恨。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作宾还特别强调，要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为有些汉族干部认为风俗习惯是生活小节，甚至把一些积极分子脱离群众，改变风俗习惯的错误行为也当成进步表现。对此，临夏地区十分注意。在没收地主财物时，对有关宗教器具一律不没收。在分配斗争果实时，回民地主的房屋，一般分给回民居住，免生民族纠葛。作宾又进一步教育干部说，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尊重民族的平等权利。因为少数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都和宗教习惯相联系，许多宗教习惯也成为民族习惯。我们尊重一个民族，就要尊重这个民族的思想信仰和风俗习惯，如果不尊重其思想信仰和风俗习惯，就等于不尊重这个民族，就必然会伤害民族感情，妨碍宗教信仰自由。这不仅是民族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作宾还批评一些人患有左派幼稚病，他们把宗教信仰同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企图在消灭封建制度的同时消灭宗教信仰。这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完全是政治无知的表现。当这些问题刚一露头时，作宾就及时进行了坚决纠正，没有发生大的偏差。但在处理回族宗教土地问题时，由于对清真寺、拱北、道堂的土地作了“一般不予征收”的原则规定，这样在实际执行中就出现了“不征收、征收一部分或征收大部分”等三种不同的情况，引起了不必要的猜疑和误解，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个问题引起了省委的重视，经作宾和德生提出并经西北局同意，在土改复查时，明确宣布：对清真寺、拱北、道堂、喇嘛庙的土地一律不动。已经征收的予以退补。生活上有困难的予以照顾。并组织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参加土改复查，落实政策，宣传政策，从而消除了误解，促进了民族团结。
平叛的经验教训
从l 949年11月到195 2年5月，在甘肃回族聚居区的临夏、平凉、西吉、皋兰和藏区的阿木去乎等地，先后都
发生了武装叛乱，其中最严重的波及四五个县，被裹胁和受害群众达二三十万人。当时主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孙作宾，不仅协助省委主持处理了这些事件，而且多次亲临叛乱地区，深入调查，精心指导，积极而又慎重地平息了这些叛乱，争取了民族上层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打击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加强了民族团结。
这几次叛乱，都有血的教训。作宾深入叛乱地区，通过调查访问，同当地党委、干部、群众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反复座谈讨论，认真研究，认为这些地区叛乱之所以发生，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匪特利用我们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中的缺点错误，而挑拨煽动起来的带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武装叛乱。有的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有的还披着宗教外衣。由于这些叛乱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在处理上都慎之又慎。事无大小，都是由省委请示西北局和中央同意以后才行动的。由于这些叛乱都是由特务、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武装叛乱，因此，中央和西北局平息这些叛乱的方针，都是在坚持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只有在政治争取无效或不施军事压力就不可能开展政治争取的情况下，才实行军事清剿。但在军事清剿之后，仍然坚持政治争取。当时孙作宾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先劝后打，劝中有打，打后再劝”。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是相辅相成的。军事准备是为政治争取作后盾的，只有配合得宜，才能取胜。任何片面的作法，都会犯错误。孙作宾关于西吉叛乱事件的报告中说，叛乱发生后，为了打击匪特的嚣张气焰，有利于争取群众，孤立反革命分子，西北军区和省委决定，以军事清剿为主，配合政治争取。但因我军未及时出击，致使匪势扩大，损失惨重。后来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匪特一部被歼，大部溃散。在这种情况下，又及时决定，以政治争取为主，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从宽处理。平凉地委、专员公署也明令宣布：凡被骗为匪者，只要回家生产，一律不究既往，不戴土匪帽子；家属生产和生活有困难者，同样给予救济和照顾。这样以来，部分匪首纷纷投诚，绝大多数被骗群众回家生产。但匪首司令马国瑗等并未归降，人心仍不安定。“匪首不擒，祸乱不止”。这是当时群众最大的忧虑。为此，孙作宾和马震武、马忠武、马继武等宗教上层人士商定，由马震武以教主身分向马国瑗等发出“叛乱即叛教”，“谁不脱离叛乱，我即与之脱离两世关系”的口唤，劝其迷途知返。特别是仲勋当面给作宾与马震武讲清了对叛乱的民族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那怕他昨天还拿枪和我们对抗，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的“来降免死”政策以后，作宾与马震武迅即孤身闯入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乱始告平息。
孙作宾在总结平息几次叛乱的经验教训时说，民族地区的叛乱，一般都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有一定联系。因此，不能把民族地区的叛乱当作一般土匪问题或一般反革命叛乱去处理。而应主要当作民族问题去处理。必要时就是要通过特殊人物来解决问题。如藏区阿木去乎事件和回区西吉事件，都是通过回藏上层代表人物马震武和黄正清以“慰问团”等方式做了大量说服争取工作之后，才和平解决的。这个作用，决不能低估。至于在具体处理中，则主要是把民族宗教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区别开来。对民族宗教问题，坚持用民族宗教政策解决；对反革命问题，特别是外来反革命分子则用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解决。而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当地民族上层分子坚持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的政策，尽量扩大团结面，把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尽量争取团结过来。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阻力，增加助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外来反革命分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次叛乱平息了，并不等于民族问题也就解决了。孙作宾特别强调要做好善后工作，彻底检查和纠正我们工作的中缺点和错误。他特别要求由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重点检查和纠正在汉族干部中存在的歧视少数民族，不尊重甚至粗暴干涉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大汉族主义思想。只有充分信任和依靠少数民族干部，才能真正做好民族工作。否则，挨了一拳，不得一诀，给匪特留下可乘之隙，还可能复发新的叛乱。这个血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很有用”的报告遭遇
195 2年1 2月初，孙作宾在北京向中央统战部口头汇报了甘肃的民族统战工作。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认为作宾的汇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情况，有分析，对其他地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很有借鉴，要求作宾加以整理，写出书面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孙作宾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安子文阅后，由杨尚昆用“加急”电报于195 3年1月2日发给省以上各级党委。当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看了孙作宾的报告后称赞不已，认为作
宾对民族统战工作有研究，有见地，写了一个好报告。
198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给孙作宾写信说：“你写的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我看时隔30年，至今仍
有现实意义。我把它转给宋平同志，请他参考。”孙作宾从1931年至195 2年，在甘肃陆续工作了20多年。早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就和甘肃上层人士邓宝珊、周祥初、蒋云台、任谦等有统战关系；对甘肃的回、藏、蒙等少
数民族，曾多次组织专人调查研究，有的写了专题材料，有的经集体研究讨论后还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动员地下党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发展了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培养和选拔了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顺利地开展了地下党的工作。甘肃解放后，他又联系实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全省少数民族工作，多次发表研究论文。他深感甘肃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且也是历史上民族仇杀比较突出的地区。不仅回汉仇杀、回藏仇杀，而且各民族内部也屡有仇杀。所以作宾报告中形象地说，民族问题在甘肃就像一把锁子，而党的民族政策正是解开这把锁子的钥匙。西吉和阿木去乎等地叛乱的和平解决证明了这一点，全省几十起类似甘加 (甘肃夏河)和甲吾(青海同仁)两个部落械斗几十年的草山纠纷，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调解下，一一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甘肃工作，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不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就一定会出乱子，犯错误。这是作宾在甘肃多年工作的深切体会，也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今天，作宾对屡屡来看望他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仍然希望他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把钥匙，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活。
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批转孙作宾这个“很有用”的报告，在195 7年12月至1958年2月的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竟有人臆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毛泽东批示的“很有用”是“反面意思”，“是整孙作宾有用”。于是长达70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他们把孙作宾报告中讲的每个问题、每句话都反其意而用之。一个“很有用”的报告竟然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把报告中强调的“民族特点”说成是鼓吹“地方民族主义”，把“做好统战工作”说成是搞“阶级投降”，把 “团结民主人士”说成是“不要阶级斗争”，等等。当时孙作宾虽早已调离甘肃，但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把甘肃几个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后，竟说孙作宾“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奠基人和总后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时孙作宾自信“我的报告没有错”。他义正词严地对批判他的人说：“你们有你们的理解，我也有我的理解。我的报告，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有不够确切之处，但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是用中央文件发给各级党委的，绝无反意，更无整人之意!”历史的迷误，让人们迷误了历史。共产党员和党的会议，对党中央文件完全从“反面意思”来理解，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是“左”的思潮对党性和党的组织原则的扭曲，可悲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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