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有个技师马钧:孔子绝非“教师之祖”，更非“人民教育家”

                而是人民死敌兼略说毛泽东论教育　　

                            探索者　　

      内容目录：一、孔子绝非是“教师之祖”　　

                二、孔子绝非是人民教育家，而是人民的死敌　　

                三、孔子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扼杀人才，师德极坏　　

                四、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疑，是个骗局　　

                五、略谈毛泽东论教育　　

一、孔子绝非是“教师之祖”　　

子曰：“吾十五志于学，……”（《论语·为政·2·4》）　　

秋，郯（tán）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hào）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jū）鸠氏，司马也。鸤（sh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gǔ）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zhuān）顼（xū）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史记·孔子世家》）　　

甘罗曰：“夫项橐（tuó）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战国策·秦策五》）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 ……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宏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列传》）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曰：“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qí）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庄子·养生主》）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庄子·庚桑楚》）　　

鲁有兀（wù）者王骀（tái），从之者与仲尼相若。(《庄子·德充符》)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庄子·庚桑楚》)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kuí）、靖叔。（《吕氏春秋·当染》）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离谓》）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论衡·讲瑞》）　　

孔子自称自“十五”岁，开始立志于“学”。因孔子“少也贱”（《论语·子罕·9·6》），肯定没有资格入官办的奴隶主贵族子弟“官学”学习的机会，只能入私人办的“私学”或者自学，但绝不会完全靠自学成材。孔子都曾向哪些人求学过，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如何，现仅有些片段资料可以考查，但就由这些片断资料已足可以说明问题。显而易见，这些孔子从学过的“私人讲学”者的“私人讲学”就皆早于孔子的“私人讲学”，岂有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始？！岂有孔子是“私人讲学之祖”之实？！称孔子的“私人讲学”是“私人讲学之始”，称孔子是“私人讲学之祖”，不符合历史事实。它不仅推后了“私人讲学”的历史进程，也是认错了庙门，拜错了祖宗！　　

郯子用远古传说向鲁大夫叔孙昭子解释官职名称的历史变迁，孔子听说后大为钦佩，曾“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是一个重要信息：由孔子求学于郯子之后，说他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来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经是在孔子很久很久，甚至数代人之前的事情了。“学在四夷”，是“天子失官”，流落民间，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结果。以至于“学在四夷”的悠久历史，而使世人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天子失官”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在“四夷”之“学”，当然不是靠“官”，而是靠“私人”传授了。这也就是说早在孔子很久很久之前，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民间就出现了私人讲学、私人授受学问的现象。这说明开创“私人讲学”的事与孔子无关。“私人讲学”既是“学在四夷”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学在四夷”的发展。“私人讲学”之始，也是在孔子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显然，“私人讲学”之始，与孔子没有丝毫关系。孔子之讲学并非是“私人讲学”之始，当然孔子也就并非是“私人讲学”之始者。称孔子讲学是“私人讲学”之始，孔子是“私人讲学”之始者，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犹秃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所谓孔子“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完全是在说谎，胡说八道！扯屌蛋！其实说孔子“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这句话本身就荒谬，不合逻辑！它不仅颠倒了本末，也颠倒了因果！“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是开启了“学术下移”，并非是“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那么大的一大堆专家学者权威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其眼瞎！心死！《左传·昭公十七年》上白纸黑字写得说得清清楚楚：“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其还在胡说八道欺骗人！真让笔者为其汗颜！　　

是什么打破了“学在官府”，而使“学在四夷”？这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是：“天子失官”。因为“天子失官”，造成“学在四夷”，从而打破“学在官府”。对此，孔子也表示“犹信”。并非是“私人讲学”，打破“学在官府”，造成“学术下移”，“学在四夷”，更非是孔子的“私人讲学”，打破“学在官府”，造成“学术下移”，“学在四夷”。　　

再则，既然说孔子的私人讲学“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早就有“学术下移”，而这早就有的“学术下移”，其本身必然是来自于早就有的“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这就更使孔子“私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成为谬论！没有“天子失官”，失官官员流落民间，就没有“学术下移”，“学在四夷”；没有“学术下移”，“学在四夷”，也就没有“私人讲学”；没有“私人讲学”，也就没有“学在官府”的打破。首先是“天子失官”，失官官员流落民间，致使学术流落民间，造成“学术下移”，“学在四夷”。这也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而“学在四夷”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从而催生了“私人讲学”的新生事物。“私人讲学”是“学在四夷”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的结果，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学在四夷”和打破“学在官府”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少也贱”的孔子，在“学在官府”的时代，没有机会“学”，其“学”只有在“学在四夷”，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出现了“私人讲学”之后的时代，才有可能。孔子的“学”，不可能来自于“学在官府”的“官学”，只能来自于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在四夷”的“私人讲学”的“私学”。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没有“学术下移”，“私人讲学”，孔子何以得“学”？没有打破“学在官府”，“学术下移”，孔子“私人讲学”何以得行？孔子的“学”之所以可得，孔子的“私人讲学”之所以可行，就是得益于早已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术下移”，“四夷”有“学”，“私人讲学”遍是的社会条件。不仅孔子的“私学讲学”，是得益于早已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术下移”，“四夷”有“学”，“私人讲学”遍是的社会条件；孔子的“学”，也是得益于打破“学在官府”之后，“学术下移”，“四夷”有“学”，“私人讲学”遍是的社会条件。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19·22》）　　

孔子之“学”，就是来自于那些的流落于民间的大小“逸民”、“遗民”的“私人讲学”。而且这样的“私人讲学”者，人数众多，到处都有，大小优劣，参差不齐。此文，就完全戳穿了所谓孔子“私人讲学的创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的谎言！　　

《论语·述而·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八佾·3·14》：“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先进·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是一个死守传统的人。在“学在官府”的时代，孔子无处可“学”，甚至于让“少也贱”的孔子变成“少也贵”的孔子，有机会在“官学”中“学”，他也不会也不敢与“学在官府”的传统叫板，而去“创立”“私人讲学”，当然他也不会放弃“官学”的优厚俸禄，而宁要“私学”的微薄“束脩（xiù）”，更不可能因孔子创办了一个“私人讲学”，就把周王朝“学在官府”的传统打破了！这也太过高地估计了孔子的能量！而太过低地估计周王朝的力量了！太低估鲁国的力量了！周王朝不是纸糊的！鲁国也不是纸糊的！注意：“学在官府”，也是“周礼”！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这不仅说明孔子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出口成章，鼓弦皆乐”的天才，“十日不进”，笨得亦倒可以，与常人没有多大差异，也说明孔子的鼓琴技艺是向襄子学习的。据崔述考证孔子“学琴当在少年时”（《沫泗考信录·卷二》），时孔子必还没办“私学”，也还不可能办学。襄子就是孔子的在其“私人讲学”前的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的一个“私人讲学”者。由此看来，在孔子少年时，“私人讲学”早已成为风气！　　

“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此事，在《淮南子·说林》、《史记·甘茂列传》、《新序·杂事》、《论衡·实知》等都有相同的记载。《淮南子·说林》注：“项橐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孟苏夔、靖叔，笔者还不得而知。老子姓李，名聃，是东周时楚国的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巢云居《太上老君传》说其出生地是今安徽省涡阳县），曾在东周王朝中担任过掌管图书史料的官职。老子“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孔子曾不辞千里迢迢，由鲁（今山东省曲阜）到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向他学习“礼乐”。老子是个“私人”讲学者，从其学者很多。其中，孔子就是一个。后来，孔子在对其弟子讲述他对老子的印象时，敬赞老子“犹龙邪！”像“龙”一样神不可测！　　

在历史上，孔子是以“知礼乐”著称，但由“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看，孔子在去周洛邑向老子求学之前，还没有“通礼乐之原”，“礼乐之原”还独在老子之处。孔子“通礼乐之原”是在他去周洛邑向老子求学之后的事。由“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看，孔子确实到了周洛邑并向老子求学了礼乐。由“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看，孔子在周洛邑对老子的求学很成功，成绩很大。由孔子敬赞老子“犹龙邪”看，孔子认为老子作为其师是完全合格的。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老子在洛邑从开始“私人讲学”到消息传到鲁曲阜，也得需要些时日。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仲尼……见于郯子而学之”、“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是私教于孔子，还是官教于孔子？孔子是私学于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还是官学于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毫无疑问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是私教于孔子，孔子是私学于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故从事于“私人讲学”在孔子从事“私人讲学”之前而做过孔子的老师者至少就有襄子、郯子、项橐、老聃、孟苏夔、靖叔等等，而他们还不是开私人讲学之风者，在他们之前，还有许多。但他们的“私人讲学”至少都要比孔子的“私人讲学”早，他们的“私人讲学”的存在，也就完全否定了孔子开创“私人讲学”，是“私人讲学之始”者的神话。更何况还有比这些人办“私学”更早的人，他们才是在教育领域上“私人讲学”的开创者。“教师之祖，首开私人讲学新风”者的桂冠，无论如何是轮不到孔子头上的。　　

许多古籍的记载说明，春秋末期“私人办学”早在孔子“私人讲学”之前，就已经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如在子产执政时，郑国有个邓析就办学执教，负有盛名。邓析著《竹刑》，专门讲刑法。凡是献给他衣服、短裤者，就可以向他学“讼”。当时在他门下求学者很多。现在虽不敢说郑国邓析是“私人讲学”之祖，但他专门从事有赏讲刑法，教人“讼”，很可能是一个开律师之风先河的鼻祖。　　

就以上诸人而论，其中子产生卒之年，约公元前580—前522年；老子生卒之年，大约是春秋中末期人，与孔子同时且早于孔子。而孔子的生卒之年，是公元前551—前479年。　　

孔子生时，子产二十九岁；孔子十五岁，志于学时，子产是四十四岁；子产死时，孔子是二十九岁。“邓析务难之”，私人教授“讼”，是在“子产治郑”时期，即至少是在孔子二十九岁之前。《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gèng），日有食之。’”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时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也就是说孔子三十岁时，并未“立”，不仅未“立”，甚至于三十四岁时，还在学“礼”于老聃，仍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由此，还可见老聃不仅教孔子“理论”，还带着孔子“实习”。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1·1》），原来实是老子的。钟肇鹏说：《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曰：‘孔丘，圣人（笔者：据说殷奸微子其弟微仲衍就是孔子的远祖。微子卒，由微仲衍继位。见《论语·微子·18·1》注解）之后也。……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可见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学礼当在此年。此时，孔子三十四岁。因《左传》记此事在昭公七年孟僖子病时，连带叙述了他死时的话。孟僖子，《史记》中作孟厘(ｌí)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年十七，孟厘子卒”，乃误记于昭公七年。由孟僖子之言，也可知当时私人讲学和找私人求学早已经是一件很平常普遍的事情。当孔子三十四岁时，孟懿子找到孔子表示要向其学“礼”时，孔子一看自己那点“武艺”不行，才只好约孟懿子及南宫敬叔一同到周找老聃学“礼”。这就是说，孟懿子找到孔子，表示要向其学“礼”时，孔子是三十四岁。这至少说明孔子的私人讲学，至多是其三十四岁或之后的事。而此时，早有老子在周洛邑（今河南洛阳）从事私人讲学，且名声很大。否则在当时交通和通信相当落后和不便的情况下，在鲁（今山东曲阜）的孔子，何以会知道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洛邑有个“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的老聃正在收徒讲学？因此，说“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连鲁大夫孟僖子也送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经声名遐迩”的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完全是在说谎，胡说八道！扯屌蛋！真让笔者为其汗颜！　　

鲁昭公七年时，孔子是何情况呢？《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绖(ｄｉé)，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士也。’孔子由是退。”注意：“季氏飨士”时，孔子已经为“士”，所以“孔子与往”。而此时“孔子要绖”，“丘生而叔梁纥死”，孔子其父早死，孔子此时所“要绖”者必是其母。鲁执政大夫季武子(季孙宿)举行招待“士”的宴会，孔子竟然不知按照周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轻丧不与人乐之”，跑去参加，而被季氏的管家阳虎所奚落。由此看来，孔子很可能就是在经受这一次难堪之后才“志于学”“礼”。按照周礼，在当时国人和贵族中，男子到二十岁时，要在家庙中由父亲主持举行冠礼，才为成年人。而“士”应该是成年男子的事。孔子并非是“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十有五”，孔子还并没有“志于学”，其“志于学”是在二十岁之后。对此，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公元前533年（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十九岁，娶官丌（jī）氏女为妻，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孔子二十岁生孔鲤等，也可为其作为旁证。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还没有“志于学”“礼”。　　

由此看来，伯昏无人、邓析从事私人讲学的时间，至少都是在孔子二十九岁之前，而孟懿子找到孔子表示要求向其学“礼”时，孔子是三十四岁；而老聃从事私人讲学的时间，也至少是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前，即孟僖子死后，孟懿子及南宫敬叔找到孔子表示要向其学“礼”之前。　　

伯昏无人、邓析是私人讲学，而绝非官方讲学。这一点只要看看其学生的成员和所授的内容即可。诸如对邓析是“民之有狱者”，所教的内容是“讼”；对伯昏无人是“申徒嘉，兀者也”，所教内容诸是“游于形骸之内”等。先不说与孔子并立“私人讲学”且与孔子“相若”的鲁“兀者王骀”、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回不去”的鲁少正卯，以及“少年时”“孔子学鼓琴”的襄子和“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的项橐等，就仅由上述资料看，至少郑伯昏无人、郑邓析、襄子和老子“私人讲学”就要比孔子早得多，要说开“私人讲学”之风者，也得是他们，是他们开创了“私人讲学”的之风，而不是孔子。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鼓吹“克己复礼”，焉会有开创“私人讲学”之壮举!　　

反动统治阶级可以称孔子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等等，那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孔子的炒作和吹捧！但绝非在孔子之前，中国只有官府办学，教授贵族子弟，叫做“学在官府”，从孔子聚徒讲学开始，才有“私人讲学”。“私人讲学”绝非是孔子在教育领域上的创举。至少伯昏无人、邓析、襄子、老子等人的“私人讲学”必先于孔子，王骀、少正卯之教与其同时。只能说在“私人讲学”早已相当普遍后，孔子是一个私人讲学者，是一个私人教授尧舜—文武之道——周礼，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　　

所谓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先河”之神话，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炒作和吹捧起来的。试问如果说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先河”，那么把孔子青少年时代所从学的老师称做什么？至少他们才是“开创私学”之“先河”者。试问孔子是教师之祖，那么孔子的老师老子又称教师的什么？还有孔子之徒说孔子曾经师从过许多人，称“孔子少学无常师”，企图以孔子“无常师”来否定孔子有师！“常师”是“师”，非“常师”也是“师”。这不仅说明孔子在未立之年青少年时从师之多，也说明当时在孔子未立之年私人讲学者之众，这就更加说明“开创私人讲学”与孔子毫无关系！　　

仅由对以上事实的分析可见，开私人讲学之风者，第一人乃伯昏无人，其次乃邓析、襄子，再其次乃老子。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14·38》）　　

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孔子、孟子与“尧舜”、“文武”“八竿子也拨拉不着”，但为“圣”，还是要顺着虚造的蛛丝马迹往上爬的。好像孔子之师就是“尧舜”、“文武”。然而，子贡说孔子对“文武之道”的“学”，是由“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并非直接学自“尧舜”、“文武”；孟子说孔子是“闻而知之”。这些被孔子所“闻而知之”的“贤者”和“不贤者”皆是孔子之“师”！无论“常师”与非“常师”，皆“师”也！孔子绝不是“无师自通”者。非“常师”也是“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之“学”，在有“师”这一点上是否认不了的。孔子“无常师”，也否定不了孔子有“师”的这一个事实。韩愈也说：“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师说》）儒家不是很重视“师道尊严”，鼓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但是，为了把孔子炒作成“圣人”，他们却将孔子曾所求学过的无论是“识其大者”的“贤者”，还是“识其小者”的“不贤者”，统统“隐”、“讳”去了。甚至于就是这些人“其贤不及孔子”（同上），也是孔子之“师”。无论是他人，还是孔子本人，总不能因为叔梁纥“其贤不及孔子”，就否认叔梁纥为孔子“父”，或干脆否认孔子有“父”。更何况“贤”与“不贤”，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何以说这些人就一定“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也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同上）其实，孔子师徒是很势利眼的。鲁迅在其《出关》中说道：“‘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应该走了。’‘这为什么呢？’庚桑楚大吃一惊，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雳。‘孔丘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那么，不正是同道了吗？还走什么呢？’‘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但你究竟是他的先生呵！’‘你在我这里学了这许多年，还是这么老实，’老子笑了起来，‘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换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孔子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只字不谈其曾经向何人学或曾获得过何人的教诲，给人以他是个无师自通者的假象。　　

孟子也是此类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然而，孟子却隐瞒这段历史，而谎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8·22》）说他自己是通过其自学诸贤成材，他压根就不承认还有个授业给他的“子思之门人”。由此可见孟子之“势利”。“受业”予孟子的“子思门人”有姓有名，姓氏名谁，何许人也？孟子应该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却避而不谈，惟恐降低自己的身价。这与儒家者流所鼓吹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南辕北辙。儒家的两位“圣人”皆是忘恩负义的老虎式人物。对此，孔子已经是忘恩负义了，而那些把他抬到“教师鼻祖”、“至圣先师”位置上者，更把孔子抬上了绝路，不仁不义、忘恩负义的顶端！　　

其实，在此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是过“低”地估计了儒家的“圣贤”。你看，汉朝的儒家“圣贤”就不管这一套，《孔子大辞典·汉唐著述》说：为了让孔子“圣”和“神”，当然主要为了自己的“富”和“贵”，硬是否认梁纥为孔子之“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的事实，而又给孔子找了一个新“爸爸”——天神“黑帝”，说“孔子是由颜氏女感黑帝而生（见《春秋·演孔图》）。”　　

二、孔子绝非是人民教育家，而是人民的死敌　　

孔子“私人讲学”的目的是鼓吹“克己复礼为仁”，以“孝弟”“为政；做官取禄。因此其所讲授的必然也是原“官学”中的那一套。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16·13》）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17·10》）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17·9》）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3·8》）　　

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所“教”之，此乃皆是原先奴隶主贵族阶级教育、培养其子弟那一套，毫无时代特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学的是“尧舜”、“文武”之道，教的亦是“尧舜”、“文武”之道。《论语》亦只是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的残缺笔记（李贽：《焚书·童心说》）。孔子没有自己的著述，两手空空！由孔子的教育内容，决定了孔子所进行的教育是奴化教育，并非对被统治阶级的启蒙教育。因此孔子所办的“私学”，实际上是“官学”，或私办官学。孔子是一个私办官学者。　　

“不学《诗》，无以言”，换言之，学《诗》，是为言说；不学《诗》，无以言说，这样说来，无《诗》之前，人们都不会言说；有《诗》之后，不学《诗》者，也皆不会言说，而如同鸟叫。试问《诗》又是如何来者？“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不能立身；只有学“礼”，才能立身？学好《诗》、“礼”，才能成为在言行上合格的“君子”？在此，孔子所强调的“学”，是“学诗”、“学礼”，“学《诗》”，“以言”；“学礼”，“以立”，而非是学安邦救世之策或强工益农之识，即培养所谓“言语得当，举止得体”统治阶级所喜欢的庸才、奴才，并非可以济世治国的人才。孔子利用《诗》，进行“礼乐”、“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奴等化教育，以其阐述周王朝的“仁”、“礼”，激发“克己复礼为仁”的志气，提高察言观色的能力，培养结党营私和充当奴隶主贵族奴才的本领，为周王朝的政治服务，推行“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其实，孔子之“学夫《诗》”完全背离了原采诗为体察民情的本意。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汉书·艺文志》）我们今天学习《诗》是吸取其中“人民性”的一面。诸如揭露和鞭笞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露和鞭笞奴隶主贵族荒淫无耻的罪行，反映劳苦大众在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下生活的苦难和对奴隶主贵族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等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10·14》）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15·1》）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9·16》）　　

孔子不知耕稼工商，兵战，也不教耕稼工商，兵战，更反对学生学、从事耕稼工商、兵战，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教科学技术知识了。孔子所教授主要就是两者：其一，周礼，“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其二，祭祀，“事鬼神”“不敢不勉”也。其实祭祀也是周礼的一部分，统而言之，就是周礼，岂有它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1》）　　

这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发生，没发生“喜怒哀乐”，即无“喜怒哀乐”，或未展现于外，称之为“中”；发生了“喜怒哀乐”，但其“皆中节”，“节”，节制，其皆处于节制之中，称之为“和”。处于何节制之中？《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论语·学而·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由此可知，这个节制就是“礼”，“所以制中”者“礼”也。《中庸·28》：“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这个“礼”就是“周礼”。这也就是说，所发生的“喜怒哀乐”，泛指行为思想、感情，倘若皆处于周礼的节制之中，符合于周礼，就称之为“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的宏“大”之“本”；“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达”，通达。“天下之达道”，亦即“天下中正之道理”——“中庸之道”。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达到。达“致”“中和”，“天地”“位”正，“万物”“育”发。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天赋者，称之为“性”；统“率”“性”者，称之为“道”；“修”行“道”者，称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恐惧乎其所不闻”者。“莫见隐乎，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尽管事物有“隐”者，但却必“见”，没有“隐乎”不“见”者；有“微”者，但却必“显”，没有“微乎”不“显”者。因此“君子慎其独也”。综上所述，说：诸如“天”赋与人的“喜怒哀乐”谓之“性”，统“率”“性”者，诸如统率“喜怒哀乐”者的周礼，谓之“道”；“修”行“道”者，诸如统“率”“喜怒哀乐”者的周礼，谓之“教”。以“周礼”为“道”，以“周礼”为“教”。未发生“喜怒哀乐”谓之“中”，发生了“喜怒哀乐”，但皆节制在“周礼”之中，谓之“和”。“中”是“天下”的“大本”，“和”是“天下”的“达道”。实现天地万物的“中和”，才有天地的依旧和万物的生长。人们不可“须臾离”“道”，倘若“可离”者，那么其就“非道也”。因此“周礼”就是统率人们“喜怒哀乐”的“达道”。“周礼”就是统率人们“喜怒哀乐”的天下中正的通理——“中庸之道”。天下不能“须臾”离开“周礼”，离开了就天下大乱，万物不生！不仅如此，“周礼”还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得！因此孔子是以“周礼”为“学”，以“周礼”为“教”，以“周礼”为“道”，要求人们时时刻刻以“周礼”统率其一切“行为”（至于他孔子本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孔子之“道”，乃“周礼”也！以“周礼”为“道”；孔子之“教”，乃“周礼”也！以“周礼”为“教”，这就是孔子的“道”和“教”，岂有他哉！这与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28》）是一致的。“周礼”乃“文武之道”的具体化。因此，孔子也就是以“文武之道”为“道”，以“文武之道”为“教”。统而言之，实际上，孔子就是以那些仍然还残存在世上他已经找到的“文武之道”——奴隶主贵族专制社会的政治教条的破烂为其“道”，为其“教”，岂有他哉！　　

而伯昏无人所教，乃“洗”人“以善”，不以“执政”相傲，不以“形残”相讥，对弟子不论“执政”、“兀者”一视同仁，一扫奴隶社会的贫富贵贱势利之别，使人心目为之清新。伯昏无人不仅“私人讲学”要比孔子早得多，也是至今所知的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中就宣传平等、博爱学说，培养新人的第一人，是平等博爱新学说的创造者、鼓吹者，真是难能可贵。　　

邓析着《竹刑》，向平民讲刑法，授诉讼，教人民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首开中国律师之先河。　　

老子以“道”为教，主张“大制不割”，“无为之治”，是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中鼓吹自由民主学说而批判“仁礼”的第一人，是中国自由民主新学说的创造者，他的著述俗称《老子》，被后世尊为《道德经》，其对世界的影响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现在据西方专家统计说：“在西方，《道德经》比孔子和其它儒家哲学家的著作都更为流行。实际上，至少40种不同的英译本已经出版——为《圣经》之外译本种类最多的。”（〔美〕迈克尔·H·哈特：《千秋功罪——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人》）老子的《道德经》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产。〔英〕汉学家李若瑟在评述道家思想时说：“我们要知道，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民主的；儒家与法家是社会的、伦理的，儒家的思想形态是阳性的、有为的、僵硬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给予的。——道家激烈而彻底地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强调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接受的态度。道家推崇‘谷神’正是对儒家的打击。《论语》上不是说过吗，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道家在观察自然时所表现的阴柔含容的态度，与其柔弱退让的处世哲学，有着不可划分的关系。因此，他们也就势必要反对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15·39》）　　

因此，有人就称颂孔子主张“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此，孔子说的是“有教无类”，并非“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当时孔子的“教”并非今天我们的“教育”，孔子的“类”亦并非今天我们的“贵贱”、“贫富”、“阶级”等。　　

子曰：“自行束脩（xiù）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7》）　　

孔子招收学生是有条件的。据他自己说入他的私学的条件，必须用十束干肉或比这更贵重的物品交纳学费者。因此是否“自行束脩以上”，就是孔子是否“诲”的分“贫富”！当然对那些不能“自行束脩以上”者，孔子是“无诲焉”；拿不上学费者，就不得上其学。这是孔子“诲”在教育中分“贫富”——有“贫富”。在当时能付以“束脩”作学费者是不多的。春秋时期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民无故不食珍（鱼）”（《礼记·王制》），“庶人食菜”（《国语·鲁语》）。周孝王时的曶（hū）鼎铭文记载：“我（曶）既卖(赎)汝五夫（奴隶）效父（限的家臣）用匹马束丝。”一个叫曶的贵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就从一个叫限的贵族那里换取了五个奴隶。孔子的授教代价是很高的，绝非“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食菜者”的庶人所能拿得出的。高额的学费是反动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有效策略。绝非像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所说得那样轻巧——孔子对“凡带上一点‘束脩’的，都收为学生”！这又是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的谎言和胡说！扯屌蛋！真是逼着让笔者对其鄙视！　　

《论语·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当然孔子对“困而不学”，“斯为下矣”的“民”——奴隶，或已经争得自由的奴隶，也“无诲焉”。《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既然如此，孔子的教育就不是使人智慧、聪明，而只是使人知知识。因此他的“诲”、“学”，都是现成的，即“周礼”。无论如何看，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与现在的教育理念相悖。因此在孔子看来，天生“下愚”的“民”，根本就不可造就，不堪“诲焉”。“自行束脩以上”者，也不行。这是孔子施“诲”中分“等级”、“贵贱”。由此看来，孔子“诲”，是分“贵贱”——“诲”是有“贵贱”的。　　

实际上在孔子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众多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一些贵族、奴隶主或其子弟，至今笔者没见有“民”，奴隶者。例如其中“穷居陋巷”的“穷学生”颜回，其亦自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十亩……”（《庄子·让王》），是一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其祖先十四世任鲁，都是卿大夫，到他父亲才衰落的。“其父耘瓜，其母亲织”的曾参，则是被鲁灭亡了的鄫（zēng）国太子巫的后裔。这些人都是破落奴隶主贵族出身。所以孔子的“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克己复礼”那一套，在他们当中大有市场。他们的“穷”，是相对于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来说。其学生中一些所谓出身“卑贱”者，例如说冉雍的父亲是“贱人”，子贡“殖货”等。当时，在奴隶主贵族看来，只有当官有势的人才是高贵的，其余诸如从事农工商者，无论多么富有，都是“卑贱”的。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这里的所谓“贱”，就是“不见用”，没有当官的意思；而“鄙事”，则指技艺。之所以说冉雍父亲是“贱人”，只是说冉雍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罢了。至于子贡，他是卫国的商人，“结驷连骑”（《史记·货殖列传》），家累千金，显然是一个商业奴隶主。在当时，奴隶不是“人”，没有做“人”的资格，他们往往被称为“民”、“氓（méng）”、“萌”或“徒”等。凡能称“人”者，无论是“小人”或“贱人”者，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要比“民”高得多，是两个天地。　　

因此在孔子那里，实际上“教育”是分“贵贱”、“贫贱”、“阶级”的，并非不分“贵贱”、“贫贱”、“阶级”！毫无疑问，高额的学费是富贵者垄断教育，把贫贱者的子弟挡在学校大门之外，维持和不断加深贫富贵贱差距的法宝之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6·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5·34》）　　

孔子还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也就是三个“等级”，孔子对这三个“等级”，各“语”不同之“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既然“语”都有三个“等级”，“教育”主要是通过“语”来实现的，当然孔子的“教育”也是分“等级”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对不同的人等，实行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任用。这是孔子在教育中分“等级”。孔子的教育就是对上等人实行聪明的、治人的教育，对下等人实行愚蠢的、奴化的教育。孔子的教育是等级教育。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7·8》）　　

这种教育方法，与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否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这又是孔子在教育中的一种分“等级”。孔子对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则“复”；对于不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则不复也”，又是教育分“等级”！这是孔子在教育中按智愚的分“等级”。实际上，这是一种“天才”教育。此外，“举一隅”“以三隅反”，“举一反三”是一种类推方法。类推是一种依据特殊道理而推知特殊道理的方法。因为它以类似为推理的基础，所以它只有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虽然类推法有时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向导，但是它永远不能用来作为最后的检验。它只有引导思想的价值，而绝没有证实真理的用途。类推法只有当其推论前提和推论程序都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推论前提和推论结果之间没有质的变化。在《四书》中，它常被孔孟用作诡辩术。《论语·卫灵公·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因此，“忠恕”，即“仁”，既是孔子“举一反三”的前提，也是“举一反三”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同时孔子的“举一反三”在其家长式的教育理念下，完全是一种专断的教育方法。它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有着天壤之别。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13·40》）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12·16》）　　

在孟子看来：“君子”按其“才”，可教育的方式也可分五“等级”，并且“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当然这是对“民”或“小人”而说，可见孟子之教育亦是“等级”的，并且其“等级”还分得很细。孔孟在教育的对象、形式、方法、内容和目的上都有严格的分“等级”。根据“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智力上的“等级”，也就是社会地位上的“阶级”。　　

那么，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究竟是什么意思？问题出在哪里？　　

在孔子的言论中，“人”和“民”是有区别的。“人”是泛指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包括奴隶主、新兴地主和个体劳动者等等，而“民”则专指奴隶，甚至于对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孔子仍然称其为“民”。因此，与此相应的“诲”和“教”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在《论语》中，记孔子言“诲”者，共有五处：《论语·为政·2·17》：“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述而·7·2》：“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7·7》：“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34》：“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宪问·14·7》：“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子所说的“诲”是和“人”相联系，“诲”的对象是“人”。受“诲”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但要受其“诲”，是有条件的，诸如“自行束脩以上”，缴上十条干肉的学费。因此，孔子的“诲”相当于现在“教育”中的自愿教育或非强制性教育，是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的人进行教育。在《论语》中，记“教”者，有七处：除上处外，还有：《论语·为政·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子路·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13·30》：“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尧曰·20·2》：“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述而·7·25》：“子以为四教：文、行、忠、信。”其中前六处，是孔子所言，第七处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所教内容的概括，所以与孔子的用语有所不同。从前五处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教”是与“民”相联系的，“教”的对象是“民”。它的内容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施“教”者是“人”，而受“教”者是“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受“教”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当然，也无须“自行束脩以上”。孔子所说的“教”，是指对奴隶的教练、训练。孔子所说的“教”相当于现在的“训练”、“灌输”，属于“教育”中的非自愿教育或强制性教育。“教”与“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在当时，孔子所说的“教”与“诲”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来说，虽然强制“训练”、“灌输”，也属于“教育”的大范畴，但它毕竟与所说的一般“教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范畴。　　

其中的“有”，当时与“囿”、“域”通用，指地域；而“类”，则指族类，即氏族的区别，不是指“贵贱”、“贫富”、“阶级”差别。　　

因此，孔子的“有教无类”，其原意是说：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不断起义，诸侯国兼并战争频繁，奴隶制的氏族宗法日趋崩溃，不同氏族的贵族相互混杂，从属于不同氏族的奴隶也混杂起来了。这就使得统治者不能像原先西周时那样按氏族，而必须按地域进行统治了。　　

孔子所讲的“有教无类”与他所从事的“诲人”的“教育”活动，风马牛不相及。　　

有些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现在“教育”蕴涵有“教”、“诲”的关系，而把“教”与“诲”瞒天过海、浑水摸鱼地混同起来偷换成等同关系，从而把孔子的“有教无类”解释做孔子“教育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贫富”。这纯粹是对世人的欺骗、愚弄和对孔子的美化、圣化，是应其政治需要无耻的欺骗行径！　　

中共叛徒林彪之流，美化孔子的“有教无类”，把其吹捧成不分阶级不分贫富的所谓“全民教育”，而把孔子吹捧成“全民教育家”，竭力抹杀孔子教育的阶级性和险恶用心。其目的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学校为工农兵开门。妄图以此永远保持剥削阶级对教育阵地的垄断，把学校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复辟封建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桥头堡。在孔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全民教育”的思想。林彪之流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在于他的狂妄不已，认为他可以一手遮天，天下可任其愚弄，也在于他对历史的无知。　　

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子，绝不会对被统治阶级奴隶和其他劳苦大众实行唤醒其阶级觉悟的教育，却会主张对其进行奴化教育。在阶级社会中，根本就没什么超阶级的“全民教育”，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列宁说：“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斯大林说：“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　　

几千年来，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一直对劳苦大众实行教育垄断专制，对其不公，他们连个屁也不放，然而，一旦劳苦大众有朝一日取得政权，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学着他们的样子，在教育上也少许有所倾斜，他们就受不了了，而怨声载道，到处哭诉对其如何如何不公！但当他们重新把权力夺过去，也是照样对劳苦大众实行教育垄断专制，对其不公，也是照样连个屁不放！真不“仗义”！由此也可看出为何孔子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15·24》），而反对子贡“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5·12》）的原因！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1·6》）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8·12》）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11·24》）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8·9》）　　

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17·4》）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9·13》）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1·7》）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这是孔子的教育目的亦其招生广告，为广招生源，孔子还自吹：“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说到他那里读书三年，而仍然不得官取俸者，是很少的！这在当时，可是很诱惑人的招牌。由此可见，凡到孔子处求学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谋取官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好“先王之道”者可以做官；已做官者其进修“先王之道”可以升官进爵。“学而优则仕”，后来逐渐演变成历代封建王朝“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标准，亦是升迁官吏的标准。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首先是学会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长上，有余力才是学习文化，即奴隶主贵族宗法制度的传统典籍。甚至于学《诗》，亦是为了学习“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以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的教育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统治阶级的子弟，教育他们如何统治被统治阶级；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子弟，教育他们如何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对于统治阶级的子弟，让其学的目的是如何“爱人”，搞好内部团结；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子弟，令其学的目的是如何“易使”。孔子主张对“民”的“教”是如何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简而言之，孔子的教育就是让统治阶级如何统治好被统治阶级，令被统治阶级如何容易被统治阶级所统治的教育。　　

由孔子的教育内容、方式、目的看，孔子所进行的是天才教育，培养的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所需要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品学兼优的人才”，而是反动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才，以及对被统治的社会低层各色人等进行普遍的奴化教育，培养驯服工具、顺民。　　

对此，孔子之徒子夏说得清楚，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对其子弟的教育或其学否并不是根本，只要弟子的思想行为完全合乎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规范即可。可见孔子的行教和其弟子的为学目的，完全在于为统治阶级培养规范的官吏及奴才或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规范的官吏及奴才。一言以蔽之——“克己复礼”——复兴奴隶主贵族周王朝昔日的天堂。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2·21》）　　

孔子自己也说得清楚明白，他是以鼓吹“孝”道，为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服务的。他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们的死敌。孔子绝非是人民的教育，而是人民的死敌。　　

三、孔子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扼杀人才，师德极坏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2·5》）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19》)　　

对于“孝”，这个在当时极端重要也很明确的观念，孔子的解说也此一时，彼一时，信口开河。对孟懿子之问，孔子的回答是“无违”，孟懿子理解的“孝”就是无违父命，要绝对服从老子。父亲叫你去杀人、为盗，你亦得去，否则就是不“孝”！孔子对其问答自觉很满意而告樊迟，樊迟不理解，问“无违”“何谓也？”孔子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因此，樊迟对“孝”的理解是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孔子又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三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似乎如果没有樊迟的追问和孔子的具体回答，会给人以相当大的错觉：“孝”，就是“无违”。“无违”什么？无违父命？要绝对服从老子。父亲叫你去杀人、为盗，你亦得去，否则就是不“孝”！有了孔子后面的话才使人知道：“孝”，对父亲尽“礼”，“孝”是“周礼”的一部分。再看“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不对了！“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就是武王、周公的“善继”其父“之志”，“善述”其父“之事者也”。——其父反叛商纣王，武王、周公继而反之且取而代之。问题又回到了“无违”，无违父命？要绝对服从老子。父亲叫你去杀人、为盗，你亦得去，否则就是不“孝”！然而，这却“违”“礼”！弑君也！孔子的施“诲”如同搞“迷魂阵”！　　

孟子那就更绝了。《孟子·离娄下·8·13》：“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养生”，供养父母，“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殡葬父母，“可以当大事”。“养生者”，实者；“送死”，虚者。“孝”，只是孟子殡葬父母时隆重华贵虚伪的表面文章。由此可见，孟子在“事人”、“事鬼神”（《论语·先进·11·12》）的问题上，更重视于“事鬼神”。当然，孔子也是。《论语·泰伯·8·21》：“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6·22》）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26》）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12·3》）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15·10》）　　

孔子对樊迟的问“知”、樊迟和司马牛的问“仁”，都没有给出一个一般性的答案，对樊迟的问“知”，给出的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之答，而对子贡的问“仁”，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友其士之仁者”之答；对宰我的“仁者”之问，却给了一个“君子”之答。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11·20》）　　

践迹，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入于室：进入其家，俗称“到家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就是“践”“古”之“迹”。“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所答非所问，乃孔子之为“诲”也。　　

这不仅说明孔子学术概念、思维逻辑的混乱，也说明孔子的“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这就是“大教育家”孔子的“施诲”！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6·26》）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17·21》）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11·25》）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11·1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论语·子路·13·3》）　　

孔子在教育上霸道，不许问难。根据现在的教育心理学来看，子路之死与孔子的武断地评价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尽管据说颜渊有才而好学，但颜渊短暂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颜渊悲剧性的一生，也说明孔子的以“孝弟”为核心的“礼教”教育实是扼杀人才的教育。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论语·子罕·9·11》）　　

此语乃颜渊吹捧孔子之词，实与“令人穷经皓首，老死无用”同意。孔子之学乃玄学也，无用之学也。既然“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终生无用。注意：是“竭我才”，并非“启我才”。正确的教育，好的教育，应该越教越让学生聪明，思想开阔“启我才”。　　

《论语·公冶长·5·9》：“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尽管孔子之才学“弗如”颜渊，可是其“诲”却有绝招，“夫子”的“循循然善诱人”，“博”其“以文”，“约”其“以礼”，使其“欲罢不能”，“既竭”其“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将其“竭”得“油干灯灭”。颜渊，孔子的弟子，姓颜，名回，字渊，前521年生，前481年死（《孔子大辞典》），享年四十一岁。“三十而立”。应该说若颜渊真有才学，而又有所发挥展示的话，是可以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然而笔者至今未见。《论语·先进·11·7》：“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雍也·6·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也只是称赞其“好学”和“其心三月不违仁”，至多与他一样，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克己复礼”（《论语·颜渊·12·1》）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而邓析，前545年生，其着《竹刑》、私人授“讼”，乃是在子产执政时代的事情。子产前522年死时，邓析才二十三岁。这也就是说，邓析早在二十三岁之前，就名扬天下了。而韩非子，前279年生，前233年死，享年四十七岁，着《韩非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在当时其影响之巨大！孔子之教育不是开发人才，而是扼杀人才。此外，从颜回事件来看，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孔子的成名不是由于学识，而是由于权术。尽管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春秋战国是天下用人之际，也是人才辈出之际，然活跃在各国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的小有名气者却罕见，而佼佼者无有。这不仅说明孔子之教的无用，也说明孔子之教的误人子弟。这正是反动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手段。说到底反动统治阶级的教育目的是扼杀人才，而不是开发人才。孔子之教就特别具有这种性质。颜回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太史公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两者是一致的。既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而颜回又“好学”，能不累死！正因如此，历代反动统治才采用其教育内容和形式，并冠以“至圣先师”，树为教师的“典范”。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5·9》）　　

这是孔子嫉妒心的发泄，还是挑拨离间，还是两者兼有？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6·28》）　　

孔子做贼心虚，对弟子歇斯底里。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5·7》）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5·10》）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5·11》）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5·12》）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11·4》）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11·13》）　　

子贡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11·16》）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11·17》）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论语·先进·11·2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13·3》）　　

孔子对其弟子动辄训斥、漫骂，甚至于诅咒。孔子对弟子的不顺眼，轻则臭骂，重则诅咒。后来的旧中国的教育都是以孔子为“师”，更是轻则咒骂，重则毒打，被致残打死的学生何只千万！对此还美其曰“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这种暴政，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才被彻底废除。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旧势力的复辟，“尊孔读经”重现，这种暴政也悄然复现！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17·21》）　　

孔子当面不说，背后说弟子坏话。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14·40》）　　

孔子“以不知为知”，煞有介事，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孟子·滕文公上·5·2》：“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孔子生卒：前551-前479年；孟子生卒：前372-前289年。滕国的“宗国”是鲁国。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孟子时，“三年之丧”，不仅“滕国先君”“莫之行也”，其“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要“定为三年之丧”，滕国“父兄百官皆不欲”，岂有殷王高宗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　　

孔子把“谅阴”说成是孝子居丧时居住的房子——“凶庐”，而指守孝。据郭沫若《驳〈说儒〉》说，“谅阴”并非孝子居丧时的“凶庐”，而是一种在近代医学上称之为“不言症”的病。　　

孔子对子张之问的解说纯属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孔子不是以“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2·17》），而是以“不知为知”（同上），招摇撞骗，贻害无穷。笔者曰：“夫子！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论语·宪问·14·43》）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17·20》）　　

孔子对位卑老者原壤骂不绝口，大打出手，对位卑年轻孺悲则骄戏相加，完全是一副恶霸流氓像。孔子在弟子面前就这样肆无忌惮，也可见其已经习以为常，根深蒂固。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论语·宪问·14·44》）　　

孔子仅以“阙党童子”，“见其与先生并行”，就断言其“欲速成者”，未免太武断。孔子好否定人。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5》）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17·7》）　　

孔子言而无信，自食其言，并且直接给其弟子做了谋反的表率。以后，子路的谋反被杀与此不无关系。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sǎn），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nǎng）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墨子：《非儒下》）　　

“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鲍，则伪行以自饰。”这是对孔子的实画像。这不仅是孔子的言行准则，孔子也以此现身说法授徒。这也就是何以儒者“二丑”，“二花脸”者居多，孔儒之“学”，实为“二丑”，“二花脸”之学的一个原因。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7·8》）　　

孔子“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并非“诲人不倦”。　　

孔子焉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2·17》）、“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7·2》）、“耳顺”、“不逾矩。”（《论语·为政·2·4》）等“师道”、“师德”？焉有不“方人”（《论语·宪问·14·29》）、不“毁”（《论语·卫灵公·15·25》）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之“道德”？孔子的为“人”、为“师”之“德”差矣！孔子的“师表”差矣！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5·8》）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6·7》）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6·8》）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6·11》）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11·17》）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11·24》）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论语·先进·11·26》）　　

孔子的教育是他“克己复礼”，维护、复辟周王朝奴隶制政治目的的一部分。他企图为维护、复辟周王朝奴隶制培养一大批“志士”、“仁人”，但由此看来，他的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尽管吹乎孔子有弟子多少多少，然其学有所术者却寥寥无几，其有大志者则更少，对历史有大贡献者则无。孔子也承认：在其弟子中，甚至于他认为其最好的弟子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并且颜回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归隐陋巷）。对于其它弟子的“仁否”，孔子皆以“不知其仁也”作答，其实是搪塞，没有“仁者”。当然都不是“克己复礼为仁”，更不是“以道事君”“所谓大臣者”的材料，都只是一些“治赋”、“可使与宾客言”等，可谓“具臣”的材料。尽管这些弟子或仅“果”，或仅“达”，或仅“艺”，但孔子不计其优劣，皆向当时鲁国的当权者推荐做官，并以“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作为担保（孔子自身尚且不能自保，岂能担保弟子）。安插弟子亲信（笔者至今没见孔子推荐其弟子之外的任何人做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由此也可见孔子的政治野心之一斑。此外，由孔子竭力向季氏推荐“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又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而气急败坏地宣称求“非吾徒也”，煽动“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不仅说明孔子教育上的失败，也说明孔子并不了解其弟子，不识人和孔子对弟子的掌控以及掌控的有限。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7·6》）　　

前面孔子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称其“志”，“吾与点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后面孔子对颜渊、季路又称其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自诩“志于道”。其“志”今天莲花，明天牡丹，一时一个样，焉言“志”？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那可要“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4·5》），“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而焉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潇洒？显然，这是孔子“言不由衷”，随时随地撒谎。这也就是孔子“诲”其弟子随时随地撒谎。　　

    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11·3》）　　

这不仅是孔子对其一生行教成果的总结，也是对其所谓众多贤弟子业绩概括。其弟子中，凡其认为引以为豪者的佼佼者，完全列于此。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德行”上有何建树？宰我、子贡，在“语言”上有何建树？冉有、季路，在“政事”上有何建树？子游、子夏，在“文学”上有何建树？笔者真想能为其写点什么，为此专门逐一查阅了今儒家学者所编撰的《孔子大辞典》的“孔门弟子”部分，真是“日本人的鞋——提不起来”！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法写，并且不写要比写好，师父如此，弟子好也好不了哪里去，故只好作罢！什么“大才”，什么“贤人”，什么“贡献”，什么“功绩”，什么“影响”，统统是吹牛！欺骗！读者不信，自己查查看。并且孔子以上所列者，他们都是“同期同学”，如果孔子真有弟子“盖三千焉”，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人才高度集中”的现象！　　

四、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疑，是个骗局　　

笔者认为称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疑，很可能是一个骗局。《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说孔子至周求学于老子返鲁后，其所教授的“礼仪”更受欢迎。不仅有附近地区的人来拜师求学，还有远方来拜师求学者，弟子之众“一时超过三千”！《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只是“弟子稍益进焉”，并非“盖三千焉”。孔子“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孔子至多有两个弟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若“孔子自周反于鲁”，“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岂称“弟子稍益进焉”，乃“火爆进焉”！要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可信，但“盖三千焉”，则不可信！查查《论语》看，优劣皆算仅约有33个。如若孔子“自周返鲁”，真“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又每人至少要“自行束脩以上”，那孔子不立马“爆富”，成了爆发户！何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乃因其“至周”“问礼”于老子，“留洋镀金”受惠于老子盛名的缘故。“师”——“礼乐之原”周的老子其弟子无“盖三千焉”，弟子——鲁的孔丘其弟子焉有“盖三千焉”！注意：当时孔子的“私人讲学”属于个人家庭教育。《鲁国故城·游记攻略》：“鲁国都城略呈方形，城墙周长11771米，始建于西周初年，是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建造的。”据此，鲁国都城曲阜，按正方形计算，面积最大，为8659777.5平方米，8. 6597775平方公里。又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71页，对春秋时的鲁都曲阜进行勘察结果是：其“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为8.75平方公里。两者基本一致。按照西周制度，侯伯之城方五华里（据杨伯竣《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注），曲阜建时应为2.5平方公里，此时鲁古城已大大越制，为规定的3.5倍。并且当时尚无建高层建筑之技术。当时曲阜城巴掌大小，谁不信可以去看看，其旧城仍在，看看它一共能容纳有多少人？孔子的三千弟子，食宿在何处？孔子在哪里以及如何给这三千弟子讲课？有兴趣者可以模拟模拟看看，当在时一个孔子是否可能一个人带三千弟子？当时的曲阜岂不成了孔子的一个大课堂！鲁都岂不成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一统天下、独立王国！并且当时尚无建高层建筑之技术。再则，《中庸·9》：“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说得很清楚：在当时，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视孔子所诲那一套犹如洪水猛兽，没有愿意招惹者，哪里来的“三千”生员！岂有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尚信，然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疯话也！易白沙《孔子评议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若考虑到此，在孔子讲学“极盛”时，从孔子者那就不只“三千”，必定更多，就少算，仍算三千吧。而少正卯的本事也很大竟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从少正卯的学生，肯定不会比孔子少，也少算，算“三千”吧。只孔子、少正卯两人就一共有“六千”多学生！当时，在巴掌大小的曲阜城如何能容纳“六千”多学生！再看《论语·先进·11·26》，围绕跟随在孔子周围的弟子是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是寥寥的几个？只是寥寥几个！并且从始至终，出出进进、反反复复出场的也就是子路、子贡、颜回那几个！而且他们还是同期的同学！在《四书》中，所能找到的孔子弟子，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十个！再看，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民党利用“天下”才力物力人力所建立的黄埔军校，聘用了多少教员？而一次最多可招多少学生？因此，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孔子弟子“盖三十焉”，而不是“盖三千焉”！是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十焉。”把“盖三十焉”误或有意写成了“盖三千焉”！孔子一个人其一生也末必有弟子“盖三千焉”！其后，因孔子的那一套实在在鲁国混不下去了，才只好带着几个弟子出逃，企图在国外寻求发展。美其名曰“游说列国”，“行道救世”。离鲁后先是到卫，开始卫君对其不了解，对其“礼遇”，以后发现不是个东西,对其“监视”，孔子怕“获罪”，想逃到陈。“过匡地，被围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猜疑。”孔子求用而不得。“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魋（tuí）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今陕西华县）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六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今河南上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后卫出公欲用孔子，返卫，但仍不见用。孔子穿梭于诸侯公卿之间，奴隶主贵族称其为“木铎”（《论语·八佾·3·24》），庶民称其为“丧家狗”（《史记·孔子世家》）。在卫走投无路，后通过关系才又回到鲁。孔子那一套，在鲁之外的列国也无用。孔子在“国外”也混不下去。孔子师徒游说列国13年，屁事没干！孔子捶胸顿足地哀叹：“吾道穷矣！”（《公羊传》）“道其之不行矣夫！”（《中庸·5》）甚至于“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有谁，有几个婊子愿意师从学其“不行”之“道”！当时老师都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岂会有“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孔子曾经私人办过学，讲授过“尧舜—文武之道”，或周礼。孔子所办之学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后的私办官学。孔子的教育活动，从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到教育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挽救、复辟周王朝奴隶制服务，他力图阻碍社会历史车轮的前进，维护、挽救、复辟周王朝的奴隶制；他力图阻碍奴隶的解放，重新给已经解放了的奴隶戴上枷锁。　　

孔子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必是人民的死敌！孔子是奴隶主贵族教育家，就绝非是“人民教育家”！那些称孔子为“人民教育家”者，是在强奸民意，欺骗愚弄人民大众！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2·24》）　　

那些“祭”祀了孔子这个“非其鬼”两千多年的人们，特别是“民”和“女子与小人”，岂不悲乎！　　

五、略谈毛泽东论教育　　

原先该章写到上面，也就结束了。笔者曾经把该文发表在互联网上，其中有一个读者问：“中华浩荡5000年，还有谁提出的教育观点超过孔子的吗？”为此，笔者只好再说一些。首先笔者要反问一句：请这位读者说说孔子究竟都“提出”过什么“教育观点”？其实没有！“皇帝”并没穿什么“新衣”，而是“光着屁股”！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他还特别强调：《论语·述而·7·28》：“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此话，就是特别针对诸如像这位读者的人而说的。您的话，真让他汗颜！孔子若真是您的崇拜者，您为何非要让他“言行不一”而硬往他头上“栽赃”呢！也请不要“井底之蛙，不知有天”。不必说5000年，就是近100年，中国的大教育家多矣！诸如陶行知、徐特立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笔者不说，早有专著论述，内容丰富，笔者精力有限，不能全面介绍，请该读者自己去看。现在笔者手边有一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的很薄的小册子《毛主席论教育》。笔者就以此“借花献佛”！其全文不多，全抄如下，以答这位读者并与其他读者共飨。其实，这本小册子所编辑的内容并不全面，也是挂一漏百，很多都没编上。但就仅这些，也会足以让孔子“望洋兴叹”而自惭乃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13·20》）　　

一九二七年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夺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末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校。……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还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九二九年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一九三六年　　

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七年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九三九年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模范青年发奖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新中华报》）　　

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的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给抗大的题词，一九三九年）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为安吳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一九三九十月）　　

一九四〇年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九四一年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戒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创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践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的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　　

一九四三年　　

一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一九四四年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班。（《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四五年　　

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五二年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笔者加）　　

一九五三年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　　

祝贺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对青年团工作方向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五七年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小学校附设初中班，这种办法还是好办法，先进经验。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将来毕业以后，好回家生产。　　

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　　

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纪要，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你们身上。（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笔者加）　　

一九五八年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性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　　

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　　

现在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六一年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这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一九六四年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点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正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反面的）都要发。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有些连举人都没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近农民和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一九六五年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样楼里教吗？（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六年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与毛远新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二月）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极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想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给林彪同志的信，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改革旧教育制度，改革旧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 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编者注：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学三八作风（编者注：毛主席把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摘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摘自《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要斗私，批修。（摘自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八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讲话，一九六八年年七月十二日）（笔者加）　　

在1949年之前，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文盲，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全面落后。这是谁的罪过？这都是中国儒教和封建统治阶级千百年来政治统治和文化垄断专制造成的。1949年之后，毛泽东指示在全国各地迅速建立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学校（包括夜校），对绝大部分文盲进行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这样，毛泽东只用了二十几年，就扫除了绝大部分文盲。他让文化教育从只有极其少数人所能享受的贵族教育变成国家普遍的义务教育，把文化教育从封建统治者奴化人民的工具变成人民自我解放的武器。他使绝大部分文盲识字了，学习效率得到飞速提高，使他们能迅速、高效、大量地获取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能迅速、高效、大量地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复兴来说，是具有长远的和决定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不仅没有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发展、复兴、强大，也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普及、繁荣和发展!　　

对此，孔子更只能是恨之入骨，咬牙切齿！然而却“望尘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孔子乃“二丑”、糟糠之辈，岂有什么“德”、“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