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类三国游戏:历史的真相需要告诉人民:《百年潮》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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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需要告诉人民:《百年潮》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 [历史与人物]

2009-11-08

分类: 历史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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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05日08:06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发出孙兴盛写的《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上)》和《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下)》。因文前特别有声明“《百年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原文查看也方便,就不转发了。

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上)》主要内容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孙兴盛和宋文郁1980年1月10日开始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过程,他们采访后写出访问记《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副题为“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回忆爸爸刘少奇”,全文1.5万字。发表在1980年4月11日,新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期,封面是一棵傲然挺立的青松。4月15日,《工人日报》用一个半的版面全文转载。但本来的计划是由由少奇同志的子女来写回忆父亲的文章,也已写出,有4万来字,并由源源定名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准备在《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3期发表,并下决心给足篇幅!但因文章中有“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在终审时“请示了华国锋主席。华主席认为这样的文章还是缓发为宜,要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是把文章中少奇同志挨斗的残酷场面和去世时白发一尺多长的情景删去,还是可以发表的。”于是才改为用记者的访问记《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代替。

1980年12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为了配合公审,中央决定全文发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并考虑到少奇同志是 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交由《工人日报》发表。当时刘源向本文作者表示:“为了尊重贵刊和你们编辑记者付出的劳动,我已告诉《工人日报》,在全文发表时,一定要注明本文是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孙兴盛说:“我们也表示,只要能全文发表,至于是由《中国青年》发,还是由《工人日报》发,都是一样的。少奇同志讲得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心愿,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如今终于实现了!”

《百年潮》的编者说:本刊今年第7期发表了孙兴盛同志的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引起较大社会反晌,一些报刊予以转载。作者提出,该文虽然已经交代了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过程,但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十分可惜。有鉴如此,我们请作者写出续篇,在本期发表,以飨读者。

这个续篇就是《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下)》,包含“两位伟人的分歧”,指出“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随后是在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王光美还明确表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及至文化大革命,“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孙兴盛的文章说:“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 ‘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因此孙兴盛说:“人们都以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我相信他的感受是真实的,而后有“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和“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等显示大度宽容的举动,也就能够理解。

不过如果毛泽东先生真的是仍在把刘少奇先生当成自己的同志,刘先生结局能那样惨吗?如说是毛泽东先生当时已无法控制群众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已揭露出来是事实,连普通人也看得出来,难以使人信服。

再有,文革初期派工作组,仅仅是为了“抵制极左思潮”吗?历史的真实是工作组确实在镇压主要是学生的群众,如果到现在仍对此无有自省,实在遗憾,虽然就个人遭遇而言,我也同情刘少奇先生,在治国方略上刘先生的一套更符合中国实际而毛先生是错的。

当然从文章得知派工作组是“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这比过去说法是更逼近了历史的真相,但世事如此浩繁,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所能观察记录到的,仍极其有限,需要继续发掘。而孙兴盛先生所作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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