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士风环境下范仲淹的人格品位

关键词：范仲淹  人格品位  北宋士风

作者舒仁辉，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  310036）。

范仲淹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他在当时享有极好的口碑，历代对他评价也都极高。学术界研究他的成果相当丰富，大多集中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品格探讨，直至近年仍有不少相关论文给予他充分的肯定，这是因为他树立了完美的士人榜样，对中国_000多年来的士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范仲淹与北宋前期的士风环境

参考清代顾炎武的论述，参考宋代的政治历史，北宋的士风环境和士风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神宗熙宁、元丰变法以前，是北宋士风的形成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其后是士风不断演变一直延续到整个南宋。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士风的确立阶段，而他本人则以其卓越的人格精神，对北宋良好的士风形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宋史·忠义传》评论说：“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范仲淹等人在端正士风、创造良好的士风表率方面，起到了贯穿其后宋朝的全过程。靖康之难和南宋灭亡之时忠节相望，固然和宋代注重养士、士人对国家有深厚的情感有关，但也是和北宋前期形成的士风影响有关。

北宋一改五代乱世之风，坚持以文治国的理念，崇文重教、移风易俗，重视发挥文臣的作用，以仁厚宽容著称于后世。宋朝的仁厚之风甚至连明朝朱元璋的宫女都清楚，并得到马皇后的肯定。以文治国的国策，是北宋“祖宗之法”的核心。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重文轻武，但实际的情况是重文不轻武，诸多的公主嫁与武将之后，甚至用文臣出任主帅，重视军事布局和战阵战法研究。范仲淹等文臣能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所成就，正是北宋试图用有文化的人参与军事、重视军事的策略带来的结果。据传在南宋建立后，有人从被金人掳去的徽宗那时带回信息，称太祖曾有两条规定，其一是“不杀大臣、言官”。北宋前期，士人有比较充分的言论之权，谏官、御史可以风闻言事，因言论贬官之人不少，但不会招致杀身之祸。朝廷在处理大臣之间意见不合时，往往采用公平的方式，以是非决定去留，《东都事略》（卷七三）评论仁宗处理宰相与台谏的方式时，指出：“仁宗深仁大度，与天地并举，天下是非，付之台谏，其所进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议。台谏是则黜宰相，宰相是则黜台谏。” 相对公平、宽松的士言环境下，容易出现一些直言的士人。

北宋朝廷倡导士人向学，真宗皇帝喜读书史，还亲撰《劝学文》，以“书中自有黄金屋”鼓励士人读书。范仲淹正是在其值2_岁的真宗大中祥符二年（_009年），辞别其母外出至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醴泉寺求学，3年后赴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拜师苦读，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此后科举程序不断完善，开创考试糊名制度，实行试卷誊录制度，杜绝科场作弊，废除殿试“黜落”之举。从宋太宗时开始，取士名额有很大幅度地增加，加之朝廷的倡导和鼓励，以及采取公平的考试制度，使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盛事，也成为士人改变个人命运、实现人生理想、达到报效社会的最佳捷径。在宋人的笔记和史著中，存在大量科举梦的记载，宋代的科举对士人的魅力和作用由此可见。

北宋朝廷努力把社会风气向健康的方向引导，禁止邪恶的习俗如杀人祭鬼、蓄造蛊毒、传习妖教，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宋之教化有足观者矣”[1]。范仲淹在其《四民诗》中论述前代士风时说：“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他对士风的理解和北宋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北宋的教化对士人影响深远，他们以儒学精神为立身处世之本，出现大批正直廉洁、忠于职守、精通儒学和实务的干才。两宋300余年养士之功，在于让士人知荣知耻，士人则珍惜来之不易的功名，时刻想着为国家出力，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国为民兴利除弊，不为私利所动，很多人即使政见不同，但个人尚都保持勤俭廉洁之风。直到南宋存亡之秋，文天祥在元人面前仍以大宋状元宰相为荣耀。

范仲淹生活于北宋的真宗、仁宗时期，“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2]。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对矫正士风作出了表率作用，以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崇儒向学的惜才之道、正直敢言的为官践行、关注天下的人生态度、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为官不忘宗亲的高风亮节，对当时及后世的士风官风树立了标志性的榜样，深得人们的景仰和爱戴。

二、范仲淹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格精神

范仲淹是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士人，早年时就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抱负，出仕之后忠于职守，根据为官的职责和为官的地点，因时因地制宜，做出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事情，政绩卓越。在进士及第为官之初，他就把广德军的陈年积案逐一清理，快速审理判决新发案件，办事效率极高。后任泰州等地方官时，修捍海堤_50余里，使历代潮患平息，流民还家者达2600余户，当地人民为之立祠纪念，将新修大堤命名为“范公堤”。为官苏州，带领当地人民修5河，疏通太湖水，引积水入江，不到一年使旧河道得以疏通，使雨季不再有积水之患，苏州因而旱涝保收，岁产稻米700多万石。苏州是他的故乡，他还在此购地修建学舍，创立州学，延请名师传习，为明清时期苏州学风之盛开良好风气之先。

仁宗康定元年（_040年），在宋对西夏战争三川口惨败之后，他被擢用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五月，除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修筑城寨，训练士卒，招徕羌民，以守为攻，时人以“龙图老子”相称。庆历三年（_043年），西北战事平息之后，七月，他任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主持发动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对官员的政绩、才能、品德加强考核，分别进行升迁和降黜。他的为官经历，充分体现了办实事、讲效率、不浮虚、关注民众疾苦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北宋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范仲淹以其崇儒向学的惜才之道，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还鼓励他人积极向学。在他辞母到应天府书院拜师学习期间，学习的条件相当艰苦，他读书时昼夜不息，冬天读书疲惫之时甚至用冷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3]。在他居母丧期间，寓居南京应天府，知府晏殊延请他主持府学。期间，他教书有方，每次出题作赋，都自己先作，知其难易程度，明其用意，然后使生徒从中起到学习的效果。他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有很多人在科举考试和在朝廷中出名的，史载：“（晏）殊延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4]他很关心学生，孙复聪明好学但家境贫寒，家有老母，为生计奔波，范仲淹知道后赠给他钱财，并帮他在府学谋得一个职位，月俸3000文，于是孙复得以专心努力读书，后来成为一代名儒，以研治《春秋》著名于世。

将领狄青作战十分勇敢，每临敌都披发戴铜面具，出入敌阵之中，皆所向披靡，无人敢挡，范仲淹见到他后认为是良将之才，待他很好，“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5]。狄青成为一代名将，和他接受范仲淹的教诲，读了《左传》以及历代兵书，丰富军事理论修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张载年少时喜谈兵，甚至想结客取洮西之地，他21岁时以书谒见范仲淹，范仲淹根据他的器识，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6]劝他读《中庸》，张载读完此书后感到不满足，又寻访佛教、道教之书，几年后究极佛老之说，觉得没有收获，于是又反而求之《六经》，曾坐虎皮讲《易》于京师，听讲者甚多。后遇二程，讨论道学要旨，终成一代理学名儒。可以说，狄青成为良将、张载成为理学大师，都有范仲淹劝导向学的功劳。

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后，在宋仁宗的支持下，下令在全国的州县建立学校，把他在苏州建立州学的创举推广到全国，使北宋的人才培养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海陵人胡瑗（湖州乡贡进士）以经术教授吴中，也曾受到知苏州的范仲淹的推荐，以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阮逸较定旧钟律，后来胡瑗也终成一代名儒。

范仲淹坚持正直敢言的为官践行，为了朝廷、国家的利益，甚至于不惜得罪有权势的人。在他居母丧期间，冒哀上书执政，请求“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养将材，实边备，保直臣，斥佞人”[7]，从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加强边防等方面献计献策。天圣七年（_029年）十一月冬至，宋仁宋欲率百官在于会庆殿给皇太后祝寿，然后在天安殿受朝。范仲淹上奏疏指出：“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8]当时刘太后听政，推荐他的晏殊闻之大惧，事后责怪他“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范仲淹正色抗言，对他说：“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无言以对。仲淹后又给晏殊写信，申理前奏不少屈，晏殊最终表示愧谢。不久，范仲淹又上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于仁宗，遂被出为河中府通判。贬出京城以后，范仲淹仍然关注朝政。三司建言正在建太一宫和洪福等院，计须木材94000余条，请求到陕西购买，范仲淹上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9]建议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的数量，蠲免积负。这一建议得到宋仁宗的肯定，还认为范仲淹是忠诚的。

景祐三年（_036年），他针对吕夷简等人任人唯亲的行为，把京朝官晋升的详情绘成《百官图》，指出哪些是按照规定升迁的，哪些是不按资历升迁的，哪些升官是公正的，哪些是靠私人关系升迁的。后又上奏《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以西汉后期偏信外戚导致王莽篡位的历史进行讽谏，指出：“使桀、纣好谏诤，秦好仁义，隋炀帝好恭俭，岂有畏乱之祸哉！”[10]很快他被吕夷简用“越职言事、荐用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贬官饶州，有人冒着风险为他送行，以被认为是他的同党而荣。

范仲淹深怀关注天下的人生态度。他两岁而孤，其母谢氏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朱文翰，他随母入朱家名朱说。中进士为官后，他改回范姓，这表示他不忘根本，也反映科举入仕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结合北宋有人考中科举后发誓找不到早年离散的生母便不为官的情况来看，北宋的士人有着深厚的不忘根本的意识。范仲淹在关注天下生民的同时，仍不忘周济自己的宗亲。晚年，他在苏州置义庄，购买丰熟之田千余亩，选择族里年长而贤能的人掌管租米，族中每人每日给米一升，每年给绢一匹，嫁女的给钱50000文，娶妻的给钱20000文，葬者给钱30000文，使宗族90余口衣食无忧。他还兴建义庄、义宅、义学。这种做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宗族的团结互助观念加强。他平生还乐善好施，喜欢接济穷人。但他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告诫子孙要坚持节约，不要贪享富贵。次子范纯仁成婚，他坚决反对张设罗绮帷幔。他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财救济他人的乐善泛爱、敛财好施的举动，证明他具有把温暖带给天下人的高尚情操。

三、范仲淹的历史贡献和对士风的影响

范仲淹的历史贡献除了敢于直言极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外，他在对西夏的军事斗争中还总结出了一套宝贵的军事理论。他指出：“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11]结合北宋用兵的历史，分析沿边城寨和敌我双方形势，他倾向于主张坚守，反对轻举妄动，以屯兵张其军声，分彼之势，使西夏军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等待二三年之后敌自困弱，众心离叛，然后寻找机会进讨。他在知庆州时所上攻守二策，详细分析了为打通战争军势联络的通道以及在进攻的过程中，采取“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的策略，并详细分析西北战争区域的地理形势，认为长河以北未易可取[12]。他还指出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奋力战斗，可以作为汉户的藩蔽，而不可倚为正兵。可以说，范仲淹的军事理论完全符合宋夏战争的实际，作为士人的他来说的确难能可贵，也是他沉稳的性格所造成的。他的军事理论，为北宋处理宋夏关系的痼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在民生事业建设方面，范仲淹的创举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他的义田、义庄、义学，开敦睦宗族的风气，使后世人的宗族观念越来越强，影响所及不仅限于苏州的范氏。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家庭，在宋代以后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典型性的义门逐渐增多，固然与宋代政府表彰义门门闾、禁止诱人分家析产之类的导向有关，同时范仲淹在具体的措施方面给后人关心宗族、建设宗族做出了示范。他不计私利的观念，是中国古代良好士风的体现，也是北宋士风中的佼佼者。宋仁宗在位42年，与民休息，出现了一大批清廉俭朴的官员。其中范仲淹的出众之处在于，他不但能将自己的想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出来，并且完全彻底地落到实际的乐善好施、安排宗族生计的实际行动中。其忧乐观得到南宋人的高度评价，有人考察他治民、驭军、执政的施设与当初给宰相的书中阐述的兴王道、致太平之意相符，致君、谋国之略素以定于胸中，指出他“忧乐”二字乃“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13]。

范仲淹著有《易义》等研究儒家经典的文章，在弘扬儒学精神的同时并充分地付之践行。在士风的引领作用影响久远，他的那句名言家喻户晓，他个人的口碑在后世众口一词，他的言行是宋后士人学习的榜样。他和同时代的士人倡导的直言精神，为北宋的士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中国士风演变史上的时代性标志。同时代人石介在《庆历颂德诗》中称赞“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对他表示赞赏；幼年的苏轼即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很想见到范仲淹这样的伟人。元代有个生长于西域的蔡罕能熟诵他所撰的碑文，史载明朝的叶盛“生平慕范仲淹，堂寝皆设其像，志在君民，不为身计，有古大臣风”[14]，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纪昀在他的文集提要中，则用简单的一句话“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给予高度概括的评价。

最后引用范仲淹《桐庐郡严生先祠堂记》作为本文的对他的总结评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    释

[1]〔元〕脱脱、阿鲁图：《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2]〔清〕王夫之：《宋论》（卷四）。

[3]〔元〕脱脱、阿鲁图：《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〇五），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5]同注释[4]（卷一二九）。

[6]同注释[1]（卷四二七），《张载传》。

[7]同注释[4]（卷一〇六）。

[8]同注释[4]（卷一〇八）。

[9]同注释[4]（卷一〇九）。

[10]〔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1]同注释[4]（卷一二七）。

[12]〔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赵铁寒主编：《东都事略》（卷五九上），台北：温海出版社，1979年。

[1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七），《叶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