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惹狼性总裁景小西: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毛泽东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毛泽东

（一清博媒观点）

一清

12月2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主席诞辰117周年纪念日。按说，这不是一个整年，并无特别的“纪念意义”，但是基于网络舆情的“汹涌”，一清想说几句话。

一、“毛泽东热”缘何再度兴起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这个历史地位是谁也不能撼动的。所有有关他的评价，脱离了这个基础，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一文不值。因此，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未来，毛泽东是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再度热议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的历史存在与巨大影响。反对和拥护他的人，都是因为此一原因聚集在这个话题周边。

其实，所谓“反对与拥护”只是二元简单概括。毛泽东热，并不仅然，还有更多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学术研究或民生关注的延伸表达。有关毛泽东热的“民生关注”这里必须给一个定义，是指在民众有感于现实困惑及茫然时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回望与怀想。他们对毛泽东的不倦提起，更多地是将毛泽东时代所有的一些特质（如治安良好、贫富均等、干群关系融合等）性的东西与现实世相相比较，从而追问自己的权力是否守住或到底有多少丧失。这就是民众对类似“座标物”寻找的意义，他们的关注总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联系着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毛泽东，基本上就是一种“向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再度兴起的“毛泽东热”的一个解读前提。

同时，也有着包括对理想与核心价值观寻找的努力。

在经过了毛泽东理想主义价值追求时代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几十年里基本上行走在实用主义利益追求的路径之上。对后者的这个评价不存在贬损之意，毕竟中国需要发展，需要快速的赶超，因此，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选择适合的路径，这是一种合乎毛泽东实是求是原则的。但是，实用主义或曰利益追求不能丢了精神的追求，不能忽略了最大多数成员的价值实现需求体现。一个国家，或执政党，必须保证这个全民利益追求过程的公平与公正，必须通过立法保证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如果这些方面做得不够，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出参照系，这样，“毛泽东”就成了这个参照系的总“座标”。这就是新一轮毛泽东热的原因。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寻找毛泽东”并不一定是对现实的不满，更不是对现实的否定，而是一种思考，一种对某种行为甚至现实校正的冲动。一清曾在《胡锦涛时代的承前启后意义》一文中说过，目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这个特征，是我们必须好好面对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矛盾的凸显期里，各种社会矛盾纠结着，社会利益集团在各个平台背后博弈，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国家与每一位民众都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国际化深入发展后的新问题。面临着发展的新课题与新矛盾，面临着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社会矛盾突发面临着趋多的情势。这个，就是“毛泽东热”深层的社会原因了。

从毛泽东去世后几次兴起的“毛泽东热”，基本上是一面镜子，鉴照了中国的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因此，正确认识这种社会现象，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 

二、关于毛泽东的评价

这个问题既是个老话题，也是个新话题。说“老话题”是因为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是一个好的决议。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个决议与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列，可称是中共建党以来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说它是个“新话题”是因为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就没有忘记过这位新中国的开国领袖。穷人没有忘记他，富人也没有忘记他；知识分子没有忘记他，工人农民以及所有“过来人”都没有忘记他。“毛泽东”这个名字，注定要成为中国人前行路上的标杆，他的光谱所影响的现在与将来，是我们绕不开的永远话题。

1981年的中国与即将来临的2011年的中国，三十年的前后两头，哪个时候更适合于就毛泽东的评价作出更有价值的决议呢？回望一下历史，也许会自有答案。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坛变局：四人帮被捕了，“文革”结束了，小平复出了。而这一系列事件中，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给人们带来了迷茫，于是便有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继之又在全国范围里平反冤假错案，再之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等。这些激烈反复的变化，曾一度造成了思想混乱，这种混乱在中共高层尤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即如何看待建国以后的中国当代史，如何评价在毛泽东看来他一生两件重大事情之一的“文革”，而这又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当时，以邓小平为中心的中共元老们认为，有必要理清思路、总结历史，以此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才开始了《决议》稿的撰写。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文字，并一致通过。《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和出台的。应该说，这个时候所形成的“一致”文字，是经过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因为当时在“文革”中受到波折、冲击甚至迫害的当事人都在，他们所有对历史的看法都必须融在这些文字的表达中，否则他们就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历史。据有关那一段历史的记载表明，在形成任何一句话一段文字时，都有激烈的争论，甚至拍桌，可见这不是屈从于谁或者哪种权威压力的结果，是真正“一致通过”的历史文件。

这份文件，成了一份经过了时间检验的重在历史文献。

那么，这个文件怎么评价的毛泽东呢？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但是，《决议》同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给出了明确的表述。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则“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个评价，应该是不过份的。如果当时不是这么评价毛泽东，绝大多数民众是不会答应的，势必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认为，如果不这样给毛泽东以历史肯定，将会有更多的人不答应。由此看来，这个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当时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为什么能给毛泽东这样的评价？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一定有它的道理。道理在哪里呢？那就是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鲜亮的东西，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三大灵魂。所谓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所谓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要把方针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对此，《决议》作了认真的总结，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灵魂地位。

三十年过去了，《决议》像一个定海神针，任何风浪都未能掀翻共和国破浪前行的大船。 

三、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毛泽东

说《决议》像定海神针，说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超越《决议》的框架，这与是不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无关。解放思想并不是要改变思想，价值追求与追求价值是两回事。我们决不能以今天的财富价值观来评价和看待历史，臧否先人。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们应该怎样纪念新中国的开国领导毛泽东呢？什么样的方式是相对更好的方式呢？

一清认为，纪念毛泽东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因为对共和国开国领袖的纪念，这是一种国家忠诚的表现，也表明作为自然人的个体一种类宗教情感的升华。人是要知道感恩的，数典忘宗，不管他有什么样漂亮口号包装，都不可能获得世人和后人的敬重。所以，人们能自发地纪念毛泽东，这应该看成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正是因为纪念活动所附缀的崇高原素，一清对民众的纪念活动有几点建议如后——

1、要理性地表达对于开国领袖的热爱与崇敬。纪念活动要庄重、严肃、圣洁，不要有宗教式的膜拜举动，更不要将毛泽东神圣化。坚决反对神鬼化。

近年来，一些地方，特别是乡村，把毛泽东当成乡土观念中的财神或保护神，香火环绕，祭拜时口中念念有词，完全神化。如果毛泽东主席有知，一定会痛心于民众对他的这种祭奠和崇拜方式的。乡村里的这种方式虽然也表明了民众对毛泽东的超价值观的信仰，另外也曲折地表明了一种生活的状况与无奈。当然也有的是富裕了的农民“吃水不忘挖井人”式的感恩，他们用的是最高礼仪，但这种纪念的方式不值得提倡。至于一些自称为左派的知识分子主张“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方式的复原，纯属不智。之所以纪念值得纪念的人，是因为被纪念者的高尚人格和智慧力量，而这种极致的方式，除了引人联想，结果一定会招致与期望相反的东西。

2、毛泽东灵魂性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纪念的

纪念毛泽东，除了崇拜的“仪式”表达，其实还有更多另外的形式。如座谈会、主题讨论会等。还有发表文章探讨毛泽东的实践活动，讲传红色故事等，这都是“纪念”。但是，所有这些，应该抓住灵魂性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三大项。这是我们后人要继承的法宝，也是我们要真正抓住的“灵魂”。

近年来，有一些现象是值得忧虑的。一些人（包括70、80后的学者）要极力要证明“文革”发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是不值得做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有关这些内容，《决议》都有过历史性评价。“过来人”之所以是“过来人”就是他们都经历了那样的历史现实，对这些“运动”的后果有着切肤之痛，他们的经验和总结是对历史负责的。否定对“文革”的否定，就是肯定。而肯定“文革”，不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

至于有的人想通过数据证明“文革”十年里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国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污蔑，这样的文章其实大可不必做了，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文革的恶果是所有过来人都有承受过也十分清楚的，任何新的研究成果都不能改变历史的事实。想通过肯定“文革”的经济增长是如何比今天的上升比例更快，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纪念历史人物，不能导致否定今日伟大成就的结果。如果这样，就不是出于一种纯正的纪念心态了，带了个人目标或小团体利益的纪念，应该看成是对被纪念者的不敬。毛泽东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是因为他的“三大灵魂”与我们今天的发展一脉相承，我们因之怀念他，纪念他，既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式的感恩，也是对他光辉思想的承传。

3、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让一个国家走向了新生，让一个民族挺起了腰杆，让一个世界改变了秩序。因此，今天的人们纪念他，要以对待一个世纪伟人的方式纪念他，缅怀他！毛泽东先前一直希望“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因此，我们对他的纪念，更多的要让人民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大地形成合力，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就今天的我们对毛泽东主席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