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万言书与毛主席的讲话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1959年7月14日）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以上请见)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注：以下是讲给以某人为代表的听不进意见派的）。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一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是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注：以下是讲给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动摇派的），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是，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全国）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附一则小评论


彭德怀的信写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把此信印发给大会，作为讨论时的一个意见参考。此时，“一方”认为，彭德怀是在私下告他们的状。所以，在以后几天的毛泽东没有参加的讨论中(7月16日-22日)，对彭德怀抓住不放，抨击激烈。会上彭德怀便与很多人打了起来，并有几次把毛泽东吵醒；彭德怀则认为，自己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泽东，但毛泽东却把其公开化了，揭了自己的老底，所以对毛泽东很是恼羞成怒。
毛泽东很清楚这封信不是冲自己来的。因为刚被提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是清楚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前一个阶段(1958年9月份前)，把主要精力倾注到了军事、外交、民族团结问题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当时很紧张的一块就是对美、对苏、对台政策，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金门炮击、西藏平叛等（有许多彭德怀是参与了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少奇同志抓的。并且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发现、反击也最早、最坚决。如，为了下大力气对某些人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自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以及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多封《党内通信》等。这从彭德怀信中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而现在定的指标则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等等中就可反映出来。
从彭德怀的信所反映的问题来看，此信的确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信中提到的问题，都是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上多次指出并大力纠正的，也是本次庐山会议所着力解决的（祥细情况可查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记载），此时并已形成了《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关于肥猪收购和农村食油供应问题的几项通知》、《关于贯彻执行一九五九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草稿）》、《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中央组织部关于一部分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简报》、《林业部党组关于木材生产问题的报告》、《对一九六零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速度的初步意见》等文件，印发了胡乔木等同志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等，预定庐山会议7月15日左右结束了。从彭德怀的信的语境来看，此信恭维毛泽东的味道也是很浓的。
当时，彭德怀与“一方”已积累了极大的矛盾，毛泽东的大力纠“左”也已触及到了“一方”的神经，彭德怀的性格又决定了他是目空一切的，这是些微妙的关系。在存在这些微妙关系的情况下，彭德怀写了这封尽是重复毛泽东以前讲话的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从7月11日晚到7月14日写信的背景来看，彭德怀此时有没有巴结一下、告一下状的意思呢？
从7月23日毛泽东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来看，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要打倒彭德怀的意思，甚至对听不进意见的人批评的更重一些，强调不能乱扣帽子，并说“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后来会议被一再延期，在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勉去国防部长职务，这必有其它原因，这原因肯定不是出在彭德怀的这封信本身。7月23日这天，毛泽东在讲话中额外讲了一个团结的问题，要求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毛泽东为何要在此时专门提出团结问题呢？有回忆录记载：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后不久，本来会议就要结束，毛泽东都准备下山了，但一部分人不让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非要有个结论，于是才有了会议的再延期，有了八届八中全会，有了彭德怀的被勉职...这些都值得后来人深思。
现在看到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尽管是由借庐山会议来攻击毛泽东的李锐整理的，但从中仍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讲话是很辩证的，对“左的一方”某些人的批评也更重一些。且这个讲话与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有许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在这篇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而毛泽东的语境是：“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这样的政府）一定灭亡、（这样的政府也）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样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听不得坏话（注：即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或骂声）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不过一个人要硬着头皮顶住坏话）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但）现在（我）学会了听，（学会了）硬着头皮顶住”。另外，从讲话的内容，特别是“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来（注：薄一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有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但不知当时薄一波是否也参加了庐山会议）....。立足于时代背景，不拘于某些人的定义而独立思考毛泽东的讲话，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实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则评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庐山会议形成的看法必须打破

对庐山会议，许多人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渲染毛泽东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到今天，由于庐山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我们估且就根据公开宣传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拼凑一下庐山会议的历史，看看能否得出前述的结论。

一、庐山会议前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注：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已连续大力纠了8个月“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为何要讲这个故事呢？)。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参加。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题目（注：这些题目实质上反映出了庐山会议的目的）。后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二、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期原计划是7月2日—7月15日左右（注：这也可从李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其本定于7月中旬等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婚礼，结果一拖再拖，直拖到8月中下旬），后延期至7月23日，后又延期至7月31日（注：之后，又进一步于8月1日—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2日—7月15日，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等；第二阶段，7月16日—7月23日，增加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陈云因病未能参加；第三阶段，7月24日—7月31日，期间的7月29日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做会议讲话。到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等。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前段工作概括了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综合平衡、群众路线、领导、质量四个层面上，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是否可将过去重轻农商交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肯定了陈云同志过去的作法。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毛泽东强调了团结问题。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6月29日初定的十四个问题的基础上增加到十九个：1、读书问题，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2、当前形势问题，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任务问题；4、明年的任务问题；5、四年的任务问题（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如何过日子）；14、粮食三定政策问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国际形势问题；19、团结问题（注：毛泽东6月29日和7月2日的两次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围绕这十九个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8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注：当时为何把庐山会议比做神仙会？周恩来为何也是主张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看下文后将有很多感受）。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对全局做了归纳，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准备于7月15日左右结束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对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评：为何要指出这一点？是针对哪些人指出的？）。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团结问题（注：为何要反复提团结问题？），并指出：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主要讲了四点：1、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2、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3、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插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周小舟在毛泽东面前说的这个“上”，是指谁人？）；4、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注：此时毛泽东为何谈起了蒋干提供了假情报和曹营情况难办的故事？）；5，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注：指陈云）。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注：注意气氛）。
7月12日，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想给主席写封信（注：会议本已公开讨论了多日，即将结束，彭德怀为何在此时说出要给毛泽东写封信？为何要采取写信的方式？）。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
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注：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有一句“头一稿，大家轰掉了”。似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会议的延期）。同日，彭德怀将修改整理的信要参谋抄正，在信上署名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7月16日，毛泽东只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没做任何评论，印发到各组（注：7月14日以来，会议各组正在讨论《议定纪录》第一稿。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似是想把彭德怀的意见作为各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因为彭德怀是在西北组，除西北组外，其它组并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会议延长一周到7月23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注：从新增加的人员上看，与现在流传的毛泽东特意搬来了“救兵”的说法似不相符）。这些事具体由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毛泽东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明显是想征求陈云对前一段时间工作的看法，可惜陈云因病不能参加会议（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延期、重新编组、增加入会人员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
各小组讨论中，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赞成彭德怀的精神，批评信的措辞；—些人说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的人对彭德怀的信很不满意，反应激烈，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并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讨论中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注：目前尚见不到“反应激烈”的一些具体人的“很重”意见）。 。毛泽东一直没有参加会议讨论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注：注意“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彭德怀解释的内容）。胡乔木作为《议定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小组会议发言中对《议定纪录》做说明。他说《议定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这次会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议定纪录》起草者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一种看法（注：不知胡乔木当时是否与彭德怀一个组）。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准备和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这些信息意味很深。此时的毛泽东主张的是欠债要还、缺点要改、有气要泄。那些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是哪些人呢？毛泽东找他们谈话了吗？）。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批评不满，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注：那么多入会的高级领导人，只是柯庆施、李井泉这两个小人物不满吗？）。
以上这些，足见当时的争论已是相当激烈。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并没表任何态，也没参加讨论会议。
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碰头，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注：这很关键，但讨论了哪些内容，现在看不到资料。按毛泽东原来的意见，23日是要结束会议的）。是夜，毛泽东的情绪极其的烦躁，“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注：为何碰头会之后毛泽东如此烦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主要内容包括：1、严肃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有些人触不得，对别人提的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希望这些人，即使一些右派材料对总路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也要硬着头皮听（注：指有“左”的错误的一些人）；一种是在紧急的关头，有的同志有些动摇。2、有话就要讲，共产党员不能明哲保身怕讲话。3、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对个别措辞不大认可，认为前段出现的错误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问题。4、对前段犯有一些“左”的错误的人，对有动摇思想的人，都不能乱扣帽子。5、犯错误是正常的，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应总结经验，深入学习研究。6、有责任就要承担，都吐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7、进一步讲了团结的问题，强调在这关键的时候要统一思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注：讲话见附件。从讲话的内容和节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情绪是很激动的，毕竟是一帮“山大王”已大吵了许多天了，且又一次延期了会议。注意毛泽东讲话的最后一句“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
这个讲话与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有许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在这篇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而毛泽东的语境是：“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这样的政府）一定灭亡、（这样的政府也）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样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听不得坏话（注：即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或骂声）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不过一个人要硬着头皮顶住坏话）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但）现在（我）学会了听，（学会了）硬着头皮顶住”。另外，从讲话的内容，特别是“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来（注：薄一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有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但不知当时薄一波是否也参加了庐山会议）。
7月23日，延长后的会议本应结束（注：7月16日会议延长一周后的时间是7月23日）。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再延期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会议本在23日结束和毛泽东“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主张呢？）。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注：这个调子显然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后确定的，但确定这个调子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谁在背后起了作用呢？）。
7月26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即应该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7月23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大意是：1、肯定了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的做法，并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2、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3、谈到了右倾的问题：“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前一时期反了8个月的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注：既反左又要注意反右、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原则的。会议上曾印发过好多右派的攻击材料。但这些动向似不是7月23日前确定的，谁在背后起作用呢？）。
7月27日，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同日，毛泽东找陈伯达、田家英谈了一次话，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注：毛泽东为何要找他们几个谈话？是谁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注：八届八中全会肯定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毛泽东，为何又宣布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再改变着自己的主张呢？在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其婚礼本定于7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后一拖再拖至8月中下旬），同时宣布八届八中全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开修改过去一段时间执行的“高指标”，然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二是讨论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毛泽东说：“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对会议文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注：这是否是会议延期的原因呢？），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议定纪录》），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注：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59年这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毛泽东，面对这帮“山大王”，是多么的无奈）。同日，毛泽东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并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注：注意细读这个批语）。
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注：为何毛泽东要亲自下停战令？是谁在向胡乔木们开战？）。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庐山会议告一段落。直到此时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对彭德怀进行了过分的批判。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和整个过程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在纠左的同时，“讲一点”注意出现右倾情绪和立场问题，也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在党的会议上也是完全应该提出的。会议上，即使印发了一些右派的反映材料，更重一些说，即使党内彭德怀写了封信、有一些同志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批评，甚至各小组发言中有激烈的争论，有人提议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但直到一再延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31日结束，毛泽东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决定，更没有要打倒彭德怀的意思。但在7月31日之后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为什么却突然被打倒了呢？是什么原因又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主张呢？

三、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
关于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目前见不到众多与会者的发言和更多的资料，只能见到毛泽东的几个讲话，这样一来，就给人一个印象：1、只有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了；2、批判彭德怀是错的。
很长时间以来，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是源于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是最大的一次。7月14日彭德怀将秘书修改好的信送给毛泽东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会议延期，把信改成“意见书”印成文件讨论。当7月16日下午，彭德怀在会议上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后，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并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帐……。这一说法，起码给人留下以下疑惑：1、会议原定7月15日左右结束。从历史记载的“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到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提到的“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来看，头一稿《议定纪录》没有通过似是会议延期的真正原因。而彭德怀的信只是后期进一步讨论中“供各同志参考”的一个意见。2、彭德怀的信并没有万言，但其中俸杨毛泽东的成份很大，毛泽东怎会因此信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呢？毛泽东见到此信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的证据又在哪里呢？3、据历史记载，7月10日、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2日毛泽东有过大会讲话，7月27日似没有参加会议，怎会于7月27日的会议上留下“高亢洪亮的语音”呢？4、从彭德怀“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你20天的娘还不行？”这句话分析，激烈冲撞的时间似于7月27日不符。从7月14日彭德怀信的语调及14日前会议是“神仙会”的气氛上来看，7月16日前彭德怀似没有骂娘的理由，倒是从7月16日后有这个可能。如果从7月16日开始骂娘20天算起，时间应在8月6日左右，即在 8月1日至 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5、彭德怀骂了20天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泽东，而毛泽东却把其信公开化了，使自己的对立面认为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他们的御状，引起了对立面的强烈反响，所以对毛泽东恼羞成怒了呢（注：弄清这一点非常关键）？
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他虽不够级别参加会议，但是他有条件最近距离地观察毛泽东。关于八届八中全会这一个时间段，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里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注：毛泽东宣布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但为何没去参加？会议为何吵得很厉害？吵的内容是什么？会议是否违背了毛泽东7月29日宣布召开中央全会时的初衷？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的内情是什么？为何只是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剃光头的心态是什么？）。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这是后话。

7月31日--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注：这两次会议目前都没见到正式会议记录，现社会上所引会议内容资料，均来自一个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属孤证）。
8月1日，毛泽东把29日印发的三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并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毛泽东主席讲话。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晚，刘少奇主持会议，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四、庐山会议之后
　　 八届八中全会后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这个时期，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于4月份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并由他组阁；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了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了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主要是反修、防修等。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事组合，使得自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就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在有些方面有些区域故态复萌。
8月24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第7天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毛泽东主要是反左但也要注意反右的指导思想和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
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下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说：“（当时）常委们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这样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在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3、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这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河南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就是这样糟糕，被批判的右倾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从1958年8月以来对反“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后，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程度普遍有了提高，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并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五、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的时间（1958年8月—1959年4月）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58年11月2日—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21日—27日的武昌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11月28日—12月1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严肃批评否定商品生产、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和“浮夸风”，亲自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严厉批评“共产风”，说“‘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这些场面是何等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8个月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正着的事，“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已选定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一个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政府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而是要循循善诱，“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这就是毛泽东在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起秦穆公故事的原因。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另—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德怀于死地。“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没有人肯为了大局退一步，党的团结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团结这条底线此时是触不得的，这是有现实原因的：由于过去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尤其是毛泽东一再批评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错误，加上1959年开春的全国大范围干旱，造成了夏收的严重减产，形式非常严峻，在这关键时刻，假如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不能团结一致战胜困难，那么经济上全面崩盘、社会政治上出现混乱的可能是极大的，那时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且刚刚完成了社会义改造。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注：《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注：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注：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意思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企图搞军事政变的伪君子！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等等，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本不想打倒彭德怀。一是他认为彭德怀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二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需要搞好政治平衡。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但刘少奇—些人却咬住彭德怀不松口。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彻底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必将导致党内、政府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仅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就这样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批判彭德怀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央视社区 > 央视论坛 > 网评天下2006-12-14 15: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