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三国杀 主公胜率:收听“敌台”的上将韩先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2:06:28
上将韩先楚有听敌台习惯 1967年天天听美国之音
张正隆
核心提示：1967年他在北京301医院住院，闲来没事，每天定时收听“美国之音”。一位当年4野的将军来看他，吓得脸都白了：我的老天爷，你怎么收听“敌台”呀！
韩先楚
1986年韩先楚去世后，杨得志撰文回忆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先楚、世友和我都是后来赶去的。等我们到达时，会议上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有几次晚饭后，我们三人在一起散步，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心里很忧虑。先楚的话语尖锐，心中的不平溢于言表。有一天晚上，他去看望了彭老总。这种举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不论是在那次会议上，还是在后来批判彭老总的会上，先楚都很少讲话，当不得不发言时，也没说过头的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品格。”
韩先楚是1959年7月28日上庐山的。这时，彭德怀的《万言书》已呈送毛泽东14天了，距毛泽东发表那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还有18天。与会领导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议论纷纷，秀甲天下的庐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韩先楚所在的华东组组长柯庆施，问“老韩这个人怎么样”，有人回答“是个好人，就是有点右”。
有人就提醒他：老韩呀，三十六计，少说为上。
有人见他每天晚饭后散步，就说：老韩啊，小心点，别碰上了。
有天晚上，他却找上门去看了彭德怀和黄克诚。
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同在一个院落，门对门。先看了国防部长，又看了总参谋长，前后有个把小时左右。秘书夏承祖坐在门口，与彭、黄的秘书随便唠些什么，那心头不免有些紧张。彭、黄二人送到门口，韩道声“保重”，三个人面色凝重。
走在路上，回到住处，韩先楚一声不吭，就是铁青着脸吸烟。夏承祖离开房间，听到里面传出一句：娘卖×的，这叫什么事？！
没人知道韩先楚与彭德怀、黄克诚谈了些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得知彭德怀住在北京301医院后，常去看望。有人说，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一次，韩先楚推门进去，彭德怀躺在病床上，见是他，举起一只手，喊：“法西斯蒂……”
彭德怀平反后，各种赞扬声不绝于耳。就是在庐山上时，也不会没有人觉得这位老总冤枉。可是，据说庐山会议期间，除了因公、奉命登门的外，像韩先楚这样去看望彭德怀、黄克诚的，算他只有两个人。
如果说韩先楚与彭德怀的关系，只能用“一般”来评价的话，那他与黄克诚之间可就不仅如此，而是有过节、嫌隙的了。
1938年秋部队奉命到晋东南长治地区整理……后旅在高平召开了党委会，会上提出四旅有军阀残余及小团体等缺点。自张兰事件后，就有的领导同志认为四旅有张国焘残余，四旅干部政治上落后。但我认为：一概而论的说四旅部队有张国焘残余是欠妥当的。张兰事件未发生前，关于张在部队及抗大时的情况，我虽向旅领导反映过，但不够有力，当时未能引起警惕，张兰逃跑后旅领导又对四旅干部在某些方面表现了不敢大胆使用和信任，我是有意见的，因而向北方局写了一封信，要求学习。
摘自韩先楚的《自传》中的这段文字，其中的“四旅”即115师344旅，“旅领导”指的是旅政委黄克诚，“张兰事件”即687团团长张绍东和团参谋长兰国清逃跑事件。344旅是以红25军为基础组建的，主力团长张绍东很能打仗，在大别山时就是徐海东的左右臂膀。张绍东在延安时玩弄女性，韩先楚及一些人就向上级反映过。兰国清参加了封建会道门“三蕃子”，又把张绍东拉了进去。两人合谋，以看地形为名，将全团营连军事干部除一名生病的连长外，全都带走了。旅长徐海东气得吐血，从此一病不起。
所谓“一个驴粪蛋子坏了一锅汤”，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直到几十年后都难以消除。各路长征红军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虽然没跟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走，与张国焘的路线并不搭界，却也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之内。而“张兰事件”影响巨大，更是雪上加霜，一时间坏了红25军这“锅汤”。“张国焘残余”、“军阀主义”、“小团体主义”，一些原红25军的人受到猜疑，不被信任，被调离344旅，也就在所难免了。
先任副旅长，徐海东病后即代理旅长的韩先楚，被调到组建不久的新3旅任旅长不久，就给北方局写信，要求去延安学习。用他二十多年后的话讲，就是不想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
就是这个“好战分子”战争年代唯一一次要求离开战场，到后方去。
日本投降后，韩先楚率抗大1大队干部及家属、孩子700多人闯到关东，东北局让他到3师去，3师回电说“3师不缺干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的难题之一就是干部太多，难以安置。可“八·一五”后的东北共产党人，最缺的就是干部！而3师的基础又是344旅，东北局让他去3师，就是回老部队了，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却是“3师不缺干部”，他韩先楚也不想去3师了，因为3师师长兼政委是黄克诚。
应该说这段不无误解的经历，在韩的历史上实在不值一提，他却没忘在《自传》上写几笔。
仅有的一次历时很短的共事，加上事隔7年后的一次并未谋面的碰撞，使1953年写《自传》时的韩先楚，似乎对黄克诚几乎勾不起什么美好的回忆。
过了几年韩先楚又道：这几年我看明白了，黄总长这个人很公道、正派，讲原则，不搞鬼……
1975年，韩先楚去大寨参观，偶然听说黄克诚在太原，就特意赶去看望这位前总长。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没一个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却谁都知道黄克诚仍在倒霉中。
黄克诚复出后，两人关系甚密，情同手足。
有人说：老韩呀，人家躲都怕躲不及呢，你倒找上门去，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韩先楚说：革命几十年，犯错误难免，怎么能反党？没有道理嘛，瞎搞嘛。
又道：不要人一倒霉就鬼都不敢上门。
结果，他很快就尝到了“连鬼都不敢上门”的滋味儿了。
战争是非常实际的
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到任不久，下部队视察工作。转了一圈，唠起印象深的人和事，有人谈起一位团长，说这个团长“够傲的”。
韩先楚的看法正好相反：对领导不卑不亢就是傲慢，点头哈腰，把屁股撅上天去，才叫谦虚、热情、尊重领导？我不是下去看屁股的，倒要看看脸。我一看到那团长的那张脸，就觉得可亲可爱，觉得那话可信可靠，因为那张脸就跟连队官兵的差不多一样黑。
他非常重视下边汇报的情况的准确度和可靠性，有时还要亲自了解、核实一遍。战争年代就更是半点马虎不得。像奇袭威远堡战斗，战前两次派人查看道路，搞清楚究竟能否通过炮车及何时方能到达炮阵地。新开岭战役最后关键一战攻打老爷岭前，他还亲自跑去看了路况。他说领导的决心从哪儿来？从上头精神和下头实际中来。你把情况搞错了，该表扬的批评了，那对下边的伤害多大？打起仗来别说谎报军情，就是含了水分，那水分是绝对与鲜血成正比的。
三年困难时期，国民党向东南沿海地区空投宣传品，还空投一些食品。政府规定一律上交，任何人不得擅自食用。韩先楚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你收上来老百姓就拥护你了，吃了就跟国民党走了？食品也是宣传品，也是同我们搞心理战、政治战，但它毕竟与一般的宣传品有所不同。群众在挨饿，还有饿死的，捡到吃了，有什么不可以的？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你把它收上来，甚至去家里强行拿走，会造成什么后果和影响？岂不是正中敌人下怀吗？
1969年7月，林彪办公室的几个人，以“选外事工作人员”为名，到福建为儿女选对象。“瞎搞！”韩先楚直通通地对来人道：“九大”刚刚选举林副主席为接班人，“林办”这么搞法什么影响？一些话你们不好说我来说，回去告诉叶（群）主任，就说我韩先楚对这件事有意见，把我们党的传统、作风搞坏了嘛！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说韩司令路线斗争觉悟高，两年前就敢抵制“选美”，反对林彪。韩先楚瞪起眼睛：又瞎搞上了！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是反对林彪？我是关心爱护老首长，是维护党的形象、威望，才说那番话的。换了别人，也会那么说。告诉你们，那之后，我还真的想过要为林彪的孩子选个对象呢。就像我让你们这些当叔叔的留心费神，为我的儿女物色个合适的对象，这算个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战争年代我还为部下介绍过对象，我当年也是有人介绍的嘛。同志之间，这也是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嘛。问题是你怎么个搞法，像“林办”那样就不行。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那种搞法？瞎搞嘛！
自1958年后，韩先楚批评人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就是“瞎搞”：“你这是瞎搞”，“瞎搞害党害国害军害己”，“不能瞎搞，要实事求是”……
1959年9月，韩先楚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赶回福建前线指挥对金门炮战时，就发现军区前指后面山坡上有不少小高炉。前面炮阵地上火光闪闪，硝烟弥漫，后边小高炉座座矗立，炉火日夜不熄，蔚为壮观。一边打仗，一边建设，这可是这个“好战分子”从未见过的场面，也就愈发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且可以就地取材，国民党打过来的炮弹弹片到处都是，捡起来回回炉，造成炮弹再打回去，真是个好办法。
炮战间隙，他特意去看看那些小高炉。看着那简陋的模样，他就有些疑惑，又发现炼铁的大都是农民，还有些中小学生，问他们什么也讲不出个子午卯酉。后来请教专家，才算形象地领教了什么叫“劳民伤财”。还知道倒是铁矿资源匮乏的台湾，把我们打到金门岛上的炮弹片收集起来运去台湾，炼出些好钢。
指挥炮击金门，炮声隆隆，炉火熊熊。一边打仗，一边建设，开头他不明白那漫山遍野炮群样的小高炉是“瞎搞”，还曾着实让他激动过一阵子。可对于那些千奇百怪的农业“卫星”，放牛娃出身的将军，从一开始就怒发冲冠地斥之为“瞎搞”。
“一天等于20年”，“誓夺粮油双万斤”，“稻垛堆堆堆上天”……
在红安街头，韩先楚指着路边墙头那一条条标语，告诉县里的领导：当年闹红时，这墙上写着“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那时那口号多真切、实在呀！
战争年代也有瞎搞的。像丢了阵地，先不报告，组织部队夺回来再说。穿插没到位，就天气呀道路呀时间呀，强调一堆客观理由。仗没打好，就说友邻部队如何如何；仗打好了，就说我们如何如何。揽功推过，报喜不报忧，原是人的弱点，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本部队的荣誉。
但是，谁都知道必须把握一种度，不可过度。因为谁都知道战争是非常实际的，战争法则是严酷无情的，而且战争时期是非常时期，“军中无戏言”。
如今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戏言，谎言，胡言乱语，瞅着上边眼色，可以把牛皮吹上天去！
这是糊弄谁呀？这可怎么得了呀？我们这是怎么啦？！
无论如何，他都知道实事求是是越来越难了。
到兰州后搞出战区防御作战计划，有人对主要作战方向持异议，韩先楚据理力争通过并上报了，上边却不置可否。“四人帮”垮台后有回音了，认为韩先楚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原来确定的主要作战方向仍很重要，虽然不作为“主要方向”，仍是“重要方向”。
韩先楚脸色铁青：世上只有主要、次要之分，重要、次要之分，有“主要”就没“重要”，有“重要”就没有“主要”，哪有什么“主要”、“重要”之分呀？这不是搞折中主义，玩弄文字游戏吗？战争是儿戏吗？
直到去世前想起这码事，他还气愤不已：战场上只有“是”与“否”，“胜”与“负”。脑子里没这个，总想着人事关系，别得罪人，当个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还怎么打仗呀？
他到福州后改变了原来的战区防御作战计划，到兰州又把主要作战方向改变了。新来的否定原来的，似乎已成定律，不然如何表现我的高明、正确？可韩先楚脑子里没这个。他想的是战争，是胜利，依据的是事实，是现实，是天变道亦要变。100个人可以拿出100个计划、方案，但只有一个是比较接近于战争实际的最佳计划方案。没说的，他韩先楚就是要做这个“最佳”，他对此永远充满自信。可无论你的那一个是不是最佳方案，都只能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如今形势变了，连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变化，加上科技进步，武器装备愈发现代化，战争的形式也不同于以往了，你还是那套计划、方案，行吗？1962年东南沿海紧急战备后，他就修正、改进了自己原定的作战计划。血与火的战争早就教导他，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必须忠诚事实，敢于正视自己。
可这些年来的现实又教导他什么呢？“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从1958年的浮夸风，到如今这不负责任的文字游戏，都是下边的人搞起来的吗？
自在党报上见到那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后，他就知道今后的一些事情不大好办了。
那也必须实话实说，实事实办！
在军区常委会上，他一再强调：主要方向就是主要方向，除此而外只能是次要方向，对此不可有丝毫的含混、犹豫和动摇。
收听“敌台”的韩先楚
1952年新年伊始，在板门店谈判的讨价还价声中，前线零打碎敲的战事不断，不久美国又发动了举世公愤的细菌战，可这一切都比不上在志愿军内部开展的“打老虎”运动。彭德怀任志愿军“三反”办公室主任，以主要精力领导“三反”运动，亲自动员，并亲自抓了五个“老虎”，都是老红军，运动一下子就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据志愿军党委
从红军时期打土豪及战场缴获，有人就把金条、金元宝和金银首饰什么的揣进腰包里，这是难免的，也是个别现象；一个新生的政权惩办贪污腐败分子是必要的，“三反”运动的成绩也是很大的，可是这里是前线呀？官兵流血牺牲，缺吃少穿，有什么条件贪污呀？连一线部队也一样搞，还硬性规定“老虎”指标，这不是帮着敌人打自己吗？韩先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搞法，可从红军时期就经历了“肃反”，抗战中又见识了“肃托”，历史的经验告诉他，说三道四只能是自取灭亡，于是就缄口不言。他这个“好战分子”也不分管这个，不像彭德怀那样想不干也得挂帅上阵。那时他正在西海指部署反登陆防御作战，“五个人指挥七个军”，有的是正经事让他忙的。而且“打虎”运动也没有涉及他那几个人，也用不着他说三道四。
对“反右”斗争也是一样。那时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读书，只是一门心思读书。战争年代是一门心思打仗，现在读书也是为了打仗。无论如何，反正“好战分子”只是一门心思把劲往敌人身上使。
但是，到了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他就不能再缄口了。
从“高饶反党集团”到“彭黄反党集团”，他比较熟悉的是后者。
而最能让他感到拍手称快，且随着时间推移愈来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正值朝鲜战场“打虎”运动如火如荼时，处决的建国后的首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个货真价实的“大老虎”。贪污腐化就是贪污腐化，有野心、搞阴谋就说有野心、搞阴谋，不能一犯错误完蛋了，就说人家“反党”。刘青山和张子善就没戴“反党”这顶帽子。可后来呢？革命几十年了，个人主义，私欲膨胀，可能犯错误，甚至犯罪，可这和反党能是一码事吗？而像彭德怀、黄克诚这样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只因为持不同政见，讲了真话，竟然也弄了个“反党”，而且还成了“集团”，这不是连最基本的准头都没有了吗？如此搞法，还有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呢？
更可怕的是，一些人本来与彭、黄同样观点，一看风头不对了，立刻摇身一变，也跟着鼓噪、呐喊，甚至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
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儿，却要去做这种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事儿，什么事情到了这份上就不大好办了。对我们党的一些问题，韩先楚就是从1958年大跃进“瞎搞”后，开始认真思考、重新思考的。
他总想着战争，忘不了打仗，总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指导一切，落实一切。即便是在被戴上“反党”帽子，虽然还未到“连鬼都不敢上门”，却也门庭冷落许多的日子里，他像只困兽似的在房间里烦躁地踱步，嘴里也在喃喃自语：不能瞎搞！不能瞎搞！战争是非常实际的，战争是非常实际的……
枪炮声中，他是那么精明而又精灵，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中总能寻觅到最佳方案，给敌人以致命一击。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种弦，则迟迟绷不起来，进入不了状态。
在这方面，他好像天生就缺根弦。
1967年他在北京301医院住院，闲来没事，每天定时收听“美国之音”。一位当年4野的将军来看他，吓得脸都白了：我的老天爷，你怎么收听“敌台”呀！
韩先楚道：什么“地台”、“天台”的，它还能把我怎样？
那位将军慌忙上前关掉那只半导体收音机：不是它能把你怎么样，而是叫什么人知道了不得了呀！
韩先楚最早收听“敌台”是在东北，从东北听到海南岛，又听到朝鲜半岛，而且收获颇丰，特别是“美国之音”。美国军队在朝鲜攻占了什么地方，“美国之音”就把那部队番号广播于世，捉到俘虏一问，十有八九不错。国民党那“敌台”虽然不会这样直截了当，也有许多弦外之音可供思考判断。战争是非常实际的，你就得抓住所有可能利用的条件去探究它、驾驭它。这收听“敌台”是他获取情报的渠道之一，也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回国后，虽有红头文件三令五申不准收听“敌台”，他根本就未理睬。一是他要准备打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敌情，怎么打仗？二是像他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还能被那“敌台”掳了去？简直荒唐至极。
不过，他也总算逐渐地开了窍：当年那“隔墙有耳”是提防敌人的，如今要提防的可就是自己人了。（摘自《战将韩先楚》，作者：张正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