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宏图太监了吗:先秦笑话中的地域歧视

        两宋以前虽然还没有笑话这个词，但早已有“笑话”之实，逗人发笑的故事先秦就有了。

        应该说明，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了笑话，但它还不独立，主要还是人们说明某一道理的工具。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记载笑话的书籍，这些笑话一般作为“子书”或“史书”论事说理的附庸而存在。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不像通俗的笑话中却不乏典型人物形象。最引人注目的是笑话中屡屡被嘲弄的“宋人”和 “郑人”。不知古人是怎么想的，在今人看来是有点地域歧视、国别歧视。

        “愚蠢”的总是宋人

        先秦典籍，不管写作者目的如何不同，但大多是宣扬德行与智慧的。有人说哲学是“聪明学”，先秦诸子哲学都是张扬“聪明”的，而且无不认为自己最聪明。要展示自己的聪明，必然要有“愚蠢”作为对立面，就要批评、敲打作者心目中的“愚人”、“庸人”。而这些愚人庸人，在诸子心目中就是宋国人。在韩非子心目中还有郑国人。

        揭示宋人的愚蠢是从《列子》 一书开始的：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 （麻絮的衣服），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列子·杨朱》）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易于满足的小人物，他们本来穷困不堪，却把自己短暂的舒适，看作是人间最大的享受，而且认为一切人都会这样看，所以他才会把晒太阳这类“享受”献给“吾君”。这说明由于阶级的隔阂，在上位者与下层人士是互不了解的，是这些才造成了笑话。作者似乎有些嘲笑宋国的“田夫”，可是后人用此典故时，往往把他作为忠爱国君的典范，不强调他“愚”的一面。或者认为“忠爱”本身就是带有“愚”的分子的。“忠爱”到极端的人物，在旁观者看来总觉得是有些“冒傻气”的。

        《列子》中还有一些，如《天瑞篇》“向氏为盗”中的向氏想学齐人国氏致富，国氏善于开发天地之间的财产（盗天地），而向氏却偷盗邻人的财产“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凡是他能看得到、拿得到无不攫取搜罗，最后被抓了起来。“杨朱过宋”那位逆旅主人不知美丑，以丑为美等都是嘲笑宋人愚蠢的。后来《孟子》中“揠苗助长”的主人公是“宋人”；《庄子》中那位想到“断发纹身”之地去卖礼帽礼服发财的是“宋人”。《韩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战国策》、《吕氏春秋》中也保留有嘲笑宋人蠢笨的笑话。诸子笔下的宋人颟顸，分不清事理，不知变通，办事的结局也多是自蹈霉运。

        有时宋人表现出点小聪明、做出点出彩的事，其背景也是愚蠢：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列子·说符》）

        这则笑话中的“宋人”是不是有些机灵过头了。他道路上捡到一个遗失的借据 ，人不知，鬼不觉地拿回家里，一数借据的齿数还不少，高兴得不能自抑，便偷偷告诉邻人说“这回我要发财了”！一个没名没姓的借据引得一场空欢喜。

        《韩非子》在讲到君臣关系时曾以善于酿酒的庄氏为例：

        宋之酤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其狗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问曰：“何为不酤庄氏之酒？”对曰：“今日庄氏之酒酸。”故曰：不杀其狗则酒酸。（《外储说右上》）

        庄氏的酒非常好，然而没有人买，直到酒变酸了也无人光顾。其原因在于他家养了一条其凶无比的恶狗，使人望而生畏。这位能造出美酒的庄氏却不善于把它卖出，让读者看到宋人在小事上的能干，也不能掩盖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蠢笨。

        有些笑话对宋人的为人提出指责。《庄子》中写到宋国使者曹商：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 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这篇故事有些恶毒，但也是曹商咎由自取。他在宋国和秦国受到赏赐后自鸣得意，以轻薄的口吻说“住在穷街陋巷，贫困潦倒，编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这真是我难以做到的啊”！“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下子打动了万乘之主，受到一百辆名车宝马的赏赐，这是我一点小小的长处”！曹商不仅得了便宜卖乖，而且嘲笑庄周的无能，再者秦为虎狼之国，它只是法家和纵横家的乐园，曹商受秦王之赏，这些因素大约都是庄子或其后学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才有为秦王“舐痔”的讥讽。庄子本身就是宋国人，对国人自然会有很深的了解。他不会认为本国人笨，但认为其中确有以献媚而获取利益的小人。这种品类之人，虽然哪国都有，但出于本国本土，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更令人痛恶。

        这些都是发生在“宋人”身上的笑话，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讲“宋人”的短长、喜欢以他们为嘲笑对象呢？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与宋国是殷族后裔建立的有关，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宋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周灭商后，封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号宋公。宋国君常常自谦地说，宋国是“亡国之遗”。失败者是弱势者，强者嘲笑弱者。这在“丛林法则”在舆论上占上风时是一条铁律。未庄的人们嘲笑阿Q，阿Q嘲笑王胡、小D或小尼姑也是明证。

        二、宋国封爵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国——鲁，连姜尚的封国——齐，都是“侯”。宋国封爵高，但国势很弱（墨子就讽刺楚国攻打宋国是百万富翁偷盗破落户）他国的统治者对于宋又嫉妒，又看不起，嘲笑可以化解因嫉妒而产生的痛苦。

        三、宋国既然是殷人之后，其它各国统治者多是周族之后，周、殷两族文化差别很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虽然，殷人受封于宋以后，政治制度上不会保持殷商那一套，必然向周靠拢，但文化习俗上必然保留许多殷族的东西。孔子晚年做梦“奠于两楹之间”，说这是殷人习俗，自己是殷人之后，恐怕寿数不多了，可见当时殷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于周人的习俗的。这就会令四周的周族统治者看不惯（如阿Q鄙薄城里人把“长凳”称之为“条凳”；煎大头鱼不放半寸长的葱叶，放“葱丝”），以此为例，宋国自然会受到周族人的嘲笑。殷族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可笑的，于是后代说到愚人闹的笑话，常以宋人为模特。

        四、从西周进入春秋之世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政治力量重组，原有的贵族制度解体，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也逐渐消失。奇怪的是国力中下的宋国却还保留许多不适于竞争的礼仪制度。如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不鼓不成列”（对方不排好队列，自己不进攻）、“不杀二毛”（不杀年老的军人）等等贵族战争的游戏规则，被毛泽东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宋国与郑国之战：

        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狂狡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曰：“子之马使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 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这个故事很像一篇诙谐小说。宋国上下都有点特殊性格。郑国伐宋，由宋国华元为主帅出兵抵御。战争不利于宋。宋的一个将官狂狡积极迎战，但他看到一个郑人逃到井里，便把戟柄递给郑人，救他出井。不料郑人借此俘虏了狂狡。华元也被俘虏了，他是因为在战前宴会上忘了给自己战车的驭手羊斟分羊肉。当两国交兵时，这个驭手说：“分羊肉时，你作主；现在打仗了，我作主。”于是把兵车驰进郑国军队。华元被俘。后来，宋国用100辆兵车400匹战马赎回华元。赎金刚送了一半，华元趁机偷跑回来。到了宋国城外，他立在城门口报名而入。羊斟先跑了回来，华元见了他说：“不赖你，是你的马出了问题了吧？”羊斟回答：“是我故意的，不能怨马。”羊斟回答了华元，便跑到鲁国去了。宋国加固城墙，防备郑国再来入侵。华元主持这件事。一次，他在巡视工程时，筑城的民工唱起打夯歌：“瞪着大眼睛，腆着大肚子，败军之将挺神气！浓密的胡子长满腮，丢盔卸甲逃回来！”华元让自己副手回答：“牛儿全都长着皮，旷野的犀牛还很多，丢点盔甲算什么？”筑城工又唱：“纵然犀牛都有皮，您到哪里找油漆？”华元对副手说：“他们人多，我们说不过他们，赶紧走吧！”这是宋国战史的记录，也是宋人性格的展现。狂狡这个人勇敢善良，但不宜做将帅。华元也是如此，他们有贵族的全部教养，勇敢，遵守制度，有礼貌，宽容……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他打败仗，成了“弃甲归来”的败军之将，因此，那些好的品质都成了笑料，上上下下，包括《左传》的作者都不原谅他。战胜对方几乎成了当时唯一的价值，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后世人们常常说的“成王败寇”。其实从这时就开始了。这种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在以胜利为惟一规则的时代，当然会被人们视为蠢货。

        韩非子笔下的郑人

        法家理论，苛酷寡恩，韩非子爱讲笑话，其中许多笑话给读者的感觉是阴冷，但他讲到郑人时有点例外，郑人的故事往往是使他开心的笑话。我们读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作者写到这些时很开心，下笔很放松，有点肆无忌惮地嘲笑他们，不必有什么顾虑。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

        古往今来许多争论与此相似，永远不会有结果，谁最有耐力，能说到最后，就是胜利者。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 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外储说左上》）

        黑格尔哲学中讲“异化”，当“异化”出“度”来时候，郑人只相信这个“度”，而不相信本我了。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说林下》）

        人有亲疏，人们所表达的意见不应该有亲疏。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 ，其妻问曰：“今 何如？”夫曰：“象吾故 。”妻因毁新，令如故 。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以上《外储说左上》）

        上面笑话中出现的郑人都是可笑的。他们有的贪生怕死，听说敌人来了，还没有交手，他先吓死了。大约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恐惧劲头过去了，他又活了过来。他们愚昧，还很教条主义，“宁信度，无自信”；比照旧裤子做新裤子，就要在新裤子上挖个洞，做到百分之百相同。这个“卜子之妻”是有些缺心眼，不仅给丈夫的新裤子上挖洞，买活鳖竟把它放到河里饮水，让它白白跑掉。郑人夸夸其谈，好说大话。一个说与“尧同年”，一个说与“黄帝之兄同年”。他们的愚昧还表现在不相信别人，自己不认识“车轭”，别人好心地告诉他，他还认为别人欺骗他，非要跟人家动手。同样的话，儿子的告诫，他就相信；别人的告诫，他认为是试探。东西丢了以后，这位郑人还“智其子而疑其邻”。这些形形色色的郑人，在韩非的笔下都是很可笑的。为什么都是“郑人”？韩非是不是有些地域歧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韩国的贵族，而郑国是被韩国消灭的。三家分晋，魏、赵都各有辉煌时期，战国七雄中的秦自不必说，齐、楚、燕也都各自强盛过，惟有韩国，除了建立之初（前375年）灭郑国以外，真是乏善可陈。于是灭郑成为韩国人永恒的光辉记忆。韩国灭郑后，把国都迁徙到郑，韩国贵族们每天面对的都是“郑人”，为了回忆自己的曾经光辉，这些郑人就成为他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这也说明尽管到了韩非时代（前280年～前233年），韩国已经以郑为都城100多年了，韩国人与原有的郑人都经历三四代了，韩郑两国人的关系还没有摆平，这是因为韩国贵族对郑人的歧视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在叙说郑人的笑话时才使读者感到他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