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最多多少人:作家老鬼的“知青岁月”

杨沫之子作家老鬼的“知青岁月”

    他儿时的梦想就是成为英雄，他怀抱红色理想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在经历了时代的暴风雨之后，他看到了一代人的血色黄昏。日前，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著名女作家杨沫之子马波(作家老鬼)接受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采访，讲述了自己的“知青岁月”。

    一篇作文改变了命运

1977年中国高校终于恢复了统一招生。在这一年的12月，"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正式举行，在山西大同的考场上，一个特殊的考生吸引了监考老师的注意。

    马波：山西的作文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我正好就觉得我有很多话要说。写作文的时候笔尖就使劲写叮叮当当的，好像钢笔尖扎的木桌子直响，我就直掉泪，后来监考老师老看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想，我沦落为最底层、最下等的人。人人都要划清界限的，不敢沾、不敢碰的人，结果最后就跟做梦一样，我竟然还能进考场。

    整整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山西大同的考场上，那个边写作文边流泪举止有点怪异的考生叫马波。他的笔敲得课桌当当响，而他的那篇作文，也在当年震撼了阅卷老师。让马波自己都有点没想到的是正是从那一刻起，像是某种阀门，顷刻之间就被打开了，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笔再也没有停下。十年之后，马波的作品震撼了中国文坛，那部作品的名字叫《血色黄昏》署名老鬼。而这老鬼就是马波在内蒙当"知青"时候的外号。《血色黄昏》以近乎赤裸裸的写实主义描绘了老鬼在草原上八年离奇的、跌宕的、曲折残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也揭示了一代人，几千万"知青"的命运，老鬼凭借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似乎另类，但却无法抹煞的一个名字。《血色黄昏》之后又二十年过去，老鬼依然在写，写的依然还是"知青"。

     最苦的时候，也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2000年之后，老鬼已经年近六十岁的老鬼，又一次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看到曾经为扑灭草原大火，而牺牲的69名"知青"战友的墓地已经长满荒草时，他百感交集。而当年自己离开草原的那一幕也瞬间涌上心头。

    记者：我其实觉得你那种感情还是复杂的，对那个地方？

    马波：对，非常复杂。如果它对我特别不好，我可以恨它。可是它又曾对我好过，所以这就恨也恨不起来。可是爱呢，它又伤害我。所以特别复杂的一种感情。我在那儿是最苦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最苦的时候，也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我的那八年的青春就在那儿，所以我也忘不了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就是刻骨铭心了。

    从1968年到1976年，老鬼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度过。1947年出生的老鬼，成长于北京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母亲就是写出小说《青春之歌》的著名作家杨沫。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少年老鬼对英雄有着无限的崇尚

    马波：我看过雷锋日记，夹着一张黄继光的照片。黄继光是横眉立目的，所以我就觉得特美。所以我照相从来不笑，从来都是横眉怒目的样子，觉得这是最美的表情。

    记者：那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接近这个英雄吗？

    马波：那个时候就是模仿呗，比如，在家里钻吃饭桌子底下，托着一个枕头，学董存瑞炸碉堡。

    表达革命决心，带人抄自己的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老鬼马上成为一名狂热的"红卫兵"。他和几名同学约好准备去参加抗美援越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一击。为了自断后路以表达革命决心，他甚至带人抄了自己的家。

    马波：我带着十个人，我们铁血团一共十个人都去了。"铁血团"其实就是抢钱。

    记者：你们呼啦啦人一进去家里人吓一跳？

    马波：对，我把家里的电话给先扯断扔到房顶上，完了写了点儿大标语："打倒杨沫"。

    历尽千难万阻，老鬼和几个同学偷越中越国境。但由于周恩来早有指示，援越部队不能接受狂热参战的知识青年，他们又被遣送回来。老鬼没脸回家，还是父母写信劝说他回来。

    六八年春节的时候，他让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记者：你爸爸再见到你的时候那个是什么表情？

    马波：我爸爸好像当时叹口气就说：我说你，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为了革命理想背起行囊走出家门

    然而老鬼的革命激情并没有因此磨灭，几个月后，他又和几个同学相约准备步行千里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到那里去实现自己的红色理想。1968年初冬，还是一个高中生的老鬼背起行囊走出了家门。

    记者：你当时走的时候，妈妈眼神里是些什么东西？

    马波：我妈特别慈爱，头发是白白的，银丝在漂浮。感觉我就离开家门了，我从此就走入真正的陌生的社会了，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结局在等着我，有点儿寒意吧。那个时候，冬天的晚上刮着风，可是后来我一想，我还有好几个战友跟我一块去，我一点不孤单，我一想这个就不害怕了，就不孤独了。

    1968年12月22号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一场涉及了几千万年轻人的，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但其实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前，全国各大城市自发的知青下乡运动也已经蔚然成风。"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他们在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到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还在天安门的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还早了整整一年多。而老鬼和他的几个同学要步行前往内蒙，这也比毛泽东指示早了一个月的时间。为了让内蒙古兵团的领导同意他们下乡"插队"，他们甚至还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

    记者：刚到草原什么感觉？

    马波：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一样。特别高兴，恨不得在草原上打个滚，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么辽阔，能看到地平线那么老远，所以特别新鲜。刚开始很兴奋，我们到草原以后见了马，不懂规矩，见了拴着的马就骑。过了一段，好奇感没了，以后就有点想家了。生活很苦，没有电都是点煤油灯，烧牛羊粪，特别冷，屋里头和屋外头是一个温度。而我们睡觉的时候，被子旁边都是白霜。后来有的小青年就想家，有的到那以后，就哭，但我们去，没有。

    大草原恶劣的生活环境丝毫没有动摇老鬼的信念，他做好了准备，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一番。然而他想不到，不久之后革命的暴风雨，竟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马波：我们刚到草原以后，就教育我们要下包去，一定要看这个包，有没有插红旗。如果这个包插着一面红旗，说明这个包是贫下中农，如果这个包插着白旗的话，这个包就是地主、富农。当时草原上的牧主，背上都钉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牧主分子。就是让大家知道，要跟他们划清界线。

    1969年元旦，收音机里传出的新年社论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老鬼和兵团战友们要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新年社论。他们决定去抄"老牧主"贡哥勒的家。

    记者：那你下得去手吗？

    马波：到他们家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就是千万不要丧失立场，要站稳立场。

    记者：怎么抄的他们家？

    马波：我想抄点什么"变天账"，电台、武器什么的，原来以为还有点儿什么金银财宝呢，啥也没有。

    记者：这牧主家还挺穷的。

    马波：很穷，把他们家瓶瓶罐罐，柜子都翻箱倒柜，结果被他们家狗咬了我一口，给我疼坏了，咬着筋那儿了，结果我就一下子狂怒的不行，完了就一定要给它打死。他非常害怕，可是他又不敢得罪我们，又不忍心他的狗被我们打死，所以他就一方面护着狗，一方面就是非常谦卑的向我笑。

自己的一时冲动 竟惹来了滔天大祸

    满腔的革命激情在老牧主那里得不到充分的发泄，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聚在荒凉的大草原上不甘寂寞。老鬼的热血青春依然蠢蠢欲动。

    马波：我们马车班长是以工农兵自居，他教训我们，要老老实实，你们是接受再教育来的，并对我们特别粗鲁，全连都特恨他，不敢惹他，他特有劲儿，我就豁出去了跟他打一仗。后来我就想，我就为民除害，我的火气就跟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觉得特解气，给"知青"出了一口气。可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团里突然就把我抓起来了。

    老鬼决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竟惹来了滔天大祸。为了报复打他的老鬼，班长先是鼓动领导，将老鬼实施监禁，随后，又发动"知青"们对他进行揭发。为了向组织表明赤诚，很多"知青"在揭发老鬼的"坏思想"上都不甘人后。其中甚至还包括老鬼最亲密的朋友。

    马波：写了六沓子揭发材料，底下都写着揭发人谁谁谁，让我知道我的朋友揭发我了，摧毁了我的防线。给我看完后，很难受，当时也掉泪了。

    记者：当时你最大的罪名是什么呢？

    马波：诬蔑毛泽东思想。《东方红》不能老唱，老唱老唱就腻了。因为那时候天天唱，一天唱好几遍。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吃三顿饭，饭前都要唱《东方红》。

    无论是老鬼本人，还是那些揭发他的战友们，没有人想到这些揭发材料竟成为给老鬼定罪的证据。老鬼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向自认为对革命最赤诚的他，绝难想象革命的暴风雨最终竟在自己身上降临。

    记者：那是你第一次？

    马波：对，头一次被批斗，真是给我批得失魂落魄，就觉得被扒光了，赤条条地站在大家面前。

    记者：你本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打架连死都不怕的人，但是这一次在批斗会上就觉得受不了了。

    马波：是，我特害怕，我特别怵"批斗会"，我觉得批斗会比拳头厉害多了。你想想，那么多人，那么多愤怒的眼睛瞪着你，上千人都喊着，青筋暴起，喊着，狠不得就是吃了你那个劲儿，真凶猛，那种气浪。而且我那个时候，对我们连的一个女生有好感，这个女生也在现场，我知道她在看着我，可是我多么愿意在她面前，我表现的威武一点儿。可是我没法表现，我只能就是那种猥琐的样子，被扒光了让她看一样，最丑陋的。梆梆地拍我，把我的脑袋拍下去，那时候我记得，我就鼻涕眼泪往下掉，又是夏天，汗水掉在鞋上，真是心里想喊冤枉，可是又不敢喊，那怎么敢喊啊。

    记者：你说你觉得已经站在全世界的反面了？

    马波：一下我就成了最底层的，成了他们的敌人了，成了跟苍蝇、老鼠、蚊子这样人了，根本就不受法律保护了。

    来到内蒙古草原仅仅不到两年，老鬼就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

    在我们初次接触老鬼的时候，觉得他性格挺内向，不太擅言词，甚至有点羞涩，和想象中作家那种侃侃而谈，有一点距离。老鬼说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后遗症吧。直到现在，他依然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而且坚决不去公众场合开口说话，因为人一多他就会觉得心慌，就会马上想起自己多年前，在"批斗会"上的那一幕，马上想起台下那些狂热的，仇视的人潮，那些眼神。老鬼可以说是天真的，他以为有雄壮的体魄，有满腔的赤诚，就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现实对他进行了嘲弄，而老鬼又是性情的，即便他经历过如此的幻灭，他骨子里似乎还保存着那份天真。

    记者：那是你人生当中最低谷的一段？

    马波：对。那是最黑暗的一段，众叛亲离。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见面握握手，完了以后马上批斗他。你为什么跟现行反革命握手？好像我这个"反革命"病毒一样能传染他，肉体上离得越远越好。所以这种事儿就是让我特别痛苦，给你放在人群里，可是又不让大家理你，这是最痛苦的一种折磨。平常我见到每一个人，我都低着头儿，我不说话了。任何一个小兵团战士，比我小很多的人很瘦小的人。在坯场上那时候我成天就拖坯，现在都可以指挥我，让我干这，让我干那。他们都住在房子里，我就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头。我把一个料槽子堵住门，可是还有猪老进去，有时候我看见猪进来了，我就拿着坯狠狠地砸猪一下。当时我就想，我是"反革命"，没有愤怒的权利，对任何人都只能唯唯诺诺，我现在只有对猪，我才能可以表示一下愤怒，我就用力砸，给它砸跑了。

    1970年知青老鬼在内蒙古兵团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被强制监督改造在众叛亲离之中老鬼依然幻想着通过申诉，来让自己挣脱深深的屈辱。

    马波：心里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写信，觉得写信就好象我在掉泪一样，我用这个来发泄。我一定要活到最后，我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就不服这口气，所以我就老写申诉信。我怕被团里人搜走，我把扫帚拆了，把信藏在里头，完了再给它缠上。我给毛主席写过信，而且当时我还对那个有好感的女孩还是挺希望的，有一种憧憬。所以我特别希望快点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记者：她再见到你，她是什么样？什么眼神？

    马波：她很害怕我，躲着我。

    然而一封封申诉信都如石沉大海，老鬼渐渐陷入绝望，直到麻木。

    马波：我就不愿意在连里呆着，就想上山打石头。上山打石头是特别苦的活，一般都没人去，我就特别主动要求去，我愿意去，因为山上虽然苦一点，虽然寂寞，但是没人跟你划清界线，没人拿"阶级斗争"来整你。所以后来我就在山上呆了好几年。老在山上呆着老不说话，有时候山上一天到晚就一个人，有时候特别寂寞，特别安静。有时候没风的时候，一点声都没有，那么大的地方，那么辽阔，就是没声，特别可怕。有时候就自己瞎喊，怪叫。

    真正的孤独是很可怕的，四周没有人，好像世界都把你忘了。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受不了，就逃跑。即使我逃不成，我也得让大家知道，我还活着。

    1972年大年初一，趁着春节期间管理松懈老鬼逃离"知青"连队，一个人向着北京的方向走去。

    马波：风很冷，十几里没有人烟，如果你要迷路了很容易给冻死。所以我一定不能迷路，我就必须沿着公路走。走了一天一夜，渴了就吃点雪，那天夜里当我躺在公路上看天上那个星星，我还想过我妈妈。我说，我就这么死了吗，我还想过这个念头。后来，我还想过那个女的，就是我对她很有好感那个女的，我说，她们都在看着我呢，我不能这样啊。后来，我就站起来继续走。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那天晚上我后来找了一个牛圈，牛圈里有好些小牛，我就跟小牛偎在一起，把自己的两个脚，放在小牛的肚子底下过了一夜。我进去了，小牛就吱吱儿的咀嚼那声音，过一会儿吱儿咀嚼一声，特别安详，它也不害怕我。

老鬼名字的由来

    然而老鬼马上就被抓了回来，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记者：在那种情况下，有没有谁一两次给你一点点那种温暖？

    马波：有一个叫小佬的天津"知青"，完了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的碰了我一下，我不知道干吗，他就不动声色的眼睛不看着我，但是他手在碰我。我一看，他递给我一瓣蒜，后来我就特别感动，吃包子的时候他就给我一瓣蒜。可是他不敢公开给我，只是偷偷的塞给我。

     除了一些正直的"知青"，让绝境中的老鬼感到温暖以外，在草原上还有很多，"地富反坏右"一起劳动改造，和自己曾经无比仇视警惕的"黑五类分子"混迹在一起，老鬼却渐渐地感受到了平静和自由。

    马波：很戏剧性，我刚来的时候，我是在他们之上，我监督他们，我让他们干啥就都干啥。现在我跟他们一样了，我所受的这些苦，我就知道了，是怎么个滋味了。所以以后，我这个思想就变了。有一个叫老班的，他在山上跟我一块打石头。有一次喝茶的时候，给我削了几片奶油，指甲盖那么大的两小片，薄薄的，可是我就觉得特温暖。还有的老牧民，见面了给我一棵烟，只有这些老牧民干这些事，兵团战士都特别觉悟高，特别革命，特别跟我划清界线。老牧民没这个觉悟，他就跟你还是这样，所以我就特感动。

    一次老鬼突发急症，那个他曾经批斗、抄家过的老牧主贡哥勒，步行几十里将他背到医务所，他才保住一命。从此老鬼彻底将自己当作了"牛鬼蛇神"中的一员。

    马波：那时候我穿的那个皮裤都破了，我没有皮子，我就拿一块破布缝在皮子上，特可怕，像叫花子一样。有一次我们去四连去借炸药去，当时天快晚了，我们好像是步行去的，四连的那个人，看见我们都害怕的不行，说你们哪的，吓的，我门过去他就往后直退

    我们都蓬头垢面的，他真觉得见着鬼了，我岁数最大，又是"牛鬼蛇神"，又穿的破，完了大火就管我叫老鬼了。

    1972年秋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邬旗，发生草原大火，数千"知青"手持铁铲、树枝等简陋工具，向着千度高温的火场发起冲锋。杜恒昌等69人英勇牺牲。当时的《人民日报》号召全国广大"知青"向烈士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献出一切。而此时在相邻连队，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老鬼，依然在山上打着石头，他打了整整一天，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

    马波：到傍晚太阳落山了，我们是以太阳落山为准，一落山就下班。那帮小青年就欢呼着往下跑，后来我一看那个太阳，我就感觉到，我们有很多知识青年就是一颗红心啊，就是特别赤诚，想把自己的血，把自己的热献给这个社会，献给这个国家，把自己青春的热血献出去。虽然一点没用，虽然天空那么冷，你再多的血一下子也都消失得干干净净，我当时就涌现出，我就觉得落日，血红的太阳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心一样。

整整五年过去 终于等来了平反

    整整五年过去了，母亲杨沫终于有机会将老鬼申诉的转给上级有关部门。1975年老鬼终于等来了平反。

    马波：就是撤销原来定的什么决定，改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监督改造一个批复。

    记者：你下去的时候多大？

    马波：七零年，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

    走出改造的牢笼，老鬼却发现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到了末路穷途。一批批的"知青"比当年热切下乡，还要更热切地盼望返城。终于老鬼一直暗恋的那个女"知青"也要离开草原了。

    在姑娘离开之后，老鬼偷偷抓了一把她嗑过的瓜子皮放在衣兜里。用这残留的体温，纪念他埋葬在草原的爱情。1976年文革结束，老鬼也终于离开了内蒙，临行前一晚他大醉如泥。第二天清早他独自出门上路，不让一个战友送他。

    记者：这场灾难降临在你身上，也有一个可能是你以前所相信的这种拳头主义的东西，就是从小那种英雄主义的东西？

    马波：一个彻底的失败吧。所以我在我的书里就批判我自己了，我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靠我这拳头能走遍天下，可是后来我就知道根本就寸步难行，你没有一个好的头脑不行，这年头不是水浒那个时代了。

    1977年老鬼在大同参加高考，并获得当地的文科第一名，最终他被北大录取，那一年他已经30岁了。

    当年从草原走出来，老鬼曾经以为他不会再回头，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一次又一次的回到那里。如今他正在书写关于那69个内蒙"知青"烈士的历史，这过程更是让他时时感觉仿佛根本不曾远离，那曾经的热情，曾经的理想、失落、残酷、缥缈而刻骨铭心的爱情。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远去，可是他依然在寻找些什么，好像总有什么，留在了那里。

    马波：虽然我在那挨整，我在那不得志，我灰溜溜的。可是我很怀念那个地方，就是人是很复杂的，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我是全团第一个回去看望那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就是刻骨铭心了，人在最苦难的时候是，最有生命力的时候，我挺怀念那个生命力的。这八年的苦难给你带来些什么，在你的一生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就是同情老百姓的疾苦，我原来不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插队以后，我知道了，我知道老百姓真实生活情况了，和那个教科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我愿意把我的命运跟老百姓的命运连在一起，我愿意替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