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公主小说完结版:香港文汇：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物质增长无法一直持续下去，缺乏政治与法律的保护与制约的经济增长常是极度失衡的，它刺激了人们的不满，它也不能满足人们更深层的需求，它经常是一种行贿，用物质来交换人们的灵魂。”

这是许知远在《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2008:中国纪事”──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评论的对象是今年七月在中国掀起社会热议的贵州“俯卧撑”事件。

许知远的专栏里，还有他已经出版的书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纪事》，他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当下中国的精神状态:中国人在怎样生活，在焦虑什么，在享受怎样的成就，在经历怎样的失落和不安。

7月香港书展他来了香港，是书展众多讲座的演讲者之一，他的讲题是“被禁锢的头脑──中国年轻一代的挑战”。接受我们专访时，他常常提到的概念是“信息”、“思考”、“自由表达”、“控制”。

封闭的信息或挑选过的信息，会让人的思考受限，难以和这个时代和世界真正融合。这是听许知远说话后最鲜明的感受。

北大的主流还是异类？

许知远六岁那年从江苏到北京生活，95年考上北京大学，他是理科生，读计算机系。后来为什么从文了？“那是必然的，”他说:“因为我的电子学太差了，对课程也没什么兴趣，而且毕业以后一定去不了Intel、IBM那样的大企业。”他笑着对记者说:“你们都清楚，中国的小孩子价值观都是被灌输的，考大学时有几个清楚自己真正想学什么？再说，考大学的时候聪明孩子都学理科，觉得笨孩子才学文科。”

他就这么读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的计算机系。北大清华的理工科学生都很聪明，这些学生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文学历史哲学上，浪子一回头，有时候读得比文科生还好，许知远是一例。现在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要么去当公务员，要么去教书，要么做些半冷不热的研究、或者编编写写的事。许知远却在文化领域声名鹊起，又写专栏又开书店，全世界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这实在是对中文系学生的一种讽刺。

从北大毕业后他和朋友做过两三个网站，都失败了，觉得那种工作实在不适合他。“我就觉得不喜欢上班，觉得挺压抑的。后来开始随意给一些媒体写稿。”2001年，许知远离开北大的第二年，中国重量级财经报纸《经济观察报》在北京创刊，他加入报社，从此开始介入媒体。

“现在文学已经很衰微了，文学青年成了贬义词。所以对思考和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都选择进入传媒。2001年，中国媒体开始市场化，可能是人们在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吧。中国八十年代，人们用的是十九到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到了2000年，人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炫目的东西和跨国资本，媒体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不同的角色。”

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也做记者，但主要是写评论。如果可以用“功成名就”来形容现在的他，那在《经济观察报》写的评论就是他的起点。他语带揶揄地说:“我是个很糟糕的记者，我不喜欢随便问人问题。”在他眼里，理想的记者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文人记者。

他们有谁在乎呢？

这次许知远在香港的讲题“被禁锢的头脑──中国年轻一代的挑战”，延续了他几年来一以贯之的观察。为什么选这个讲题？

“和过去比较，现在是一种新的禁锢和新的无知。在封闭的社会，信息匮乏，当社会开放，信息在不断增加，无知会逐渐减少。过去二十年不断增加信息，但这些信息已经经过选择了。比如我们接收的信息是过去中国一切都很屈辱，只有在共产党来了以后才开始变好。信息的选择还包括我们对外部事物的理解，对美国、对俄国的理解，长期以来就在我们心里生成了一种围困感。政府也控制可以挑战他们的声音，例如网络防火墙firewall。现在政府允许媒体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化，但媒体的自由表达还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政府控制，一是市场生存，市场生存又受着娱乐导向的压力。”

“因特网的兴起和集权主义也有共通顺性。网络上的信息都是碎片式的，没有历史背景，这种信息的碎片让你只是选择性地记忆，让你注意力分散，attention放在简短的东西上，失去了对信息的深入理解能力。因特网的读者不需要对任何事物深入思考，这是对人理解力的伤害。”

今天中国网络上的部分舆论的确表现出暴力性，例如非理性的攻击，非理性地对人或事下结论，或者无视隐私权用“人肉搜索引擎”来把一个人的所有私人信息全部公诸于众。中国国民的教育程度在上升，为什么这种非理性和自我封闭的行为却愈演愈烈？

许知远说:“对中学和小学的教育方式一直都没有改变啊。现在的潮流之一是技术性思考占据了主导，大前提下路线已经决定了，人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自由选择把生活过好，我们在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这种现状。另外现在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大众传媒也让人不敢表达个人的不同意见──这些大众传媒又是经过选择的。这就类似高压下的集权。”结果就是对人们思考能力的“洗劫”。

被洗劫，被禁锢，结果是中国年轻人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不过，他们有谁在乎呢？

跑来跑去，还开书店

“北京在内心深处不是一个国际性城市，很封闭。上海更封闭，在上海，权力逻辑和市场逻辑结合在一起，很发达。”许知远对记者说。封闭的对立面是开放，是融入更广阔更多元的世界。他的一本书书名是《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行动上说，他用跑来跑去让自己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

“我对南美的城市最感兴趣，至于旅游过的地方我还是喜欢像伦敦这样的城市，特别多元，在那儿我觉得很放松。”他喜欢伦敦的二手书店，专门按图索骥去找过。他喜欢大英博物馆，那儿有很多小书店。“我还跑去一家叫New Stateman的破破的小杂志社，里面那帮人事看上去像特别老式的知识分子，和他们聊天，老的少的讨论些可能根本不明白的全球事务，自由轻松的气氛让我很愉快。”他可能会去英国读书，但是没说想读什么课程。“乱读，反正我也不想拿学位。”

香港的文化人如果条件允许都会做点文化“产业”。许知远说，我也有啊，我在北京开了个小书店。书店开在圆明园，叫“单向街”，下面还写了一行英文:“We Read The World”。

“你上网去看看，特别漂亮。”他低头笑笑。

许知远想帮助年轻人看到他们自己的禁锢，行不行我们不得而知，他可能也不在乎，他说他骨子里是个旁观者。至少他自己没了禁锢，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