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到邓小平--他们为中国引来变革火种

　　“不合时宜”的年轻人

　　在风云际会之时，作为一个群体，青年们总是越过那些垂垂老者，站在了人群的最前端。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

　　当社会陷于渐进“改良”进二退一式的踯躅时，青年人终于忍耐不住了。原来期望的路径迅速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使千万青年人渐行渐远。

　　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905年9月，行将刺杀“五大臣”前夕，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在这篇行文酣畅淋漓的文章里，吴樾谈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为一名“刺客”的心迹。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这篇文章，宣告了“暗杀时代”的渐入高潮：在此之前，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在此之后，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更重要的是，行刺者大多是学生，大多出身于中产以上的家庭。

　　那么，这股前所未有的暗杀风潮，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些原本温文、饱读诗书的青年学生，怎么会以身做薪、化笔为炸弹呢？

　　“学生”

　　在《暗杀时代》里，吴樾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13岁开始，他“慕功名，岁岁疲于童试”；1902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他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然而，仅仅一两年以后，大批鼓吹革命的报刊与小册子出现在他面前了，《警钟报》、《自由血》、《新湖南》、《新广东》、《中国白话报》……他“思想又一变”，成为孙中山信徒了。

　　吴樾的这个阅历背后，不仅有着世事、潮流的急剧演替，一代青年从身份到思想的不断变迁，还有着君权、立宪派与革命党三大势力的此消彼长。

　　1901年，以变通科举、“广设学堂”的诏书为先声，几十所高等学堂、几百所中等学堂和成千上万所小学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它催生了一代前所未有的读书人：“学生”。如果说，吴樾入学堂之初，不过是为了“谋出身、派教习”，而郭沫若前往成都，也只不过“少年的神经受四方牵引”的话，那么，很快地，整整一代青年发生了与父辈、祖辈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前所未闻的专门词汇：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西方的学科，渐渐扩散在许多个城市的角落；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遥远的乡村记忆，并抹去旧日生活的痕迹了。几十年后，蒋梦麟这样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涯：“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让人更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学堂和学生，象征着一个近代化的、多达百余万的人群，报刊和书籍，与它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十年兴学相对应的，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后来，梁启超以“学生日多、报馆日多、书局日多”的概括，描述了这种相互伴生、相得益彰的景象：学生们催生、助长了报业，近代报刊由此从几十份增长到几百份、千余份，反过来，报刊也影响、铸就了一代人的集体性格。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就通过报刊吸收着各种各样的词汇、观点和思潮。

　　亚细亚、欧罗巴、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西乡隆盛，还有自由、平等、民权、进化、竞争、尚武、国粹、欧化……很快地，声光电化退居次要地位了，世运和国运、爱国和救亡、变法与维新，开始成为一代人的主题。而在由《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组成的庞大传媒群中，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泛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

　　几十年以后，著名学者、《古兰经》翻译者伍特公说，“那时，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看《新民丛报》”；国学大师钱基博回忆道，“《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而经历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在《四十自述》里，胡适依旧以一种孜孜不忘的情感，这么感念着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他）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就这样，伴随着《新民丛报》的传诵一时、风靡海内，梁启超的“立宪”主张，渐渐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信仰了。吴樾说，“《清议报》……阅未终篇，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他为此“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林伯渠谈到，“（梁启超）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的尖锐批判……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而在自传《反正前后》里，郭沫若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然而，就是“立宪”思潮在一代青年中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之际，一种更加狂热的舆论鼓吹，骤然卷起了。在这股舆论鼓吹之后，平和的、自上而下的“立宪”，迅速地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它使千万青年渐行渐远。

　　“排满”

　　这个舆论鼓吹，就是“排满”风潮。1903年春夏，以三个互有关联的事件，“拒俄”运动、“《苏报》案”和《革命军》的出版为导火索，“排满”风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风潮起于“拒俄”运动。1903年4月29日，为抗议沙俄霸占满洲，迟迟不肯撤兵，200余名东京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敌”。然而，几天以后，远在上海的《苏报》就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为之哗然，200余名拒俄义勇队成员更改组而为“军国民教育会”，决定实施排满主义。后来，该会首脑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拒俄运动》）……

　　紧接着，“《苏报》案”使排满风潮愈演愈烈。5月27日，该报宣布实行“大改良”；延聘学生领袖章士钊为主笔后，该报连篇累牍、不断鼓吹排满和革命：6月9日，《读〈革命军〉》宣称，“排满之见……今日革命者所不能不经之一途”；次日，章太炎的《序革命军》一文，在“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的感慨之后，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6月27日，该报开始连载《论仇满生》；而6月29日，在《论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里，章太炎甚至直指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并号召汉人“杀尽胡儿方罢手”……

　　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苏报》案”。6月30日，朝廷聘请的两名西方律师，以适用于英国法律的“污辱元首”罪名，将《苏报》、章太炎及邹容等人告上租界会审公廨。后来，众多报刊以“史无前例”、“朝廷与布衣讼”的字眼，描述了这场发生在租界区、以紫禁城为原告的文字官司。

　　“《苏报》案”的审讯，整整持续了11个月。在此期间，从《申报》、《新闻报》到《新民丛报》，乃至远在欧美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追踪报道。对这种沸沸扬扬、近乎喧嚣的舆论关注，时人给予了“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的概括。次年5月，尽管章太炎被判处三年监禁，而邹容也获刑两年，“罚作苦工，限满驱逐出境”，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丢尽颜面的恰恰是朝廷。此后一年多时间，上海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日本的《江苏》、《浙江潮》、《新广东》，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册子如《孙逸仙》、《黄帝魂》、《近世中国秘史》……开始风行于几百所学堂、出现在百余万学生的枕边。无一例外地，这些报刊都“昌言无忌”、鼓吹排满；也无一例外地，它使千万青年走出了梁启超，由“排满”而趋向革命。后来，吴樾回忆说，“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复恨梁氏之说”。

　　又何止是这些报刊、小册子？作为《苏报》反复推荐的书籍、“《苏报》案”当事人之一邹容的著作，《革命军》因此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额。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伴随着《革命军》、众多报刊的风靡海内，几万名学生争先恐后、如同过江之鲫的东渡日本，东京渐渐成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国内革命的发酵池了。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派系林立，以华侨、会党、少数流民等边缘化人群为主的小团体，他们的历次暴动，也无一例外地被视为“暴民造反”；而在此之后，他们不仅赢得了这个国家的精华，那些最具激情、最有才华的青年，他们还逐渐赢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后来，阎锡山认为，“辛亥之改革……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力量”；章太炎谈到，“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而孙中山也表示，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的成功”。

　　然而，东京渐渐沸腾、同盟会风生水起之际，几乎没有人觉察到：“排满”与共和革命，有多少实质联系；在洪杨叛乱、湘淮势力迅速崛起后，国家实权已渐渐落在汉族大员的手里，除了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久远案例煽动仇恨外，革命党实在没谈出什么民族压迫的事例；而满人的贫化、弱化与被同化，更使康有为在“排满”风潮初初崛起时，既惊又疑地发问：“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以乎？”……

　　更要命的是，几年以后，作为“拒俄”运动、“《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坦承，所谓蔡钧密电、朝廷密谕，都是伪造的，“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他说，“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排满风潮的始作俑者章太炎，也含糊其辞地谈到，“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亦不能不随俗为言”；换而言之，“排满”鼓吹只不过是一种煽动手段。

　　那么，这种几近无风起浪、纯属人为的煽动，怎么会掀起那样的滔滔凡响，并改变一代青年、整个民族的命运呢？

　　“中等社会”

　　这就不能不谈到“学生”与传统社会的天然对抗性。自从新学制颁行、“学生”群体出现，他们就注定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埋葬者：无论他们所学的声光电化、法政实业，还是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舞台、新型职业，都来自西方，也都需要一个西方式的社会。正因此，1902年以后，《新民丛报》及其“立宪”主张，才口口相传、深入人心；因为“立宪”几乎就是西方的象征。

　　然而，“立宪”似乎遥遥无期；他们躁动的心灵、群居的生活，为此更加急切地寻觅那个西化社会。如果说，在此之前，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三民主义”，始终曲高和寡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它多少地赢得了一些青年。因为对这个群体来说，倘若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不能实现的话，美法式的共和政体同样诱人，甚至更加美好。

　　又何止于此？如果说，迟迟无法实现宪政、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西化社会里，已经使他们产生了找出“罪魁祸首”的潜在冲动，那么，“排满”风潮渐入佳境之际，言论家们所鼓吹的西方“民族主义”，更使他们获得了“仇满”的理论依据。他们说，“荷兰何以脱西班牙而独立？希腊何以离土耳其而自立？意大利何以起革命谋统一？……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列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他们说，“伟哉白人，莫不有一民族主义坚树于脑中”。他们认为，西方的强盛，莫不来自民族独立、民族自决，而已经被他们彻底同化的满族，依旧是一个“异族”……

　　正因此，章太炎“中国已亡二百六十年”的煽情，怀姜罔顾现实，视满族为“野蛮人”、“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的贬低，汪精卫“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的咒骂，以及“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的刻骨仇恨，渐渐升腾而为一整代人的普遍观感，并使他们在不知觉间，由“排满”走向“革命”……

　　这不仅是激进、亢奋的一代，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一代。在他们初涉西学、睥睨天下的眼里，官绅们“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他们说，“彼辈除考据词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专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他们也看不起芸芸众生，认为“识字者盖寡……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他们为此自居“中等社会”，并自诩为天下兴衰的主导力量。他们断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为学生兴，其亡也为学生亡”；他们断言，“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名之曰‘主人翁’”；他们并从梁启超等言论家，从遍及租界和沿海城市的报刊群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自我认同：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902年，他就以“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的姿态，认为“一国最高最重要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

　　与原先的儒生们不同，这一代人丧失了和乡土社会的亲缘关系。他们与传统世界格格不入，并视广漠乡土为可讥可笑之物；反过来，亿兆众生也视他们为可厌可恶之人，一如鲁迅笔下未庄的“假洋鬼子”。王国维曾经谈到，“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甚”；而《东方》杂志也曾记载，“甲辰（1904年）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愚民”……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满、“革命”、共和，又怎么能指望亿兆苍生的参与呢？他们为此抱怨，“吾国民者，自古以不担责任闻于天下者也”；他们并视千百万人为麻木愚蠢、自私自利之辈，“火不及于燃眉，则醉酣睡梦之声必不一彻；刀不冷于颈上，则妻子身家之系终未忘怀”。他们尽管拥有几万党人、近百万支持者，然而，在这个广漠国度中，他们依旧是一层漂泛在水上的油花。又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革命仅限于口头，以至于有人抱怨说，“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虽然，高标其主义，而不思所以实行之，又何取乎无谓之空谈也？”（《辛亥革命》）……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樾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说，“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他进而谈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他试图以己身的陨灭，激励众多的党人，唤醒沉睡的苍生。而在他之前，不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大知识分子已组织了暗杀团，“甲辰三暗杀”更纷传全国，那就是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谋刺铁良。在吴樾看来，这三起暗杀影响虽大，但均未成功，“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他希望自己此行能够一举成功。

　　他选择的刺杀对象，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载泽、端方、徐世昌、戴鸿慈和绍英。

　　“天讨”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爆发，一种充满希冀、令后人大惑不解的观望情绪，就弥漫在沿江、沿海的租界区内。1904年2月13日，《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说，这场战争“必为我国政体之从违……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次月，《东方》杂志创刊号也认为，此战关系“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而《大公报》更加直截了当，它断言中国积贫积弱，“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它并以反诘的口气发问，“瓜分之祸，倾覆之状……速行立宪其庶几稍救燃眉之祸乎”？……

　　这是江浙“立宪派”的集体声音。如果说，一两年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已渐渐形影孤单的话，那么，这些大多出身科举、在地方上有着极大号召力的绅商，则始终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最后的保障。正因此，此后一年多，伴随着“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不仅地方督抚，那个颟顸、腐朽的政权，态度也渐渐松动。

　　1905年7月16日，朝廷以上谕的形式，决定委派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消息传出后，许多城市张灯结彩、进行庆祝集会；从《泰晤士报》到《科隆日报》，无数西方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去”（德国汉学鼻祖弗兰克语）。然而，在几万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看来，此举不过是满洲政权瞒天过海的手笔。以吴樾为例，他说，“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樾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宁为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

　　正因此，9月24日，他怀揣一颗撞针式烈性炸弹，走向正阳门火车站的五大臣专列。据说，在那声巨响之后，他很快被抛尸荒野，其未婚妻也自尽殉夫；而面对“受微伤”的载泽、“耳后发际及臂上受伤略重”的绍英，慈禧则“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荣庆日记》）……次年，《民报》增刊以“天讨”的标题，刊发了他的《暗杀时代》；又几年，他的遗骨被陈独秀埋葬在安庆郊外，孙中山也为他亲致祭文。

　　吴樾之后，则是徐锡麟、汪精卫、林冠慈、蒋翊武、李燮和、温生才……是江浙士绅“速开国会”的声音，是一个古老帝国在革命党、地方士绅联手之下的轰然崩溃。1912年1月26日，伴随着“最后一名刺客”彭家珍的刺杀良弼，一个青年与父兄失衡、统治部族与“民族主义”思潮失衡、传统和未来割裂、乡村与城市对立、价值和知识紧张的时代，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它依旧久久不去地徘徊在这片土地上。仅仅一年以后，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记者黄远生这样描述着民国初年的景象，“……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横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而在美国历史学家N-佩弗看来，它是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式的政治思想的漫画”。他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的美国政体的仿制品，不仅荒唐可笑，也无疑是一次大失败。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阅历，以及中国人的天性、信仰和习惯里，它都找不到任何依托。……它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

　　在暴力面前，伴随着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惭惭消褪了。

　　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工公会”，而工界联合会、同业公会、“马路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也层出不穷，如同雨后春笋；在此之前，千万民众喑哑无声，在此之后，“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

　　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不过“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正因此，工商界已对学生日渐反感；也因此，“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这是他们最关切不过的事”；以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街头演说为例，有一次，一名成员居然问一个长辛店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搞得对方“瞠目结舌”、“骇而疾走”。他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说，“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他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去罢！去罢！时候不早了！”……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他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各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

　　“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在炕上躺的，是一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

　　几经央求后，这位先生终于同意他们进行演讲。听讲的人还不少，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演讲开始后，看热闹的乡人也不少。但王星汉讲起“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而郭衍盈讲到“为什么要读书”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4月8日，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

　　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

　　1920年11月7日，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使邓中夏渐渐获得了一些劳工的信任。不久以后，当厂主为限制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搞了一个劳工训练学校时，邓中夏别出心裁的“工人俱乐部”，不仅取代了长辛店原行会、帮口组织，它还很快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会代名词。几十年后，长辛店机车厂退休工人韩宝华回忆说，为了争夺劳工，厂主无极不用，“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前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正因此，厂主的学校一度吸引了七八百名工人，“而北大演讲团的学校最多只有一百个左右”（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

　　对此，1921年10月20日，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韩宝华说，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9日，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樊济贤，《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而1922年8月24日，当长辛店劳工发起罢工、促使京汉路中段与南段瘫痪后，它更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

　　“为人生的文学”

　　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胡适，《归国杂感》）。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一方面，孙伏园、李小峰接手《新潮》，继续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的种种现象、观点和思潮，另一方面，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等结合茅盾、郑振铎、冰心，发起了“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以“为人生的文学”为宗旨；它说，文学应“站在时代的前面，为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的”，它应“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使民众的感情浅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文学旬刊》第27期）。一句话，它应该是“民众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后来，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有被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启蒙运动》）。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地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话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五月三十一日之急雨中》）……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

　　血的手！血的手！戟着指，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血的眼！团团大，射着他、我、你！

　　血的口！血的口！申申詈，唾着他、我、你！

　　……

　　我们的头还在颈上！

　　我们的心还在腔里！

　　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起哟！起哟！（《血歌》）……

　　如果说，听闻惨案，已经让朱自清陷入了“我们的血呢”的自责，那么，郑振铎不仅为之痛苦，还为之尴尬：屠杀发生后，他曾急切地向路人询问惨案详情；而当对方视他为“多管闲事”时，他以“血一大堆、一大堆的都被洗去”的感慨，斥责了这些人的冷漠。然而，仅仅二十多天以后，他创办的专门报道“五卅惨案”的《公理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了；他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比那个路人强不了多少……

　　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而“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遭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那就是“三一八惨案”。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他表示：“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啊！”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从背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他说，“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的两个人……似乎都能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他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

　　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若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朱自清，《哪里走？》）……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冯雪峰，《革命和智识阶级》）。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知识分子的？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包在纸里的火

　　阅读的禁与驰，背后是一批思想史上失踪的盗火者。

　　国家历史记者 王刚

　　一

　　我和徐晓约在北四环见面，对面即是鸟巢和一座山一般让人透不过气的大楼。

　　我打算写一篇有关文革后期地下读书会的稿子，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条介入改革启蒙相对便捷的途径，但深入到后来，我却不由得失望，关于阅读，那的确是个太个人化的事情，太多的68年一代关于阅读的回忆，但却无法让我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精神启蒙的清晰轨迹。

　　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起初他们是破四旧，疯狂烧书的红卫兵，而没有多久，莫名的失落感却让他们饥渴地在“封资修”的反面教材中寻找人类文化的精神食粮。

　　这个启蒙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如果说这一代喝着红色乳汁成长起来的青年，完成了骇人听闻的社会大扫荡的话，那么，他们后来这一发自心底的举动，不仅仅是被放逐时期排遣寂寞的方式，更是对青春无忌的忏悔，和对文明的基本回归。

　　十年之后，也是他们，靠着这些微薄的养分，建立起对过往反思的思想资源和对改革的学理认同。

　　而徐晓正是其中之一，她是文革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重要参与者。我试图从她身上找到一些当年读书会的线索。

　　关于她，我的了解并不多，30年前她是《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这份杂志在文学史的地位无庸赘述。但在我当年阅读诗人的时候，只知道北岛、食指、芒克等等，却不知道她，因为她不是诗人，所以始终躲在幕后。她也不搞艺术，在黄锐、马德升有关星星画展的记忆里也看不到她。但她又是那么的重要，在北岛回忆《今天》，杨建诉说文革一代文学的时候却时常出现她的名字。

　　我对徐晓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她的那本回忆性的散文集《半生为人》。她属于那些圈子的边缘，记述的大多是属于一个女人对于诗歌、对于文学、以及对于那一代年轻人的印象。

　　话题开始后的第一句，她就问，你找的不是我，你知道赵一凡吗？

　　我说，听说过，在很多人的回忆里提起过，就是那个腿脚有些不方便的人吧？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个。

　　她说，没错，就是他。这个人很重要。随后，她也没跟我解释为什么很重要，而是自顾自地说起来。

　　“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甚至比我的丈夫周郿英对我的影响都大。”

　　我们的话题围绕着赵一凡继续着，她说，一凡是当年文化人圈子里的一个核心，他周围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你要研究当年的读书文化，就不得不面对他。

　　赵一凡是谁？

　　在一部记录当年中国地下诗歌的书里，赵一凡也是经常出现在照片里的一个人物。他坐着轮椅参加诗会，不朗诵诗歌，手里拿着一叠手抄本的诗稿，也是别人的。

　　按照北岛的回忆，赵是北京地下沙龙的最初组织者，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而赵这个人从小瘫痪，但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

　　赵一凡生于1935年，50年代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后来，他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乃至商务印书馆《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由他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段黑暗的时期，却成为赵一凡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阕篇章。

　　赵一凡在他主持的地下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正因此，在北岛眼里，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

　　这个人如此的重要，却又如此地时常被忽略。他像极了朱学勤描述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当别人拿着红宝书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却在传播康德和别林斯基。但后来，却没有名气，不写诗，不著文章，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

　　二

　　文革开始后，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红色“圣经”，其它书籍几近消失。

　　在范围有限的高层干部圈子里，有另外一套私密的出版物，这些被后来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权力附属物，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反面教材特别安排的。

　　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

　　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

　　阅读的不均衡，造成大部分的人无知者无畏。于是，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帝苏修究竟什么样，中国的年轻人知之甚少。总之是，水深火热日子都很苦，风景这边独好。

　　可高干子弟们心里都明白，毕竟看的反面教材多，林立果那时候听披头四，搞中国最早的摇滚乐。这一切在最后披露的邪恶“571”工程里，才被老百姓们作为反面教材了解。

　　有限的知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精神的传播需要盗火者。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龄大，朋友圈子广，“偷书”、“传书”的薪火事业自然落在他肩上。当时，北岛、徐晓都是平民子弟，自然团聚在他的沙龙周围。

　　他将这种书籍的传阅安排得极为巧妙，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这使得这些精神食粮能够以最快的频率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传书”既是促进这个圈子发展的一个原动力，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流读书心得，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在北岛的记忆里，那一年，年轻人们颇为活跃。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

　　到这一年底，赵一凡的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人圈子沟通的辐射网，并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其中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通过这种“滚雪球”式的交友，徐晓又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年轻军人。他们之间只能通过书信来往，而每封信都长达十几页。这些年轻人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谈一些政治见解和小道消息。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检查另一个人，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这个圈子被定名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是联络员。

　　徐晓与赵一凡一同被捕，审讯中，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轻松读书，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为此，他们坐了两年的牢。

　　三

　　1972年，在“9.13事件”之后，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青年们得以浮出水面透口气儿，北京地下的文艺沙龙也自此进入了一个黄金季节。

　　根据诗人多多的回忆，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 “二流社”和徐浩渊沙龙。

　　“二流社”是一个红卫兵运动的小研讨会。每周聚会地点定在紫竹园的“风雨亭”或者北海公园。“二流社”的成员都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写作班子。

　　这些人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比如“共青城”、“知青公社”等等。到了1968年后，红卫兵失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后来，他们中间的柯云路、史铁生、孙康、史保嘉都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

　　而徐浩渊的沙龙只是一个以国务院宿舍和铁道部宿舍为据点的小型聚会。

　　徐浩渊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便积极介绍西方文化。

　　徐浩渊当年让周围的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妆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在城里经常穿印花蓝布的衣裳，这在当时被视为“标新立异”。

　　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一个是栗世征。他们都来自白洋淀，插队三年。

　　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十五岁时，即将黄皮书阅尽。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

　　1973年以后，徐浩渊的沙龙随风而逝。再后来，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一个叫多多。

　　四

　　1976年， 10月22日，“四人帮”被打倒。

　　一个月后，赵一凡和徐晓被释放。

　　出狱后的赵一凡，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那间厨房兼饭厅的小屋。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多是凌晨两三点。他每封信都留底稿，在信中，他乐此不疲地与人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对方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

　　1978年，赵一凡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这一年底，由北岛、芒克主编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

　　1983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他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买书、读书、出版书的梦想。

　　赵一凡办公司的消息一直让北岛颇为困惑，直到一天夜里，他们彼此交心，赵一凡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达成，1988年7月9日，53岁的赵一凡于北京病逝。赵一凡死后，他积累几十年的整整一屋子文革小报、手抄大字报、传单和各种文稿统统被保姆当作废纸卖掉，只剩下一捆信件和几个笔记本。

　　进入90年代，商业化浪潮一来，诗人的面具被卷走，诗歌自此不吃香了。

　　徐晓后来上了大学，做了记者、编辑。而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徐浩渊，学了心理学，后来成了这方面专家。

　　和他们的命运相比，大多数人的阅读境遇也随着改革开放而日益明朗起来。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文章就叫《读书无禁区》。文章的作者是李洪林，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的处长。

　　延伸阅读

　　文革中的地下读书会

　　1967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出现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式的组织，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和“东方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等。这些公开的“读书会”后来大都被取缔，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

　　1968年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沙龙。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沙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青年们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也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地。

　　读书会的主要阅读书籍有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躲过“破四旧”的私人藏书；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三是文革中，从干部家庭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

　　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两次较大规模地以“灰皮书”、“黄皮书”的形式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和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另外，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读物也风行一时。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

　　中国刚刚告别充满沉闷、压抑和惨烈的时代，似乎突然进入到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而倡导科学理性的这70本书，成为了新启蒙的先锋。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韩雨亭

　　1985年9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天气已略有寒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萧功秦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小房间，为他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撰写后记，这本书即将在“走向未来”系列丛书中出版，那晚，是他全稿修改的最后一夜。

　　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设在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身处于王朝贵族留下的叠石假山、曲廊亭榭、池塘花木之中。他用一种历史学家理性而又诗意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窗外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那座黑影幢幢的大殿，据说就是恭亲王和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的地方，一种把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与眼前的实址联系在一起的深沉的，史诗般的历史感，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们固然没有诞生于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有幸避免了连续好几代人的屈辱和痛苦，但另一方面，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所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我们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段文字充满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复杂心情，几乎可以作为那一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状态，那是一种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的忧伤、压抑以及激情的宣泄。”萧功秦说。

　　事实上，这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情感基础，要不然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中了那么多学者，创造了那么疯狂的阅读盛宴。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里都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从1984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了约70种书。它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倡导科学理性，成为了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当时，中国刚刚告别充满了沉闷、压抑和惨烈的十年“文革”，似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那种感觉有点像文艺复兴初期，社会有一种启蒙需求，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和困境？我们如何选择新的方向？又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时代……总之，改革当时已成中国社会的共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萧功秦说：“改革开放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希望，大家迫切地要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历史潮流和个人愿望重合了起来”。

　　编辑部的故事

　　“走向未来丛书”发起者是金观涛，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访问研究。

　　最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金观涛，希望他能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和修养的书。不过，双方在丛书的定位上产生了分歧，金观涛更喜欢启蒙和思想性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张黎群把他们介绍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双方一拍即合。之所以给这套系列丛书取名为“走向未来”，灵感来自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系列丛书，那是钟叔河主编的一套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丛书。

　　其实，金观涛很早就已显示出了对当时流行的教条和保守的理论体系的不屑。1981年初，他就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在组建编委会前，他常与很多北京的年轻学者一起吃饭聊天，他们都有共同思想背景和人生追求，立场和价值观也都差不多。在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以此排除老权威。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改革意识和表达欲的知识群体。

　　“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老人压制新人的情况，青年学者在出版社出书的几率很小。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老学者资历深厚，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很陈旧的。” 原《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焱说，他当时是丛书编委之一。

　　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编委会制度，首先要突破中国出版体制。他们跟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一个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同时又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作为编委会挂靠单位，扮演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角色，为编委会获得合法地位。

　　编委会很快组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阵容庞大的学者群体，当时的年轻人如今大多都已是各个学科或行业的精英。

　　“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王焱常去参加会议，记忆中去得最多的就是在北京西四的一个胡同。因为家在上海，萧功秦没有参加过任何编务会议，编委身份只是一个挂名。

　　跟体制内出版社的编委会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对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每一批书都是如此，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

　　每次出书后，出版社都会给编委会一部分活动经费，大家就拿着这笔钱四处聚会，最多的是在金观涛位于中关村的家里。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以及内部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批丛书出版面市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只能不停再版。为什么这么畅销呢？这其实跟“走向未来丛书”的改革创新有极大关系。它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小开本，封面简朴，黑白两色，请的是中央美院年轻画家戴士和画的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派抽象画。而书本身的内容则要求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有几个硬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结合中国改革实际。

　　理想主义的激情

　　这套丛书打开了中国少年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开始从蒙昧的少年，变成了能用自己的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并寻找答案的年轻人。这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又恰恰为80年代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色彩延伸到了丛书编委会内部。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社会改革充满了期待和热情。这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和热情，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有的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来为丛书编委做事，主要是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才慢慢成了骨干。当时，每个常务编委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因为在《读书》杂志工作的关系，王焱认识了很多年轻作者。有些作者写了不错的文稿，却根本找不到出版社，见到这种情况，王焱一般就会引荐给“走向未来”编委会。《人的现代化》就是南开大学研究生殷陆君编译的一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写的。没想到，殷陆君只完成了草稿就留学美国，王焱花了很大功夫才编辑完成。

　　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角度，“走向未来”编委会制度算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雏形。如金观涛与妻子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都创造了市场奇迹，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不过，尽管出版了这么多的畅销书，但编委会却没直接分享经济效益。金观涛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萧功秦之所以写出《儒家文化的困境》，就是因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顽疾。他原本研究元代历史的，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兴趣。经过研究历史材料，他发觉中国专制主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压抑和封闭，是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括官绅阶层，对西方认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萧功秦在他的书的序言中似乎故意引用了洋枪队长戈登给母亲信中的这句话，来激发读者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其实，对于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中国而言，这种反省实在很必要。他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梳理了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原因。这本书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摆脱了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从文化视角而反思中国近代化悲剧性失败的学术作品。

　　这本书获得的反响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印刷竟也达到了十万册。《儒家文化的困境》出版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都邀请萧功秦做学术演讲。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原本只能容纳300人的演讲厅，结果却达到了500多人。那时，凡是在海报上印有“走向未来”丛书撰稿人，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可能就是因“走向未来”丛书太有影响力的缘故，所以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干扰。“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金观涛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转型与分野

　　“走向未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成为了学界和社会精英。

　　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多元化，各种思想和丛书都涌现了出来。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

　　在这些丛书系列中，影响最大的有两套丛书，一个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另外一套影响较大则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这种分流多少影响了“走向未来”的前景，年轻学者也已能很轻松获得出版机会，到了1980年代末期，丛书早已处于停顿状态。萧功秦认为这样的结局说明丛书：“作为启蒙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989年5月，王焱还参加了的编委会议，因为，大家又准备出一本《走向未来》的杂志，但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几期。在他看来，中国读者眼界已经打开，编译性书稿难以满足要求。进入90年代，思想启蒙嘎然而止。中国开始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变成了务实的经济社会。90年代后期，思想界又重新分化，公平、自由、秩序；新左派、自由派，新保守主义……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命运不同，有人走向政坛，有人投身商界，还有坚守学术高堂。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等先后去世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离开大陆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前不久被台湾政治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唐若昕仕途则略显曲折，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政府要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但今年因涉及一桩合同诈骗案被免职。丁学良还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小鲁担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是香港中信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尹蓝天当过“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他被判了十六年徒刑……

　　从这个角度看，丛书的编委们就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而他们本人也从一个小小编辑部出发，走出了各自的人生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