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

作者：陈东林    时间：2005-6-28 19:00:00    来自：冷战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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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一 第 2 页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二 第 3 页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三 第 4 页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四 第 5 页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五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那么，如何比较分别属于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的这两者关系呢？我们可以把粮食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考察灾害时使用的方法。

　　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根据本文第二节的分析，这三年农村粮食的减少量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1、因灾减产；2、因决策错误减产；3、因高征购而减少。第1、2项使农村粮食产量的绝对量减少，第3项使农村粮食占有量相对减少。我们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与其他因素的比例关系。

　　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的计算，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数字不确实），这三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 ）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减产（C ），大致由三种原因决定：（1）由于高估产而制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计划。（2）“共产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种植面积和单产下降。

　　（3）大炼钢铁等工业“跃进”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资金。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C ：B ＝71.6%：28.4%：100%

　　在考察了粮食减产的因素后，我们再来考察高征购错误决策使农村已收获粮食减少的因素。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

　　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17.8%比上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平均净征购率反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的17.4%.按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三年中共多征购240.51亿公斤（D ）。这一数字与三年减产总数相加，大致就是这三年农村减少粮食的总数1482亿公斤（E ）。四者的关系如公式（二）：

　　A ：C ：D ：E ＝60%：23.8%：16.2%：100%

　　可以看出，因灾减产的因素（A ）与高征购政策（D ）及其他政策减产因素（C ）之和的比，大约为6：4.如果我们再考虑到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这是因为：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1959-1961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大幅度下降，后两年甚至低于1936年的水平，按照1957年净征购率计算出的多征购粮食，显然是低估的数字。如果不考虑递增因素，按照1957年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各年多征购的粮食是215.9、123.4、63.4亿公斤，三年共计402.7亿公斤（F ），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G ），得出公式（三）：

　　A ：C ：F ：G ＝54%：21.5%：24.5%：100%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这仍然无法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

　　一、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和追求高指标，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倒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页）。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竭泽而渔，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4月），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爆发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承认自己犯了追求高指标的错误。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二、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打击力度大大增加。从理论上和整个三年时期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占有状况，但其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需要，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而且影响到生存。

　　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量只下降了2.6%（《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即使考虑到1957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4.3%，三年中农村消费粮食减少的幅度也远大于城镇。这就说明，高征购、办食堂等错误决策对农村的影响极大，而对粮食定量基本有保证的城镇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公式（三）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

　　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刘少奇曾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选集》第419页）就他调查的湖南来说，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在各省份中不算最大。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受灾列为第13位的湖南，损失受决策错误影响显然是主要原因。其次，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进行繁琐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出现两者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衰退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次要原因又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原动力，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但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决策错误在当时的出现，反映了我们认识严重脱离实际的必然结果；而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恰好在我们认识发生严重错误时刻袭击，则有较大的偶然性。

　　关于自然灾害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能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1967年、1968年“文革”导致“全面内战”极为混乱的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文革”十年中除1972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比较注意“备战备荒为人民”、“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关于决策错误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可以说，它决定了困难的程度和损失的大小。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努力提高生产力，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自然界灾害作用，则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还应看到，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能忽视和松懈。

　　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开始明显下降，年均值“五五”期间为11.48%，“六五”期间为6.68%，“七五”期间为3.2%，“这一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没有过的”（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而80年代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90年代连续出现了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目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全国还有近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即使有灌溉设施耕地的抗旱标准也不高，农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已严重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定。”（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月11日）这个倾向值得重新注意。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因此，我们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期的撰写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