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再起时歌词欣赏: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何时才能达到印度水平？

【美国创新型国家的优势】【印度穷人为什么上得起大学】

中国教育最大的骄傲之一，是所谓“穷国办大教育”。多年来，我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在170亿美元左右，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的1.5%；支撑起2.4亿全日制在校学生的教育，约占世界教育人口的20%。2004年，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93.6%，初中毛入学率达94.1%，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48.1%，在校生约365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9%，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周济.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着力完成普及发展提高三大任务。（中国教育报，2005-11-30）

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发展成就。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深入探究这一发展成就背后的路径和机制，这对于认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对于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可能更为重要。

1、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教育的诸多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根源，即国家的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明确地将教育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后来更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但教育战略地位的落实与否，教育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不是体现在文件和口号中，而是体现在国家的教育投入上。

1949年以来的国家的教育投资，在各个不同时期波动较大，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不够协调，见表2-1（表略）。1977年，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在联合国统计的149个国家中，居第139位。（厉以贤主编《现代教育原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要提高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八五’期间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不低于15%。”虽然全国教育经费总量在不断增长，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教师工资增加和物价上涨，生均公用经费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许多地方没有达到“两个增长”的要求。

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基本状况的重要指标“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值，在我国，多年来一直徘徊在2.5%左右的低水平。1991年这一比值为2.86%，此后持续下降，最低为1995年的2.41%。经艰苦的努力，2000年的这一比值虽然回升为2.87%，但仍然没有达到1993年《纲要》所规定的4%的目标。

在发展经济的热潮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为“看得见”的经济项目投资，并互相攀比；教育经费被称为“剩余财政”，有剩余才投给教育。于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在实际生活中成为“略占地位”。

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低位徘徊的教育投入构成强烈的反差。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为7242.60亿元，比上年增长16.6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465.86亿元，比上年增长15.98%。但是，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持续走低，呈连续两年下滑之势。2002年的这一比例为近15年来的最高值，达到3.32%；2003年为3.28%，减少了0.04个百分点；2004年又创新低，为2.79%，比2003年减少0.49个百分点。（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国教育报，2005-12-31）

可以解释的原因是，根据国家经济普查的结果，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调高了2.3万亿元。但即便不考虑这一因素，这一指标仍然是降低的，只是降幅小一些而已。

从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看，仍有一批省、自治区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2004年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率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率的省、自治区为11个，占三分之一；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比上年减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19个，几乎占三分之二，包括天津、上海、福建、山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国教育报，2005-12-31）

问题还在于，2004年度中央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教科文卫支出只完成了89%。国家审计署对教育部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发现了违规违纪、腐败现象，以及贷款比重过高、存在债务隐患等问题。

2、对教育的根本态度

中国教育投入的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许多经济发展状况远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大概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同样令人困惑的中国之“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1960年为2.3%，1965年为2.8%，1970年为3.3%，1975年为3.9%，1980年、1985年为4.0%。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教育的贫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全部的事实。2004年以来，要求在农村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的呼声蜂起。一个刺激民众的旁证是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人均GDP仅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尼泊尔等亚洲邻国，都已经实行了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

在国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时，国家对教育、科技的投入严重不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事实，是发人深省的。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国家经济落后，没有那么多钱，“穷国办大教育”只能是大国办“穷”教育。但上述数据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钱总是不够花的，关键看你怎么花。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普通农妇可以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养子女上学；与之相反，许多的政府行为会认为修大马路、大广场是更为重要的。这反映出教育的贫困首先是价值的贫困、国家落后首先是教育落后这样的基本事实。

但是，热衷于形象工程、经济建设的官员作为家长的时候，其选择并不会失常，仍然会把孩子的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显然，出问题的是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教育投入不足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科技投入也呈现类似的下滑趋势。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2.09%下降为1996年的0.5%；研究开发经费（R&D）占GDP的比重也在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0.72%下降为1996年的0.5%，五年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据报道，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在2%以上，韩国、巴西和印度也分别为1.8%、1.1%和0.9%。我国的这一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水平。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依法落实科教投入.人民政协报，19980706按国家规定，2000年R&D占GDP的比值应达到1.5%，但实际上只达到1.0%。

公共卫生的情况更为糟糕。从1980年到1999年，在20年时间里，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平均比例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在公共卫生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1990年为24.1%，1998年为15.6%，2003年为17%；而个人承担的经费，1990年为37.6%，1998年为57.9%，2003年达到60%。（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发言：新京报，2005-11-17）

世界卫生组织第53届卫生大会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对191个成员国量化评估，“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等国一起，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43位”。

它反映了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私人消费品的匮乏，到社会公共品的匮乏。与文化、教育、研究经费在低位徘徊的情况相反，政府行政经费却不受制约地急剧增长。1978年，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4.71%，而在2003年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占30.6%，社会文教费占26.2%，行政经费上升为19.03%。1995—2003年，社会文教经费年平均增长17.4%，8年提高了不到1个百分点。行政经费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21.4%，8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3年，行政经费共增长了1923亿元，年均增长23%，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另一个人们经常用于和教育经费比较的数字是：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任玉岭：行政管理费25年增长87倍。

教育、科技投入不足，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虽然得到明显改善，体脑倒挂的局面已经基本扭转，但总体而言，教育仍处于比较边缘和弱势的地位，知识分子和教师待遇仍然偏低，最显著的指标是人才流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教师和年轻知识分子流失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据全国政协1998年发表的专题调查，对40多个科研单位抽样调查显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流失率达38%，大学本科学历的流失率达27%，有的单位年轻科技人员的流失率高达80%。

不难看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缺乏公众参与的、民主和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教育经费投入缺乏法制保障，等等，都是造成这一怪现象重要的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它显示了政府职能的扭曲、缺位与越位。在片面追求GDP的发展观中，政府以主要精力直接参与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却没有有效地履行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

（摘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