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课辛亥革命ppt:吴敏：中国30年来离现代化是近了，还是远了？

● 吴敏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只是手段，实现现代化才是目的，手段的正确与否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目标的实现来检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人们不能不非常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距离现代化是近了，还是远了？
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仅仅要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否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道德水准乃至生态环境诸多方面来衡量。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文明观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码应该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现代化。因此，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地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基本实现各个层面现代化建设的同步推进。既然如此，那么，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动力和途径，也需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应有要求，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统筹考量，为建设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等各项任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但令人遗憾的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和本质变异，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后果，直接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使得中国在相当一些方面和现代化目标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
首先，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逆向而行。
现代化经济必然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这既要求及时、适度的政府宏观调控，更要求市场主体之间按照市场规则自由、平等地开展竞争，二者缺一不可。缺少前者，会因“市场失灵”导致不应有的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缺少后者，势必影响乃至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和生命力。然而，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受“以公有制为主体”亦即以国有制为主体这个“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严重束缚和禁锢，致使国有企业受到一系列“超国民待遇”，在许多行业的垄断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一般民营企业则倍受歧视和压制，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近几年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愈益明显，国有垄断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很不利的社会后果。比如，国家财政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拔出4万亿元，加上近10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绝大部分输送给了国有企业，致使他们挟巨额游资进入同本业无关的房地产业，非正常地抬高了地价、房价，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与此同时，继2004年江苏铁本被勒令停建、2005年陕西民营石油企业被国有化之后，2009年山西的煤炭企业重组更是将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驱逐出煤炭开采行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压和剥夺愈演愈烈。这样的“改革”取向，无疑是对完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体制现代化的逆向拉力，只能越来越加大中国与经济体制现代化的时空距离。
其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较之普遍贫穷距离现代化更为遥远。
社会分配公平、公正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但是，由于我国近20多年来没有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作为判断改革的根本标准，社会分配向国家财政和资本收益过度倾斜，致使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突破0.4的警戒线后逐年上升，现在达0.5左右，已跻身于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具体来说，在社会总产品的第一次分配中，我国近20年间越来越向资本倾斜，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2009年上半年职工工资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1%，为2001年以来最低[1]。山西省总工会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十五”期间，山西省工业企业利润额平均增长达64.7%，而同期职工工资平均增长仅为17.7%[2]。在社会总产品的第二次分配中，从1996年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9.27%，远高于GDP的平均增速度13.02%，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只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4.6%。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的支出是16.7%，低于政府行政支出的17%。2007年，美国财政收为2.5万亿美元，其中1.5万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占60％；我国同年的财政收5.1万亿人民币，其中6000多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仅占11.76％。这种逆向发展趋势的长期延续，势必使得我国和现代化的距离越来越远。在推进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校正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难度，较之解决普遍贫穷及其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难度，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严重腐败的政治生态、濒临崩溃边缘的思想道德状况，是横亘在中国现代化巨轮面前的两座巨大冰山。
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领域势必表现为民主和公开，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势必表现为文明和廉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就将“民主”和“文明”确定为实现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目标。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化形态的遗毒远未得到清理，所以，近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几无进展，现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更为严重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规定实行的民主制度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这样一来，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社会道德愈益滑坡自然势不可免。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调查报告，中国排名第79位，比上年下降7位，在10分的清廉指数中仅得3.6分。当然，中央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十几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被查处的县处、地厅级贪官数以千计。但民主政治的缺位仍然使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其横行范围已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向教育、文化甚至慈善等领域大幅度渗透。而且，腐败方式不断创新，腐败金额一路攀升，被查处的概率则日益降低，腐败现象越来越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常态”。在有些地方和党政领导班子里，不腐败者者反而遭受孤立、难以容身。此种恶劣、污秽的政治生态，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社会风气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主要表现，就是包括那些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高官显贵们在内，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理想信念丧失殆尽，金钱和权力崇拜观念甚嚣尘上，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普遍存在，几乎所有领域里都盛行着人们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整个社会弥漫着对他人缺乏信任、对未来失去信心、对是非漠然不辨、对金钱和权力趋之若骛的灰暗和低靡之气。邓小平在1986年曾告诫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真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不过，之所以形成现在这样恶劣的政治和思想道德状况，邓小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30多年来改革实践的局限性、不彻底性乃至本质变异，均渊源于他的改革理论和指导思想，改革大厦的根基一开始就打歪了。而后来者不仅没有将根基重新夯正，反而把墙体砌得更歪了。现在，严重腐败的政治生态和濒临崩溃边缘的思想道德状况，已经成为横亘在中国现代化巨轮面前的两座巨大冰山。能否撞碎这两座冰山，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和命运；而撞碎这两座冰山的现实难度和渺茫前景，又不能不给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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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50期。
[2] 见《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2期。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