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压强与深度的关系:中国热 ——大国崛起中的多重形象

世人常以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来描绘世界中心在不同时期的结构性位移，并断言21世纪将属于中国。无论这一断言成立与否，一系列计划中和意料外的重大事件令2008年成为“中国年”，中国作为本世纪呼声最高的“世界中心”而倍受瞩目，它将通过这些事件完成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它的形象也将以“中国热”的方式传遍全球。



“中国热”并非21世纪的造物。历史上，中国不仅曾作为亚洲文明的文化输出源头，以汉字为媒介将当时最具先进性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辐射到整个东亚地区，同时中国形象还作为“东方形象”的主体，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穿越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理瓶颈到达西方。早在第一个千年的唐朝和第二个千年的元朝，中国就分别对亚洲和欧洲发生过重大影响：亚洲地区的“藩属国”通过在大唐派驻使节和留学生，令华夏文明通过语言、礼制、宗教、医学、美术、建筑、园林、音乐、工艺、服饰、饮食等分门别类的体系化方式在周边国家得以延展；而几百年后，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通过他的东方游记，将世界另一极的乌托邦形象及其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深刻影响带到了禁锢的中世纪欧洲，从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商人和传教士从西方前往中国，他们从中国舶来的奇珍异品和文化理念，迅速成为了风靡欧洲的时尚，为封闭的欧洲树立了赶超的模范。



两次“中国热”都发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期，唐元两朝都与世界保持着较为开放的国际关系；然而对于近在眼前的“藩属国”和远在天边的欧洲，两次“中国热”却造成了不一样的波动：“藩属”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外交制度，一方面将中国帝国的军事威慑施加于邻国之上，另一方面也带去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光环，使其从制度到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受益于“天朝上国”的榜样；尽管有着两希文明基础的欧洲，从来就没有将中国视作“君主国”而屈尊俯就，但中国作为另一个强大中心的出现，挑战了政教一体在欧洲的合法性，打破了欧洲人的欧洲中心观，为他们重构起一个广阔的、值得冒险和征服的世界秩序，并随后加速了全球大航海与殖民时代的到来。这也反过来使欧洲人在日后以几近野蛮的方式，改变了中国自我中心的天下观。对于亚洲，“中国热”以脱胎换骨的“同化”方式推动了亚洲诸国的前现代制度建设；而对于欧洲，这种制度则被视作一种具有异教色彩的参考模型，并在与自身模型的比照过程中，发现某些颠扑不破的信念的可疑之处，从而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第一次“中国热”直接推动了欧亚大陆东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的形成，第二次“中国热”则间接推动了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中心的升级。

之前两个千年的“中国热”在前现代的全球秩序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为第三个千年的“中国热”提供了一种正面形象：一个产生过无数灿烂文明成果、却怀柔于天下的东方大国；然而前现代中国在实现现代性转型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道路，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全球两极化格局中被树立成为西方世界的对手，以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冷战思维的幽灵依然不时徘徊在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的价值评判之中。中国形象至此变得更加多重：既有对古代帝制中国和红色共产中国的双重情感，也有对潜在威胁和巨大市场的双重标准，这导致西方社会面对中国不时陷入一种敌友矛盾。中国形象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突发性事件中的左右摇摆，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讽刺性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非此即彼的了解，全然不能同步于其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中国夸张而自相矛盾的描绘、对黄祸的恐惧、以及对中国习惯性的妖魔化，与帝制中国时期以“九畿”划分天下、视其它国家为“戎狄蛮夷”的一元化思维如出一辙：古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某种程度上正与当代中国作为一种常识在西方公共领域中的缺失相平行；其中的乾坤变化，无非在于“中国中心”变成了“欧美中心”。“中国威胁论”正是出于对异己的后发力量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成为文化上的一元思维和政治上的二元对立的产物。



与历史上横断于欧亚大陆之间的天然屏障不同，今天横断于东西半球之间的，是阻碍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意识形态屏障。理解中国模式，要点在于理解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的因缘脉络；理解这支文明体系既特立独行又兼容于世界的“上善若水”的治理特征；理解这种文化在不同环境中的自我更新机制，以及它在边缘与中心、民众与精英中的多样性呈现方式和对不同族群的揉合方式；理解中国作为一个从国民收入到人口素质都欠发达的国家，在短期利益和长远目标之间的取舍关系和福祸相依的本质。2008年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奥运这项国际盛事，能够以“中国热”的曝光方式极大地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加强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和而不同”地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进而推动一种多元共生型全球政治生态的形成。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现代性转型上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而这种华丽转身能否最终稳健而高效地完成，则取决于国际社会在理解中国问题上能够表现出的相应弹性。

“中国热”的核心，是国际世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畏惧或好奇，以及出于不同立场对中国价值的重新解读。和前两次“中国热”一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势必在各个领域激起全方位反应：从国际政治到全球经济，从全球展览中的中国主题到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元素。然而“中国热”的积极意义，绝不在于恢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流于浅表的异国情调和“中国风”，而在于为那些西方模式无力解决的“全球化后院”提供一种和平崛起的模式，以及通过东方文化的复兴，中和目前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对于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的双重作用，将成为对前两个千年“中国热”所起的世界意义的实质性继承。



而对于中国内部，“中国热”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民族主义的荣誉感膨胀和自信心回归，而在于通过由来自国际社会的政客、商人、记者、人类学家、传教士、外交官、建筑师、游客等多样性视角，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一种国际监督的舆论环境，以弥补集权国家在监督机制上的不足，平衡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不确定因素，从外部推动中国的决策机制从国家监督向社会监督转型。中国需要做的，则在于通过策略性地调整变化的国内国情与五光十色的国际舆论的关系，同步保障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稳健性和“中国热”的持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