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何不修长城:胡谈父母

一、战争年代

　　在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那一年是1948年。

　　1948年是国内战争转折的一年，陈毅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依照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自1840年至2040年的200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200年。在这200年中发生过许多次战争，有中国和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国内战争。40年代的国内战争无疑是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

上学时的母亲

     我1945年10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阴，那里是“淮阴侯”韩信的老家，也是周恩来从小生活的地方。在苏北一带，共产党建立了解放区政权，称为“盐阜区”，包含从苏北到皖北的地区。我出生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谈判，几天以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共产党撤出8个“解放区”，其中包括苏北解放区，于是我也离开淮阴。我的母亲戈扬是苏北人，她的老家海安属泰州地界，名为“海安”，也许在一千多年前是个临海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怎样离开淮阴的，50年代，我的父亲胡考发表长篇小说《行军记事》，描述了当年的撤退：我是被人挑在箩筐里，推在独轮车上，撤退到山东沂蒙山区的。第二年，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沂蒙山区也成了战场，我随父母撤到胶东，到过海阳、蓬莱、烟台，父亲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移驻丘陵带，避兵到海阳。鞋承千里露，帽复百宵霜。汀水沙含土，

　　山村石为墙。欲知今后踪，消息看前方。

　　父亲当时的身份是山东建设大学教授，母亲是新华社华东分社副主任。看父亲的诗，第一要走路，很辛苦，第二居无定所，一切要由前方的战况决定。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从胶东到济南，我们乘上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卡车。乘卡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那一次走了很远的路，路上轧死了一条黄狗。卡车是美国生产的，共产党不断打胜仗，我们有了来自美国的享受：美国奶粉、美国军毯和鸭绒被。

　　这一年是1948年，我的大妹妹出生。大妹妹叫“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我的名字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我们这个书香门弟，艺术之家，说来奇怪，父母就是不给孩子起名字。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我呢，不能叫“地瓜”，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再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弟弟叫“胡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我起的。50年代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很出名，我从那里找来弟弟的名字。小妹妹小名“阿布”，画家丁聪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于是弟弟对她说：“你就叫‘胡爱’得了！”她不再改名字，直到今天仍叫“胡爱农”。

　　还是说战争年代。进济南以后，母亲的警卫员带我，他是个毛头小子，十五六岁，胶东农村的。父亲的警卫员大一些，二十出头，他领到一把驳壳枪，高兴得很。母亲也有一把手枪，我见过，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张爱萍将军送的，作为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天，父亲的警卫员在我面前耍驳壳枪，被母亲骂了。母亲又叫又跳，声音尖得刺耳。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母亲，而从小到大，母亲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发过脾气。其实母亲的警卫员比父亲的警卫员更淘气，他领我到济南郊外的山上，叫我趴在一个大坑里，他站在一边丢手榴弹，几声巨响，山川大地在我小小的身子下震动。这记忆太深刻了！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如今从地图上看，济南周边没有什么山，有一个匡山，再就是千佛山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苏北认识的。那时，陈毅将军在新四军第三师建了一个“文化村”，储备文化干部，以备未来之用。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这支部队是皖南事变后从八路军调来的，过去的中央红军。“文化村”建在一个名叫“停翅港”的小村庄，阿英、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都在“文化村”里。大约“文化人”过去飞来飞去，此时要停下歇息吧。说起来，父亲和母亲都是早年成名的“文化人”，父亲是画家，20岁即在上海滩成名，他的漫画集《西厢记》曾有鲁迅先生作序。母亲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写出《台儿庄记实》，在大报上发出三大版，范长江称赞母亲的文章说，“一时洛阳纸贵”。母亲成名之时也仅22岁。

　　母亲有一张骑马的照片，年轻而英气勃勃。有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马蹄踏在小臂上，留下苹果大小的伤疤。

　　二、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幼儿园上了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大约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也算是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60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

作者母亲与丁玲、艾青（摄于1985年）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母亲也是年幼丧母，由舅舅养大。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解放后母亲一直给她的舅母寄生活费，她的舅母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某巷某某号树老太太”收。

　　在上海，母亲做《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张春桥。父亲说，张春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一次母亲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可惜孩子夭折了。

　　这一年的秋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母亲后来回忆，她被调到北京，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察官。1949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察。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母亲和另一位新闻检察官坐在其中，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察。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1950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父亲愿意做的事是搞创作，可是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大大地打击了他的创作情绪。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这样，我随父亲和丁叔叔来到北京。这一回乘的是软席卧铺，不是闷罐车了。

　　不久，母亲带妹妹来到北京。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三、进北京

　　我家刚到北京的时候，临时住在西长安街的石碑胡同，对面即为中南海新华门。我们住的房子是招待所，后来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摄影家石少华，父亲叫他“石麻子”，当然是背后叫的。

　　当年的北京城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看父亲的诗：

　　黄瓦天安门，红墙迎几层。微云衔落日，飞絮暖春城。深衢千棵树，长街十里灯。京师承百代，此代唯清明。

　　不久，我们搬到北长街，有了正式的家。

　　北长街78号是老式的四合院，有三个大院子，很气派。进门有很大的影碑，有花坛和假山，正房有宽大的前廊，镂空的垂花，是某位清朝官宦的大宅院。这房子即是后来的《人民画报》编辑部，《人民画报》迁到西郊后是《新观察》编辑部。刚去的时候，我家住西院正房，住厢房的是画家古元。古元的女儿和我一样大，有一次，她给我家送糖果，在台阶上跌倒，眉骨处磕了一个大口子，缝了好多针，留下永久的疤痕。《人民画报》编辑部开张后，我家搬到北院，从1950年到1958年，在这里住了八年。

　　北长街的南面是南长街，那里有中山公园，从我家到中山公园大约500米。中山公园是冬天的好去处，到唐花坞赏花，到故宫护城河滑冰。从我家往北走500米是北海公园，有高耸的白塔和宽阔的北海，那里是夏天划船的地方。

　　母亲曾为孩子们编了一首儿歌：

　　北长街，真漂亮;

　　两边树，排成行;

　　路西有个新北洋，

　　买根冰棍尝一尝。

　　“新北洋”是街上唯一的冷食店，在女子第一中学的门口，卖冰棍和酸梅汤，50年代的冷食只有这些，到东安市场的西餐店才能吃到冰激凌。

　　我家院子的东边也是护城河，有一年，学校里很多学生得流行性感冒，我也得了。学校停课三个月，我就在家里钓鱼，从护城河里钓了很多鱼，大水缸里养着十几条一两斤重的鱼，吃不过来。后来不让钓了，说那里是市园林局的养鱼池。

　　北长街是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50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5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10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500米，有很多大宅院。我家的南面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北长街有的院子门口挂牌匾和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有一家的对联很特别，上联记不得了，下联是“平生喜读浙人书”。父亲对我说：

　　“你看，浙江是出文豪的地方，古代的不说，当代文豪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夏衍都是我们浙江人。”

　　父亲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余姚。父亲的乡土教育极大提高了我日后写文章的自信心。

　　1951年，母亲开始办《新观察》杂志，这件事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她从历史学家黎澍手中接过主编的工作，此后，母亲的命运就是《新观察》杂志的命运。

　　最早的《新观察》编辑部在沙滩，著名的“北大红楼”的北侧，就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院子。黎澍前任主编是储安平，1957年的“党天下”论使他名扬天下。30年代储先生办了一个《观察》杂志，名气很大，《新观察》就是这么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选定母亲做主编，并且把刊物的性质从政论性改变为文艺综合性。为了办《人民画报》，父亲到上海从著名文化人邵洵美手中买了一套印刷机，又请来几个全国最著名的摄影师，有敖恩洪等人。《人民画报》也由胡乔木管，胡先生为画报制定了方针，就是要办得像“老大哥”的《苏联》画报一样。

四、育才小学和天桥游乐场

　　1951年的国庆节，早上，我听说母亲要去天安门，死活要跟去，追到大门口，在街上打滚哭闹。母亲没办法只好带上我，从北长街走到南长街走到长安街走到三座门，过了几道岗，在观礼台下面停下了，带小孩是不能上观礼台的。于是我拉着母亲的手站在长安街边，站了几个小时，看完阅兵式和游行。那时候骑兵很多，一排排的马队，一排排闪亮的刺刀，开心极了。

　　到北京后我进了新华社托儿所，在西单的劈柴胡同。托儿所也是在四合院里，没有上海的华东局幼儿园那样气派，托儿所的所长是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的太太。母亲送我，她不再把我放在大门口，而是领我进去和所长说说话。

　　虽然朝鲜还在打仗，北京已是一派和平气息。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干部也从供给制变成工资制。母亲行政11级，月薪196元；父亲文艺三级，月薪230元。那时物价低，最贵的香烟是中华牌，每包四角二分（我给父亲买香烟），三角钱买一斤大对虾。保姆做好饭，父亲上了餐桌，就会说：“又是对虾！”雇辆三轮车到王府井是两角五分钱，在东安市场大地西餐厅吃一份西餐九角二分，有猪排、奶油蘑菇汤、沙拉、黄油、面包。

　　1952年我上小学，进的是育才小学，在南城的先农坛。北京的南城有两个很大的坛，左边的坛叫天坛，右边的坛叫先农坛，是皇上祭天祭先农的地方。育才小学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干部子弟学校。在50年代，北京有三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育英小学，八一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老校长写过一本书，《马背上的摇篮》，在80年代拍过电影。育才小学占地很大，一个先农坛嘛。后来东边的一块地建了先农坛体育场，南边建了陶然亭游泳池，又建了几家工厂。划出很多地，育才小学还是很大，母亲送我上学的那天，从校门口走到学生宿舍，比从我家走到天安门还要远。学校里有苍松古柏，有丁香树林，有飞檐斗拱的皇家宫殿。先农坛的北大殿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南大殿是学生食堂，两边的厢房是学生宿舍。大操场的周围是几十株千年古栢。从大殿向南穿过两座大门到祭坛，有东西两个汉白玉大祭坛，祭坛周围是半人高的荒草。用李白的名句，就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绍兴的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幼年玩耍的地方，我们先农坛比百草园大一百倍，里面的鸟雀昆虫不计其数，有着无穷的乐趣。新建的学生宿舍在东坛南侧，U型的两层楼，1952年建成，那时没有人想到在先农坛动土是一种罪孽。

　　母亲告诉父亲：

　　“育才小学是比一所大学还要大的小学。”

　　育才小学是寄宿学校，学生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饭前要回到学校。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父亲雇一辆三轮车，星期六下午到学校接我，星期天下午把我送回学校。三年级我自己上学了，乘5路公共汽车，每周得到一元钱。汽车票七分钱，往返一角四分，剩下的是零花钱，都花到天桥去了。离学校不远是天桥，天桥是全北京最繁华的大众游乐场，二百米见方的场地上，挤了数十家小型游场，有拉洋片的，有变戏法的，有西洋马戏团，有东北二人转，有说大鼓书的，有放电影的，有室内的，有露天的，有布篷围上的，有四面敞开的，有收门票的，有随便扔钱的。耍大刀的刘羽林，摔跤的宝三，说单口相声的刘宝瑞，都是远近知名的角儿。当年侯宝林也是天桥把式，到了50年代，侯宝林火了，不在天桥练了。天桥有各式各样京味小吃，豆汁呀，炒肝呀，爆肚呀，变着法儿让你掏钱。到天桥看玩意儿得有耐心，有话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艺人们在使出真本事之前总是耍嘴皮子，没完没了。每个星期天，我在家吃完午饭就走了，在天桥玩一个下午，晚上才回到学校。

　　我到天桥玩，前后大约两年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天桥日渐冷落，再说，那些低俗的玩意儿，看多也腻了。

五、安徒生童话

　　母亲1953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蔡畅，另一个名人是陆璀，她是饶潄石的夫人。陆璀是“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北大学生，以美貌闻名。在出国访问的照片中，陆阿姨还是那么高雅漂亮，可是她们回国不久，“高饶事件”爆发了，高岗自杀，饶潄石几年后病死。在代表团里，和母亲最要好的是作曲家瞿希贤，在最严酷60年代她写出温情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至今还在传唱。她也写过“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母亲曾带我去瞿阿姨家，在大佛寺街的一座大杂院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瞿阿姨黑而瘦弱，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寡言少语。她一辈子没有嫁人。

　　母亲的出国时间很长，先到苏联，乘火车横跨西伯利亚。在哥本哈根开会，母亲和瞿希贤没有随代表团归国，她们想去英国，大使馆答应为她们办签证。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朝鲜还在打仗，她们等了一周，没有等到签证，天天陪着海边的美人鱼，看北欧的白夜。

　　母亲的丹麦之行带给孩子们两样礼物：好吃的巧克力和好听的安徒生童话。巧克力是在苏联买的，在我们大吃一顿之后，父亲把巧克力藏起来，每天拿出几颗。他是这样说的：巧克力被小耗子偷去，我用小木棍从耗子洞里掏出的。父亲每天都能掏出几颗巧克力，直到我发现了“耗子洞”。

　　在我很小时候，母亲开始在床上讲故事。最早是“羊群过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羊走过一座小桥，先过来一头留胡子的羊，又过来一头拄拐棍的羊，等等，等等，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专注于场景的描写，每次的版本不同，可以讲很长很长。这故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大人开个头，孩子接着讲。“羊群过桥”之后是格林童话和王尔德童话。

　　母亲从丹麦归来，不讲格林童话了，也不讲王尔德童话了，而是讲安徒生童话。因为安徒生童话不但让孩子们着迷，也让母亲着迷。叶君健先生翻译的两大本书，每一篇都讲，包括篇幅最长的《海的女儿》。母亲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当过一年小学教员，知道如何送给孩子们最美妙的享受。《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讲的是做人的道理，《皇帝的新衣》讲的是为尊者的可笑，《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是普通人的爱情，爱情中的痴迷和美妙，《豌豆公主》是瑰丽的梦和想象力的飞翔。在那几年，母亲是最忙的人，可是她用很多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

　　母亲接连写出《向新的高潮迈进》、《王进忠的故事》、《新闻与特写》等五本书，她到全国各地采访，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领导成员，忙得很。有人是这样说的：戈扬一会儿生一个孩子，一会儿写一本书！《王进忠的故事》是写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模范王进忠，当时，鞍钢建设是媒体热点，所谓“三大工程”，那里的苏联专家有好几百人！母亲三次去鞍山，那里有热气腾腾的场面，那里的关东大汉一口气吃掉20根冰棍，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速度很快，记录别人的谈话毫不费力。她的笔记本大大小小几十个，字像小米粒大小，整整齐齐。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就是一个聪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没有想到20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也就是王进忠所在的单位，见到当年的英雄。

　　尽管忙，母亲还是要带孩子们出去玩，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故宫、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有一次，孩子们要坐火车，母亲带三个孩子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坐到丰台，再从丰台回到前门。1955年的新年，母亲带我参加全国文联的新年晚会，在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齐白石老人92岁了，长髯垂胸，被人搀扶着，颤巍巍的，步履维艰。谁知他拿起毛笔当场挥毫，与众多画家共绘牡丹图。晚会有演出，有游艺活动，有小吃，有礼品。我得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记本，很高兴，母亲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胡儿，用你美好的理想来丰富这个本子。妈妈”。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本子开始的。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母亲叫黄沙叔叔带我到北戴河玩了十天。黄沙是《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印尼华侨，瘦瘦的，短小精干，在海里可以游很远，我站在岸边，看他优美的泳姿，十分羡慕。我们住北戴河作家协会休养所，那时候北戴河人很少，安静舒适，从北戴河到秦皇岛骑毛驴，要走三个小时。黄沙叔叔领我去看望诗人萧三和画家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阿姨。萧三先生也住作协招待所，他的太太是苏联人，两个儿子叫阿廖沙什么的，样子也和苏联人一般无二。他俩是我在沙滩上嬉戏打闹的伙伴。在延安时代，父亲曾同萧三有一次历时三个月的骑马远行，他们到了王震的359旅和贺龙的120师。廖静文阿姨住一幢阔气的别墅，年少新寡，冷艳逼人，叫我倒抽一口凉气。廖阿姨给我一只大苹果。我虽是11岁的孩子，已能看出女人的美丽。我觉得廖阿姨比新凤霞阿姨更漂亮，更有气质，更高贵。我觉得她可以和秦怡阿姨相比，她们两人是我年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1957年，黄沙叔叔因写《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和《新观察》同时受到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