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好看吗:汽车企业文化研究之德系合资企业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5:05:08

  假如文化能够无穷地妥协与融合,人类早已建成了巴别通天塔。市场自有其发展规律,文化自有其地域色彩。对德国人而言,他们已经给中国装上了四个轮子,在技术与利润的价值坐标间一路驶过,而其背后携挎的正是一段来自中国本土文化汹涌澎湃的独立宣言。

  德国人死板,中国人圆滑,汽车盛宴当前,除了博弈还是博弈

  ■ 总论

  20世纪80年代,当德国大众公司高管马丁·波斯特接到组建首家中德汽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的任务时,他全然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是捉摸不透的政治权力关系?是令人恼怒的企业游戏规则?还是计划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

  如何立足于这全然陌生的世界?如何治理那些连语言都不通的员工?如何赢得中方合作伙伴的信任?

  如今,20多年过往了,当第一代汽车人已经开始坐在摇椅上回忆往夕峥嵘岁月的时候,大众汽车在中国的两家合资公司已分别占据了中国乘用车销量三甲的两个席位,大众在不可融合只能磨合的中、德文化差异间,走出了一条曲折而务实的探索之路,中国卓越的外交家周恩来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常说的一句话“求大同,存小异。”信焉。

  德国企业文化以***教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注重“科学”与“法制”;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则是儒家文化,夸大“人情”和“精神”

  组织治理学的泰斗斯蒂芬·罗宾斯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曾引用了美国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对色情文学的描述,“我不能给它下定义,但我看到它的时候心里就明白。”

  在罗宾斯看来,对于跨国界的企业而言,所谓的企业文化不能单纯理解为另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氛围、税收政策与母国的不同之处。“企业文化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产物”,即某一具体国家主要的价值观和行为总和。

  “我们在合作中会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但尽不能和中国人发生争执”,曾任大众汽车团体(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金属商品采购部高级经理的比约恩·普罗什举例称,“在欧洲时,我们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而在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不满对解决题目毫无帮助。在中国出现了矛盾,必须得先说,O K,O K,表示理解,然后再委婉地说出我们希看在某些地方再做出一点改进。”

  德国企业尤其是德国制造业,夸大“理性”的治理,注重规章制度、治理组织结构、个人奋斗及投资收益等,而对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来说,当时夸大得更多的仍然是“人性”治理,夸大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的作用。

  作为大众汽车的合资公司之一的一汽大众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员工主动提出以个人名义向企业捐款,并终极形成了全厂职工“集资建厂”。这在刚刚来到中国的德国高管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德国企业文化以***教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注重“科学”与“法制”;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则是儒家文化,夸大“人情”和“精神”。

  高度的结构性

  曾任上海大众高级顾问马赛厄斯·马鲁费科说:“据我观察,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夸大高度的灵活性,中国人往往能够很快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法,并很快地融进新环境中往。而典型的德国治理模式则体现在其高度的结构性上。”

  结构性与严谨性是德国人试图传达给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观念。而这样的文化观念在后来大众汽车向中国两家合资企业分别导进的车型选择上,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开始,我每周跟中方伙伴间的晚餐是一场连着一场。我们需要互相沟通、磋商、说服对方、征得对方的好感或向对方施加压力”,上海大众的首位德方高管马丁·波斯特回忆道,在讨论中,总是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题目:究竟哪种车型更适合中国,是桑塔纳还是奥迪100。

  事实上,在如今的大众系车谱中,我们能够看到上海大众的桑塔纳与一汽大众的捷达共同构筑了大众系销量的钢铁基石。而其帕萨特及迈腾则共同成就了大众B5平台在中国销量的最大化。在大众严谨的组织结构与夸大投资收益的文化下,双方企业家在角力中努力维持着平衡。

  “我们试图传达精工制造的理念”

  “我们试图传达的概念是严谨的、决不让步的精工制造理念”,德系汽车一位治理人士说,德国企业在竞争中保持上风的宝贝则是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

  “多年以来,对于(时任奥迪生产线负责人)海尔曼·史渡比希说的那句评判‘你们这里永远也造不了符合质量要求的好车’,中方至今不能释怀。”马丁·波斯特说。

  “经常听到人发问:国产大众汽车是否会比进口车质量差?对此我们总是半开玩笑地反问:‘有哪条法律规定中国人造的汽车就一定比德国人造的差?!”大众汽车中心实验室高级主管李珂表示,“固然是句玩笑话,但我们心里都很认真。”德国企业素以对质量精益求精著称,只有做到在中国制造的车与德国制造的是同样质量,才真正实现了大众汽车的中国化。

  大众在中国,不仅执行着来自德国的标准,在某些细节方面,中方进一步提出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执行特殊要求。李珂提到,“例如我们的低温落球测试有时就比德国更为严格。”德国低温条件下的实验标准是-30摄氏度,但在中国,这个低温落球测试根据零件的不同有-40摄氏度和-30摄氏度两个标准,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冬天最低温度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下,而在中国南方,又面临着酸雨、盐雾、湿润对车身油漆的腐蚀题目。因此,大众特别增加了对于南方加强空调,北方座椅加热的不同选择。

  “中国人有很强的学习、适应和变通的能力。”马赛厄斯·马鲁费科表示。但是对于德国人而言,中国文化深进骨髓的“人事和伦理化治理”依然是中德企业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中国的企业讲文化经常只有内涵,没有与之匹配的制度与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一位治理人士表示。

  曾任大众汽车团体(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金属商品采购部高级经理的比约恩·普罗什表示,“在欧洲,我们只联系某一个具体的项目负责人,这名联系人直接负责同大众汽车进行谈判,且他在公司具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可是在中国,我们必须直接同供货商打交道,确定负责人是谁,由于负责人一直在变。”

  “究竟是谁给你发工资啊?!”

  德国汽车制造商教会了中国人“高度的结构性”与“严谨的生产态度”,然而他们在中国,也有需要学习的课程。

  “国外子公司受总部控制,在大众看来是理所当然之事。对团体最高层的路线还有异议?!”马丁·波斯特表示。据合同,大众汽车的中方合作伙伴在重要的决策上同样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让那些习惯于100%服从执行大众总部领导的狼堡人感到不适应。

  “我们得始终与中方合作伙伴取得大体上的一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方面简单地决定该做什么,要做什么。”马丁·波斯特表示,“对于那些堆积如山的经营题目,狼堡总有长达几米的电传,要求我们就一切未按照大众总部计划指标行事的题目做出解释”,“所以当时我听得最多的来自狼堡同仁的两句话就是:‘那就是说,您已将中方拉到您这一边了?’和‘究竟是谁给你发工资啊?!’”

  在阔别大众团体总部11000公里的地方,世界的另一端,部分德国人在陷进冲突的时候,选择了更为“自由”的处理方式。“自由度与跟团体总部的间隔成平方级的增长”,“我们的目标是把具体的题目解决掉,你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所谓‘山高天子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上海大众首任德方技术执行经理汉斯-约阿希姆。保尔说。

  “这个想法很好,我们会好好考虑”

  “要从大多数中国人那里听到一句意思明确的话,是十分困难的。”一位德系高管表示。“假如中国人对一个题目的答案为‘是’,那肯定不是我所理解的那个意思,由于‘不’字他是尽对不想说出口的!”“‘这个想法很好,我们会好好考虑的’的意思就是,这个想法不怎么好。”

  “责任承担是最大的一个题目”,该人士表示,“时至本日,中方员工依然不怎么愿意为一件事情独自承担责任——— 中国人害怕责任!”

  “中国人习惯责任分摊,最后形成法不制众之势,不了了之,让产生的题目消弥于层层上报责任均摊的制度缝隙之中。”

  但这在德国人那里行不通。在德国企业内部,其组织结构严密,赏罚制度具体而严格,他们注重个人的发展,同时也注重法制治理。

  “定义中的文化是一种无形的、隐含的、不可捉摸而又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东西”,斯蒂芬·罗宾斯在他所著的《组织行为学》中写道,不论治理者喜欢与否,文化都以一种形式存在。

  尽管对于很多的欧、美企业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企业似乎并没有太强烈的“企业文化”,然而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可避免的矛盾

  德国人与中国人都在为弥合文化差异做出努力,德国人开始在企业中展开“跨文化培训”,而在中国人举办的德系汽车发布会上,也越来越多的鉴戒起西方的形式,例如鸡尾酒会,尽管如此,局部的矛盾与冲突依然不可避免。

  2010年3月,大众中国总裁范安德对媒体表态称,“大众汽车将在华南建厂”。根据范安德的说法,大众汽车将在广东地区建设两家产能均在20万辆以上的工厂。

  2010年5月,自第一次发布华南建厂信息后的一月,大众汽车再一次单方面发布公告称,将追加16亿欧元用于华南建厂。后一天,一汽大众发布公告肯定将在粤建厂。而被大众汽车在公告中“公然点名”的另一个投资主体上海大众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

  2010年7月,上海大众公布自己将在江苏仪征建厂。

  事实上,对于大众中国这个全面服从狼堡旨意的机构而言,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不愿全面服从他们的调配而引发的矛盾可不止一星半点。

  众所周知,围绕中国最早的两家汽车合资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其周边已经建起了从零部件供给到社区团体的整整一个小型的王国。为了使各方利益平衡,使已经形成的体系维持下往,在很多原本可以联合采购的项目上,大众不得不满足中方伙伴的要求在南北各建一套。

  业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上海大众原想采购一款用在发动机上的曲轴,在长春某厂看到了性价比极优的产品,对方也能马上组织生产。但终极,上汽团体决定投资3000万美元自己在上海建个曲轴厂,反过来,一汽大众也时常这样干。

  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评价大众中国与它的两个合资公司之间的关系,“大众中国总是试图让两家合资企业显得更协调些,但是两家中方伙伴之间实在缺乏合作的意愿,所以前者的努力总是遭遇挫折”,“这么多年来,与中国伙伴在谈判桌上的交锋有几次能让大众如愿?!”

  南都记者 林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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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敌外方“金箍棒”,自主“哪吒”临阵折戟

  当然,在跟中国伙伴的合作中,德国人并非彻底的无助。事实上,对于车型的引进、技术转让,狼堡仍然有着决定性的权力。

  在上海大众公布仪征建厂后一周,业界有消息传出,帕萨特B7将于2011年落户长春。此前,一汽大众从大众处导进的号称“史上最美轿车”的CC刚刚落地上海滩。“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们称它为‘迈腾’”,一汽大众相关人士表示,所谓的帕萨特B7就是迈腾的换代产品。原因则如上海大众品牌营销事业部执行副总监兼销售总监贾叫镝所言,“PASSAT(帕萨特)这个品牌名称,大众汽车已经永久地给予了上海大众。”对此,业界评论,“当上海大众与帕萨特B5(领驭及新领驭)的换代车型失之交臂,便决定了将来支撑上海大众的战略车型至少有半数来自该合资公司的本土化研发。”然而,上海大众在本土化研发的道路上也走得并不顺畅。

  2006年11月,北京车展,业界激动地迎来了上海大众自主概念车“哪吒”。中国红、风火轮、浑天绫等中国元素融进到一款汽车身上,“哪吒”甫一出世就令业界悸动不已。在中方技术话语权甚少的合资企业里,“哪吒”似乎象征着中国汽车业的希看。参与“哪吒”设计的上海大众中方设计师表示,该款车型将在2008年实现量产。

  然而,就在诸多眼球聚集“哪吒”的时候,2007年4月上海车展,“哪吒”却不见了。接近上海大众的人士表示,“哪吒”的忽然沉默,原因是大众方面对自主品牌怀有一定的戒心,而终止了“哪吒”的继续开发计划。固然德方并未对此事公然表态,然而“哪吒”确实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对此,业界资深人士评价称,假如“哪吒”出世,将一改多年来上海大众以有限的几款车型坚挺天下的局面。

  2008年,“哪吒”没能出世。2008年,帕萨特B5车型落户长春一汽大众,改名“迈腾”。上海大众为“哪吒”付出了帕萨特的代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表示,“上海大众的做法,可以看做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背景下,中外合资双方博弈的新变体。”德国人的思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当被问到大众、奔驰、宝马这些德国汽车人是不是只顾走自己的路,它们的产品只能是“被接受”,由于把自己看作了骨灰级弄潮人时,一位德系治理职员反问笔者,“那么除了品质、技术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你觉得汽车制造商还应该夸大些什么呢?!”

  这位治理人的话让记者想起了一个朋友的经营理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一如日系汽车的高级治理人士所言,“来往返回几板斧,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

  事实上,对于以大众、奔驰、宝马为代表的德系汽车品牌而言,法制的治理理念、精耕细作的制造标准、科技创新的技术狂热与追求利润的经营理念共同铸就了百年的品牌文化精华。

  当德国车遇上日本车

  1886年,卡尔·本茨在德国造出了现代汽车的雏形。人类迈进了汽车时代。

  在大众汽车编著的《大众的气力》中,狼堡汽车人写道,“为中国装上车轮”。

  从奥迪的“突破科技启迪未来”到宝马的“高效动力”再到奔驰———这部豪华轿车的浓缩史。正是在这种技术精神的指引下,德国人对于机械、对性能永无止境的追求已达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这种“不疯魔不成活”的精神不单只是为了卖车这个工作而来,更多的已成为了一种人生事业的追求。

  在德国,汽车的重要性使它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8000万人口的德国拥有4000万辆汽车,约有82%的德国人以车代步。在德国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可能会有不爱妻子的丈夫,尽不会有不爱汽车的男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还在做着轿车梦的中国人来说,尽管一线城市上放工高峰期主干道已俨然成为一场大型国际汽车展,但是路人依然可以通过汽车的级别轻易地鉴别出驾乘者的身份、性格,甚至财富地位。

  正是上述由所处历史阶段不同造成的根本性心态差异,令得“以车为本”的德系汽车制造者们在遭遇“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一切面子、荣誉需求)的日系车时,便显得过于“生硬”而“不近人情”。

  大众消费年代的生产态度

  然而在“人文”之外,对于汽车制造而言,德国人则表现出一种近乎神圣的态度。

  “我们想传达给中国伙伴的理念之一就是严谨的生产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大众系一位治理人士表示。

  在一汽-大众奥迪总装车间整车检测线的尽头,可以看到一座灰色的屋子,在这座屋子里面有很多三色灯笼罩下的隧道,如电影里的时光隧道一般,一个红衣人拿着本子和丈量尺,围着一辆全新奥迪A 4L看上一整天,这就是奥迪整车品质检测的终极一道环节———整车奥迪特评审(A U D IT)。

  针对每部被抽检的全新奥迪A 4L,会有1名质量评审员花费至少1天的时间进行质量评审。观察方法类似中医的“看、闻、问、切”,对产品的外观、内饰、气味、触感等2000多项指标进行评测并打分。每周还有专门的奥迪特成员对于一周内发现的题目进行汇总及数据分析,以得出趋势性的结论。无论是采购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对于奥迪特所提出的题目都必须无条件进行改进,而这些改造,更多是一种持续的质量改进。

  同样的,精耕细作,一丝不苟的严厉工作制度则让奔驰车保持了百年的声誉。奔驰公司对产品的每一个部件的制造都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可以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在判定一辆汽车时,人们首先留意的恐怕是它的外观、性能,而很少留意它的座位,但即使在这个极少引人留意的部位,奔驰公司也极为认真。

  把好质量关,严格检查制度。凡是参观过奔驰公司的人都会得出一种印象,即车间里干净整洁,有条不紊,即使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组装到车上前,也要先经过检查,每一个组装阶段都有检查,最后经专门技师检查签字,车辆才能开出生产线。同时为了进一步把好质量关,奔驰公司在美国、欧洲、加拿大、拉丁美洲、亚洲等地,设有专门的质量检测中心。“中心”内有大批质检技术职员及高质量的设备,每年要抽检上万辆奔驰汽车,层层把关,严格检验。

  亨利·福特所代表的美国汽车厂家们,将汽车带进了大众消费的年代。流水化作业的汽车生产线,让车与车之间的价值区别变得模糊。而德国汽车人正是用上述的品质态度来悍卫着自己在汽车王国的地位。

  写进战略的“利润追求”

  作为“技术”与“制造”的偏执狂,外表严厉的德国人谈起钱来同样的一丝不苟。

  “2018年前,在销量与利润两方面同时超越丰田汽车”是已被大众汽车写进全球战略的目标。

  “我们要做第一,销量要第一,客户满足度要第一,员工心目中最有魅力的第一雇主,利润也要是第一,做到四个第一,才算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战略目标。”大众汽车品牌负责销售、营销和售后服务的董事克里斯蒂安·科林格勒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自豪的口气阐释了德国大众汽车的远期发展纲要。德国人原来并不讳言谈“钱”。

  随着豪车市场的竞争加剧,奔驰也放下了身段,破天荒地将车型售价直接打在了户外广告上,这在高档车的世界里实属罕见。然而对奔驰经销商和厂家来说,却是泰然自若,摆出了一副不以业界闲言碎语为意的架势。

  事实上,对大多数的德国企业而言,经营目标本身就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终极价值目标,而品牌、质量、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宝贝。这种在我们将“技术狂热”与“利润至上”独立来看时显得有些***的世界观在德系企业内部自有一套完整的思维逻辑。这与中国很多企业依然将“生产”和“销售”隔裂开来进行,企业生产观念与倾销观念不同一,终极生产出来的产品靠价格争夺市场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样的不同,我们在德系国产车的定价及品牌广告投放上便能看出些许端倪。原因是,对于仍然处于感性消费的中国市场而言,品牌文化仍然还抵不上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