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盛世华府怎么样:被指为“娼妓作家”：姚雪垠遭胡风“清算”始末

“没看内容，只看目录就明白了八九。《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是对我而来的，但很多地方误解了甚至歪曲了我的原意。更使我难以接受的是胡绳对路翎小说的批评。我感到有一种恶意的歪曲，一开始就给路翎定了调子，自然成了一无是处的小资产阶级作者。”

“看到《大众文艺丛刊》第二期《人民与文艺》，里面有乔木（乔冠华）直接批评我的文章。使我不解的是，许多他自己（于潮）曾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却一起批判，但又不和自己联系起来。他能不负责任地忘了过去，我可要向读者负责，不能今是昨非地乱说一通，我必须慎重严肃地想想。”

胡风的眼前出现一片沼泽，他觉得“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但丁《净界》，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题头语）倔强的胡风无论如何是不会自动放下思想武器的，他不习惯于“奴从”，他决心为捍卫“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战斗到底。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撰写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写成后交给文协会刊《中国作家》，纸型已经打好了，编委会却不同意发表，于是他把纸型买了回来，由《希望》社印刷出版。

愈挫愈勇的胡风不但自己迎战，也联络友人共同作战。路翎的反击文章也写成了，题目叫《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交给胡风审阅后，发表在北平《泥土》第6期（1948年7月20日）。胡风还写信给朋友们打气：

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几个人。……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胡风致舒芜，1948年9月27日）

无辜的姚雪垠再次被卷入这场论争中，成了双方的箭靶。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大不恭地把香港同人讥为住在“岛球”上的“一般性的原则人”，而把最大的憎恶给了姚雪垠。他在文章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它们对于最恶劣的堕落文艺都可以和平共处，握手言欢，甚至仗“义”辩护，但对于现实主义的这一点要求却一直当作眼中钉，好象不连根拔去不过成心安理得的日子，有时甚至跳起来或潜下去，造谣中伤，借题发挥，向它涂上了泥污。

文章中他忧心忡忡地预测，在“一般性的原则人”的“反映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的鼓励和纵容下，将来“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一定会兴奋地抱着脖子结成‘统一战线’”，而已被打倒的姚雪垠这样的作家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一个说，本店雇有大批熟练的老师父和学生子，可以遵照图样，造出大量傀儡来表演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一个说，本店聘有大批上等的技师和助手，可以遵照指定范围，拍摄大量照片来反映活的群众及其实际斗争。而且，如果要化装富于肉感性，布景多添花样景，还可以随时敦请多年至交的高等化装师兼布景师，蜚声华洋两界的姚雪垠博士们来客串相帮。

路翎在反批评文章中，极其憎恶胡绳把他的创作归于“小资产阶级”一类，他认为“小资产阶级”中的徐志摩、姚雪垠、吴祖光、张恨水、梅兰芳与他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没有人民的内容的”，不管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好，因为他们的本质就是“投机”和“市侩”；而后者，是战斗的“小资产阶级”，无论放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自觉地和工农结合，完成自身的改造：

“‘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范畴，无论就出身说或思想要求上说，都是如此的。例如，在严格的阶级意义上讲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象先前的徐志摩和现在的某些作家），他们原来就和工农敌对，怎么会走到工农里面去？例如，以人民，民主为投机手段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象姚雪垠之类），问题也就不能放在到不到战场或工农中间去这个提法上面。例如，面对现实，有进步要求的，在创作里面追求这个时代的人生真实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和人民的结合有强有弱，他们带着的本阶级的弱处或多或少，但他们是在斗争着的，象现在的许多作家，那么，他们和工农的更强的结合也不可能是一律地直接地到战场和工农中间去，而是推动他们通过他们的各种道路各种过程来加强他们在生活上在创作上的斗争，也就是和工农的道路的汇合的斗争，等等。

“这样的原来没有人民的内容的作家，即是拖到战场上去，也是不中用的。姚雪垠之流不就是战场上回来的么？而原来就从人民里成长，服从着他底脱离本阶级的历史要求的战斗的作家，是到处都是战场，到处都在斗争。

“他们更应该记着，他们那个‘首先，是对于自己的批判’里面所轻描淡写地指出来的抗战期间在文艺底统一战线问题上，在文艺思想要求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正就是由于他们自己底纵容；那时候，被他们现在所歪曲的这个主观的精神要求即内在的真实的思想战斗要求，正是坚决地反对着那一切错误的。反对着对姚雪垠之流的色情文艺和市侩路线的纵容，反对着放弃思想要求去和张恨水梅兰芳的‘统一’，反对着他们即在现在也一字不提的，在城市工作中最主要的戏剧这一部门底特别的堕落，反对着对才子神童吴祖光之流的纵容的。现在他们收获果实了吧。却仍然那样地轻描淡写，这，就不能不是对于历史和人民的罪恶！”

路翎的这篇文章是胡风的文章的有力补充，令人惊诧的有三点：第一，他断然地把姚雪垠等作家判定为从来就坏，而且不堪改造，不知有什么根据；第二，他们竟自诩为不需要自我改造，这种优越感不知从何而来；第三，他们不仅自认为是抗战文艺运动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党的文艺领导，这种自信何由产生。

姚雪垠同样是被批判者，但他当时并没有站出来替自己辩护。他了解胡绳，素来钦佩胡绳的才华。胡绳对他的批评虽则严厉，但他始终把胡绳当作“诤友”。他最大的遗憾是，胡绳在撰写这篇批评文章时竟没有看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的第三分册，在第三分册中，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场景已渐次展开，各种矛盾的冲突日趋激烈，人物性格的多层面发展已现端倪，绝非“三女性”可以概括。笔者曾多次访问过姚雪垠，他谈到这个问题时，总是喃喃地说： “要是他看到第三分册就好了。”当笔者继续追问胡绳当年为什么要苛评这部作品时，姚雪垠笑着说，去看看胡绳在《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后面的“附记”吧，那里写得很清楚哩。转录“附记”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我在文章里批评了雪垠的《春暖》这部小说，同时也是批评着自己。因为这本小说的初稿是在一九四Ｏ年我所主编的一个杂志上连载过的。我所特别引出的《春暖》中的两段文字中的前一段（黄梅初次见到林梦云的笑容）就是在初稿中有过的。足以证明在初稿中已经充分表现着这种有害的倾向。——现在我没有这杂志，所以不能作详密的检讨。——但当时我不但没有能看出朋友的缺点，反而无形中支持了这一倾向。雪垠在以后扩大和修改它的初稿时，显然是更充分发展了这一倾向。因此直到最近，我读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后，我觉得，无论对于雪垠，对于读者，我都有义务提出这样的包含自我批评在内的严格的批评。

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构思于1939年湖北老河口，那时姚雪垠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挂名秘书，胡绳在战区报纸《鄂北日报》担任编辑。闲暇时，两人总爱呆在一起，谈天说地。姚雪垠小说的“三女性”有两个是有原型的，谈天时，姚雪垠爱把构思中的情节当作故事来讲，胡绳常常帮他进行人物形象或思想心理分析，以丰富人物塑造。1940年胡绳去重庆主编《读书月报》，致函姚雪垠，要求把小说先给他发表，姚雪垠欣然同意。这部小说在《读书月报》上连载了一年，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刊物被迫停刊。

历史总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是什么人。遥想当年，当那么一大批进步文化人站在南海之滨，翘首期盼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多么渴望涤尽身上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适应那崭新的人民的世纪。他们或许对别人有所苛求，但对自己又何尝不是更苛责。他们觉得，他们在反动派的压迫下艰难地开展着的进步文艺运动，其成果不能与根据地（解放区）的《李有才板话》和《王贵与李香香》相比，他们多年努力探索的理论成果不能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煌煌大论相比。他们站在那越来越逼近的新世纪面前，颇有点自惭形秽，颇有点无地自容，他们否定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成果，他们否定自己的奋斗历史，也否定别人的血肉搏斗，他们惟恐自己不纯粹，也惟恐别人不真诚，所谓“清算”，所谓“整肃”，不都是为此吗？然而，这种“自发”的“清算”和“整肃”运动，也只算得上是一个序曲，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所作的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总结报告，其谦恭与压抑就是从这里来的；解放初期，胡风奔走南北，得不到合适的安排，怨气愈大，终于酿成悲剧，其根源也是从这里来的；路翎后来的作品动辄挨批，姚雪垠更被视为异类，其原因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再后来的反右，再后来的文革，都与有关方面对知识分子的着意摧残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有关。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从此就象孙猴子头上的那道金箍一样戴在了中国知识分子头上，只要如来佛念一下紧箍咒，就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1948年的最后几天，胡风终于被蒋天佐劝离了上海，乘船驰向香港。“岛球”上的“一般性的原则人”仍未放弃说服胡风的努力，邵荃麟委托楼适夷找胡风恳谈，要求胡风放弃“自己一套”，胡风断然拒绝，楼适夷黯然而返。胡风拒绝了文委对他的最后一次挽救。不甘寂寞

香港与上海大战落幕了，似乎并没有胜利者，但失败者却有一个，那就是被双方抛弃的姚雪垠。

1948年的姚雪垠孤零零地留在上海，没有谁来“挽救”他，更没有谁来找他谈一谈。他被抛弃了。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姚雪垠是打不倒的，他不怕孤立。他常说，没有谁能打倒谁，只有自己才能打倒自己。他深知，作为一个文学家，最可怕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作家的生命是自己的作品，哪怕人不在了，生命仍然在作品中延续。晚年，他把这个信念凝结成了两句话：“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

1948年的上海，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国共两党，能离得开的都离开了。姚雪垠去到高行农业学校教书，与其说是谋个饭碗，不如说找个住处。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时代大交替，他早已忘了自身的荣辱，他在想，他应该为这伟大的历史变革留下点什么。

他仍埋头创作。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万里哀鸿》——表现40年代中原的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大饥荒；他发表了《杜甫与李白的友谊》，这是计划中的《杜甫传》的准备；他创作了《崇祯皇帝传》和《明代的特务政治》，虽着意影射蒋家小朝廷，却成为以后创作《李自成》的张本。但，他总觉得不够，还应该再做点什么。忽然，他有了一个大计划。

他有一个叫孙陵的朋友，正在上海办一个叫《文艺工作》的刊物，此君前文已经提及，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东北流亡作家，抗战前夕来到上海，以报告文学《边声》蜚声文坛；抗战爆发后，曾在三厅就职，在郭沫若手下当过机要秘书；还去过延安，因与蓝苹（江青）的旧关系未被接纳；回到内地后投身战区文化工作，曾与姚雪垠、臧克家一道参加过随枣战役，有《突围记》传世；曾任过《自由中国》的主编，发表过毛泽东的题词；40年代与巴金交厚，在桂林创作出长篇小说《大风雪》；东北光复后，受反苏事件的刺激，转而反共，1949年赴台湾。

就是这个孙陵，姚雪垠由于投稿的关系，和他交往甚频。孙陵与他交谈中，常谈起未来的打算，大陆呆不住，便到台湾去，还吹嘘说他有办法在台湾找到房子云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姚雪垠灵机一动，就说，你能找到房子，那就帮我找一间吧，上海盘间房子都要金条，真是居大不易。孙陵一口应允，答应稍待时日便有好消息。

孙陵晚年在《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中谈及此事，他说，“雪垠非常想来台湾而不能来，真是一个悲剧”，还发表了姚雪垠当年写给他的信的影印件：

“陵兄，台湾事望加紧进行，因在沪找房子实在困难极了，没有安定住处，什么也谈不上。弟已托人在杭、苏、锡等地进行。但因非假期，殊少希望。好在只有一个人，伙食费用钱还可维持，问题只是在住处，如台湾万一不行，杭州张××处是否可借住一个月？

祝文安

弟雪垠   上

下星期一下午去虹口一带，当至兄处”

孙陵哪里知道，姚雪垠托他在台湾找房子，根本不是害怕左派作家对他的打击，更不是对共产党的失望，他不是想在台湾找个避身之处，而是想去台湾考察一番，为另一部长篇小说作准备。

姚雪垠的这个非常浪漫的创作计划，只有极少数朋友知道。1948年3月，河南的一个老朋友因事来上海，与他盘桓数日。闲聊中，老朋友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进逼到黄泛区一带，家乡马上就要解放了，他这次来上海会过朋友后就转程去北平，伺机投奔解放区，他劝姚雪垠同他一起走。不料姚雪垠却笑了起来，他告诉这位老朋友，他准备到台湾去，朋友大吃一惊。姚雪垠便分析道，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解放大军决不会与蒋家朝廷搞南北分治，看看上海的局势，国民党支撑不了多久了，解放全中国是迟早的事情，老蒋已经开始在经营台湾，台湾海峡的大战势不可免，处在这个天翻地复的大时代，一个作家要是不能用作品来表现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大题材，大题材！他要到台湾去考察一番，搜集写作资料，战后便可以写一本长篇小说。老朋友只当他在开玩笑，因为他深知姚雪垠夸张的个性，却不料姚雪垠真的已经托人在台湾找住处了。

姚雪垠委托了孙陵，孙陵却有辱使命。孙陵没有想到，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早已狡兔三窟，台湾的住房比上海还要贵，像姚雪垠这样的穷作家，根本不可能租到象样的住房，姚雪垠慢慢地死心了。

日子一天天在等待中过去，解放大军已经压到长江一线。国民党匆忙把金银财宝、文物档案撤往台湾，一批亲蒋的文化人也随之撤离。此时，孙陵也决意渡海，姚雪垠得知后，极力阻挠。孙陵回忆说：姚雪垠等“对我的反共活动痛加斥责，认为我是‘头脑顽固’，或是‘愚蠢无知’，或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或是‘法西斯少壮派’”，孙陵还猜测道，“他曾经劝阻我前来台湾的动机，也许是自动的，也许是被动的，当时共党急盼‘解放’京沪，他是否已为上海匪党工作，我不能断定，但其目的为投匪邀功，则无待研究。而当时像他这样作为的人，何止千万？”

姚雪垠当然并非如孙陵想象的那样，企图“投匪邀功”，他本来就曾是共产党的一员，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脱党，但一直与党的组织有着联系，开封时期是这样，重庆时期是这样，上海时期也是这样。他对未来的人民的世纪充满热爱和憧憬，正如他在《记卢镕轩》东方书社版的的“再版序”中所写：

初版时，内战正开始进行；再版时，内战已接近尾声。初版时，我的故乡正颤栗在最顽强的、野蛮的、半封建的反动势力的血腥的统治之下；再版时，那儿的一切反动政权和武装组织，早已被人民解放的洪流冲毁无余。初版时，我的心何其沉重；再版时，我站立在东海之滨，遥望中原，默默的为故乡祝福，我的心啊，何其兴奋而轻松！

本书所写的是故乡人与故乡事。如今，故乡的人民正在翻身，不知又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将归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用火焰一般的句子，写出来他们的传记！（1949年4月22日）

姚雪垠刚刚放下修订后的《记卢镕轩》，不几天，上海战役打响；5月23日晚，解放大军攻进上海。上海解放了。幸与不幸

大陆解放后，共产党关心文化事业，建国前夕便召开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名单中有胡风，在上海出席文代会的名单里却没有姚雪垠。胡风是幸运的，姚雪垠是不幸的。然而，幸运的人有幸运人的烦恼，不幸运的人有不幸运人的烦恼。幸与不幸，谁知道？

从1949年到1954年，党和政府给予了胡风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华东文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却没有一个实职。而姚雪垠只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先是在上海大夏大学任兼职教授，后代理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副教务长，后调回河南文联当专业创作员——没有一个虚衔。

胡风为不能参与新中国文艺领导核心而烦恼，为得不到组织上的信任而忧虑，为自己及周围的作家不能发挥作用而焦虑。而姚雪垠为不得不参加下乡土改而奔忙，为不得不赶写通俗的宣传读物而烦躁，为不能撰写计划中的“农村三部曲”而饮泣。

胡风不得志，他认为这一切全是文坛上的“渺小的恩怨关系”造成的，中央全不知情，只要情况通天，马上云开日出。他于是密切地“窥视”着政治动向，看准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后提倡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机，递上精心撰写的三十万言书。姚雪垠也不得志，他把自己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小部分归咎于当地的文艺领导，大部分归于自己的创作成绩。他于是日夜盼望能在创作上打一个“翻身仗”，发奋地写作，一边写上级布置的任务，一边写自己热衷的题材，挨批了便作检讨，检讨过了再照样干。

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通了天，他乐观地等待“老先生”（胡风给方然信，1954年11月25日，老先生指毛泽东）改变文艺政策。却不料，“老先生”下定决心要打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年底号炮响起，“我们必须战斗”，胡风束手就擒。也是在这一年，姚雪垠秘密创作的《白杨树》已有二十余万字，他兴冲冲地送给当地文艺领导审阅，期望领导从此改变看法，让他从繁琐的“赶任务”中解脱出来。却不料，领导痛斥小说“没有描写共产党的领导”，要他停笔。一气之下，姚雪垠流着泪，把全部小说稿付之一炬。

反胡风运动开始后，当地文艺组织按照中央的部署，组织过多次作家座谈会，姚雪垠也曾叨陪末座。他在会议上像其它所有作家一样愤怒声讨着胡风的“反动言行”，也许他有点兴灾乐祸，也许他有点落井下石，但他确实对胡风不满，他无法对胡风不不满。我们试想，倘若当年姚雪垠与胡风换个位置，胡风会不会也这样做？答案也许是肯定的。

兴灾乐祸也罢，落井下石也罢，历史就是历史。人不能因为明天出太阳今天就不打伞，更不能因为躲不过明天的那一劫今天便自绝。同是在批胡风运动中，胡风的老友楼适夷也无法不因为自己侥幸逃脱而“兴高采烈”，他在回忆录中老老实实地写道：

有人找我谈话，1946，47年在上海《时代日报》工作时，为什么发表了“胡风分子”那么多文章。果然“东窗事发”，这一回不是隔岸观火，而是火烧到身上来了。其实那时《时代日报》除了我这个副刊，还有水夫编的一个《星空》，算起来也发表不少这类稿子。《时代日报》负责的是姜椿芳，三个人检讨得不坏，《文艺报》发表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而且都得到了稿费，便联合在北京的陈冰夷、林淡秋“时代”同人五个人到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吃得酒醉饭饱，高兴自己过了“关”，可没想到胡风怎么在过日子。（《记胡风》）

顺便再写几句，楼适夷等侥幸过“关”的缘因，是因为另有一人顶了罪，那人便是当年《时代日报》派往胡风处拿稿件的小编辑顾征南。顾征南因胡风事件当了二十五年的反革命，直到1980年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到上海去看楼适夷：

虽然他已年过七十，但仍如以前那样坦率。他一见我说，“反胡风的运动”时，因胡风与《时代日报》的关系，“我们老姜、冰夷、水夫自然要揭发、表态，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们的批判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拿到稿费，几个人去吃了一顿，”说完哈哈大笑，我听后真不是滋味。（《我所认识的胡风先生》）

解放后的历次无端的政治运动，就像是一块又一块磨石，逐渐磨平了知识分子的棱角。他们真以为自己是一撮毛，非要附在一张什么皮上不可。胡风是如此，姚雪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无意苛责前人，我们也无意无视前人，历史就是历史，不是随人心愿打扮的小姑娘。个性使然也罢，时势使然也罢，私欲也罢，派别也罢，话语可以随风而逝，而文字却是刻在石板上的东西。最无情的不是人欲，而是历史。

胡风的晚年是无悔的，他最后的遗言却是让后代“不报文科！不报文科！”

姚雪垠的晚年是恬静的，他含笑回顾了他的一生，说了一句俗语：“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

2000年5月一稿

2002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