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党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尊重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党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没让外界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狱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广斌没有写这些内容？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少了两页纸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间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不可能中间正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些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他们的反思是多么发人深省吗？

　　对川东地下党的破坏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工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工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萧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2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的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于《彷徨》同党的《新华日报》有秘密的关系，更因为这个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红心”的内容，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原因是，自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共产党员们，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苦闷焦虑，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

　　《彷徨》和《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镕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地下刊物，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镕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镕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何以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镕铸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镕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镕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鋕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

　　。“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

　　“吴兄，你的隶书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思忖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盛儒立即附和道。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共产党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

　　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开明图书局门市当店员的刘镕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镕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镕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

　　刘镕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镕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镕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

　　“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

　　“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镕铸，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刘镕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

　　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片刻，“绅士”站立起来，有些激动地说：“镕铸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刘镕铸稳了稳情绪，说：“咏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可'二二八’后，我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多么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啊！但是，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

　　被叫作彭咏梧的这回情绪稳定了一下，问：“那么，要怎样才能接关系呢？”

　　“'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来同你联系。目前国统区形势日益恶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你没有带名片来，怎么接关系呢？”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来。”彭咏梧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后，彭咏梧又来了，仍然没有带名片。但他说出刘镕铸原来的组织领导人王焕新的社会身份。面前这位党派来接头的领导同志是无疑的了。刘镕铸心想。

　　“如果我不凭名片，是否可以同你们《挺进报》的几个同志接关系呢？”彭咏梧问。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彭委员……”刘镕铸依然很倔的样子，摇头道。

　　“这是为什么？”彭咏梧的口气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领导，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刘镕铸没有客气。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彭咏梧突然大笑起来，说着，拿起礼帽出了书店。

　　组织关系没接上，刘镕铸当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着远去的彭咏梧，又想喊住他，可铁的组织纪律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过了四五天，“绅士”彭咏梧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市部。这一回，他见了刘镕铸，就笑容满面地说：“刘经理，我们的那笔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盘’了。”

　　“彭先生请--！”刘镕铸带彭上了楼，并给他沏上茶。

　　这回，彭咏梧坐下后，从容地将手插进口袋，然后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刘镕铸，问：“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细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笔迹？”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笔迹也是我的！”这次特别的激动，轮到了刘镕铸。只见他迅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咏梧的手，连声道：“老彭，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们辛苦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情况。”彭咏梧也有些激动。

　　“根据形势需要和重庆地下党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宣布市委的几项决定：一、《挺进报》从现在起将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具体由我来负责并与你们联系；二、报纸的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也要设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三、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继续由你刘镕铸同志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四、《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彭咏梧以市委领导的身份，向刘镕铸宣布道。最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目前《挺进报》只有你是党员，你要挑起这副重担，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全部告诉陈然和蒋一苇。吴盛儒今后不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镕铸激动地回忆道。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镕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热情地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镕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镕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传递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是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刻蜡纸、油印，虽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吧，把报纸印刷完后，还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环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镕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里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外，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镕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镕铸不能用笔或其他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滚筒，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份印刷精良、折叠精致的重要报纸，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高烧达到39．6℃。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他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学生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挺进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着作，更是给敌占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政府气急败坏。

　　原以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共产党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犬，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

　　“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

　　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各路军警和特务们开始疯狂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于是，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的特务分子，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他们对此行为也叫“深入基层”。

　　重庆的所有重点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旅店，更是特务们紧急戒严、重点清查的地方。

　　“报告徐长官：云阳方面有重要收获！”不日，重庆站的特务向徐远举报告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云阳的青年知识分子，叫盛超群。“从确凿的证据看，此人肯定是共产党，并且与《挺进报》有密切关系。”

　　徐远举一听，异常兴奋。“好，我马上派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去刑审，看他吐不吐！”

　　心狠手辣的陆坚如得令后，立即对盛超群用大刑。然而，这个年年轻轻、文文静静的盛超群是他们根本想不到的奇才，竟然让狡猾的特务上了一个大当。

　　盛超群，云阳人。1938年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受党的指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云阳，他先在云阳中学校宣传抗大的内容和八路军的好处，促使当时22位云阳中学的学生由城口县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时参加了一起告发云阳县长陈言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秩东的贪污事件，曾轰动一时。这事激怒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他们视盛超群为眼中钉、肉中刺，后由国民党乡长刘障东等十多人联合起来控告盛超群是共产党，说他在乡间宣传、阻挡兵役法实施和攻击政府，当年12月县警兵张俊等六人将盛超群押到县府。后因盛超群家人和亲戚出钱保释方算了事。虽然盛超群获得保释，可仍被软禁在县党部内不准随便自由乱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带。1942年底才重新回到云阳。不久，他在《云阳公报》上揭露桑坪乡长刘障东的贪污事实，结果反被对方告发“盛是抗大回来的共产党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两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狱的条件是：盛不能再在云阳。无奈，盛超群到了万县。

　　1943年到1945年期间，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学院章仓萍教授主办的《中外春秋报》，不断揭露和攻击当地的国民党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总是锋芒毕露，又频频将那些贪官的事见于报端，盛超群一方面名声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诸多当地反动官僚。比如，他揭露万县九区专员曾德威、万县警察局长艾兴权的贪污事实，在报上登出，题为《大官问小官，乡里情况如何，小官答曰，烟毒已尽土匪绝迹》的文章，惹得曾德威、艾兴权等派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卒，前去追杀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园坐着，好在有人事先去给他报信，他趁拿枪追杀的兵卒赶到之前的那一瞬间，急忙从后窗跳逃，一口气跑到一艘开启的轮船上才算捡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为，与反动官僚和贪污分子如此高调对抗，加上他在《挺进报》还登载了题为《不怕你贪官枪尖上有血，只要我记者笔尖上有墨》一类的文章，作为此次特务寻找“共党”的《挺进报》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个。

　　“处座，盛超群终于招了！这回我们收获大大的，盛已经招供他是云阳县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这是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艘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中共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渣滓洞，还追索他的兄弟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惊云阳各界，一时间，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亲自审问，重刑对付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招对付敌人。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布下眼线，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仿桓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桓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桓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所好，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副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共产党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陈柏林虽年轻，但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他）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仅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愤地说。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任却在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试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当真不是共党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陆坚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去捕抓刘国鋕和余永安。余永安的被捕过程很简单，特务一到其所在的银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获。而特务们抓刘国鋕可是颇费了一番精力。

　　当年的老特务漆玉麟在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监狱接受有关部门审讯时有过详细交代。漆说：“处长徐远举依据刘国定的出卖情况，当即指派侦防大队大队长季缕（又叫季子南，江苏人，他1949年12月从成都逃窜到台湾）领着侦防队特务数人到曾家岩何公馆处进行逮捕刘国鋕。当时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随便闯进其公馆抓人的，而季缕他就采取法西斯手段进入何公馆去，进行诱捕刘国鋕。但刘国鋕当时就发现季缕的手段，他就借口说：'我上楼去打个电话后，就和你一同去会某人好吧。’季缕在楼梯下等了一会儿，不见刘国鋕下楼，即上楼去看，才发觉楼通道那边还有两个楼梯口。刘国鋕上楼后，就从西楼通道溜掉了。季缕马上用何公馆的电话打给匪处长徐远举说：刘国鋕以上楼去打电话的名义逃走了，处长徐远举当即暴跳如雷，他亲自到曾家岩何公馆去，强行要何公馆交出家庭教师刘国鋕和来当家庭教师的介绍人吴继时，当何公馆交出介绍人是重庆'和成银行’总务处长刘某某（名我忘，他是刘国鋕的哥哥。此人和徐远举关系很密切）时，徐远举便亲自到和成银行，逼刘国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与弟媳（其实是刘国的未婚妻--编者注）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等等情况。刘的哥哥当时在交出二人的像片时，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徐远举当即派我带领警卫组的组长黄声扬，组员陈林、章加愈带着刘国鋕和曾紫霞二人的像片到荣昌县县城逮捕刘、曾二人。临走时，徐远举还特意对我说，你们要知道啊，季缕这人他是够滑头的了，但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头。你们这次到荣昌县去时，不要坐专车去，借一辆商铺号的小轿车去好了，这样不易被怀疑是我们特务机关的。到达距离荣昌县城的一公里之处，就要下汽车，然后步行进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来的动静后再作行动。我等就是按照徐远举的指示去办的。”

　　特务头目徐远举听说刘国鋕住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公馆，想到何北衡是政学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而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是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认为逮捕刘国鋕必须小心从事。他晓得以前军统、中统特务因为乱抓孙科、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过蒋介石处分。况且这何公馆地理位置有点特别，在曾家岩求精中学里院，求精中学有那么多学生，如果去的特务太多引起学生骚动，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烦。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诱捕”“绑架”的方法逮捕刘国鋕。徐远举派出了最精干的特务、渝组组长、侦防大队长季缕去执行这个任务。季缕连夜部署，于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装，乘一辆吉普车出发，将吉普车停在求精中学大门之外，带上几名经挑选的特务进入求精中学，又将这几个特务布置在何公馆门外，然后他独自一人走进了何公馆。

　　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浩浩荡荡到了何北衡公馆，把个何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馆的楼上、楼下、厕所、厨房，里里外外搜查几遍，也找不到刘国鋕的人影。此时的徐远举，对厅长夫人不再讲究官场礼仪，逼着何太太交出刘国鋕来。何太太一贯养尊处优、深居官府，哪里见过如此吓人的场面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说：“刘国鋕就是大姑爷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里知道他真是共产党？我晓得他跑到哪里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里去找？要人你向刘家的人去要。”徐远举亲自搜查了何公馆，又见何太太此时这般模样，估计刘国鋕已不在。于是，他逼着何太太把刘家的人找来。何太太打电话到美丰银行，将国鋕的三姐国凤叫到何公馆，三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何公馆，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电话到铁路局，将国鋕的六哥国铮叫回何公馆，特务押着他，将国鋕的住房作了仔细搜查，只抄到几本进步书籍及家人信件。徐远举即令将三姐、六哥押到重庆老街32号行辕二处，并派特务留守在何公馆。

　　徐远举威胁国鋕的三姐、六哥说：“抓不到刘国鋕，你们不要想出去。只有等我把刘国鋕抓到后，我才会放你们。”徐远举把国鋕三姐、六哥当作人质关在老街32号并逼他们将在重庆的亲戚地址说出来，还每天押着六哥在重庆市中区、南岸区等地追捕刘国鋕。

　　经国鋕介绍到何北衡家中做英文家庭教师的胡其芬同志（原名胡南），沙磁区特支委员张文江（又名张国维）同志得到了转移通知，想了解转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志前去何公馆，都被守在何公馆的特务逮捕。

　　国鋕的表侄女屈义蒿同志，受国鋕嘱托进城去通知国鋕的三姐，要三姐设法销毁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当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馆去了，想借机探点虚实，谁知一到何公馆，不容分说地也被关到了老街32号。

　　特务到民建中学去逮捕国鋕的侄子刘以治，刘以治已离开，才未被捕。

　　国鋕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张，几十个特务拿着我们的照片，在飞机场、轮船码头、汽车站设关卡，四处搜索，几辆吉普车日夜穿梭追捕国鋕。

　　被关在老街32号的亲友们，他们眼看特务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张张、进进出出，甚至听到这个说：“今天追错了一个人追了好久”，那个说：“抓了一个，不是刘国鋕”等特务们的各种言语。他们没有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们愈是看到特务焦躁愈是喜悦。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国鋕呵！快跑吧！跑远一点再远一点，千万不要被这群恶魔抓了回来！

　　国鋕惊险地逃出虎口后，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全和必须向组织报告，他从牛角沱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六哥国铮，请六哥火速到七星岗女青会找我去。六哥将我带到成渝铁路局内的一间小屋同他见面，就在屋外放哨去了。国鋕向我简述了特务抓他的经过，并指示我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联系的人暂时转移，然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张德明汇报。当他谈到与上级联系时，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不懂得同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是自己和组织失掉联系就是自己脱党。你没有经历过失掉同党组织关系的滋味，无法理解我说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组织关系比我的生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后不能随便离开，一定要在重庆等组织的安排、决定。组织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你就说我的意见是：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们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可否将我们的关系转到昆明或成都，因为昆明我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条件。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弄掉了。同组织失去联系后是十分艰难的，再找到组织关系也是极端困难的，我吃够了这个苦处！”我仔细地听着他嘱咐的一切，看到他那严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一个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失去了组织联系，将会影响一切、我们的一生”这是我受到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约定了碰头的地点后，他就离开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门边，眼看他走下山坡，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另一山凹处，直到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里又待了一阵，也就离开了铁路新村。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没有几天，同志们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大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作了交代……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待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刘国鋕和他的心爱之人就这样一起被特务逮捕了。徐远举兴奋不已，以为可以用他的那套对付共产党的本领，让这位“七少爷”招供，结果刘国鋕又同许建业一样是位铁骨铮铮的对党赤胆忠诚的革命者，根本没有让特务们获得丝毫有用的东西，反而在监狱里与其他同志一起不断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各种斗争，令特务们伤透脑筋，这也使得刘国鋕成为了《红岩》小说中让人难忘的青年英雄--刘思扬的原型人物。

　　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当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一场场生死博弈吧。

　　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在老虎凳上没有多少工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押。”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询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说。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当晚便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躲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龟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上前朝“老张”脸上“噼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找来几支筷子，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苗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定了定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瞎眼说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八方朝“老张”踢去。

　　“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

　　“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中共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共产党。“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颜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变质要比普通党员变质的破坏程度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共产党员身份，抓这样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越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他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都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服。”他想趁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带走！”特务恶狠狠地给他带上了手铐。敌人在他家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并夺下了她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他们被抓走后，半岁的女儿哇哇哭叫，两岁的儿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碚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她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见蒋妻镇定地抱着孩子回来，估计蒋启予可能已经安全脱险。他为自己巧妙地保护了同志而暗暗高兴。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当时，胡的妻子也押在那里，他趁没人时悄悄暗示她设法通知同志。后来，甘光余收到胡妻托专人送去的信，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这是后话。

　　17日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岸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下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呵斥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特务撬不开革命者的铁嘴，只好求助于叛徒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公开审判时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棠等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电台岚垭。胡有猷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

　　没有比这样的教训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耻行为并没有在招认胡有猷等一批下级地下党员后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敌人出卖更多更高级别的党组织成员。在冉益智被捕的当天，特务如获至宝地把他押回重庆特务机关所在地，直接交给了徐远举亲自审讯。

　　“好啊，既然这样，请冉先生把刘在荣昌的地址告诉我。”徐远举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说。刘国就是这样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领导”出卖的。

　　冉益智又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在地下党同志眼里，冉益智被捕前后判若两人。被捕前，冉益智在党内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刘国在狱中曾谈到，“出事”之前，在刘国接触的党内同志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说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为冉益智理论水平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等政治理论，讲起来思路活跃，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引经据典，理论性强；对事物的解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悬河的大段经典着作背诵之后，必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刘国本人也是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深感理论修养达到这样的水平非常不简单。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平。例如，有一个地下党员，平时连说话的腔调、姿态都模仿冉益智。刘国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前，他的恋人曾紫霞经过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曾紫霞入党宣誓仪式上，冉益智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把气氛渲染得庄严激越、神圣无比。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领导把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全部给出卖了！还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大破坏的工作，冉益智对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问题，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结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变，叛变后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

　　后来，狱中同志在对叛徒现象进行总结时，发现冉益智还有一个以前大家忽视掉的特点，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冉益智被捕初期关押在普通监房时，对同室难友百般辩解他叛变的理由，难友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其实，这种假共产党员想的、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他们的本来面目在平时也不是没有表现。比如，荣世正在狱中就回忆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随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就对跟随的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靠着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对这样的行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了，所以叛变后，他在劝降罗广斌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罗广斌后来评论说，冉益智的这句话完全解释了他一向的工作观点、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现出的鬼聪明。在组织中残留这种不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永远是最危险的事，永远不可能真正被群众信任！

　　为了活命，他不断地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当他听说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让特务认识他的价值，于是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立了一大功。徐远举看他背叛得彻底，就让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委任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升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卖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辅等人。

　　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又担任了徐远举的秘书。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行，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融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地下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邓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戴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

　　监狱里的革命者用鲜血将“忠诚”镌刻在每个后人心中；监狱外，受到破坏的川东地下党幸存同志没有被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昂起头颅，前赴后继执着追求党的事业，他们的忠诚同样令人刻骨铭心。

　　这里就有一段这样的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传奇故事。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重庆地下党曾经办过两份革命刊物，一份是《挺进报》，还有一份是《反攻》，它们都是重庆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主要阵地，后来因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充实《挺进报》的力量，《反攻》就停办了，但办《反攻》的一批地下党员当时已经有一个“特支”，书记叫吴斌，党员们都是些年轻同志。这个特支也受重庆市委领导，直接领导者正是负责学运工作的冉益智。由于特支书记吴斌等同志的机智勇敢，这部分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们在失去上级领导、没有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依靠自我对党的忠诚，谱写了一个个英勇奋斗的传奇故事。下面是吴斌在解放后回忆革命最困难、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连续出现叛变的1948年4月份之后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48年4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及“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的联系人“张某”匆匆赶来扞卫中学找我（我当时是该校教员）。我一见到他，就敏感到可能出了事故，因为通常接头都事先约定时间、地点，他极少到我的住所来。果然，他告诉我，有一个姓刘的重要干部被捕，特支要着手准备应变。

　　“张某”向我布置的具体应变措施是：一、立即通知周应德，刘某被捕，要他撤离重庆；二、由于被捕者不知道我，决定留我在原地坚持工作，但应轻装，将家属撤走；三、根据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渝女师“六一社”负责人罗宗哲正受到西南长官公署的注意，要尽快将她转移。“张某”走以后，我赶往地方法院找到周应德（他当时在该院任书记官），传达了上级的决定，经过商量同意了他本人提出的撤往南京的意见。接着，安排罗宗哲撤往江津白沙。又去《世界日报》社会见了向洛新（他在该报任编辑），把有关情况通知了他。随后，我妻子罗宗濬带着我们刚满月的女儿启程前往乐山她的老家。

　　过了几天，“张某”又来找过我一次，告诉我局势很紧张，要随时准备发生变故，并说他自己要离开市区一段时间，约定了今后接头的时间、地点。“张某”才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渝女师一个姓刁的反动教员，用“太平洋通讯社”的名义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把罗宗哲的离校说成是“失踪”，造谣说她是“受共匪煽动下乡打游击”去了。由于我与罗宗哲之间存在的公开的亲戚关系，此事有可能牵连到我，与其他同志商量后，决定避开一下，以观察事态的发展。我前往白沙，安排罗宗哲撤往成都。一星期左右，我回到重庆，得知在我离开扞卫中学后两三天，敌人突然派兵在夜间前来逮捕我。这表明我已暴露，但当时还无法准确判断其原因，一心急着向组织汇报，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就按上次约定的时间、地点去与上级接头。但守候了许久，一直不见“张某”的踪影。从此，特支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时间在4月下旬。

　　为了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找一个安身场所，以便照料工作，4月底我去白市驿找王大积（即王觉），希望在他家暂时借住。不料见到他时，他本人正因安全受到威胁，已决定当天下午离家进城，无法留我住下。于是，我与他一道折回市区。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中，我们相互向对方公开了党员身份。他告诉我：组织上所说的那个被捕者名叫刘国定，是地下市委的书记，现已叛变，因而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局势正在继续恶化中，估计在当地已无法找到上级党。他进城与区委一位同志接头后，可能离开重庆前往解放区，希望我从上述局势出发来慎重考虑对策，及早打主意。

　　从5月到10月，特支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员、社员，坚决实行了上述各项决定。由于抓紧进行了大量转移安置和政治思想工作，特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除去到川西的两个同志关系无法转走外，所有的同志都没有中断与特支的工作关系。我们一方面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但吸收了一些早已准备发展的骨干入党，同时，发展了一批“六一社”社员。另一方面，为了多保存力量，经过可靠的介绍和了解，还陆续接管一些在大破坏期间失去了上级联系的党员与社员。因此，到九十月间，特支所属的党员已由十几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六一社”社员由九十多人增加到两百多人。除在市区与城区、南岸、黄桷坪的大部分主要大、中学校建立了组织联系，在职业青年中开辟了若干新据点外，还通过疏散出去的人员在巴县、江津、江北开辟了据点……

　　大约是8月间，重庆七家报纸刊登了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的署名“张德明”的叛徒自首书，其中出卖了我和我们特支，还出卖了沙磁区学运特支及其负责人刘国鋕，北碚区学运特支及其负责人胡有猷。我们判断：这个叛徒就是那个直接联系过特支的“张某”。随后，从侧面听说其本名叫冉益智，叛变前是地下市委分管学运的负责人。显然，上次敌人派兵到扞卫中学来抓我就是由于他的出卖。仅仅因为出了所谓“罗宗哲失踪”这件事，我碰巧避开了，才没有抓到。我肯定仍然是特务追寻的对象，在当地恢复上级联系已更加困难，必须准备长期独立工作。根据这种新情况，我和向洛新商定，吸收王大昭、张亚滨参加，由我们四人组成了临时特支委员会。在人员转移和重新部署力量大体就绪后，逐步恢复了各项正常的工作。

　　从应变之初，我们便着手寻找上级党。王大积离渝前，我们曾委托他进解放区后代为反映情况。同时，我们估计：公开的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四川党组织可能是由上海那边领导。根据这一估计，曾布置周应德去苏州找陈邦幸，告诉他自己失去上级党的联系，处境困难，请他代向上海领导机关反映，希望允许我去上海接关系。陈邦幸是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的同学。1946年夏天以前，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与我一道工作过，后调华东。陈回信暗示已代为向上面反映，叫我等候答复。8月下旬又来信表示不同意我去上海，并说“老友赖兄不久将赴渝，当看望兄等。”我懂得这是通知我：以前在四川省委青委领导过我们的赖卫民将要来重庆接关系。这个好消息使我非常兴奋，但结果落了空，赖终于没有来。……9月间，我收到在香港工作的一位老友罗承勋的来信，谈到他在那边会到了朱语今。由于前一向我也曾写过信托他找领导机关，我懂得这就是他给予我的一个间接答复，因为他知道抗战末期朱语今在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时曾领导过我，于是我立即发信给他，用暗语托他代为向朱反映：我向上海方面申请恢复联系至今未得结果，处境极为艰难，请朱给予帮助，使我早日找到上级党。

　　脱险以后，向洛新、张亚滨先告诉我：香港的那位老友已有回音，说朱语今要我速赴香港。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到香港后，我向组织汇报了重庆地下党和学运组织的情况后，上级代表对我说：本来你既已暴露，按常规是不宜再回重庆去的，但是，由于特支与当地党的领导还没有接上关系，更由于需要通过你去向那里的领导同志传达上级指示，所以经过郑重考虑，仍决定你立即返回重庆。他接着向我布置了具体的任务：第一，设法尽快与邓照明见面，接上关系后特支即由他联系，但万一找不到他，则暂时由香港直接联系；第二，通知邓：在他自己和萧两人中，要确定一人迅速来港接头；第三，向邓传达领导机关关于形势和川东农村工作任务的意见。为了执行最后这项任务，他交给我一份题为《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并对这份文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精神作了解释，嘱咐我认真领会和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转述，不允许带回片纸只字……

　　回到重庆已是12月份了。我很快把带回的信息传递给了邓照明，随即由他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记得那是在一天傍晚，我和邓在化龙桥一家茶馆相见了，我们原不相识，是由向洛新和那位进步朋友分别陪同，从中介绍的。略事寒暄后，他们先行离去，邓照明领我步行去到一所学校（后来才知道那是适存高商），在一间像是教职工宿舍的房子里，开始正式交谈。那一晚，彼此的心情都很兴奋。从我来说，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孤军苦斗八个月之后，终于与当地党的领导机关接上了关系，真像是乱离后亲人相聚，一颗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消失了……

　　1949年3月，邓照明传达领导机关的决定，要我前往香港，转道进解放区。经与他商定，特支书记由向洛新继任。这个月中旬，我办好移交后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后才知道是指派我去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像吴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血雨腥风中的选择。在这段亲身经历中，我们感受到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惊心动魄，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大忠诚！

　　吴斌的这份资料弥足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地下党另一个未被破坏的“特支”的党员们前赴后继、独立斗争的历史场面。

　　我们再把镜头摇到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连连叛变后的严峻形势下的残酷斗争--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是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两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

　　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阻止身体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地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之中。

　　“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

　　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位共产党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应，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共产党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这位在中共川东临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还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等人，出卖了上川东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刘国定于1938年入党。20岁就入党的他，其实从最初开始就抱有一种“入党升官”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他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丑恶的一面，平时能人模狗样地工作，并且主要靠讨好上一级领导往上钻营，一直升到了市委书记之职。“这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不是我们平时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问题，而是由于这种人很会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系，尤其会利用靠山来帮助自己摆脱那些不利于他的指责与批评。”曾与刘国定长期一起工作的何忠发，是位党内的钱财“管家”，他在难友面前这样评价刘国定，并揭发刘在被抓之前早就有“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的毛病。只是后来因为他身居党内要职，再没有人敢公开制止“市委书记”的这些毛病而已。叛变后的刘国定，也不再伪装了，内心的那种追求个人享受和对利益的崇尚更是变本加厉。据说他在与徐远举讨价还价期间，一直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里接受特务机关的优待。身边雇了两个女仆专门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对两个女仆颐指气使，随意呵骂。当上特务后他更显神气，一般的特务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务也很讨厌他。地下党老同志刘隆华痛斥刘国定是“党内的剥削阶级”！

　　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期间，于1948年年底受毛人凤委托，从昆明到重庆来调解徐远举和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之间的矛盾，其间他与刘国定有过接触，解放后沈醉在材料中记录了所见到的刘国定的形象：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像刘国定这样的半流氓政治人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党内高级干部，而且组织上竟然没有对这种人进行过适度的职务限制？尤其值得思考的是：战斗在白色恐怖异常残酷的中共重庆市委内部，竟然会出现正、副书记都当了革命的叛徒？难道我们的组织考察和选拔领导干部的机制流于形式，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我们党内对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考察机制、选拔机制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得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破坏力非普通党员可比，特别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掌控了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同时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这种破坏力对中共党组织来说是毁灭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笔者看过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历史档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同时也看了不少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那些叛徒们的材料，得出一个直接和朴素的结论：一些党内职务相对高的领导干部，通常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总是很容易当叛徒、出卖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弄明白，只是感觉这些身居党内要职，平时一副道貌岸然，比谁都革命的投机分子，其实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们再来说涂孝文被捕之后的事吧：

　　这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为“方法得当”使得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及下川东地下党负责人相继变节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共产党员竟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这是特务们所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然，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也不会真正了解曾经是他们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叛徒涂孝文就遇到这种情况。由他出卖的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共产党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不能不说涂孝文也算是个讲面子的人，当特务叫他去与李青林对质时，他十万个不愿意，可又没有选择，只好硬起头皮跟着特务来到渣滓洞。见到李青林--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同志，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是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刃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尤其是李青林的痛骂时时在耳边响起，一闭上眼就浮现出李青林愤怒而鄙夷的目光，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那样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嘛！唉，大不了一个死字，怕什么呢？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其实徐远举一直非常重视涂孝文，他从刘国定口中知道涂孝文在党内的地位比刘国定还高，故推断涂孝文所知道的东西肯定比刘国定更多，价值更大。现在涂孝文突然要“刹车”，这让徐远举很不甘心。为了不让涂孝文这样轻易地“到此为止”，老奸巨滑的徐远举决定除了严加审讯以外，还强迫涂孝文参加特务工作，企图将其彻底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涂孝文这回因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没有立即同意徐远举的条件。他甚至曾私下对骆安靖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爬出监狱后当了特务的专员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涂孝文毕竟只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在面对命运的矛盾之时还颇为天真地准备“假如特务放我们出去时要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最好不要搞行动，只做研究工作”。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国、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愧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培养的，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分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历的考验也十分严酷，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使他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刻，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意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广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着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搜刮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他当即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真正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地下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特务知道蒲华辅是条“大鱼”，抓到他后会立功受奖，就不辞辛劳，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要求。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有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时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10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不过，他总是以“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难怪大家都看不惯他。

　　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不也就是另一个“许云峰”了吗？然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叛变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个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个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讯后，特务们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一般难友对李文祥的印象还比较好，认为他“一直表现得不坏”。李文祥与陈然接触较多，陈然发现李文祥实际上情绪很低落，就劝他利用坐牢的时间好好学点理论，李文祥却不屑地说“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相反，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飞色舞地大谈两性关系。李文祥反倒经常对陈然喋喋不休地说他有10年以上的党龄，当过县委书记，为党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问题，解放后起码会怎么怎么样。陈然胸襟开阔，又见过世面，知道一个人要在长期的刑讯、关押中通过考验，坚持到底很不容易，就更主动地找李文祥谈心，不断激励他、鼓舞他。可时间一长，李文祥对陈然的话更不以为然了，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与他太太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狱中难友后来总结，李文祥入党动机和思想不纯，是他最终叛变的本质原因。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8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的领袖们常告诫全党：中华民族的兴衰，关键是看我们的党，而党能否保持永久的执政地位，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又说：现今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问题，而党内腐败主要出在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身上。

　　所以，在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的“八条意见”中，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

　　狱中的共产党人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组织被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后也包括了每一个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敌人轻而易举地葬送的惨痛代价，因而也向党忠诚地提出建议：“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上面这句话是受了十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