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三国志魏国用水神:西藏妇女及婚姻家庭

西藏解放以前，广大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重压迫，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妇女的地位。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妇女统称为“吉麦”，被看成最低贱的人。旧西藏地方政府的法典中，明文规定：“勿予妇女议论国事之权”，“奴隶与妇女不许参与军政事宜”。女人甚至不能摸男人的身符和腰刀。更荒谬的，男人强奸妇女，女方得罚款。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被污辱的人是女的。落后的政治制度，使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变得不可思议，人们把妇女诬为“妖魔”，“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不祥之物”，“灾难的化身”。夏天，妇女在地里劳动，不能大声说话和嬉戏，不然，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出现，帐便要算在妇女身上，等等。旧西藏，还流传着许多诬蔑妇女的谚语，象“狗与妇幼乃纠纷之祸根”，“若信女人言，房顶杂草满”，“妇女说的话，如同母马奔”（母马是跑不好的，妇女说不出好话来）， “女人不能办社交，姑娘射箭太奇怪”。仅从这些流传久远的民谣，也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封建农奴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何等的低下。
西藏自古就有“信守男尊女卑之礼”的规矩，而且从小孩起，男女就有根本区别。比如，男孩子长到八岁，家庭较为富裕的，要想法让他们读书、学文化。哪怕是穷人，也要去当僧徒，在寺庙中学点文化。但是，女孩子便不行了，因为人们认为女子学文化是多余的。所以在旧西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妇女是文盲，至今，农牧区的许多老太太还弄不清自己的岁数。哪怕是贵族、大商人家，女孩子也只允许学会简单的写信、记帐，无须学习经典。
男孩长到十八岁，便要掌管家权，学会打官司和做生意。女孩到了十五岁，只允许学会挤奶、酿酒、服侍人。西藏俗语说： “男可放肆到不疯为止，女得顺从到当会说话的工具。”社会上要求和培养男女青年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无形的法律规定，使姑娘嫁到别人家，等于男人家增加了一个奴隶。俗语说：“女人出门三年当奴”，就是这个意思。女孩出嫁以后，不能掌握男方家的财产，女孩子也没有继承权。相反，男子入赘女家，可当女家之主，一切财产由男子继承。
在寺庙里，某些经堂是禁止妇女进入的，只能在门口叩头；贵族的经堂、书房里，也不准女人进入。在官场打官司，家中没男人，也得雇一男人去帮办。在家庭中，妇女也受歧视，不被当人看待。有些地方，人们还把对妇女的约束归纳为十不准，甚至在登记乌拉差役的名册上，妇女不准有自己的名字；家中会客，妇女不准在显眼的地方待着。
西藏妇女在旧社会的地位是如此低下，但她们的负担却是极为繁重。在农区，除了扶犁耕地、浇水和修房三项由男人负担，其余从耙地、撒种、除草、收割、踩场、入仓、炒青稞、磨糌粑、上山打柴等，都是妇女的事；在牧区，妇女的劳动量也是大得惊人的，春天接羔育幼，夏天挤奶、打奶、剪羊毛、晒奶渣、打酥油、割草、储草，忙得夜里皮袍都脱不下。到了冬天，又得忙着纺线、织“帮典”（围裙）和氆氇。
勤劳智慧的藏族妇女，在劳动上的确能顶“半边天”，难怪藏族人民有这样的谚语：“单一个男人立不起一个帐篷”（成不了一个家的意思）。“权力在阿爸手里，‘唐古’（糌粑口袋）阿妈掌着。” 说明妇女是一支伟大的力量，男人也离不开妇女。
旧西藏妇女的地位低下，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上面也可以找到证据。
由于封建农奴制度中人身依附的关系，农奴和奴隶的婚姻，首先是受领主的包办。然后才轮得上父母的包办。农奴要结婚，必须征得主人同意，并向主人送礼，札品有时多至二十只羊。假如男女双方属于两个领主、那么麻烦事更多，女农奴要嫁到另一家领主的男农奴那里，就必须想办法贿赂男方的主人，使男方主人拨一个农奴抵偿给女方主人，这样才能成婚。奴隶更不用说有婚姻自由了,他们没有恋爱结婚的自由权利。或者是领主一辈子都不同意奴隶结婚；或者是强迫配婚，领主可以任意将自己的女奴隶赏赐给别人作妻妾，十八九岁的女奴隶，有时只能陪伴六七十岁的老头。
西藏一般平民的婚姻，过去许多是父母包办，遇鸡嫁鸡，嫁狗随狗。包办婚姻的结果，便出现抢婚、骗婚的情况。一个姑娘的父母，与男方父母说好，事先不让女儿知道，骗女儿到男方村庄走亲戚、办事或串门。男方便劫持成婚。这种情况，在林芝、日喀则等地较为普遍，夏尔巴人的抢婚习惯一直继续到现在。买卖婚姻也是过去一种不良的习惯，在藏北牧区，一个妇女可卖二十头牦牛，还美其名曰“喂奶费”。
旧西藏的婚姻、家庭形式，大部分是一夫一妻制，但还保留着相当多的原始痕迹----群婚制度的残余。群婚残余表现在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和不定配偶。据有关单位在一些地方的调查，过去一妻多夫占百分之二十四，一夫多妻约占百分之五。
一妻多夫的家庭，最普通的是兄弟共妻，多数是同胞兄弟共妻，这样的家庭一般有二三兄弟共妻。一妻多夫的家庭，对贫苦人民来说，是为了减轻乌拉差役、避免顾了支差，顾不了耕种或放牧的情况。作为父母，也希望这样的家庭能够兄弟和睦。要是一个妻子能调和几个兄弟和睦过日，这个妇女是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和尊敬的。在贵族、富有的人家中，一妻多夫，为的是使财产不致分散。
一夫多妻主要在达官贵人中流行，这和其他地方地主、资本家三妻四妾的性质相似，是一种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的反映。另一种考虑是，贵族官僚家中，前一二个老婆不生男孩，为地位及财产继承，也得娶三妻四妾。在贫苦人民中，也偶有一夫多妻情况，这主要表现在几个姐妹招赘一个丈夫进门，大家共有。还有母女共夫的，多数情况是母亲死了前夫，女儿还未成人，母亲招个年青的男子来支撑家庭，女儿长大了，也嫁给继父。
西藏的男女比例。大约是四十八比五十二；加上过去宗教盛行，男人中僧人甚多,许多僧人又不准结婚；又因为实行一妻多夫制度、因此，造成无对偶妇女过剩，这在客观上便给不定对偶婚姻造成了方便。在农牧区，存在未婚妇女有二三个小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得承担抚育子女的义务，而男方不负任何责任。这也是妇女地位不合理的一种表现。
旧西藏群婚制的残余，在一九五九年进行民主改革以后，已基本上不存在。现在遗留下来的，多数是旧社会婚姻情况的继续。目前的现状是，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也逐步实现自由恋爱婚姻。发展的方向是城镇比乡村好些；交通沿线比偏僻地区好些；家庭有人在外地参加工作比全家都从事农牧业的好些。当然，由于旧的婚姻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一些乡村和牧区中，落后的一妻多夫、不定配偶等婚姻家庭形式还存在。
和平解放以后，尤其是经过一九五九年的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妇女的地位也发生根本的变化。
首先，妇女有了自己的组织。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拉萨市成立了妇女联谊筹备委员会，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组织，它团结了各阶层妇女，为保护妇女的权益，争取男女平等而开展积极的工作。妇女组织的出现，在西藏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以往，西藏妇女是无权参加政治活动的，哪怕是上层达官贵族的夫人，也只是在社交活动场合上起陪伴作用，对社会和政治上的事，仍然是无权过问。一九五九年八月，西藏地方有了爱国妇女联谊会组织。一九六零年六月，西藏召开了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爱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妇联的成立，动员了占西藏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投入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以及反对 “四权”压迫的斗争，广大妇女在西藏革命中觉醒了，也得到了锻炼，她们在争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运动中，赢得了本身的解放。目前，全自治区有专职妇女工作干部四百三十余人，妇女干部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多名，占全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还有一大批半脱产的农牧区基层干部，她们中许多人独立领导一个公社，一个生产队，指挥着成百上千人的生产和生活。现在，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妇女越来越多，象农奴出身的巴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书记；门巴族妇女措姆，成了山南专署的副专员。据全区七十五个县的统计，有县一级妇女干部七十八人，占同级干部的百分之十七。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中，百分之三十七是妇女。这些事实证明，西藏妇女有出色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不但能参议政事，而且能管理国家大事。
西藏妇女又是劳动的能手。现在、在万里高原，农业、牧业、工业、交通、地质、水电等各条战线上，都有过去被称为“半个人身”的妇女在战斗着，她们在生产劳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乃东县结巴公社的次仁拉姆，从前是领主的“朗生” （奴隶），解放后，她带领原先的几户奴隶和农奴，组织了“朗生”互助组，以后又转为人民公社、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农民的爱戴。一九七九年，次仁拉姆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随着西藏建设事业的发展，像次仁拉姆这样的妇女先进人物便越来越多。去年，西藏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有八十二名，自治区的“三八红旗手”有三百九十一名。
同时，获得解放的西藏妇女，还投身到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文艺创作等活动中去，也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像全国 “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藏族女登山运动员潘多，不久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妇女；著名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已为国内外人们所熟知。在医疗战线上，如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向秋卓玛，中国戏剧家协会西藏分会理事、自治区话剧团藏族女演员次仁卓嘎。都是解放以后培养起来的女医生、女技术人员和女艺术家。据不完全统计，全自治区目前藏族女医务工作者有五千零二十七人，大、中、小学女教师七千三百四十五人，据水电、工业、气象三个部门不完全统计，女科技人员一百七十二人。西藏工业厅拉萨水泥厂有一个女子车队，全队共有二十一位姑娘，她们驾驶着“解放牌”载重汽车，英姿飒爽地奋战在漫长的青藏公路上，运载煤炭和水泥。她们的事迹在西藏人民中广为传播。大量的事实证明，获得解放的劳动妇女，许多人在为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妇女在文化教育、劳动保护、妇幼卫生方面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照顾。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男女平等的实现，西藏妇女不仅在政治地位上提高了，经济待遇上男女同工同酬，而且在文化教育上，也有了空前的长进。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有入学的机会。解放以来，一批批藏族、门巴、珞巴族女青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院、西藏民院、西藏医学院、西藏师院、农牧学院。现在在各级领导岗位担负领导工作和业务技术工作的女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目前，全区还有二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和五十五所中学，全自治区还有小学六千二百六十多所，藏族女少年儿童入学学习的机会越来越多。新一代的藏族妇女，再不是愚昧的女性，而将是有文化、能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妇女，她们和男同志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支伟大力量。
为了促进妇女的彻底解放，保护妇幼的身心健康，党和人民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妇女的特殊需要。妇女在产期、经期和哺乳期，政府和人民公社都作出规定，属于国家职工和集体企事业的工作人员，产假七十五天，工资照发；属于农牧区人民公社的女社员，产假一个月，公社给予酥油、奶渣等一定的物质照顾；对家庭困难的产妇，也补贴一定的劳动工分，使产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现在，农牧区人民公社普遍规定，照顾妇女特点，妇女在孕期、经期，应安排轻的，干的劳动项目，确保妇女健康。妇女有婴孩哺乳，劳动间歇，给予定时的哺乳时间，劳动地点也安排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解放以后，西藏的妇幼保健工作发展较快，妇幼健康得到政府的保障。现在县以上的医院，都设有妇产科；一些地区的卫生部门，还定期普查妇女妇科病状况，以便及时治疗；区以下有卫生所、赤脚医生和接生员，采用新法接生，使婴儿成活率大大提高，产妇生命安全也有保证。民主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西藏人口增加了近六十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二五，这与妇幼保健工作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
为了进一步解放妇女，使妇女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自治区各县、区、人民公社，先后办起了五千八百多所日托和季节性托儿所、幼儿园、入托的儿童达七万三千六百多人，占儿童总数百分之六十以上。有了托幼机构，不仅使儿童的抚育和健康得到保证，而且因此把广大妇女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为了进一步做好托幼工作，自治区有关部门还成立了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具体领导这一工作。
大量的事实证明，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社会主义新西藏，婚姻和家庭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解放”已经成为现实，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也充实了许多新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