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三本大学排名:毛泽东最后一次的神秘飞行

    专机机长、副师长王进忠的回忆
    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在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我为毛主席驾机从武汉起飞，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毛主席驾驶专机，更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搭乘专机。每当我想起那次不同寻常的飞行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在30分钟内起飞，直飞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就不止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却只给了30分钟，大家的心情顿时凝重起来。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各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
    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当我们打开机门，为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时，卡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一名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走下卡车，秩序井然地迅速登上飞机。
    按照上级的命令，我们在半小时内准备完毕，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战士直飞汉口。
    与我们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日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搭乘专机飞往汉口，去解燃眉之急。
    3架伊尔—18飞机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为中路，李克修断后。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时，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距汉口约60公里的山坡机场。
    当我们与汉口王家墩机场取得联系，告知将改飞山坡机场时，王家墩机场坚持要我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一边是北京军委命令我们去山坡机场，一边是王家墩机场坚持执行原计划，我们左右为难。最后，我们决定采取折中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我们不知道，此时汉口的形势已是箭在弦上。
    在汉口，“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武汉军区总司令员陈再道出面调停，但收效甚微。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因此成为江青的眼中钉。
    当周总理的座机飞临信阳上空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已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当我驾驶飞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后，立即见到周总理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们。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我所熟悉的微笑。总理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举手向机组其他同志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我们在他的身旁靠拢，没有通常的问候、询问、握手，气氛很紧张，使人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
    总理的话简单明确。说完后，他转身进入一辆等候在飞机一侧的小汽车中，匆匆离去。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周围的景物开始模糊不清。大约是在周总理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起飞命令，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十几分钟后，3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依次降落。此时，武汉三镇已是万家灯火，武汉长江大桥犹如一条巨龙横卧江面，白天的骚动和紧张都被这静谧的夜色掩盖了。
    带着心灵的疲乏，我从飞机上慢慢踱下来，在宽阔的停机坪上茫然地徘徊。我意外地发现，除了我们这3架伊尔—18飞机之外，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飞机，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蒙自机场回来的潘景寅。
    当时，云南的蒙自机场因击落了一架蒋帮的U—2美式高空侦察机而闻名一时。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从北京千里迢迢前去云南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就是送余立金去蒙自的机长，从云南返回后刚好停留在汉口。
    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书来到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大家身不解甲，和衣而卧，似睡非睡地迷糊了几个小时。
    凌晨4时，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
    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当我在机翼下独自漫步时，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向我匆匆走来。借着微弱的灯光，我认出是潘景寅。
    潘景寅停在我的面前，大口地喘着粗气：
    “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待潘景寅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几个字，我也怔住了。并非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而是消息太突然，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
    次日凌晨两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我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我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这是我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同志商量，我马上对机组人员进行调整，由潘景寅做我的副驾驶，同飞毛主席的座机。
    在我作这番决定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在余立金政委的陪同下，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飞机等候。情况已不容再耽搁，我急忙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
    朦胧的星光中，只见主席乘坐的小轿车已退到安全线之外，等待着飞机起飞。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在机长的座位上坐定，还来不及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就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
    “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这么一问，我才如梦初醒。
    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我转过头望着副驾驶潘景寅，满以为他接到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回望着我。显然，他也同样是局外人。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
    “到虹桥机场！”
    此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主席要去上海。我松开刹车，飞机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
    飞机起飞后，机舱里一直是静悄悄的，各自都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声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
    “主席！”
    尽管大家都知道后面坐着的是毛主席，但都还没有见到主席本人，这一声无异于一道命令，几颗脑袋同时转了180度。只见主席那高大的身躯站在我们身边，是这样地近。他脸上一副慈祥的神情，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主席抬起一只大手，非招非挥地向上扬了扬：
    “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祝主席永远健康！”
    “毛主席万岁！”
    ……
    我们各自呼喊出自己的心愿和祝福。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我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800公里。”
    “那很好。”
    大概怕影响我们工作，主席不再说话。他把我们每个人都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记住我们似的，然后又扬扬手退了出去。
    表面上看去，毛主席的精神很好。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我到余立金政委所在的中客舱，详细汇报了调换飞行员的动机和经过。余政委肯定了我的做法：
    “你做得很对，考虑得很周到，我还没有想到呢。”
    余立金政委的中客舱，与毛主席所在的前客舱相连，中间只用涂了淡绿色油漆的薄木板隔开，有一道门相通。门虚掩着，我从门缝里偷偷往里看，一心只想多看几眼毛主席。常听飞过毛主席专机的同志讲：毛主席在飞机上从不休息，总是没完没了地工作、学习，然而，我窥见的毛主席却半躺半卧地侧身歪在床上，脸朝着墙壁，一动不动，似乎是睡着了。
    是累了，还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舱。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跟着我也进了驾驶舱。
    “你不好好地在主席身边服务，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主席什么也不愿吃，只喝了一杯水。”
    “他不是休息了吗？”
    “没有，瞪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心事的样子，真急人！”
    不知不觉间，飞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刹车和摆平尾轮的惯性把毛主席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过头，望望窗外，很惊诧地问道：
    “落地了么？”
    “是，主席！”
    毛主席刚从飞机上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站在机舱门口的毛主席一扫机上的倦意和烦闷。他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走下舷梯，同张春桥带来的几个人握手。接着，毛主席转过身，用眼睛搜寻着我们机组同志。于是，我们快步上前，握住他那温暖的大手。主席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
    毛主席依旧是那样幽默，那样风趣。他再次向我们挥挥手，转身进入一辆黑色小轿车离去了!
 

    惊险过后中央再没同意毛泽东乘飞机

    1956年4月某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叫刘亚楼准备好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中央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于是，刘亚楼那天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人民空军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待。
　　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得知此事的周恩来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安排，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飞行安全。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最后确定使用里-2型飞机。
　　刘亚楼又从众多飞行员人选中挑出胡萍。胡萍在陆军当过团长，到空军后任飞行团团长，曾多次担任过接送中央首长的任务，驾驶技术好。
　　5月2日上午，毛泽东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登上了里-2型飞机。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抵达广州。
  　5月29日，毛泽东结束了对广州的巡视。刘亚楼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率领3架里-2型飞机去广州接毛泽东一行回京。5月30日，机队由广州飞长沙、再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在武汉等了4天。6月4日上午，空司气象处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中午12点多钟，何廷一乘机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三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班。
　　当飞到河北上空时，何廷一大吃一惊，西面和北面电闪雷鸣，雷雨云层可达1.5万-2万米。而里-2型飞机时速慢，升高极限也只有4000米，无法从云顶飞越。飞机如若遭遇雷电袭击，就有可能机毁人亡；更要命的是，由于强大雷电的干扰，使飞机上无线电通讯完全失灵，何廷一与后面的飞机失去了联系。
　　天气恶化，情况突变，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当何廷一的飞机穿出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暴跳如雷，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人们在焦急中熬过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第2架和第3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地面。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冲到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
　　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
    此后，火车成为毛泽东到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