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58同城招聘找工作:一代上海奇人虞洽卿的惊险人生

一代上海奇人虞洽卿的惊险人生

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64896
2008-05-29  经济观察报 作者：吴晓波

1927年2月初，早春寒意料峭。60岁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坐小客轮逆水西行，长江两岸列兵森严，一派大战将临前的肃杀气象。虞洽卿此行是去南昌拜访昔日小老乡、当今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百年商业历史上，此行竟直接导致了一个黄金商业年代的戛然中止。

在上世纪早期的上海滩，虞洽卿是一个十分显赫而特殊的人物。他是出了名的“老娘舅”。数十年间，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是最为八面玲珑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一向善于经略的宁波商人就是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孙中山曾评述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虞洽卿的崛起颇得其势。他先后当过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还捐钱从朝廷领得了一个候补道台的顶戴头衔，同时，他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和银行。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其威望得来，靠的是一番无人可比的调停能力。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 “调人”才能，是在1898年。在当时的上海法国租界，法国商人以建立医院和屠宰场为由，强行平毁了一处宁波商人的墓地坟冢。华人向以祖坟为最不可侵犯之神地，法人的蛮横当即引起喧天公愤，甬商原本就在上海势力庞大，一怒之下宣布大罢市。谁想，法租界当局竟也十分强硬，不肯让步，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便在这当头，虞洽卿跑去找同乡的 “短档朋友”，鼓动这些卖苦力的穷人也一起来罢工，他特别说动了租界里的女佣们，鼓动她们不去给洋雇主们洗衣烧饭，他则在背后出钱襄补。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法租界立即乱成一团，虞洽卿又只身前往当局交涉。法国人只得让步，墓地产权终被归还。经此一役，虞洽卿在上海滩开始小有名气。

1905年12月，上海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故亡，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又发生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的争议，英方会审官德为门粗暴地宣称，“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中方会审官关炯之愤然说，“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争持之下，德为门喝令巡捕用武力抢夺犯人，并将关炯之的朝服撕破。旁听的中国人对本国官员受辱反应强烈，冲上公堂，四处围打巡捕，还放火烧了巡捕房和德为门的汽车，英巡捕则悍然开枪打死多人，并抓了500多个中方民众。血案爆发后，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租界顿时陷入混乱。这一年的中国原本就不太平，3月，日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大战，5月，清朝廷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9月，同盟会会员吴樾在北京车站当众炸死五位大臣，到年底，上海的这起国际纠纷更是引出一番喧嚣风波。

英人在中国势大傲慢，清政府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出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40岁不到的虞洽卿再展伎俩。他一方面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又找来那些短档朋友，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他曾为3个国家的银行当过买办，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蓈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被迫撤去滋事的主审官，撤惩撕打华官的巡捕房捕头，向中国官厅公开道歉，并释放黎黄氏和所有关押华人。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这种完胜结局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结当日，苏淞太道台袁树勋、公堂公审官关炯之特意携手虞洽卿，三人一道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缓缓步行，沿途大声招呼各家商号大胆开市。虞洽卿顾盼生风，其名一时妇孺皆知。

“会审案”后，虞洽卿顺势再上。他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以协调英华商人的各类事宜为由，提议增设华商董事。1906年2月，工部局同意成立华商公议会，虞洽卿等7人为首届华商董事。

虞氏两次调停得逞，与他善于利用“短档朋友”的力量十分有关，他出身草根，自然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龙鱼杂处，是一处天大的“冒险场”，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的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士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当时上海底层，主要有两大帮会势力，一是黄金荣，他是虞洽卿的宁波同乡，此人从光绪18年(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惟一的华人督察长，他自立黄门，招募弟子过千人，操纵上海滩的鸦片、赌博等黑色生意，是名声最大的“流氓大亨”。二是杜月笙，他出生于上海浦东，在十六铺水果行当学徒，后入青帮渐成老大，他开赌场、运鸦片，笼络数千门徒，还以豪爽疏财出名，广结名流，连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都与之甚笃。

跟黄、杜二人相比，虞洽卿则是一个正经商人。他深谙在乱世之中，“枪杆子里面出真道理”。于是，在倡议成立华商公议会之后，他顺势提出创办“华商体操会”，组成一个自卫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华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议经他奔走呼吁，竟也得通过。“体操会”的成立让虞洽卿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使得他不但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更让他在与黄、杜的交际中，腰板又硬朗几分。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莺歌燕舞、实质上暗潮凶险的上海滩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势力。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色人等中，宛若一条游刃有余的“变色大龙”。

虞洽卿与清廷诸多大臣关系密切，特别是跟皇亲爱新觉罗·载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笃，他曾为北洋新军采购军装，狠是赚了一大票钱。宣统元年（1909年），他透过端方向清政府建议筹组 “南洋劝业会”，以提倡实业，此会系官商合办性质，是中国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次年在南京开幕。劝业会分设农业、医药、教育、武备、机械和通航等分馆，还专门为外国物品设了3个参考馆，会期3个月，观摩人数达20万之众，各地机巧商品让国人大开眼界，可谓盛况空前。筹办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端方甚至保荐他出任正三品的劝业道。

不过同时，虞洽卿又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当时正在上海筹划暴动的陈其美称兄道弟，便是在这时，他结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某比虞小20岁，是宁波同乡，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1910年前后，虞洽卿一边为朝廷奔波组织劝业会，另一边却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上海城门，这个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一直参与其事的虞洽卿自告奋勇，孤身冒险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锦绣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便意味着财富积累的推倒重来，惟有那些善于左右逢源者才能够侥幸留存，虞洽卿的风舵手腕尽管已是无比高超，但仍然时有凶像呈现。上海光复后，他因襄助有功，曾被任命为上海都督府的顾问官和闸北民政长，还当过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长。可是，接下来的世局诡异就不是他这个商人能够“赌”得准了。清廷覆灭民国初建，袁世凯与孙中山就在一北一南拉锯夺权，先是袁在北京当上了大总统，继而孙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即便精明如虞洽卿也是左右盼顾不知所依，某次，他在报刊上吹捧袁世凯是 “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当夜，虞宅就被炸弹炸掉一角，人畜无伤，却是惊吓一场，一封匿名信插在门环上，信云，“贵宅被炸，乃我辈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后对我党计划勿再破坏，以释前嫌。”虞洽卿一生被“炸”三回，次次都让他哭笑不得。

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这位“大调人”索性庭门大开，所有下台的政客、没了军队的将军、落难的前朝遗臣、破了产的商人，但凡找上门来一律来者无拒，绝不使之失望结怨。市井甚至有传言，凡是县知事一级，他都贷给300元，凡是道台、师长一级，则贷500元，所立字据，均是贷出有日，回收无期。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运筹，获准建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为中国第一家正规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虞出任理事长，借此成为上海风云一时的金融大亨。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陈其美 （斯人已于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落魄沪上，也来投奔虞洽卿，他慨然收留，安排在交易所当上了一名经纪人，另一位浙江老乡、革命党人张静江则出资4000元，让蒋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不料蒋某人“革命有方”，却经营无术，先是在买空卖空中赚了不少钱，紧接着又全数赔光还欠下一屁股债。百般无奈下，蒋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债多日，然后决心南下投奔孙中山。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仅6年后，乾坤倒转，这番江湖交情竟孽生出又一段历史公案。

蒋介石进上海，海内外曾寄予厚望，《时代》周刊在对他的报道中写到，“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1927年12月1日，他在大华饭店与宋美龄举办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并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一切都让虞洽卿们以及一些欧美派知识分子颇为欣喜，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于封建帝王或传统军阀的领导者。然而，这是一个错觉。蒋介石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

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 “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他还将上海的帮会组织完全地拉拢过去，原本与虞洽卿等气味相投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纷纷效忠于更有权势的蒋介石，他们组成了所谓的 “上海锄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秘密团体，专门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商人。

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的预料。在当初送钱的时候，他曾代表商界与蒋“约法四章”，即 “保护上海工商业，承认并保证偿还北洋政府所欠之债务，款项要分期归还，所支款项由上海银钱业监管，只能用于江苏 （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蒋以人格担保，一口应诺。可是后来的情形已不是“保护”而是收编了。他有16艘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没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严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当面索讨，才把船讨回来。

虞洽卿不甘受缚，决意抗争。1927年11月，他在报章上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公告，曰：“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正处在憔悴呻吟之中，乃时而垫款，继而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乃自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虽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然人寿究有几何？枯鱼先已入市。”愤懑之气跃然纸上。第二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虞洽卿率领上海商界代表60余人气势汹汹地赴南京请愿，提出“颁布约法，监督财政，裁减兵额，关税自主，劳资合作”等十大要求，国内外舆论为之一震。蒋介石当然不能用刺刀、机枪对付这些金主，便将他们请进汤山别墅，派出高官日夜宴请周旋，还许诺虞洽卿，拟聘他为全国交通会议航政股主任。一路软钉子吃下来，请愿团无功而返。

虞洽卿的这些抗争改变不了蒋介石的既定国策。1928年12月，东北军阀张学良发出通电，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随即宣告“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一党独裁局面自此生成。

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指使青帮兄弟闯入上海总商会，毁坏器具，殴打工作人员，总商会宣布停止办公，并投诉各界。国民党市党部严令所有报纸均不得刊登。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 “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国民党员以及被控制的顺从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员，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在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主编）一书中评论说，“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

在泥石俱下之中，终于轮到整顿虞洽卿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了。该所自1920年创办以来，每一届军阀政权都视之为肥肉，要么扬言取缔，要么层层加税，可怜虞洽卿玲珑斡旋，总算惨淡保全。现在是蒋政权出手了，尽管这是伟大的国父首倡，尽管他当年也曾在这里厮混，尽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于“整理金融，牢控财源”的国策，自然也无法宽容。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优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虞洽卿奋起挣扎，在给南京政府实业部的信中，他决绝地声称，“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势已然不可逆转，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对一个霸道、强大的国家机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天下世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上海商人阶层的商运沉浮，都可从1927年春季的那次 “交易”探出端倪。在当时，上海的商人阶层与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后者取得了权力，并以血腥的方式清洗了他们视之为对立面的共产党和工人阶层。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

当具有独立性的交易所生意被剥夺之后，虞洽卿就走上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商业之路。蒋介石对他个人一直颇为礼遇。1930年，国民政府特许他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发行债券，同时将很多军需的运输业务交由他经营，三北公司业务迅速做大，到抗战前夕已有轮船30余艘，总吨位9.1万吨，约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为民营公司之冠。靠特许之权，一向倡导自治、且以“一品百姓”自诩的虞洽卿暴得厚利，这应该是另外一种历史的讽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军进攻上海，是为淞沪大会战，为了逃避战乱，70万难民挤进弹丸之地的租界。已年过七旬的虞洽卿再次担当“调人”，他奔走呼号，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自任会长，英商麦克诺登为副会长，该会设30余处收容点，按期支付代养金，先后收养难民8万余人，发放81期给养，共计970余万元。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航线西进侵略，他跟武汉卢作孚一样，将船队交给中国军队，3万吨级轮船被炸沉在江阴一带水面。

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沪上几乎所有商贾大亨都星夜出逃避难，虞洽卿思量再三，决意留下。日军对中国港口和海面进行全面封锁，上海陷入米荒。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业公会开会，倡议成立上海平粜委员会，他恳请各公会先行垫款，以便购买南洋大米，以求平稳物价。为了避免运米轮船被日军击沉，他与意大利商人合开中意轮船公司，船挂意大利和中立国挪威、巴拿马国旗。所运大米均按市价7折出手，差额由各公会捐款补贴，平粜米共办30多期，被颂为善事。

日据时期的上海宛如 “孤岛”，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及共产党等不同政治力量激烈逐力，所有头面人物均须选择立场，一时暗杀成风。当年与虞洽卿争夺总商会权柄的傅筱庵应诺出任上海市市长，被特工在家中连砍三斧毙命，青帮大佬张啸林勾结日伪，也被蒋介石派人杀死。虞洽卿也收到了夹有子弹的恐吓信。这是他第三次遭到政治势力的生命威胁。1941年春，虞洽卿辞去荷兰银行买办一职，交出那串在腰间挂了38年的黄铜钥匙，在深夜悄然离沪。他由香港转道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在那里，他创办三民运输公司，继续航运生意。

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突发急性淋巴腺炎，病情来势汹汹不可挡，两日后，79岁的“一代调人”撒手人寰，弥留时遗嘱捐献黄金千两，“用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虞氏殒后，国民党政府赠匾额一副，上书“输财报国”四字，此匾迄今仍悬于浙江省慈溪市东郊伏龙山下的虞洽卿故居。

数十年后，虞氏事迹寂为人知，其老宅到是因建筑精巧而成当地的“重点保护文物”，偶有游人踏春参观，仰见此匾，只当是一块寻常的、称颂亡者的俗物而已。

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