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财经行知学院饭堂:大秦解读第10期：陕西组建国企“巨无霸”到底是好是坏？

媒体评论1：国企巨富陷民于水火 人民只能是虚拟所有者
                    2010-03-23 中国青年报

    市场经济的老祖宗斯密，写完被称为市场经济圣经的《国富论》之后，似乎心有未安，又殚精竭虑地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以强调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他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以人的自私自利为基础的，换言之，市场的基因是有毒的，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依靠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传统和逐步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度这两手来抗衡市场经济的毒性，才使得社会大体上保持健康运行，避免市场经济最终演变为冰冷僵硬的市场社会。举国关注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温总理一再呼吁企业家的血管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而一个失去了边界和约束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不道德的，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案例。
  
   近年来的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已成为悬在宏观经济头上的一把利剑，不仅直接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加剧社会分配不公。扶摇直上的房价让低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的幻想破灭，也将中产阶层压得喘不过气来，使普通居民生活的天空乌云密布。于是，在刚刚结束的今年两会上，房地产泡沫成为代表们的众矢之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然而，就在两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这种朦胧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北京当日土地拍卖产生三块新地王，买家又是清一色的央企巨无霸！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预示着周围区域又一轮房价轮番上涨的大幕已经拉开。拉开大幕的是“气吞万里如虎”的央企们；而在涨价的风潮中瑟瑟发抖的，是那些被称为央企“所有者”的房奴。这真是一幅让人叹为观止的讽刺画！

    央企者何方神圣？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央企的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劳动积累，属于全国人民共同所有；而国有企业的衮衮诸公，不过是人民的雇员。千百万普通人将他们辛苦的劳动所得委托给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希望他们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如果说有企业家天生就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的话，那首先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了。因为他们受托经营人民的资产，为人民谋利益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应该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否则人民何必开办国有企业呢？
   
    令人迷惘的是，那些国企巨无霸们的道德水准看起来并不像它应该有的那样高。千百万元的总裁年薪固然匪夷所思，普通员工的收入也高得令人咂舌。中石化的数百万元的吊灯，表明仆人们的生活奢华到了怎样的程度。日本地产泡沫崩溃之前，许多人前来劝说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稻盛和夫进军地产业，可这位手握巨额现金的企业家不为所动。他说，一个国家怎能靠炒房子富强？这样赚来的钱只能算是黑钱！难道那些央企老总的职业伦理还比不上扶桑国的一个民企资本家？其实，历史经验表明，国企经理人的道德水准并不是今天才突然下降了的，它从来就没有达过标。那些不曾健忘的人想必记得，他们在那个短缺的年代就早已过起了丰裕的生活。原因很清楚，“人民”不是一个人，它无法充当产权的人格化代表，而所有权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必须靠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来实现。在既无法参与资产处置又无法控制收入分配的情况下，那个被称作“人民”的终极所有人只能是一个虚拟的所有者，而那个自称为“仆人”的受托人永远因失去制约而异化为骄横的主人，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不仅如此，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使得国企成为民族产业的痼疾。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饥肠辘辘的日子，那正是国有企业的全盛时期；当国有经济开始改革时，我们可以吃饱了；当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时，我们吃好了。然而，现在，“国进民退”的浪潮势不可挡，这将是苍生之福还是社稷之祸？
    房地产市场关乎人民基本的生存权，高企的房价已对此构成了直接威胁，可谓祸国殃民。我对他们的行为一直感到匪夷所思，直到最近看到了一位国资委领导的高论：“为什么国企亏损时你们骂我们，现在赚大钱了还骂我们？”我终于对国企何以如此蛮横豁然开朗。他竟然不明白：当年国企亏损是因为缺乏竞争力而浪费人民的财产，今天国企的巨富并非来自竞争力的提高，而是依靠垄断而与民争利，陷人民于水火，而人民本来是他们的老板，他们的衣食父母，结果招来一片骂声，不亦宜乎？

媒体评论：“国进民退”是怎么来的？
   2011年10月31日09:08 来源：青年时报 作者：童大焕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强盗企业”，他们横冲直撞，谁都阻止不住，国有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你做一个私人企业，他看上你了，他要收购你，你必须投降，你不投降他就闹得你破产，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很悲观。我深有同感。我有一位要好的中学同学，硕士毕业即开始创业，做的是高科技，多年筚路蓝缕，打下一片天下。终于有一天，他的大客户某烟草企业要收购他的公司，否则中止合同，他只得“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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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体制并不一定适合有个性的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某种程度上也不需要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仅凭行政垄断地位就可以肥得流油，只愁钱不知往哪里花，哪里需要什么人才呢?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的求贤若渴和灵活机制，简直有天壤之别。国企落后的人才管理机制、僵化的体制，把中国的财富和人才一点点流出国门。
　　我说这话，可是字字有依据、句句有出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财经评论员易鹏在微博上透露：“在火车上偶遇国电下面一电厂老总。两人畅聊几小时电力系统种种情况，都认为电力必须再改革。他说了一故事：现在国电下面电厂要进个人必须由国电老总亲自签字。人才在非竞争性的垄断型国企和政府机关里面都不值钱，值钱的是关系。不论是垄断国企的“条条”，还是市县管理的“块块”，都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钱太多”也是大型垄断企业为之烦恼的问题，挥霍奢侈浪费之类的小儿科咱们就别提它了，就是大宗收购之类的战略性投资就让他们头痛得疯狂。2011年10月11日品地客网站刊登Breaking views的专栏撰稿人顾蔚文章称：某通信公司现有470亿美元的现金资产，并且按现在的速度，每年将增加80亿美元，其现金资产已足以轻松地吞并国内市价总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但如何处理却成为一个难题。该公司现在既没有合适的收购对象，国有企业的属性也使得股份回购困难重重，最合适的选择可能就是为国内的增长投资。“它可以选择进行大型收购，但问题在于既没有合适的对象也没有足够的经验，除了在巴基斯坦的一宗小型收购，该公司绝少踏出国门。欧洲的运营商现在看起来便宜，但工会的力量却是个障碍，而且政治审查也会让中国公司望而却步。2008年，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曾意欲收购美国一家服务器技术公司，终因政治嫌疑而未果。大陆公司也曾试图收购台湾一家电信服务供应商的股份，因受到台北方面的抵制而作罢。然后是金融资产重组，比如股份回购。但公司的国有控股属性又是个问题。国有企业一般会将资金存储起来而不愿分给小股东。如果国家不参与回购，其所持的75%股份只会持续增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提高股息支付率，把现在占总收入的43%提高到亚洲电信业普遍实行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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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2011年10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另一边则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被钱烧得发慌，好不容易遇到市场上一块肥肉，换上谁来当决策人，都要千方百计将它吃到嘴里才罢休。这些大企业并非天生就是强盗，而是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优惠让他们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饿鬼。
　　我们原本不必分国企民企，只要赚钱就是好企业。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垄断国企是腐败低效的温床。靠垄断地位攫取巨额利润的国企，给国家贡献出来的是草;而民企吃的是草，给国家和人民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2010年的调研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66%，税收贡献率71%;而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企业占90%以上。我们的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水、电、煤气、石油等等的质次价高，更不在话下……而他们的垄断和占有地位，并非真正凭自身本领，而是凭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国企的很多土地是划拨的，民企的土地却要租用或购买;金融机构基本上成了国企的提款机，民营企业却只能去借高利贷;国企亏损了，国家买单(实际上是全社会通胀全民买单)，仅1998年国企改制，国家就投入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收入;民企破产或者高利贷资金链断了，老板自己去跳楼。当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核心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结果，一系列注资、减员、强化行政垄断地位，使大型国企仅仅十几年时间就成长为大而不强的巨无霸，“亚洲最赚钱公司”，于是出现暴发户般的“饥渴的金钱”——不是对金钱的饥渴，而是钱太多了，钱想吞吃一切。于是乎，垄断型国企又大规模地向竞争性领域卷土重来。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房地产。而像中粮集团这样的央企，已经把触角伸到了食品这个竞争性最强领域的几乎任何一个角落，从葡萄酒、黄酒到牛奶、巧克力和软糖，从茶叶、饮料、保健品、快餐面到火腿肠，中粮几乎无处不在，仅仅说罐头，就有5个知名品牌属于中粮旗下。中国已经又处于一个“国进民退”的大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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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美国在建国7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个联邦所有的国有企业——19世纪40年代在华盛顿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又过了差不多60年，美国才有了第二个国有企业，即1904年建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总的来看，美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或有特定背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待开办国企极其谨慎，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
　　国企遍地，必然与民争利。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破坏市场的公平正义。这或是创新在中国无法生长和持久的根源。作为政府“私生子”的国企大规模赢利，又制造了某种幻觉，以为凭良好的愿望和意志可以超越经济规律，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化作简单的调控手段。凯恩斯说：政府应该尽量不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政策去干预经济活动时，也要注意政策的信誉，即政策的连贯性。我们迫切需要“不折腾”，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企业公平竞争，让民生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