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榆高铁:曼德：大国崛起的真正根源

也许如何让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话题是唯一一个既让大陆当权者也让平民百姓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何种政见、是否站在当政者的对立面，在大国崛起这个话题上，各方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意见。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谁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呢？当政者也愿意在这个话题上与一切真诚探讨崛起之道的人士切磋、交流，也许这就是《大国崛起》一片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幕后原因。

　　《大国崛起》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反响是让外国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因为该片在外国人看起来就是一部中学世界史教材配套音像资料，它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独到和新颖的地方，更没有政治上的寓意。但是外国人不理解，在当下中国这个铁屋子一样的环境中，这部“中学教材”却如一枚炸弹，炸开了自1988年《河殇》以来中央电视台、全国观众乃至思想界、政治界的沉闷僵死和固步自封。

　　《大国崛起》是在近年来大陆持续“妖魔化”西方的背景下首次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是近乎附和“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命题的一部反主流作品，其中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发展较为真实、完全区别于大陆中学大学西方史教材的首次揭露，确实给蒙了眼睛的国人一次震撼。优美奇异的西方风光、多次扑面而来的教堂画面、精彩纷呈的西方文明成果，配上最高水平的现代电视语言，该片确实给闭塞多年的中国人一次振聋发聩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

　　《大国崛起》的最重大意义乃是标志着中国自《河殇》后首次以开放的、学习的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也既蔚蓝色文明，乃是摆脱1989年以来民族主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无端批判西方的落后思维，用一种几乎赞颂、羡慕的口吻解释西方现代化国家先进性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不用老套官方政治术语而用学术语言在官方平台上言说官方关注的政治话题的先例。

　　《大国崛起》给那些标榜“中国可以说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泼了一头冷水，给那些天天大骂资本主义国家的“兴无灭资”者一针清醒剂，也给那些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新左派、国粹复古派泼了冷水。它完全高于大陆学界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正统看法，因为它告诉了一条较为真实的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线索，从而把扭曲的历史开始归正过来，它也毫不客气地展示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性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要向他国学习的地方，它揭示了中国要想崛起，就必须进行思想观念、科学文化、经济体制乃至政治制度的变革。

　　但是《大国崛起》也给我们诸多遗憾，它有意强调了中央集权、政府权能乃至国家暴力、军队战争在崛起过程中的作用，甚至在每一集都渲染通过战争来达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历史进步性，这让人对中国领导人信誓旦旦的所谓“和平崛起”开始心存疑虑；它也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生产力的作用，使人看到唯物主义、唯生产力理论还是起主导作用；它也没有全面涉及到政治现代化的话题，对宪政、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地方自治、三权分立等问题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最为重要的是，它没有揭示出这些大国之所以崛起的根源——观念意识、宗教信仰以及信仰自由，尤其是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基督新教的巨大意义视而不见，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常识的真理，却成为我们当下要探讨的关键。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评价《大国崛起》时指出：“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而我们所要揭示的就是宪政、制度、技术、生产力等等背后的观念意识、宗教信仰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要借助西方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所分析的：韦伯和马克思都承认社会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生产层面、经济层面，一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层面，另一个就是精神、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法律结构，政治法律结构上面又有个意识形态。而韦伯跟马克思差距很大，他一生主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制度决定经济，而宗教、文化决定制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宗教、文化原因来解释。

　　正如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肇始于执政者的一纸命令、知识界的观念更新和呼吁；中国在1949年选择计划经济也不是由于生产力原因，而恰恰是国家当权者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填满了脑袋一样，观念决定了制度，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韦伯在资本主义问题上也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不是全人类都必然要过渡过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只在西欧，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宗教文化中才能产生。他特别强调了基督新教在西方国家经济、法律、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大国崛起》中所列举的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因为基督教（天主教）的巨大影响而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荷兰、英国、美国受到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民主政治，而这三个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其他的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正是由于缺乏新教的影响才在发展道路上坎坷崎岖甚至成为军国主义、专制国家。

　　《大国崛起》第一句话写到：“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把人类的现代史也即全球史的开始归结为地理大发现，又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归结为贸易（香料）的需要和几个君主的推动。

　　而我们要说的是，《大国崛起》开篇以1500年起首，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所以整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也就是基督新教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过程。1500年前，基督教在全球传教的热情和航海时对上帝的信心，是地理大发现的最主要动力；1500年后，基督新教“积极入世”的倾向、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教会对国家的影响，促成了荷兰、英国、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正如研究韦伯的台湾学者顾忠华所指出的：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在其中每一个人似乎不得不顺从、适应其中的规范：赚不到利润的企业会倒闭、不诚信的商家永远作不大，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会失业；不迎合、服务选民的政治家会下台，没有限制的有权力的大人物会腐败、否定多党竞争会被认为是法西斯等等。但是在这些规范、秩序有强制力之前，一定是先有一群人“自发地”形成了适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生活态度。也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不是“无中生有”地迸出来，强迫大家服从它的规律；相反的，是有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批为数众多的人——先把上述的观念和态度当作追求的目标、人生的信条，在他们将观念普及并自己获得社会上的成功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才能够发达起来。这就是一种正确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们由此看到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起初，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及其核心宗教信仰起到的关键作用。

　　正如韦伯所认为的，民族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核心是宗教。不同于儒家和佛教，西方的基督新教有着强烈的紧张感。在新教中有两种秩序，一个是现实秩序，一个是超越秩序。任何一个上帝的子民都有义务将现实的秩序改造为理想的超越的模式。典型的新教徒的内心时时刻刻充满了紧张感，充满了焦虑。他时时觉得现实世界有那么多不完美的地方，觉得这与自己有关系，自己未能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正如每个基督徒的每次集体祷告的主祷文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今天，我们有必要揭示基督信仰在对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让中国人明白基督教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并且正在起到的巨大作用,让那些想让中国能真正成为大国、能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国家当政者们有所觉悟，

　　让这些想崛起的中国统治者们明白唯有基督信仰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崛起，进而让他们改善国内基督信仰的发展，扶持基督信仰影响下的文化、经济、宗教、政治模式。

　　让我们延着《大国崛起》的各国顺序、每个国家中的历史顺序来解释基督新教在各国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来探索何为大国崛起的源头、基石和根本。

　　1．葡萄牙

　　《大国崛起》在描述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时归功于恩里克王子。我们要揭示的是，他是个终生未婚、在萨格里什苦修了45年的圣徒，他的远航事业最大的目的是宣教、并寻找传说中东方的基督教“普莱斯特·约翰”的国家，从而与之夹击北非的穆斯林。虽然在该片中一再出现航海者的“宗教热情”这些字眼，但是却是半遮半掩，始终没有直接讲出来。

　　在远航大西洋、印度洋、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那些驾着漏水的破船，吃着发霉的食物、甚至蛆虫、老鼠，喝着变质的臭水，没有航海图，为看一眼新海岸的模糊轮廓就离家漂泊数年的航海者，他们唯一的信靠是对上帝的信心。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靠、没有基督徒传播福音的大使命，没有那种神圣坚定的使命感，他们肯定是收获不到地理大发现的美好结果的。

　　在《大国崛起》中也证明了：“1498年5月，经过四年的生死考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当印度人问他们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恩里克王子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基督徒”被放在航海目的的首位，高于贸易的目的，这句出自《大国崛起》自身的词语真正揭露了宗教热情在地理大发现中的作用，只可惜该片只是一带而过、蜻蜓点水而没有丝毫的解释。

　　2．西班牙

　　《大国崛起》重点在哥伦布和资助他的伊莎贝尔女王身上，但哥伦布宣教的热情和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揭示出来。实际上，除了经济动机外，哥伦布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因素是最重要的。相信基督命令把福音传给万民，就像哥伦布在第一次写给国王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女王的报告中表明的，他希望履行基督的大使命。在信中，他写道：“让基督在地上喜乐如同在天上，为了如此多民族（土著人）至今仍然失丧的灵魂将得到拯救之前景。”他坚信〈〈圣经〉〉中基督所说的末世来之前福音必要传遍天下万民的基督徒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4：14），并要履行这个大使命。因此，航行至基督教未被认识的异域，不仅是他对传扬福音的基督徒使命的留意，也是他对上帝要完成对整个世界计划的一种信心。

　　哥伦布是一位有强烈基督信仰的人，这一般不为人知。塞缪尔·莫里森这位知名的哥伦布传记作家指出，这位探险家在执行任务时总是说，“我将要做的是奉三位一体之上帝的名”。他的第一次美洲之行的日记上一开始就写着“以我们主基督耶稣之名”。当他第一次踏上新大陆的土地，，他“把感恩归于我们的主”，这是他儿子费迪南德的说法。在他一份现存的手稿中说明他第一次美洲之行是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所激发的。他有固定的灵修祷告生活。他将基督十字架留在他曾涉足的每一个岛屿作为标记，而且他把第一座发现的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他的信函通常以XPOFerens（披戴基督的人）署名，这是他的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

　　这位基督徒男子汉的决心，使他发现了新大陆，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影响。这个发现扩大了基督教的地理疆域，因为有很多美洲印第安人悔改归信了。

　　《大国崛起》没有将基督信仰的因素在葡萄牙、西班牙崛起过程中充分、圆满地展示出来，在描述葡萄牙、西班牙的衰落时，也没有揭示出信仰的因素。因为两国天主教的教义，无法产生勤劳节俭、视工作为天职、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工业的发展。

　　3．荷兰

　　该片对荷兰的介绍是一个进步，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国家是相当陌生的。而实质上，荷兰不仅是第一个全球性大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且正是它孕育了英国和美国，可以说它是英美之母。（其标志性事件是荷兰执政官作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国王、从荷兰逃难过去的英国清教徒奠定了美国的根基）。只可惜《大国崛起》介绍给国人的荷兰是一个残缺的荷兰，该片简单地将荷兰经济的兴旺归结为技术和经济制度，将民主政治的发展归结为市民意识，忽视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是很致命的缺陷。

　　《大国崛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一个新教地区。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16、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下述事实，即：那个国家的非国教教徒（新教徒）人数众多，基本上都是爱思考、冷静节制的人，并且都相信劳动与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荷兰经济上的兴盛原因，在现代思想大师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解读。在韦伯研究清教徒精神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伦理观念，是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和兴旺的重要因素。韦伯在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埃及、中国、印度等国家在16、17、18世纪社会财富也曾一度繁荣，像中国还出现过“康乾盛世”，但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呢？反而是在开始并不怎么富裕的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如荷兰、英国、美国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里，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韦伯指出，虽然印度、中国等一度繁荣，但是人们却将财富大部分用在消费支出上，富人花天酒地，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而且也没有将经营行为神圣化，所以，当时的伦理观念必然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来。而崇尚禁欲的清教徒认为，要过造物主悦纳的圣洁生活，就必须要克制人肉体的欲望，更为可贵的是，清教徒将禁欲主义和赚取财富即为天职的观念结合起来，于是一方面拼命挣钱，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消费，如此社会财富巨增、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

　　在荷兰的新教徒根据加尔文主义认为：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堕落贫穷，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因为克制禁欲的创业观念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必然会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俭省节约不是不花钱，而是为了把财富用在利于创业的投资和生产上。清教徒们的金钱和时间资本没有被消费而被用来再投资，他们的禁欲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生产的突飞猛进、经济体制的日新月异，导致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这一切，正像韦伯在其书中所说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在这里，贪欲就是那种妄图将财富用来满足肉体欲望、挥金如土的短浅念头。

　　正如《大国崛起》所揭示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公司制和股票的最早诞生在荷兰一样，没有信仰产生的勤奋、节俭和信任，是很难集资和共同发展经济的。

　　基督新教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民主政治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是对当时基督教新教徒的真实描画，这些新教徒在教义上恪守加尔文主义，最后演变成为清教徒。西方思想大师马克斯·韦伯在对加尔文主义进行评论时指出：“在十六、十七世纪最发达的国家中，如尼德兰、英国和法国，正是加尔文主义这一信仰引起了这两个世纪中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

　　基督新教加尔文主义代表了对“圣洁教会、自由国家”（aholychurch,afreenation）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一追求与当时统治尼德兰的西班牙天主教是直接对立的。西班牙国王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颁布“血腥诏令”，残酷迫害新教徒。腓力二世加强教会权力，命令尼德兰总督，一切重大事务听从教会首领格伦维尔的意见，并且拒绝从尼德兰各地撤走西班牙军队。

　　面对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以宗教抗争为先导的尼德兰民众的革命行动逐步高涨。加尔文新教在尼德兰的教徒迅速增多，武装的加尔文教徒不时和当局及教会发生冲突。在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压力下，腓力二世召回格伦维尔，答应撤走西班牙军队。但在1565年又秘密制定了残酷镇压尼德兰革命势力的计划。1566年，以奥兰冶亲王威廉（PrinceWillemofOranje,今称沉默的威廉）为代表的尼德兰贵族，向西班牙国王请愿，表示忠于国王，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缓和镇压异端的政策，召开三级会议解决迫切问题，但毫无所获。同年夏天，激进的加尔文教会要求贵族们“继续前进”，至此，贵族中的激进派加入到加尔文教会和革命群众的行列，一场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了。

　　1566年8月，以制帽工人马特为首的激进群众掀起了“破坏圣像运动”。安特卫普、瓦朗西安爆发起义，大批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革命分子组织起名为“森林乞丐”和“海上乞丐”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击西班牙军队。1568年，奥伦冶亲王从国外组织一支雇佣军进行了有限的战役。1572年4月，尼德兰北方各省普遍发动起义，将西班牙军队驱逐出境，到1578年几乎整个荷兰和泽兰都获得了独立。

　　1580年1月，荷兰、泽兰等10多个省的代表在乌得勒支缔结“乌得勒支同盟”，宣布要联合行动5月，奥兰冶亲王威廉也在盟约上签字。次年，格罗宁根等几个省和地区也加入同盟。1581年7月26日，乌得勒支同盟的三级会议正式通过《誓绝法案》，废黜腓力二世，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新组成的国家称“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故又称“荷兰共和国”。

　　荷兰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历程。

　　荷兰首相亚伯拉罕?凯帕尔博士是著名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当选为荷兰首相，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多年。凯帕尔博士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他的祖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影响涉及几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由此我们看到信仰对荷兰的影响。

　　4．英国

　　在这一集里，《大国崛起》中至少出现了三个笑话，那就是对1588年英西战争、1688年光荣革命和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误读。

　　对1588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实际上这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是基督教新教对专制的背叛圣经的罗马天主教的战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说：“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崛起》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一个世纪来对国教（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里，信仰的因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清教徒运动作为一种深刻敬虔的宗教与社会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的历史。像英格兰清教徒那样既注重深刻的心灵经历，又注重敬虔的品格塑造，并积极投身建立温馨家庭、圣洁教会和自由国家，在宗教、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开花结果，这种敬虔主义不仅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奇葩，也是世界宗教史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葩。

　　清教徒绝不是横空出世、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牛津大学教授威克利夫（JohnWyclif,1330-1384）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的先驱，他反对把人的传统凌驾于圣经之上，反对把圣礼神秘化。对圣经的权威的重视乃是宗教改革的灵魂，更是清教主义的首要特色。丁道尔强调圣经的充分性和权威性，主张圣经中所说的“主教”与“长老”的一致性，提倡合乎圣经的简朴的敬拜方式，奠定了清教主义中长老制教会的基本特色，也被认为是英格兰清教徒的先驱。

　　英格兰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亨利八世去世之后，他年仅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他坚定地支持宗教改革，可惜十六岁时就英年早逝，在位仅仅七年。接下来是玛丽即位，她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要靠权术和武力恢复天主教，对新教徒大肆迫害。在她统治期间，被公开处以火刑的人数共近三百人，所以她被人称为“血腥”玛丽。

　　玛丽之后继位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558-1603年在位）倾向新教。她非常务实，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但她也没有避免统治者通常具有的对权力的贪婪，她甚至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她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使主教制成为英国国教，也就是后来的安立甘教会。教会与社会是否合乎圣经，显然不是她最大的关注。但是，此时在英格兰教会中，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过了路德的影响。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雅各一世继位（JamesI,1603-1625在位）。他显然更喜欢由国王控制的主教制来取代以共和和自治为特色的长老制。那时，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JohnKnox,1513-1625）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彻底改革教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专制，建立共和式长老制教会。雅各一世强制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苏格兰长老会虽然一再经历挫折，但始终没有屈服。在雅各一世统治期间，一部分清教徒流亡荷兰，其中有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艾姆斯（WilliamAmes,1576-1633）。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620年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开创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以后，清教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北美扎根，加尔文神学成为北美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和骨干。

　　雅各一世之子查理一世（CharlesI,1625-1649年在位）继位后变本加厉，甚至解散国会，并于1637年下令在苏格兰强制实行英格兰主教制礼仪。1638年，苏格兰人奋起反抗，长老宗召开大会，推翻了雅各和查理父子在苏格兰强行建立的主教制。查理派兵镇压。为筹措军费，查理于1640年召开国会，人民代表看到自己中间那些最优秀的人遭遇迫害，早已心怀不满，就趁机纷纷对政治和宗教问题发表异议，主张改革。查理一看大势不妙，就解散了这个“短期国会”。随后苏格兰军队长驱直入，大获全胜。查理不得不求和休战，签约赔款，承认主教制不合乎圣经。查理一世不得不重开国会，在国会中清教徒长老宗人士占据主流，主张议会主权，立即整顿国务，肃清君侧。国王不甘心失去专制性的权力，就组织力量反扑，1642年8月英国内战爆发。

　　与查理一世对抗的是国会领袖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1599-1658），他是一位清教徒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著名的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这支大军是圣徒与英雄的结合，敬畏主权的上帝，憎恨专权的罪人，无条件地相信上帝的预定，无条件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不酗酒，不赌博，尊重私产，尊重妇女，是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杰出军队。他们高唱圣经诗篇中的战歌，打败王军，并于1649年公审查理一世，将他判处死刑斩决。克伦威尔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建立了一个清教徒共和国，他自己担任护国公。克伦威尔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允许犹太人合法地进入英格兰，在会堂中自由敬拜。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英国开始成为全球性的强国。

　　克伦威尔死后，其子理查德己任护国公，但他懦弱无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保皇党与长老派联合起来，于1660年迎接查理二世复辟。清教徒对查理二世寄予厚望，结果查理二世是个隐蔽的天主教徒，他暗中勾结天主教，倚靠安立甘派，对清教徒大肆压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662年通过《统一法》，要求所有教牧人员都当“毫无虚假地赞同并支持”《公祷书》中所规定的一切。不久，就有2000名牧师觉得自己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就被逐出教区，成为“不从国教者”，常常被称为“反国教者”。1664年通过《秘密集会法》，禁止不使用《公祷书》的所有宗教集会。违背这一法案的人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查理二世168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儿子雅各二世（JamesII,1685-1688在位）。雅各二世想要公开确立天主教为国教，遭到各派的反对。

　　在清教徒支持下，荷兰执政者威廉和玛丽夫妻于1688年11月5日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威廉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政治领袖沉默者威廉的后裔，是欧洲抗罗宗抵抗路易十四的带头人。1689年威廉夫妻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1688年“光荣革命”是清教徒在政治上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宪政自由和基督教的地位。虽然主教制安立甘教会仍然在英格兰保持国教的地位，但1689年的《宽容法案》也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此之后，长达二百余年的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告一段落。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1688年“光荣革命”中的信仰因素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大国崛起》却是闪烁其词。

　　在《大国崛起》中还说：“牛顿通过自己的伟大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他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实际上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后半生就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正是他的信仰使他坚信上帝的规律，并进行探索的。而且根本而言，是基督教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大国崛起》也对新教对经济的影响提到了片言只语：“工业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追求利润，他们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尽管并不是很正确。

　　5．美国

　　在这一集里，《大国崛起》谈到美国的建国是由于清教徒：“1620年，一百多名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只，开始了前往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他们漂洋过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宗教圣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方纳）：清教徒是英国国教的分裂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宗教理想，而不是按照英国国教的方式。”也谈到了清教徒及其信仰对《五月花号公约》这个美国宪法之母的影响。

　　但是它没有谈到清教徒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督新教对美国宪法和法律、政治体制、人权民主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以及后来的“进步运动”（或扒粪运动）、罗斯福新政对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矫正等的决定性影响。

　　1983国际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为主题的封面报导。那时，他们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叙述：“数个世纪以来，《圣经》深深地影响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现在历史学家正发现，比起宪法，也许圣经才是我们的建国文献：一个特殊、神圣、为神所呼召来建立社会模范的民族、世界灯塔之美国，《圣经》乃是此强力迷思的来源。”

　　一向对基督教并不友善的「时代杂志」(Times)在一篇名为“饮水思源”的文章里说道：“我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以良善理念为基础而建立的国家。这个良善的理念结合了坚强的加尔文终极道德权利和罪人行善责任的信仰。这些收录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之内的信仰实际管理着我们的社会。”

　　1907年八月20日大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清教徒的演说上说：“三百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以及随后跟进而来比他们更严谨而人数也更多的亲属们改变了这一块地的命运，也因而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命运。”五月花号清教徒意图建立一个祥和，并以圣经为准则的殖民地，这也是普利茅斯的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中的牧师罗宾逊向大家讲了一篇告别证道(根据以斯拉记八章21-22节)。在那篇讲道中，罗宾逊提醒会众有关他们教会组成的定约。那份属灵的定约不久就转化成政治协议，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成为美国宪法之母，但她的属灵含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

　　美国伟大的参议员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说：“最后，我们不要把我们国家起源的宗教特质给忘了。他们那一份对基督教超高的崇敬将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受着它如同明灯的指引而航行，并在它的盼望之中登陆。他们寻求在社会里实现它的原理，想要将之嵌入到每一个学校、公共事务、政治和文学之中。让我们珍惜这一份情感，并且扩展这一份影响；让我们深深地相信，最快乐的社会将是那种身上带有基督教温柔、和平精神的社会。”

　　自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然而多数人并不明白，自由的根源是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林后三17)。《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1节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因此，罪的枷锁一经解除，很快地那被基督所释放而得到属灵自由的人，会开始寻求政治和公民的自由。所以基督的救赎对鼓舞人们寻求自由而言是一极大的刺激，而宪法也保障了每一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所涵盖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那是来自神的话语。

　　美国建国之父宣告个人拥有神所赋与的权利，此权利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为国家所剥夺。国家的权力被认定是有限的，并得接受神的限制。国家乃是神伸张公义的仆人，但必须在某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运作，以免国家夺取神在人心中的地位。罗马书十三章1-4节订立了国家的基础，使徒行传五章29节订立了在适当时机里“公民不服从权”的基础。

　　美国宪法法官兼历史学家艾兹摩尔(JohnEidsmoe)在他那本《基督教和宪法》一书中说：“基于人有罪的观点，清教徒拒绝给予个人过多的权力。权力有腐败趋势，并且可以被用来打压别人。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予以妥善地监督。”

　　建国之父所明白的真理是：人皆有罪。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十七9)。詹姆麦迪逊说：“人类某种程度的堕落值得我们谨慎和防范。”稍早本书也提过分权这个观念。分权的目的在防范少数人的权利过于膨胀。

　　权力如何加以分割呢？早在孟德斯鸠以前，神就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是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赛卅三22)在此我们看到了政府权责三个等分的区隔--审判、立法和王的角色。建国之父并没有把这些角色的权威放在人的手里，而是置于分散的法律机制里：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三个部门。

　　自治是美国清教徒基础的一部份。议会厅在美国早期往往设立在教会里，其位置往往是市镇中心，而它也常常是政治权威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风格上，加尔文教派算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加尔文教派之一的长老会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政府架构类型。不论在那里长老教义一直都是主流，它建立了一套共和政体。这一点连许多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是一种共和政体。在教会里，一般信徒被赋予治理教会的权责。长老会的长老们经过教会全体投票而产生，他们实际管理教会。这一点和经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士管理国家是一样的。正因为长老会--也是加尔文派--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实际上，加尔文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基督教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公共教育”之父。建国前辈们相信为了让所有的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的教义和信仰起见，因而学校和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冒出来。众所周知地，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以及其它优秀的大学无不有基督教的背景和起源。美国首批126个大学里，基督教包办了123个。

　　新教对美国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文字也实在太多，除了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的人类经典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两年由中国学者于歌所写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外交与政治》非常切中要害，拙作《天职》则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揭示美国清教徒精神的。《天职》一书揭示了清教徒精神对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书中写到：

　　“一个全世界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精神，尤其是美国企业精神的核心和渊源就是清教徒精神。她是美国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企业得以创业、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美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北美洲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从无到有、开拓产业、扩张财富、作大作强的精神和信仰支柱，也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最先迎接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产业浪潮的最深刻的精神背景。

　　......今天，美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最多元开放、混合纷乱的文化，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等各种文化构成其文化重要的一支，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文明研究者都公认，作为美国赖以立国、作为其文化核心和持续原动力的，还是清教徒精神。清教徒精神就是美国人开创兴旺产业背后的伟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原动力，使沃尔玛的前总裁山姆·沃尔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与顺便来探望他的一位商店经理讨论销售数据；正是这种原动力，使福特公司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大胆地向着“使汽车大众化”的目标前进，从而为人类真正地进入汽车时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们的这种原动力，其真正来源就是植根于生命信仰的清教徒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就是清教徒们开拓北美洲时的创业精神！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开拓市场、拼命使财富增值、并使这些经营活动神圣化；我们需要象清教徒一样“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刻苦禁欲、履行天职、充满信心、担当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企业家，更需要像清教徒一样的员工。”

　　美国参议院将1983年订为“圣经年”。这群最高立法委员们说：“圣经，亦即神的话语在塑造我们的国家仪式上贡献卓越。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独特和蒙受祝福的国家......从圣经而来的虔诚信仰领导美国早期建国......圣经的教导启示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采用的政府架构。”而我们要说的是，这才是美国的崛起之源。

　　6。关于第五集激情岁月（法国）第六集：帝国春秋（德国）第七集：百年维新（日本）第八集：寻道图强（俄国）

　　为什么法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革命、法国的进步坎坷崎岖；为什么德国、日本走向了右的法西斯，而苏联走上了左的法西斯，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新教的传播和启蒙，没有使新教个人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观念渗透到国家法治秩序和民众观念中，他们这些国家的崛起之路，本质上是一次抵挡上帝之路。

　　法国在《大国崛起》所极力吹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草菅人命、恐怖和暴力为特征、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革命专制、君主立宪、恐怖统治、自由共和等多种政体，最后以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帝制告终。1848年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300年了。

　　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血流成河、当权者一拨比一拨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革命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１７９４年牧月２０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又从德国人那里转移到俄国人和日本人，渎神的人和渎神的国家终于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就这些国家的思想来源讲，人的思想的骄傲—理性主义是其中的罪魁。而这个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

　　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象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一样”。后来德国的法西斯、俄国的斯大林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思想资源就来自黑格尔。正是由于这种抵挡上帝的人的理性主义在作怪，所以《大国崛起》中的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才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崛起道路，这些国家血的经验和教训从反面说明了，一个人、一个国家如何背弃上帝、践踏基督信仰，它所导致的后果多么地惨重。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不引起中国当政者的深思。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大国崛起靠的不是国家至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霸权主义，而是尊重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大国崛起靠的不是技术、发明、生产力甚至制度，而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石；

　　大国崛起靠的不是儒家、佛教、天主教、孙子兵法、狼图腾、龙图腾等等，而是1500年开始归正的以被杀的羔羊、“丑陋的刑具”十字架为符号的基督新教；

　　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人欲的张扬，而恰恰是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敬畏、尊崇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