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

  2011年05月25日06:18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原定会期为五天，主要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三)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他介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这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1]。还在5月底，北京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就自发集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北京的其他中学也相继建立起类似的学生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声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毛泽东赞扬这两张大字报，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在以后两天的会议上，与会的一些中央部委、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流露出对运动的困惑和对动乱局面的不安。
　　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8月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大字报还针对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同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此后，会议转向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召回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8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声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月12日，林彪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2]
　　8月8日，全会通过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指出，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它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未被遵守，即使照此办理了也被指责为“不准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社会动乱。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8月12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排名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跃居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这次全会后，原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自8月下旬起，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研究处理国内及对外的日常工作，向毛泽东、林彪请示决定。
　　党中央领导层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惊，思想上存在种种怀疑和困惑。但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程序。
　　会议闭幕时通过的公报指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公报还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动，“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注:
　　[1]1966年6月24日和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7月28日由江青转送毛泽东。这两张大字报在8月下旬先后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
　　[2]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