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尘：儒家教化体系不可行

2011年10月26日 10:07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心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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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东方早报》刊发的秋风先生《诚信建设需重建教化体系》一文，声称“市场制度本身却不可能生成诚信，也不可能带来美德，甚至不可能予以提高”，指责今人反儒家“把治国之关键放在君子之养成上”的思路，“盲目地信奉制度决定论”，强调必须重建儒家式教化体系，通过诵读儒经并纳入考试，强化对“政治、商业、司法精英之人文化成”以提高其道德水平。对此笔者难以苟同。

秋风先生指责今人迷信制度决定论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君子，连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存在，又何来优良秩序？”这个质问站不住脚。因为君子虽然确实有可能促进良好制度的形成，但他们同样可能是邪恶制度的渊薮，良好的道德并不必然保证带来良好的制度和后果。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道德和智慧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却长期是美国民权进步的坚固反动堡垒。

反之，自私自利的小人并不一定就制定不出好的制度。一个企业家，可能道德并不高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完全有可能制定出好的企业管理制度。一个国家同样，甚至更是如此。因为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首要目的不是追求尽善尽美，而是有效平衡参与各方的利益。制定公共政策，关键不在于少数精英是否能够提出美轮美奂的政策方案，而在于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否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公平博弈。只有公平博弈形成的政策，才是最可行、也就是在政治上最好的政策——虽然并不是理论上最好的政策。

正是基于对这个道理的正确认识，康德才认为，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够建立起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因为每个民族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是保证他们致力于共同寻求一个好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秋风先生将君子的存在认定为良好制度产生的前提，实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自负和狂妄。

诚然，文化、社会领域、宗教、教育是成就美德的主要领域，但是市场也绝非如秋风先生所言仅仅是“诚信、美德的消费场所”。较完善形式的市场，至少是勤奋、坚韧、诚信等美德的重要催生场域。不勤奋、不坚韧，如何抗御竞争风暴的冲击？

在市场竞争中可能选择欺诈者与选择诚信者的比例，取决于市场制度本身的完善程度。市场制度越是完善，信息就越趋近于对称，欺诈的存活几率就越是降低，诚信的发育可能就越是巨大，选择诚信而非欺诈的人就会越多；反之亦然。因为非市场因素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就说市场不具备催生诚信等美德的功能，是打错了板子，市场当然敬谢不受了。

秋风先生之所以鼓吹读经考经，是因为他相信儒学“架设了一个从百姓日用到治国平天下的阶梯”。这个“阶梯”，就是儒家那套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但这套“内圣外王”的逻辑，其实每个环节的过渡都存在致命漏洞和断裂，并不可行：致知是认知，诚意是内化和接受，正心和修身是践行。理性认知不一定会导致感性接受；即使感性接受了，也不等于就一定会付诸实践。知易行难，虽然不能说对道德是非观念的正确认识，与真诚接受并忠实践行所接受的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关系，但是两者间的距离确实仍然非常遥远，把两者直接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现代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某种道德原则为道德主体所接受，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习得的，而习得的关键，是对与习得者有亲密关系的榜样的行为进行模仿。所以，儒家“内圣”开“外王”的逻辑，并没有对从认知到相信再到奉行这道德领域中最为关键的两个飞跃给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个论证，正是英国哲学家密尔所说的“道德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回答道德“义务从何而来？它的约束力来自何处”。

更大的漏洞出现在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再到平天下这三个环节。俗话说：“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个体道德修养再高，也保不定就能够把整个家庭整饬好，更何况是国家乃至天下。治理一个国家与治理一个家庭，完全就是两码事。家庭的维系纽带是血缘，父亲不仅与其他家庭成员近在咫尺、亲密无间，而且对他们（或许应该将母亲排除在外）天然地就拥有权威，因而对他们实行道德教化、实现道德权威的统治是可能的。但在国家、特别是现代大型国家中，道德教化根本不可能成为有效统治的基础。因为随着血缘和空间距离的扩大，上述那种对道德习得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亲密濡染不复存在了。所以儒家的教化主义政治观，本质上也属于哈耶克所论说的那种只适用于传统“小型社会”，而不可能适应于现代“巨型社会”的道德政治观念。

至于“平天下”，儒家的总原则是把文化中国作为中心，对四夷列国则“修文德以来之”。教化主义政治观既然在治理较大规模的国家上捉襟见肘，对规模更加庞大、以国家实际利益为各自根本诉求、且缺乏一国之内那种可以用以强制推行某种统合性道德观的政治强力支持的国际社会，其无能为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中国鼓吹复兴儒学、重建儒家教化体系，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儒学就算真如秋风所说的那样完美，但因其长期以来就是帝国专制制度重要构成基因的历史事实，“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非常容易成为某些人谋求“复活”乃至加强“旧罪恶”的重要助力。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当前更为紧迫的，应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吸收已在某些人群中得到充分检验的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尽快在这种精神的基石上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宪政体系，然后在这个宪政框架下，允许并鼓励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所有思想文化自由传播，并在交互碰撞融合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如果颠倒了这个顺序，儒学很可能再次成为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块巨大绊脚石。

秋风先生引述台湾的例子，认为其“温良恭俭让之民情”，与其基础教育中依然有诸多经典诵读有极大关系。这个论点也不能成立。笔者接触过不少在台湾接受教育长大、在大陆谋生发展的台湾人，其中并不少见存在明显道德问题的人士。这些所受基础教育与留在台湾的同胞并无不同的人士，之所以“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最大的可能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生活生产环境不同。如果我们无法否认台湾的市场制度比大陆成熟完善许多，那么就要承认，台湾与大陆民情的差异，适足以证明大陆的市场制度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而不能证明读经教育对道德形成与持守具有效用。

我们确实需要加强道德教育，但不是推行尊儒读经，鼓吹君子盛德、“君师一体”；而是要“卑之无甚高论”，尽可能减少生硬说教，而用活泼生动、贴近人心的方式，将人类共通的那些常识性道德、基本道德，教给我们的孩子，植入他们的心底。至于精英们，都这么大个人了，而且还都是脑袋瓜特别发达的群体，我看他们缺的主要不是道德认知，而是制度制约，对他们还是少谈点教育、多来点有效的制度约束吧！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