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家长会的主要内容:思考中医

序

陈亦人

作者是我众多学生中颇具特色的一位，这个特色不是指旁的什么，而是指他对中医，尤其是对经典中医那不同寻常的热爱与追求。这在对经典的重视每况愈下，在高等中医院校纷纷将经典改为选修课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赞许的，也是最令我感到欣慰之处。作者对经典的执著与热爱，以及作者在经典中医方面所达到的境界，已在这部书稿中充分地展现出来。相信各位在阅读过此书后，应该有所感，有所得。

诚如作者所言，经典是中医这门学问的基础学科，而这个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代替。因此，欲学好中医，欲在中医这门学问里达到较高的境界，就必须重视经典，就必须重视这个基础学科。欲诣扶桑，非舟莫适。这是古今大师们所公认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伤寒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圣人的著述，是一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巨著，是几乎所有的成名医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最重要的典籍，是伐山之斧，是入道之津梁，而在我看来，更是一部论述疑难病证的专著。《伤寒论》于中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其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的独特意义，引来了这一领域里的古今中外的医家们的共同瞩目。有关《伤寒论》方面的著述，迄今为止，仍是中医界叹为观止的。而在这众多的著述里，能像作者这样如此平实地将甚深的经义娓娓道来者，却实为少见。孔子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余信也，是为序。

辛巳十月于南京

思考中医——目录

序

第一章 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

第二章 伤寒之意义

第三章 阴阳的工作机制

第四章 治病法要

第五章 太阳病纲要

第六章 阳明病纲要

第七章 少阳病纲要

第八章 太阴病纲要

第九章 少阴病纲要

第十章 厥阴病纲要

结语

跋

思考中医——第一章 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

第一章：

一（2）杨振宁教授所认识的中国文化

1999年12月3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新亚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杨教授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

杨教授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是求理，而近代科学（包括现代科学）是求自然规律。传统文化所求的理并非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近代科学追求的是自然规律。这样一种划分就使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泾渭分明了。传统文化求理，不求自然规律，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杨教授解释这个“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么，这个“精神”，这个“境界”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科学没有精神，没有境界吗？第二，杨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只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逻辑推演（或称演绎）。大家知道，在科学体系里进行研究，需要两种方法，一个是归纳，一个就是推演。所谓归纳，就是把许多现象归纳起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一个理论，把许多事物聚在一点上，一个认识上。原来现象上看似不同，本质上却是这么相近。所以，归纳实际是由外向内的一种认识。逻辑推演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严密，比如由一到二，由二到三，这个次序只能这样。现代科学既有归纳，又有逻辑推演，而逻辑推演是它的标志。中国文化里只有归纳却没有逻辑推演，这又将传统与现代区别开来了。第三，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缺少自然哲学。在很多场合，许多人都认为中医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自然哲学。而杨教授在讲演中却以中医为例，认为传统文化中缺少自然哲学，这显然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离开实验几乎寸步难行。即便是审视科学的部门也是如此。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管理博士这一层次的机构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文献博士外，其余的都要搞实验研究。所以，我这个博士算是侥幸得的，因为我并没有做实验研究，这要得益于我的导师。

在中医历史里没有实验，我们没有看到黄帝问岐伯，你的阴阳理论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通过小白鼠实验发现的？确实没有。所以在中医乃至其他传统科学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这是合乎实际的。以上就是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大体认识。

二（3）师徒相授

既然传统中医是这样一种学问，它的确有许多有别于现代科学的地方。如果我们照搬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那势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丢失掉许多东西。而丢失掉的有可能恰恰是传统中医所注重的东西。这就使我们要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于中医？

（1）访雨路老师

中医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学问的传承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经验就是师徒相授。我想这样一种模式比较有利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学问的传承。

这里我先讲个故事，1998年上半年我到北京开会，到京以后，就向朋友打听，有没有中医方面的“高手”？当然，我打听“高手”并不是要跟他“过招”，而是想找个地方讨教。因为自己感觉自己中医的火候还太欠缺，而我的恩师又在1991年去世了，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很迫切地想找一位高人指点。这个心情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雨路老师，雨老是搞温病的，他是某位著名老中医的开门大弟子。某老是我国老中医里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他的父亲、祖父、曾祖三代皆为朝廷御医，所以，家学渊源很深。雨路老师是个悟性很高的人，而且勤于表达，随师三年，深得某老家学三昧。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以后的师生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甚至到了见面都不打招呼的地步。我在拜访雨路老师的时候，他给我谈到许多学问上的见解，我也请教了不少问题。在临送我出门的时候，雨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刘老师，中医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来，只有两个字，就是要有‘师传’”。

这次造访，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临别时雨老师送我的这两个字。什么是“师传”呢？师传是个传统的字眼，就是要有师父的传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教育规模里，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里，有没有“师传”呢？可以说没有师传！这个模式里只存在工具式的老师，却不存在师父。雨老师与某老的关系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可是他还是要送这句话给我，这就说明了师父对他的影响之深。我想雨老师的这句话对中医的学习、中医的传承，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是我有同感的。

（2）师者，人生之大宝

下面谈谈我的从师经历。现在，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向大家谈出一些感受来，能够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继续不断地钻研下去。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是廿个春秋了，在这么些春秋里，我能孜孜不倦的学下去，从未回过头、歇过气，不管什么浪潮，经济浪潮，做官的浪潮，还是西医浪潮，始终都没有打动过我。为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师父。

　　我是1983年毕业后，于1984年元月8日拜于我师父门下的。师父名叫李阳波，现今已经去世十年余。我跟师父整整8年多的时间，前面的两年半是跟先师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床，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讨论学问。8年的从师生活，使我在中医这个领域里开了些窍，也就是师父把我领进门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之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跟师父的这个过程，感受是很深的。这个世间的人无不是厌苦求乐的，你说光是苦没有乐，谁都不想干。所以，光是讲“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句话，已然将很多人吓在学问门外了。实际上，学问一旦做进去了，一旦进了门，并非全都是苦，至少是苦乐参半，甚或乐多苦少。所以，《论语》的开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古来都说“穷学富商”，做学问的必定是穷，做生意才可能富。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搞学问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不亦说乎”。搞学问是精神上的富有，搞生意是物质上的富有。能够给人真正带来安乐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上面这个“不亦说乎”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我想这个正体现了“师传”的意义，师父可以指引你找到这个“说”、这个“乐”。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师传”的这个意义就更为突出了。这是我在传统文化，在中医领域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上面这个感受，值得大家参考。

（3）在沪沽湖的意外收获

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他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临床的功夫。但，在我从师以后，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统一场论”，因此，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所以，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先师去世后，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而临床上，总觉得思路打不开，心里没有底，效果不稳定。有些时候听人说，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刘的理论还可以，临床却不怎么样。对这些情况我内心很清楚，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心里明白，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前面我提到，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高手”呢？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99年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之沪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伤寒论》讲座。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成回美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迷恋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大家应该知道，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而转过来学中医，教授不做，反而来做学生。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我在沪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下午他们自己安排，可三天下来，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恰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

在这次讲座中，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出于感谢，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开始是自学中医，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真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田老师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有是脉则定是证，而用是方，临床疗效极佳。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疗效亦多高出同道。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就这样我们从沪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也觉得与我投缘，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

三（4）学习经典的意义

（1）不是守旧

上面我们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谈经典，目的就是想说明，经典的年代虽然久远，但，它不一定就过时了，就落后了。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地否定它，遗弃它。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现在强调二千年前的经典，大家还是会担心，这是否在守旧？因此，对于新、旧这样一个概念，大家还是应该从多层面去看待。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谈到：“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张仲景在这段文字所显示的资料，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值经典产生，或愈是接近经典的年代，名医、大师愈多？而为什么一旦远离这个时代，名医、大师就“未之闻也”？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经典的重要，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而是明知我们在时间上离经典愈来愈远了，但是，能否通过有效的学习，使我们在实质上接近它呢？接近它，其实就接近了这些大师，我们通过学习经典，最后把我们自己造就成了雷公、少俞、少师，这有什么不好呢？我想这是我们学习经典的最根本的意义。

张仲景在序言的下一段文字中接着谈到：“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仲景在1700年前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守旧，什么是创新。当时的医生中，各人只抱守家传的一点经验，这就叫守旧；而反过来呢？能够“思求经旨，演其所知”，这就是创新。所以，我们学习经典，学习《内经》、《伤寒》这些著作，完全是为了“演其所知”。演是什么意思呢？演就是推演、扩大、发展、延续的意思。能够把我们那点局限的知识发展、拓宽开来，能够发扬光大它，这个东西就是经旨。现在我们老说中医要创新才有出路，但，你凭什么去创新呢？所以，搞经典完全不是守旧，而是为了创新。这一点你学进去了，你就会有体会，这个过程究竟是不是创新，你会有感觉，临床实践上也会有印证，光是口说还不行。

（2）万变不离其经

我们说经典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是有实义的。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两个我经历的故事。

1998年上半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南宁附近宾阳县上的一位老中医，老中医名叫廖炳真，我喜欢称呼他廖老。廖老从医几十年，在某些病的治疗上有独到的经验，但更使我感到佩服的是廖老的医德与人格，所以，我很喜欢去拜访廖老。而廖老亦视我为忘年交，有什么心得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一次，廖老给我讲蛇伤的治疗，在旧社会，有些江湖郎中治疗蛇伤往往都会留一手，这一手的方法很巧妙，让你根本没有办法察觉。郎中给你治蛇伤，很快就把蛇毒治住了，让你没有生命危险，很多症状也消除了，可就是有一点，伤口老不好，隔上一段时间伤口又腐烂，你又得到郎中那儿买些药，管上两三个月，就这样拖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江湖上，这叫郎中钓病人，病人养郎中的招数。但是，这个窍门被廖老从父辈那里探知了。窍门就在忌盐，如果让病人忌盐几天，再吃上几剂解毒、生肌的药，伤口很快就长好，而且不再腐烂。就这么一点奥妙，可要是你不知道，你会被折腾得够呛。

听过廖老的这席话后，我就在琢磨，这不就是《内经》的东西吗？《素问?金匮真言论》上说：“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豕。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肾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肾病需要忌盐，“多食盐则伤肾”，这既是《内经》的教证，也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蛇伤引起的伤口腐烂，忌盐几天，再吃几剂普通的中药，伤口便从此愈合，这是一个多么神秘而又极其简单的事实。经典的东西就是这样，没有揭开时，它非常神秘，揭开了，又这么简单，这就是至道不繁！这些东西，百姓日用而不知。像这些江湖郎中，他绝不知道，他留的这一手，原来是《内经》的东西。这就是君子之道。

还有一件事，就是廖老治骨癌的经验，骨癌在所有的癌症里，疼痛是最剧烈的。而且这个疼痛往往很难止住，就是用上麻醉剂，效果也不见得理想。而廖老对这个疼痛有个撒手锏，虽然骨癌最后不一定都能治好，但是，这个疼痛却能很快地消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廖老用的是什么药呢？就是在一些草药里面加上一味特殊的东西，然后煎汤外洗患处，洗几次以后疼痛就能逐渐消除。这味特殊的东西很灵验，加上它就很快止痛，不加它完全没有这个效果。这样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棺木的底板上长出的一种东西。过去人死了，用的是土葬，把尸体放在棺材里，再埋在土里，埋下去以后，这个尸体就逐渐腐烂，腐烂的这些东西就往下渗，渗到棺木的底板上，连同木质一同腐坏，上面这个东西就是感受这个腐气而生的。大家可以闭目沉思片刻，在所有的腐气里面，还有比人的尸体腐臭更厉害的吗？所以，说到腐字，应该到这里就打止了。既然这个东西是感受这样一个腐气而生的，那么，按照上述《内经》的教言，它与肾的病变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亲缘关系，所以，用在骨癌上有这样特殊的疗效。后来我问廖老，是谁告诉您用这个方法的？廖老也说不出所以然，这个方法既没有传承，也没有理论的依据，廖老只是觉得骨癌是个怪病，而上述这个东西也是个非常的东西，那就以怪治怪吧，可万没想到有这样好的效果。当我将上面的那段经文翻给廖老看时，廖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又是《内经》的东西。

（3）读经开智

讲到经典的意义，我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经典与智慧很有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问题。如果大家以为研习经典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些知识，那经典的意义当然就不大了。 

知识多了不一定就有智慧，知识多了，也不一定学问就高，这个关系大家应该搞清楚。而读经典却确实能够提高智慧和学问。所以，我经常说，学问是从读经开始的。在这一点上很多人都有共识。

现代的脑科学研究认为，人的左脑是逻辑脑，主管语言文字、逻辑思维，人类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脑。而右脑是直觉脑，这右脑大部分时间是在闲置，当然，这与科学讲求逻辑是有关联的。近些年的脑科学研究表明，人们已渐渐地把目光瞄向右脑这块处女地，如上面提到的春山茂雄的《脑内革命》就较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大脑处在较多的α波状态，就是一种唤醒激活右脑的状态。

对于上述这个左右脑，我喜欢用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和定义。左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逻辑脑定义为现代脑；右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觉脑定义为传统脑。所以，左右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思考中医——第二章 伤寒之意义

认识阴阳探求至理 

1． 认识阴阳

中医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医里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方方面面都要围绕它，离开它就不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就是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开首即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的这段话对阴阳作了高度的浓缩和概括。我们做任何学问，尤其是中医这门学问，离不开天地，而阴阳是天地之道；阴阳是万物的纲纪，一个万物，一个纲纪，大家可以掂量一下这个分量，有什么东西还能逃过这个阴阳；它是变化的父母，我们探讨事物，无非是探讨它的变化，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而是什么导致这个变化呢？是阴阳；我们接触社会，接触自然，社会的东西也好，自然的东西也好，不论你是动物还是植物，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是宇宙还是银河，它的整个过程无非就是一个生生杀杀的过程，那么，这个生杀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的本始还是阴阳；另外，就是神明之府，神明就是讲精神讲思维，所以，这一条与人类自身的关系特别大，那么，神明怎么来，还是与阴阳有关；最后，就要谈到治病求本的问题，现在人都知道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当我们问一句中医怎么治本？或者中医通过什么来治本呢？这就回答不上了。其实，这个本还是阴阳，还是要在阴阳里面寻求。阴阳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到方方面面的，最本始的东西。

不知大家对阴阳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是否达到了《内经》的高度？我在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时都喜欢提这个问题，而同学们给我的回答也就是《中基》教材的那几条，什么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等等。而再往下问，答不出了。学阴阳，光懂这些还不够。怎么个对立，怎么个互根互用，这些你都要有真实的感受。对于任何事物的变化，你都能落实到阴阳上面，甚至一举手、一投足你都能分辨出阴阳来，都能感受出阴阳来，只有这样，阴阳才能为你所用，你也才能用阴阳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

　2.伤寒总说

（1）寒为冬气

首先，我们来看寒，寒是冬日的正气，这一点我们在《中基》里面已经学过。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怎么会产生寒呢？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阳的本性是属热的，春夏的阳气处于释放状态，热的东西散发出来了，所以，天气变得温热。但是，春天释放的程度要比夏天小，因此，春天的温度要比夏天低。到了秋冬，阳气由释放转入到收藏，热的东西收藏起来了，关闭起来了，天气也就变得渐渐地寒冷。但是从程度而言，秋天的收藏不及冬日，因此，冬日的气温更为寒冷。这是寒的一个根本意义。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寒实际上是反映阳气的收藏状态，是阳气收藏的外在表现。所以，寒不但是冬之气，其实也是藏之气。

现在我们暂且放下时间，来看一看空间方位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大家都很清楚，西北的气温要较东南低得多，我们每年冬天看天气预报，北方有些地区都零下十几度了，南方还在零上二十多度。这个反差太大了，要是海南的人到北方出差，上飞机前穿衬衣，下飞机就要穿皮袄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别呢？看一看《内经》就清楚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西北方阴也，东南方阳也。”阳就是用，就是释放，阴就是体，就是收藏。从地域方位的角度而言，整个西北方以收藏为主，整个东南方以释放为主，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气温上的悬殊。这就提示我们一个问题，学中医不但要注意时间，也要注意空间方位。时空在中医里是同一的，是统一的，这个观念必须牢牢记住。

前面我们提出过，阴阳的问题要真正弄清，不能光停留在书本的那几点上，要有切身的感受。什么事情都要养成用阴阳来思维，比如我们生活在南宁的人，时间都快到春节了，身上却还穿着衬衣，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从阴阳这个角度去思考，去弄清它，那作为一个学中医的人，你就麻木了，就凭这个麻木，你要学好中医，我看没多少可能。

（2）何以养藏

知道了寒的属性、寒的意义，也就知道了冬日的寒，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根据这个寒的表象，这个寒的程度，就可以推断这个阳气的收藏情况，就可以看到这个“体”的情况。

冬日的天气应该寒冷，也就是冬日的阳气应该封藏，这个体应该涵养。因此，《素问》专门提到了一个养藏的问题。冬三月养藏，秋三月养收，实际上就是秋冬养阴的互辞，这是很明确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是讨论这方面问题的专论。这里我们只看相关的冬三月。论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素问》的这一篇讲“四气调神”，四气，就是指的春、夏、秋、冬之气，就是指的生、长、收（杀）、藏之气。调神呢？这个讲的是人的因素。人怎么在春三月适应这个生气；怎么在夏三月适应这个长气；怎么在秋三月适应这个收（杀）气；怎么在冬三月适应这个藏气。这就提出了要养生、养长、养收、养藏。现在的人只讲一个养生，养长、养收、养藏都不管了，这是很片面的。

（3）伤寒即伤藏 

上述这四个方面都是与冬相应，都是养藏之道。它们都围绕一个原则：无扰乎阳。那么伤寒呢？伤寒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核心的问题就是破坏了这个原则。

冬主藏，寒就与这个“藏”相伴，所以，冬日的寒非常重要。如果冬日不寒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阳气还在释放，没有收藏。因此，冬季应寒反暖，农民就知道不是好事情，第二年的收成就不会好。要是用古人的话说，就会“米贵长安”。

　我老家湖南有句乡话：雷打冬，九个牛栏十个空。雷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响呢？应该在春季。立春以后的第三个气叫“惊蛰”，应时的春雷就应该在这个时候打响。春雷一声震天响，就将这些蛰藏的万物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春雷的打响意味着阳气真正地全面启动，全面的释放出来。而雷在冬天打响，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冬雷的响动将整个的闭藏打破了。闭藏打破了，阳气非时的释放，使阳气不能蓄积，阳气的这个体得不到应时的涵养。体不足，用怎么发挥？所以到了来年，真正应该阳气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却发挥不了作用。万物得不到这个阳气的作用，整个秩序就打乱了，不但天灾，而且地祸，不但植物受影响，动物也受影响，怎么不会“九个牛栏十个空”呢？

民间还流传另外一句话，叫做“瑞雪兆丰年”。瑞雪怎么预兆丰年呢？现在的说法是下雪以后，病虫害冻死了，所以，可以给来年带来好的收成。当然，这也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面是冬日的瑞雪反映了阳气处在很好的蓄藏状态。阳气蓄藏得好，体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充养，体充则用足，来年的释放就会好。万物得到这个充分的能量供给，怎么不会“五谷丰登”呢？另外，这个瑞雪也反映了阴阳的秩序很好，秩序没有破坏，自然的灾害就会减少，所以，瑞雪兆丰年。

上述这个过程我们还可以从经典的角度来教证，《素问》有句名言：“善养生者，必奉于藏。”或者说：“奉阴者寿。”大家看到这个“奉阴者寿”，也许就觉得她与前面讲的阳用有矛盾。阳是反映和主宰寿命的，怎么不说“奉阳者寿”，反而是“奉阴者寿”呢？现在大家只知道养生，只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可是生怎么来？生是从藏中来！水生木这个道理难道大家不清楚吗？大家看一看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那些喜静的动物往往寿命长。像龟、蛇、仙鹤，这些动物寿命都比较长。而相反，那些喜动的东西反而寿命不长。道家讲致虚极，守静笃；儒家讲燕坐，讲知止；佛家讲禅定。这些都是强调静，强调藏。所以，大家不要只知道运动，应该动静结合。

思考中医——第三章 阴阳的工作机制

第三章：阴阳的工作机制

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2、 三阴三阳

二、 阴阳的离合机制

1、 门户概论的引入

2、 阴阳的开合枢

3、 开合枢病变

4、 伤寒传足不传手

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上面对阴阳的已经讨论了很多，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了解。现在我们来讨论“阴阳的工作机制”，弄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对理解《伤寒论》的学多问题就会很方便。

阴阳是一体两面，一分为二。它的来源与《易》很有关联。孔子在《易o系辞》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是什么？两仪就是阴阳，因此，阴阳是从太极来的。太极是《易》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弄不清楚，中医的很多问题就不容易搞究竟。“太”这个字经常用，像太公太婆、太上皇等，所以，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极”呢？极这个概念在《说文》叫做“栋”，就是屋脊的意思，是一个最高点。太极显然就是比这个脊更高的地方，比最高的地方还高，这个说法似乎抽象了一点。有没有更具体一些的意义呢？有关极的概念，在最早的一本天文历法书《周髀算经》中有专门的涵义，该经的下卷说：“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以上的经文谈到五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章、蔀、遂、首、极。章是十九岁，十九这个数就叫章，这里面就透着一个法度。《素问o至真要大论》讲病机，为什么讲“十九”条？为什么没有加上一个燥？这里面就有一个章法问题，不是随意地加一个可以，减一个也可以。这个章法是很严肃的问题，这是含糊不得的。接下去是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遂，三遂为一首，七首为一极。这个“极”是多少年呢？是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也就是说，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就叫做一极。那么，到了这个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会有什么变化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生数皆终，万物复始”。

在这个极点到来的时候，所有的“生数”都终了，在所有的生命结构及生命所需的条件完结之后，又再开始“万物复始”的新的循环。天地宇宙便是在这样一个交替变化中行进。而在每一个新的“极”开始的时候，从天文的角度，都需要重新纪元，重新纪历。这叫做“天以更元，作纪历”。

上述这个极的认识大家不要小看了，我们看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它对宇宙有些什么认识呢？一个热寂说，一个大爆炸，一个熵定律，总起来说，宇宙在大爆炸中诞生，诞生形成以后，就按照熵的定律不断演变，直至达到熵的最大值。此时所有有用的能量消耗一空，世界进入死寂，宇宙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实际就是“生数皆终”的时候，就是极变到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死亡就这样一直地持续下去，如果真是这样，那史前文明这个概念怎么来？我们这一个文明史怎么产生？所以，这个死亡不会一直地持续下去，它还会变化，还会爆炸，还会有“万物复始”的时候。这个过程，古印度的哲学把它叫做“成、住、坏、空”，宇宙就是在这样一个成、住、坏、空中演进。宇宙形成以后，会有很长一个“住”世的过程，而这个“住”的过程，如果按照熵定律，就是一个熵值不断增大的过程。增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坏灭，然后不可避免地进入空亡。这个变化过程就叫做一劫，劫后又要复生，又有新劫产生，又有新的成、住、坏、空。

从上面这个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周髀算经》的也好，古印度的也好，现代科学的也好，虽然在周期的长短上，在时间单位的意义上有出入，但究其实质而言，三个认识都是相同的。那我们不禁要问，现代科学有这样先进的理论，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手段可以利用，它得出这样一个宇宙认识并不奇怪，而古人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东西，他们凭什么也得出了同样的认识？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古人的那套东西真的不可轻视。我们研究古代的东西，不可以用一个“朴素”就搪塞过去，应该知道其中必有奥妙的地方。

上面这个成、住、坏、空的周期，古人已经提出来了，就是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这个就是“极”。在极的终点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生数已经终了，一切都完蛋了。既然一切完蛋了，怎么还会万物复始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古人认识到，要想在一个极变终了之后还会有另一个极产生，要想使极与极之间能够顺利的转换，就必然有一个比“极”更高的东西，就像孩子生不出孩子，必是母亲方能生出孩子一样。那么，这个“母亲”，这个比“极”更高一辈的东西，就称之为“太极”，太极的概念就这样诞生了。有了太极，在生数终了以后，就可以万物复始，就可以产生新生命，就可以产生新的成、住、坏、空。

所以，太极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太极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惟有它，宇宙才能不断地循环下去，惟有它，生命才能终而复始。所以，太极就是这样一个如环无端的东西。我们看由北宋周敦颐所传出的太极图，画出的就是一个空空的圈。这样一个圆，它如环无端，正好体现了太极概念的涵义。只可惜后世的许多人误将那个阴阳鱼的画面当作太极图，闹成天大的笑话。有阴阳鱼的这个画面，只能成为两仪图，或者阴阳图，当然，如果连上阴阳图外面这一圈看，叫做太极阴阳图也未尝不可。但，绝不能将阴阳鱼这个画面单称太极图，这如同指子为母，岂不可笑。

《系辞》曰：“生生之谓易。”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是什么呢？易就是产生生命的那个东西，那个道理。这个东西，这个道理又是什么呢？就是太极！前几十年，由于人工胰岛素合成成功，于是在科学界产生了一种思潮，认为生命也可以合成。既然蛋白质可以合成，而人又是由蛋白质构成的，那为什么生命不可以合成呢？生命究竟能不能合成？这个问题梁漱溟前辈在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发表过专门的见解：“自然生命靡非始于分化孳息，而人工之造物恒必从构合入手，此世所共见。今曰从构合入手取得生命，吾窃疑其貌似在此。”生命来自单细胞的分裂，就是当今最时髦的无性繁殖，克隆术，也没有违背这个过程。只有分化才能孳息，合成怎么孳息呢？所以，生命不可能由合成产生。只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过程不可能倒过来。因此，生命可以合成，在现代找不到根据，在古代也找不到根据。而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并不相违，越是深层的问题越是这样。所以，传统钻得越深，往往对现代的理解就越深刻。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对现代的问题钻研得越深，有可能对传统的看法就越深刻。所以，传统与现代需要对话，需要高层次的交流。只有这样，东西方文化才有可能真正沟通，才有可能相互获益。而这个对话必须平等，你要高高在上，独称老大，那这个交流就没有办法实现。

从“生生之谓易”，从易这门学问对生命的界定，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感受，传统的学问绝不容轻视。它不但涉及一般的问题，而且触及科学最深层的问题。生命来自分裂，不来自合成。太极生两仪是分裂的过程，两仪生四象也是个分裂的过程。在两仪阶段，阴阳初判，这个时候尚未形成生命，等到四象产生了，有了生长收藏，植物类的东西就有可能产生。四象的时候就是二阴二阳，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或者称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分化，变成三阴三阳，生命就开始形成了。所以，我们要研究生命，特别是研究人的生命，就要特别注意这个三阴三阳。

2.三阴三阳 

《易》这个系统在讨论两仪四象以后，就跳到八卦这个层面，当然，八卦也有三阴三阳，但是，阐述的角度显然与医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医系统的三阴三阳应该说是很独特的。

我们看《素问》，在《素问》的前几篇里，只讲二阴二阳，特别是《四气调神大论》，它只提少阳少阴，太阳太阴，直到第六篇《阴阳离合论》才明确提出三阴三阳。就是在二阴二阳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厥阴，一个阳明。阴阳这个概念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可以说各行各业都在用它，但是，像厥阴、阳明这样一对概念，则几乎只限于医家之用。可见这两个概念对中医的关系很大。

什么叫阳明？什么叫厥阴呢？《素问》里面有专门的定义：两阳相合为阳明，两阴交尽为厥阴。而其他的二阴二阳，《素问》里没有专门的定义。这就是说明了厥阴阳明的引入，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中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天人合一。这样一个观念，实际上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能见到，儒家的学问，道家的学问，都是秉乘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可以说，这个观念是整个传统文化大厦的基石。前面我们讨论伤寒的时候，引述了许多《四气调神大论》的观点，实际上都是说的这个观念。

前章已经说过，春夏为什么要养阳？秋冬为什么要养阴？春为什么要养生？夏为什么要养长？为的是与天地同步。天地生你也生，天地怎么变化，你也怎么变化，这就是天人相应，这就是整体观念，这就是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从原始自然的意义讲，就是说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跟上天地的变化，首先必须知道天地怎样变化。天地变化的最明显的单位，或者说最明显的层次就是年。每一年天地都要做一个很大的变化，比如今年庚辰年，变到明年就是辛巳年。庚辰年是金运太过，太阳寒水司天，而辛巳年就变成了水运不及，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一个金运、一个水运，一个太过，一个不及，这个变化太大了。在年这样一个大变化的框架里，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更细小的变化单位，这就是气。

气这个概念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讨论过，它本来是歧伯保密的东西，但是，在黄帝的追问下，不得不说出来。一年由二十四个气组成，在年这个框架里，气就是最基本的变化单位，天地便是按照这样一个单位在不断地变化。由小雪到大雪，由小寒到大寒。人要与天地相应，就必须跟上这个变化。天地交换到另一个气的时候，你也要跟上来，还停在原来的这个气上，这就叫做“不及”。如果天地还没有跨越到另外一个气上，你先走了，这叫“太过”。太过与不及都没有与天地保持一致，没有与天地相应。那么，在气这个层次上，人体靠什么来与天地自然保持一致呢？就靠肺。《素问o灵兰秘典论》、《素问o六节藏象论》讲“肺者，治节出焉”，“肺者，气之本”。实际上就是揭示肺的这个功能。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章已专门分析过，肺在运气里，在《阴阳大论》里，它属阳明。阳明燥金，主肺与大肠。所以，阳明这个概念的引入，对于在气这个层次上建立天人合一的专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阳明为着沟通气的这个层次的天人关系，那么，厥阴呢？厥阴为风木，主肝胆。《素问o六节藏象论》云：“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罢极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前人的很多说法，包括现代《中基》教材的说法，都认为这个罢极是当“疲极”讲，疲劳到了极限，这个说法我们认为不符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六节藏象论》这一篇都是探讨藏府的正常生理功能，一个生之本，一个封藏之本，一个气之本，一个仓廪之本，这四个本都是谈的生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生理问题，怎么到了“罢极之本”突然讨论起疲劳的问题呢？这显然有悖逻辑。那么这个罢极究竟谈的什么？首先我们还是看“极”，“极”是什么？前面说了，七首为一极，就是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到了极点这个时候，要发生“生数皆终，万物复始”的变化。可是谁能看到这个变化呢？谁能够活到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呢？彭祖也不过八百岁。所以，要真实地看到这个极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没关系，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它。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内经》的另一个思想武器来认识这个问题，这就是象。在《灵枢》经里，专门有一篇“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它本是年周期里的四个时间单位，可是在《灵枢》的这一篇中，却把它放到了一天里面，认为一天里面也有春夏秋冬，为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同象原理”。从象的角度看，春夏秋冬是怎么一回事呢？春夏秋冬就是生、长、收、藏，就是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当然，在年这个周期里面，有生长收藏，但是，在日这个周期里有没有生长收藏呢？同样也有生长收藏。所以，歧伯曰：“朝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虽然，年周期与日周期在时间长度上这个差别很大，但是，从象上而言，也就是从阴阳变化的角度而言，却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朝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呢？因为朝则阳生，日中则阳长，日入则阳收，夜半则阳藏也。

周期长度不同，但是，阴阳变化的这个象相同，这就是我们说的同象原理。以春生为例，在年周期里面，这个春生的长度是三个月，而在日周期里，春生的长度只有三个时辰，这就是它们的差别。

同象原理建立以后，问题就好办了。我们知道在极这个周期里，存在一个“生数皆终，万物复始”的象变，那么，年的周期呢？我们看一看冬三月与春三月，冬三月，此谓闭藏，特别在北方，我们看到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万物凋零，生数皆终。而一旦度过了严冬，春天到来，则又是一派万物复始的发陈景象。这个闭藏的生数皆终与这个发陈的万物复始，不就是一个极变吗？所以，在年这个周期上，同样存在一个极的象变。年与年之间交替，实际上也是极与极之间的交替，这与一日之中亦见四时是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能从这一年跨越到另一年，必须是作为这一年的这个“极”终了，罢了，另外一个“极”才能开始。所以，“罢极”的意义就在这里，它是促使年与年、岁与岁之间交替变换，也可以说是极与极之间交替变换一个关键因素。如庚辰年转到辛巳年，马上就由金运太过转到了水运不及，这个跨越太大了。作为人体，我们怎么样保证在这个大跨度上与天地的变化保持一致，这就要靠厥阴，这就要靠肝，这就要靠这个“罢极之本”。

在岁与岁这个层次上与天地沟通，这个要靠“罢极之本”，要靠厥阴；在气与气这个层次上与天地沟通则要靠“气之本”，要靠阳明。就像我们现在的收音机，收音机收到节目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使接收的频率与发射的频率相一致，这就需要频率调节器。通常调节器有两个，一个是粗调，一个是微调。厥阴是粗调，阳明是微调。有了粗，有了微，这就在多层次、全方位上与天地建立了相应关系。有这样一些专门的机制，有这样一些专门的部门来负责，人与四时相应就有了保证。可见中医理论的建立，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过程，她很严密，有理论，有实证，不是想当然。

思考中医——第四章 治病法要

第五章 太阳病提纲 （二）释义 (3) 恶寒

3 恶寒

甲、第一要证

表受邪，太阳开机必受阻，阳气外出障碍，不敷肌表，所以有恶寒一证。这个恶寒又称表寒，它与天冷的寒不完全相同。这个恶寒对于证明机体患有表证，对于证明太阳系统受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古人云：“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见恶寒即应考虑从表治之，从太阳治之。

乙、强调主观感受 

前面我们开题的时候强调经典要三义并重，特别这个字义你要小心，不能马虎。像这里的“恶寒”，寒一配上恶，意义就非常特殊。恶是什么呢？恶是讲心的喜恶，是主观上的一种感受。你厌恶某某人、某某事，一分钟都难跟他（它）相处，这只代表你的感受如此，并不完全说明这个人、这件事真这么可恶。所以，我们说恶寒也只限于你的主观感受，并非指气温很低，零下多少度，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看有些人夏日患太阳病，患伤寒，天气本来很热，他却要盖两床被子，这个就是恶寒，它与实际的温度毫不相干。这个时候你量他的体温，体温很高，39℃，甚至是40℃。所以，这个“恶”就代表这么一种情况，它完全是主观的感受，并不代表客观上的存在。

由上面这个恶字，我们引出了一个主客观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要仔细地去思考，这是中医里面的一曲重头戏。也是能在很多方面区别中西医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可以看到的西医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它非常注重客观，在主客观两者之间，她偏向客观的一面。比如西医的诊断，它所依赖的是物理和化学的手段检测出的这些客观指标。判断疾病的进退，她依据的仍是这些客观治病。如果一个病人主观的感受很厉害，很复杂，但是在客观的指标上没有什么异常，西医往往会给他下一个“神经官能症”的诊断。开一些维生素，谷维素之类的药来打发你。而中医则有很大的不同，她很注重这个主观上的感受。比如一个口渴的证，口渴饮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表现，但中医更关心的是这个口渴后面的另一个主观感受——喜热饮还是喜冷饮？往往是这个客观表现后面的主观感受对诊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是喜冷饮这个病多数在阳明，如果是喜欢饮则说明这个病可能在少阴。一个少阴、一个阳明，一个实热，一个虚寒，这个差别就太大了。这样一个天壤之别的诊断，它的依据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喜恶之间。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这里向大家介绍林老70年代的一个病案：病人是个老干部，发烧四十多天不退，请过很权威的西医会诊，用过各类抗菌素，但是体温始终降不下来，也服过不少中药，病情仍不见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我们学院属下的名老中医都请去大会诊，林老也是被请的其中一位。名老荟萃，当然要各显身手，各抒己见。正当大家在聚精会神的四诊，在聚精会神的辨证分析的时候，林老被病人的一个特殊举动提醒了。当时正是大热天，喝些水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病人从开水瓶把水倒入杯后，片刻未停就喝下去了，难道开水瓶装的是温水吗？林老悄悄地触摸一下刚喝过水的杯子，杯子还烫手。大热天喝这么烫的水，如果不是体内大寒这绝不可能。仅此一点，一切都清楚了。于是林老力排众议，以少阴病阴寒内盛格阳于外论治，处大剂四逆汤加味，药用大辛大热的附子、干姜、肉桂，服汤一剂，体温大降，几剂药后体温复常。

从以上这个病例中，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中西医的一些差别，西医的诊断也好，治疗也好，都是按照这个理化的检查结果办事。中医她也注重客观的存在，比如这个脉弦、脉滑，脉象很实在地摆在哪里，这个中医很重视。但是，中医有时更关心那些主观上的喜恶。一个口渴，西医会关心他一天喝多少磅水，喜冷喜热西医完全不在乎。一个发热，西医只关心它的温度有多高，是什么热型，弛张热？还是稽留热？至于你恶寒还是恶热，它可不在乎。如果作为一个中医，你也完全不在乎这些主观上的因素，那很多关键性的东西你就会丢掉。为什么中医要注重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呢？因为这个感受是由心来掌管的，而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注重这个层面，实际上就是注重心的层面，注重行而上的层面。这是中医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否则人家一叫现代化，一叫客观化，你就把这些主观的东西统统丢掉了。对于中医，甚至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要设法把它弄清楚，要有见地才行，不能人云亦云。主观有些时候确实不好，光感情用事，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会障碍你去认识真知。但是有些时候也需要跟着感觉走。艺术如此，科学亦如此。

前面我们谈过，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三者具备属于太阳，那当然没有疑问。如果三者只具一、二呢？也应该考虑太阳病。只不过这个太阳可能不全，可能会有兼杂。如病人恶寒，脉不浮反沉，说明这个病不全在太阳，还有三阴的成分。后世将麻黄附子细辛汤所治的这个证称作太少两感证，就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因此，对提纲条文所提出的三证，我们既要全面来看，又要灵活来看

思考中医——第六章 阳明病纲要

第六章 

三（6）对高血压病的思考

日晡所本为阳明的欲解时，可是这里的日晡所发潮热却不仅成了阳明的欲剧时，也成了阳明府实证的重要诊断依据，还成了应用大小承气汤的重要指征。可见这个欲剧时是非常的欲剧时，正是这样一个非常处引发我们思考一些其他的相关问题。

前些年曾看到过日本人的一则报道，他们将高血压的动脉硬化与阳明的脉大联系起来，因而运用了以石膏为主的白虎剂来进行治疗。当初对这个报道我并没有往深处想，只是觉得这样一个联系未免太生硬。此次写作阳明这一章，等到对潮热作了上面一番思考后，对高血压这样一个问题便突然觉得有了陶公当年的那个感受：“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血压的作用是什么，现在血压为什么要升高？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可以先不从医学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可以先从一般的物理意义去考虑。血压的作用无非是维持一定的血流量，人体的组织器官需要一定的血液来供养，单位体积内，每分或者每秒需要有一个血供量，达到这个量新陈代谢就可以得到保障。单位体积内的血供量在一般情况下是相对恒定的，但也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有一定幅度的差异，所以，血压的变化它也有一个正常的允许值。例如低压60－90mmHg，高压90－120mmHg都算正常的血压。而现在血压升高了，大大超过了正常值，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单位体积内的这个血供量发生了改变，血供量不足了，达不到原来的正常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机体只有启动血压这个调节机制，通过升高血压来维持原有的血液灌注。而在正常的血压下，单位体积内的血供量为什么会下降？为什么达不到原来需要的那个值？很显然，必定是运血的道路出现了障碍，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变窄了，或是其他的原因阻滞了循环的这个过程，循环道路的阻力增加了，而压力维持不变，那单位面积的血流量必然减少，血供必然不足。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在无法拿掉血循过程中的这个阻滞，而又必须保证组织器官的血供量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机体万般无奈地选择了提高血压的方法，而正是这个无奈的选择使机体掉进了高血压病的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上面这个思路还很粗糙，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深化细化，但是它已经在宏观上向我们道明了高血压病产生的关键因素，这个因素就阻滞，就是循环过程的障碍。因此，治疗高血压病的根本办法不是降压，压降下去了，它还会重新升起来而且会升得更高。因为要解决血供不足的矛盾就必须升压，所以，西医的降压药要你终身服用，这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呢？根本的办法是消除这个阻滞。血循过程的障碍减少了，甚至拿掉了，血压自然地就会降下来，根本不劳你去用钙离子拮抗剂，根本不劳你去用血管扩张剂。为什么高血压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为什么高血压病的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因为形成上述这个阻滞、这个障碍的因素增多了，方便了。可见高血压病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为因素、社会因素。而如何拿掉这个阻滞，消除这个障碍，进而从根本上治愈高血压，这是需要中西医同仁乃至社会各方携手努力解决的问题。

阳明病就讨论到这里。

思考中医——第七章 少阳病纲要

第七章 三、少阳病时相 4少阳持方要义 （1）象数层面 【第一部分】 

小柴胡汤用药七味，所以，我们先从七来入手。七是什么数？七是火数。故河图云：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学中医的对河图、洛书这两个图要记得很清楚，这两个图很关键，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这两图之中。现代科学如果没有数学，那就称不上科学。没有数学语言表达，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其实中医也是这样，中医同样需要数学，所以也就离不了上述这两图。 《内经》也好，《伤寒》也好，都用到这两个图。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为大医。”我们且不要说知易，了解一点总是应该的。小柴胡汤用药七味，这说明它用的是火的格局，这就与相火相应了。

接下来我们看具体的用药，小柴胡汤用药七味，第一味就是柴胡。我们看《伤寒论》的方应该注意它药物排列的次第，谁先谁后，这个是很有讲究的，随便不得。排第一位的往往就是君药，第二的往往就是臣药，排后面的当然就是佐使药。现在开方往往不管这些，先记哪味就先写哪味。开一个小柴胡汤他可能把人参写第一、生姜写第一，这就乱套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这样来处一个方，不用说人家就知道你的家底。

柴胡位属第一，是当然的君药，黄芩位于第二，是为臣药。我们看君药臣药的用量是多少呢？柴胡用八两，黄芩用三两。一个三、一个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卯辰之数。单就一个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烘托出来，就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可见张仲景的东西是非常严谨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开一个小柴胡汤，柴胡不用八两，黄芩不用三两，它还是小柴胡汤吗？它已然不是小柴胡汤了。再用它作为少阳病的主方，那就会出问题。又如桂枝汤，如果把桂枝的用量加上去，由原来的三两变成五两，这个就不再是桂枝汤。它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这一变就由群方之祖，由至尊之位，沦为草民了。所以，中医的用量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量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

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多种疑难病证，远近的许多人都慕名去求医。既然是盲医，当然就不能望而知之，他主要靠问诊和切诊来诊断疾病。疾病诊断出来以后，开什么“药”呢？他开的“药”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日用的食品。像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不管你什么病，他都用这些东西。唯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二十颗绿豆与二十一颗绿豆有什么区别呢？熬出来的不都是绿豆汤吗？要是按照现在的成分来分析，它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不严格计较绿豆的大小，二十一颗绿豆与二十颗绿豆的重量也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什么在中医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要联系到我们从前提到过的象数这门学问了。

第七章 三、少阳病时相 4少阳持方要义 （1）象数层面 【第二部分】

上述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大家单看《伤寒论》中大枣的用量就很有意思。桂枝汤大枣用十二枚，小柴胡汤也用十二枚，十枣汤大枣用十枚，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前面的十二枚，十枚好像还容易理解。到了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大枣为什么要用三十枚和二十五枚呢？三十枚大枣代表着什么？二十五枚大枣又代表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即使你不回答，恐怕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寻常。

炙甘草汤是太阳篇的煞尾方，用于治疗“脉结代，心动悸”。80年代初，《上海中医药》杂志曾连载柯雪帆教授所著的《医林辍英》。后来，《医林辍英》出了单行本。该书是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就的，即有医理医案，也有故事情节。其中有一章就专门谈到炙甘草汤的运用。炙甘草汤是一张治疗心律失常的良方，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心律失常，像房颤这一类的心律失常，用之得当，往往都可以将失常的心律转复正常。这个得当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就是辨证得当，你要搞清楚炙甘草汤适应哪一类证。我们姑且不论它什么心律失常，你得先从阴阳去分，看看它适应阴证还是阳证。更具体一些，适应阴虚证还是阳虚证。我们一分析方剂的组成，《伤寒论》中的养阴药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方中。因此，它适应于阴虚证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伤寒论》中集养阴之大成的方子，它还是要加进桂枝、生姜、清酒这些阳的成分。我们去看太极阴阳的画面时，你很能感受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来。而我们回过来看炙甘草汤，阴阳的这层涵义亦活脱脱地呈现出来。

炙甘草汤适用于阴虚类的心律失常，这个是辨证得当，但是仅仅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还必须用量得当。这一点是柯教授专门谈到的问题。你看这个房颤，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炙甘草汤证，可是用下去就是没有应验。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用量上。道门炼丹有一句行话，叫做“传药不传火”。药可以告诉你，可是火候不轻易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要了。一炉丹能不能练成，有时就看这个火候的把握。中医的方子可以告诉你，可是量却不轻传。为什么呢？量者火候也！火候才是成败的关键，那当然不能轻传。可是张仲景不同，他是医界的孔圣，既是孔圣，那就应该“吾无隐乎尔！”所以，张仲景不但传方、传药，而且连用量也和盘托出。

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涵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

第七章 三、少阳病时相 4少阳持方要义 （1）象数层面 【第三部分】

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3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折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一两合3克与一两合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3克算，只是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赵琳怀孕40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花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 处方如下：白芍180克、淫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每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

第七章 三、少阳病时相 4少阳持方要义 （1）象数层面 【第四部分】

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如果大家都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

接下来我们看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由数的变化而致质的变化，在上述这两个方剂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我们看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就正好与它的主治相符。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这就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了。

一个是“群阴相会”，一个是“群阳相会”，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颠倒过来，炙甘草汤用二十五枚，当归四逆汤用三十枚呢？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呢？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与前面那个重量问题同等的重要。

数在传统中医里，它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数，它是数中有象，象中有数，象数合一。数变则象变，象变则阴阳变。为什么呢？因为阴阳是以象起作用的。所以，《素问》专门立有一篇“阴阳应象大论”。这篇大论以“应象”为名，就是要从“象”上明阴阳的理，从“象”上现阴阳的用。当然，象数的问题不容易使人轻信。我们总会觉得三十颗大枣与二十五颗大枣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总觉得有疑问。既然有疑问，那又何妨一试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我们就用实践来检验它。

大家可以找一些相应的病例，当然不要太重的，最好是调养阶段的心脏病。如果病例多，可以分作两组，一组是心阳虚，一组是心阴虚。心阳虚的我们每天以二十五枚大枣煎汤服，心阴虚的我们以三十枚大枣煎汤服。看看有没有效应。有效应了，效应稳定了，我们再颠倒过来，阳虚的一组换成三十枚，阴虚的一组换成二十五枚，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你就知道象数的学问确实不是虚设，数里面确实包含着东西，数里面包含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信息，还是光色？这个我们可以做研究。先肯定下来，再从容研究。如果一口否定，那也就没戏了。这是我们从少阳的治方，从小柴胡汤的三、八之数所引申出来的一些讨论

思考中医——第八章 太阴病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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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医——第九章 少阴病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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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医——第十章 厥阴病纲要

第十章

1、消渴

（4）厥阴治渴方

上面我们讨论三阳的口渴，它都有专门的方剂对治，少阴和厥阴的口渴《伤寒论》中却没有提到对治的方剂。对于少阴而言，口渴并不是一个很主要的证，大可以随证治之即是。但是，对于厥阴病，就不能不立一个治渴的专方了。那么，这个治渴的专方是哪一个方呢？我想非厥阴的主方——乌梅丸莫属。

最近治疗一例结肠癌术后的病人，患者男性，术后已近一年，大便仍不正常，每日腹泻五六次至七八次不等，初为烂便，后即纯水。除泻利以外，口渴很厉害，终日饮水不止，每日至少需饮两大暖瓶水。半年以来，叠进中医治疗，然效不甚显。观前医所用方，多是健脾燥湿之类，兼或有固肾收涩之类。像参苓白术散，香砂六君汤，补脾益肠丸一类皆在常用之列。用上述这些方药有没有错误呢？应该没有错误。慢性腹泻，又是肿瘤术后患者，不用苦寒抗癌一类已是高手了。不从脾去治，不从太阴去治，还能从哪儿下手呢？但是，若要学过《伤寒论》，学过六经辨证，我想就断然不会去从太阴下手。为什么呢？以“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也”，现在病人每日渴饮两瓶水，怎么可能病在太阴呢？所以，用上面的方剂当然就没有效果了。

那么，对上述这样一个疾病该从何处入手呢？病人下利，然六经皆有下利。病人口渴，且饮水甚多，此即为消渴也。又下利，又消渴，这就非六经皆有，而是厥阴独具了。所以，毫无疑问地应该从厥阴来论治，应该投乌梅丸。于是为病人开具乌梅丸原方，不作一味增减，每诊开方三四剂，至第三次复诊，渴饮减一半，每日仅需喝一瓶水，水泻亦大大减轻。

由上述这个病例，大家应该初步地感受到六经辨证是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只要我们将六经的提纲把握实在了，六经病的切入是很容易的。像这个病，你若是不用六经辨证的方法，很容易就切入到太阴里面，脾胃里面去了，而一旦你用六经的方法，那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摆到太阴脾胃里去思考。因此，六经辨证不但具有上述的方便性，而且还有很大的可靠性。这样一个既方便又可靠的法门，为什么不去把握它呢？当然应该把握它！

思考中医——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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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医——跋

跋

王乃平

我很同意陈亦人教授之所说，刘力红博士确实对中医，尤其是经典中医有一份不同寻常的热爱与执著。我觉得这代表着未来中医的希望。祖国医学的将来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刘力红博士这样全身心投入到探索中医宝库奥秘中去的人。

确实，要真正学好中医，就必须读透经典。目前许多中医院校将经典改为选修课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应该说是体制造成的。医师资格考试考的是中医基础、中医内科等等。要一个学生在五年的时间里，既要学中医，又要学西医，还要读懂（且不说读透）经典，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院校教育体制与中医师承教育方式的矛盾，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还找不到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但我主张至少在研究生阶段必须好好研读经典。我还主张从学校毕业到医院工作后，应该把经典著作的研读作为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医的科研并不一定都是实验研究，尽管实验研究也是必需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刘力红博士的这本书除了学术性外，还颇具趣味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可读性很强的好书。我从这本书得到的启示之一是，要想真正读透一部经典，恐怕要穷毕生的精力才行。

2001年12月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