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濂几误罪言者翻译:张文木:人生沉思录(110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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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人生沉思录(1101-1159)

 

2011.11.05 收藏

 

 

1101. 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是处于封建行会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紧密地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手段对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1102. 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最后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便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对北约对利比亚开展军事打击,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欧盟与美国双方的行动在时间上如此契合,环环相扣,它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统一后,接下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条件下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这个体系的后半部分即“凡尔赛体系”在欧洲已经完成,接下来则是前半部分即“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完成,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的因核打击产生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压榨对象。至于欧美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在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在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方面。

 

1103. 与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受惠于欧洲大陆分裂而实行的均势外交传统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而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它们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7]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早已成为往事。

 

1104.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争,培植亲法政权。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又与英国的打通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了。1898年7月,两个国家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美国,而美国又是怎样支持欧洲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此间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欧洲是这样;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参与但不卖力,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笔者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可以说,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洲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为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1105. 欧美矛盾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是深刻的。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30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的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由此,列宁得出提出著名论断: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1106. 文章逻辑是“生死”。

 

1107. 想想毛泽东,我们会埋怨有些人胆小;想想小布什,我们庆幸还有这些胆小的人。

 

1108. 大国外交,最忌傻楞。楞傻之间,宁傻勿楞。

 

1109. 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战略学研究中那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有点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那随性的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在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1110.祭祀对象的思想境界是一个民族认识水平及其将要达到的高度的标尺。日本政要经年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因没有战略哲学而毁灭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将日本带向大灾难的政治人物的遗骨。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参拜这些人物的结果会使日本国民的战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国家的战略能力在亢奋的情绪中逐年递减。

 

1111.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分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

 

1112.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产不可避免地产生“俄狄浦斯”(Oidipous)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这是因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陆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英国人更应当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就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变得日益减少。

 

1113. 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的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1114. 由徐沛东作曲,化方作词,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旋律优美,接近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延安艺术风格,但歌词却有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言不及义的不足:贯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学风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扭转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才是“延安”的本义。如与贺敬之的《回延安》比较,徐沛东的《我要去延安》听起更象一首旅游宣传作品,其心境有些知青功成名就后回乡“忆苦思甜”的味道。歌词照录如下:

 

黄河边,延水岸,黄土筑高原。窑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我要去延安,先听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梦里边,枕儿畔,千呼与万唤。泪咸咸,地平线,万水与那千山。夜无眠,星月远,我要去延安。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我要去延安,先喝羊杂汤,再吃黄米饭。我要去延安,先去忆苦思甜,再看山花烂漫。我要去延安看时间荏苒,看万山红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1115. 新闻两则:

 

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正式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出国际逮捕令。据介绍,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一经发出,终身有效,永不撤销。这项法令,是侵略者对反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更大的分侵犯,是对人类公平、正义价值的亵渎。

 

第二天(6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郑重承诺: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将带动社会的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大。

 

1116. 2011年6月26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和平谈判。根据会议公报,专门委员会评估了利比亚当前局势,呼吁利比亚领导人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国和解、过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开全国谈判。非盟希望谈判结束之后,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亚可能成立过渡政府。

 

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针对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逮捕令。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随即对这一决定表示“热烈欢迎”。从当天的电视画面看,他一脸无奈。他明白这一纸“逮捕令”是在明敲卡扎菲,实则是在警告他领导的利比亚反对派,让他不要幻想与卡扎菲谈判以实现国家统一;让他明白主导利比亚结局的不是非盟,而是欧盟或北约。至此,利比亚冲突卡扎菲的谈判都成为不可能。在获知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决定之后一直代表非盟参与调停的南非总统祖马国际刑事法院作出向卡扎菲发出通缉令的决定“感到极度失望”。

 

1117.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学说的读书笔记一则

 

1.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

 

2.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古今国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会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是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拿破仑的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而不是所谓的“独裁”。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是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首先是法国的全欧洲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3.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的基础新中国。

 

在此,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这项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由团结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质的“禁运”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4.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5.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所有制团结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1118. 邓小平当年“搁置争议”的主张不是现在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主权问题也可“搁置”,邓小平明确地说,“搁置争议,主权在我”。如果将邓小平同期提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结合在一起研究读,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的思想。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思想。

 

1119. 不懂历史,是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情报研究和决策部门的致命通病。

 

1120. 只有无知,才能胆大;只有不懂历史,才敢轻言“盛世”。

 

1121. 没有辩证法,思维要么偏激,要么僵化;而没有唯物论,思维就容易偏向取巧式的投机。如近年出现“非传统安全”概念,就有人由此推出“人类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的结论;近年也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也有人由此导出“巧实力”概念。这些概念的要害就是不愿直面不容回避的挑战,如此推论下去就会得出用医院取代军科院,用拥有巨大“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赛金花”去征服“八国联军”的荒唐结论。

 

1122. 以前我们用钱赎买资本家阶级的归顺,现在我们用钱赎买瞬间即逝的和平。

 

1123. 看历史知道昨天外来鸦片已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看电视节目主持和娱乐比赛,怀疑今天外来转基因主粮可能使中国失尽血性男儿。

 

1124. 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觉地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历史时刻,梅兰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1125. “包容”须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增长”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泽东批评无原则的“包容”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八面讨好作法,其结局可能就是《红楼梦》所展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126. 无原则的“包容”,在国内伤害的是人民和党的利益,在国际上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1127. 读报有感

 

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社评《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全文从钓鱼岛的“合法性”开篇,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出动战机拦截接近钓鱼岛空域的中国军机,日方承认,当时中国军机并未进入所谓“日本领空”。既如此,日本战机拦截中国军机的“合法性”何在?

 

中日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该岛虽目前处于日方的实际控制下,但这绝非钓鱼岛的“唯一现实”。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中国明确宣布它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及台湾都不接受日本对它的所谓“控制”,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现实”。

 

钓鱼岛的真实情形是,日本没有力量阻止中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以及阻止中方采取的具体行动。日本没有力量排除该岛主权的“争议性”。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力量现在就“收回”钓鱼岛,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可五天之后,《环球时报》却发表这篇“社评”说什么“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说什么“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现实’”,要将钓鱼岛列入“模范摩擦海域”,但愿是作者是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1128. 新闻两则及其评论

 

2011年7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中南海亲切会见了一批来自大洋彼岸的特别客人,他们是应邀来华访问的美国芝加哥市佩顿中学师生。胡锦涛说:“青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希望所在。我相信,在两国人民包括两国青年的精心培育下,中美友好这棵大树一定能够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美国东部时间7月16日,奥巴马与达赖举行了45分钟的闭门会谈,其间奥巴马重申“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另外他在会晤中还表达了所谓对于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7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奥巴马会见达赖事发表谈话。他指出,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美关系。

 

目前中美相对的形势是“彼竭我盈”,彼骄横而我谦和。自古失道者寡助,兵骄者败。

 

1129. 如今善者抗议声如怨妇,喋喋不休;恶者欺人声如泼妇,东狮气急:骂中国的进步“阻挡历史”,是“a fool's errand”;诅咒他国家领导人“时日不多”。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悲愤交加,忍无可忍;后者给人的印象是因大限将至而迫不急待。

 

1130.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1131.常言“富不过三代”,其实穷也不过三代。穷则思变。穷富只不过是磨砺人类精神的轮回。

 

1132.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1133.瓦解或动摇对少数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是西方成功颠覆、削弱或打击象苏联、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战事未开,重要部门的干部变节是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得手的重要内因。而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核心领导不仅是美国“海归”而且有的还曾任利比亚政府高级别官员[7]。这提醒我们必须重建干部审查制度。

 

1134.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渣子洞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一致地不谋而合,这决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的特殊环境下,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1135.与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比较,王二妮唱的陕北民歌真正把人们带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咱们的队伍势力壮”的力量。

 

看着今天的王二妮,便想到昨天的汤唯和赵薇。

 

汤唯曾主演《格瓦拉》(2004年),而后又被人诱入《色戒》(2007年),扮演汉奸情妇。《色戒》导演用汤唯这张面孔要给中国人传递的暗示是:人不就那点事,无所谓国家民族,跟谁干都一样。赵薇曾在《还珠格格》(1997~1998年)中以活泼可爱的“小燕子”形象迷倒千百万亚洲少男少女,而后又被诱至纽约身披日本军旗为《时装》杂志(2001年第9期)拍照并因此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好在赵薇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全国人民道歉。

 

现在让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班加西”派们很可能还会与西方里应外合,如法炮制“借力打力”的策略,再诱王二妮步汤唯、赵微的后尘并以此丑化和歪曲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史。

 

1136.当一个国家在做重大项目的技术选择时,不能轻易依托于一个只有纸面论证而无实际检验的技术。比如,有人提出过以浮岛技术取代航母。无疑,浮岛技术很有开发潜力,但是它目前的论证也只是纸面上的,更没有经过实战检验。而航母已经历了“二战”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发展航母的考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条件下的选择。如果能同时启动相关替代技术研发的话,这样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

 

1137.饱时多理,饿时少语。

 

1138.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大大弱化了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能力。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发展深海战略优势将成为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1139.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1140.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本很有影响的著作《21世纪:世界是平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确实是平的。但矫正世界畸型变化的力量并不象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是国际资本流动,而是“天之道”即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的力量,具体说就是目前阿富汗、利比亚、朝鲜、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对国际资本的誓死且有效的抵抗运动。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抵抗,就不会有美国从中亚撤军以及随之而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1141.雅,美牙也;佳,美也。雅士,美牙之人。

 

1142.资,按次流通的货币。

 

1143.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受挫的颓势下,宁要“全球化”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似乎也成了目下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派的致命通病。

 

1144.1905年俄国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留传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中国航母出世后,我们有些人的评论似乎是在重复“用圣像对付子弹”的荒诞,他们忘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名言;他们更不愿思考1972年毛泽东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同年毛泽东又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次年毛泽东又推出邓小平复出这几件事之间的思想联系。毛泽东明白,那时中国左派的致命问题是,他们手中有的只是“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

 

1145.电视中我们有些领导在人民群众面前像个慈天悯人的救世主,可在西方人面前却情不自禁地——感情这东西是装不出来的——象找到了救世主。世界毕竟是劳动者创造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居高临下式的“同情”劳动者的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才是“道德的血液”。

 

1146.2011年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的贺信中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这比原来常说的那句“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或“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听起来让人鼓舞。前一句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后一句听起来让人有一种“找不着北”的迷茫。

 

1147.大会报告结束时的掌声,有时是出于报告内容的精彩,有时则出于报告内容的苍白。前者是由于听众还想继续,后者则由于听众终于熬到了结束。

 

1148.罗马共和随西赛罗的雄辩而亡。

 

1149.法国大革命后期流行一句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这句话——与许多大部头著作相比——洁简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秘密。

 

1150.读书随想两则。

 

一、“五星相聚”

 

夏为中国之始。《太平御览》卷七《孝经钩命诀》说:“禹时五星累如贯,炳炳若连璧”,这种现象被天文学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相聚”。通过计算确定其发生年代为公元前1953年。古本《竹书纪年》载,“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朔,日有食之”,这次日食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876年的日食。仲康为禹的第四代,据《竹书纪年》所记禹任首领45年,启在位16年,太康在位4年的情形推断,则禹受禅始年为公元前1948年。

 

相反相成,公元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之始。国旗为五星红旗。

 

二、读《易经》第十六(豫)、十七(随)两卦

 

豫:震上坤下,雷地豫。利建侯行师。

 

《象》曰:雷出地奋。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随:兑上震下,泽雷随。元、亨、利、贞,无咎。

 

兑为泽,震为雷,《象》曰:“泽中有雷”。震,亦为春,为东方。《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

 

《周易·卦序》:“豫必有随也,故受之以随。”随卦上泽下东,合为“泽东”。

 

1151.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中国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中国在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1152.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就128年前即1882年美国国会制定的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通过道歉案。有报导说:“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极具标志意义。”

 

可就在此10天前即9月2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已正式知国会对台军售计划,包括为台“改装”其现有F-16A/B型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军售总价值约为58.52亿美元。中国外交部一日之内对此提出三次抗议。报导说,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台军售54次之多,共计725亿余美元。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美对台军售表示:“希望美国不要一错再错。”

 

“一错再错”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一百多年后美国为它今天的对台军售行为再向中国“道歉”,但愿我们不要再说那又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因为真正崛起的大国不会“一日之内对此提出三次抗议”。“抗议”本身就不是大国的语言。

 

国家威信,威而信。外交上“抗议”表示得太多就没有威信了。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的时候,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当时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

 

1153.姓,随女,女生女育,随母而姓。中国远古有男子从母姓之俗。

 

1154.申,闪电之穿日;天力之拜曰“神”。圣,取土者也。

 

1155.夷,持大弓之人。古中国东有九夷,推少昊为首,尚鸟,以鸟名官,当以弯弓射雕为营生。

 

1156.2011年10月24日,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过渡委”将调查卡扎菲死亡时的真实情形。这无异于让嫌疑人自查其犯罪行为,监守自盗,其结果则无任何公正可言。

 

1157. 首(小篆 ),近似酋(小篆 )状。道,(小篆),酋之地。秦时少数民族集中的区域的称谓。“凡县主蛮夷曰道”。

 

1158.吻,勿用口,口边也。从口勿声。勿,免也。

 

1159.永远的战士和瞬间的《英雄》——读利比亚新闻有感

 

据香港《文汇报》10月23日报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称他和卡扎菲逃走时被枪杀,但有手机照片显示,他先被生擒,囚在一个房间里。照片中,他靠墙坐着喝水、吸烟,衣服沾血,但伤势似乎不重。数分钟后他的尸体就放在担架上。

 

卡扎菲儿子穆塔西姆临刑甚为壮烈:他喝一口水,吸一支烟,表情冷静。

 

看到这张近似油画的临刑照,使人联想起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讲的是战国时一个叫无名的剌客寻杀并终归于秦王“天下”霸业的心路历程。穆塔西姆是为反抗民族压迫而死,后者《英雄》则以剌客无名心最终匍匐于秦王而终,都是一死,其心境和气势却判若云泥。前者为反抗“秦王”而就义,后者在秦王面前因放弃剌杀目标而被万箭射死。《英难》的经典台词是:“赵国和秦国的仇恨,放在天下,便不再是仇恨。”

 

《英雄》放映时间是2002年12月14日,正值美国出兵阿富汗(2001年10月7日)和入侵伊拉克(2003年3月20日)战争期间。正因此,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西方得到一连串奖励和相当高的票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