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作居住证生育:抗战中打入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萨苏

也许，我已经猜出了你是谁，但你却只给我留下了这样一张小小的照片。无论你是不是那个被称作商林森的人，请你接受后来的中国人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为温泉关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着这样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忍不住先写下的，其实，已经透露了一定的信息。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战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

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龙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

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十四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

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

然而，近来笔者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第一个让笔者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

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号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007只存在于电影之中，大多数特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生都会隐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老萨特别的兴趣。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翔实的资料呢？

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由于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而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时也曾大量销毁档案材料，所以，寻找这样的信息机会似乎颇为渺茫。

不过，其中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肯下功夫，也许能有所收获。

老萨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

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第301期《周报》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

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我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

萨另外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

根据这一逻辑，萨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其间，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但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谍报员，还想继续保持沉默？

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资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时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

本来已经准备放弃，今天，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

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该期杂志封面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既有大量图文杂志，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中国特工人员在日本的行动，便是其中之一。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昨天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工作的朋友，试图获得一些更丰富的资料，对方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藏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然而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也包括在沪的盟国谍报组织）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

因为看这部影片和对其进行分析，花费了老萨颇多的时间，结果，写文章就耽误了。因为上传纪录片所需空间太大，所以把其中若干截屏切取下来，放在本文中，和有兴趣的朋友分享。对比今天的电视剧，也许会发现其中很多镜头颇为相似——然而，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

中日特工人员在夜间交火

抓捕中国特工的日本宪兵

日本特工起获的电台

我特工人员用于自卫的武器

日伪便衣特工在被发现的中国特工据点附近下车，准备开始行动

日伪便衣军警下车，冲向中国特工人员的据点发起攻击

冲入我方据点的日伪便衣特务

日本特工在行动中使用狼犬

不幸被俘的我地下工作者

可惜的是，以老萨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这部纪录片中日方的几次行动中，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

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

该组织的结构图，如附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

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特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东北烈士纪念馆中伊作衡的照片，他在牺牲前为难友写诗留念，道“浮生如一梦，无志空白头，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

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的人员呢？

别说，从组织结构图看，还真有些像。原因是这张日本人绘制的图表中，这个“重庆谋略团”和华北的抗日杀奸团是并列的。抗日杀奸团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抵抗团体，曾刺杀程锡庚，吴菊痴等汉奸，火烧日军在天津的棉花仓库等，其部分领导人如李如鹏等是有军统背景的。如此看来，活跃在日本本土的“重庆谋略团“未必不可能是军统的又一个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它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后来到了台湾依然是大特务，吴石案就是他经手的），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

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

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似可参看廖文毅案。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谓“台湾国”，开台独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杀蒋介石。军统局的后身，国民党“军情局”负责人沈之岳（据说给毛主席当过收发员）派了人去报复，凡是“台湾国”部长正职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宰一双，直杀得台独分子无人敢当老廖的正部长。廖文毅无法发展，在台湾的家人又被军统逼迫，终于跑回宣誓效忠中国，这台独政府，也就烟消云散了……

有朋友评价：“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辉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将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呢！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这一点，从廖案实施刺杀的杀手都是从外面派进日本就可以看出。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军统内部人员也从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其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三十六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

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伊作衡，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笔者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衡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笔者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衡刚刚会见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敌当前，要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不幸失败）。伊作衡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三十一岁。

伊作衡将自己的儿子一个起名“忠汉”，一个起名“忠义”。其子伊忠义曾担任齐齐哈尔市民革主任委员。

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国人物志》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衡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

伊作衡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 中华救国团 ”。我甚至怀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贾桂林。

贾桂林，平生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 年 1 月 ,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 (当时化名魏忠诚，就是前面提到的罗大愚) 委任 , 担任 “满洲国” 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 , 以期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 经秘密介绍 , 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

“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是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衡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出卖伊作衡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反日救国团”。

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方所说的“重庆谋略团”之真面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今年秋天，在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访问的时候，看到了伊作衡的遗照和对他事迹的介绍。

在东北抗战中，有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 “双料”烈士：战死于黑龙江，同时被北大和清华立碑作为校友纪念的抗联名将张甲洲，牺牲于齐齐哈尔，死后同时进了国民党的忠烈祠和共产党的烈士陵园的伊作衡。

无论党派或者出身，人们所敬重的，是他们共同为这片土地的牺牲。

附：可以查证的“中华救国团”成员名录：

刘世恒（组织干事）

赵允卫 （情报干事）

杨顺有 （宣传干事）

张鼎卫（新生活运动实践负责人）

阮守兰（女生干事）

刘扼赢（文化干事）

杜部（北海道区负责人）

高士嘉（京都区负责人）

贾桂林（东京区负责人，兼）

张英责（广岛区负责人）

李金生 (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

关奎述 (福井高等工业学校)

陈国桢 (京都大学农学部)

富德淳 (京都大学农学部)

费殿寿 (京都大学法学部)

褚惠贤（广岛高师）

殷明春（东京大学）

乔钟洲（第一高等文科学校）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我们尚无从得知，他们的名字，宛如清晨的朝露，在阳光中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