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浦到火车东站:中国式“公事公办”

观点中国 opinion.china.com.cn    时间：2011-09-26    人物：光音
“公事公办”使得权力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自行运作。民众缺乏对“公事”发言的机会，也缺少对“公办”过程的监督。这样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精英化，平民的功利化及冷漠化，阶层固化愈加严重，社会分裂将会不可逆转。
美国再一次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相比较而言，恐怕后者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因为，这种赤裸裸的公开挑衅无视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友好表情和支持美债的善意举动，美国人不能理解东方文化中的面子和尊严，它们有时重于性命。而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文化中的Business is business，哪怕跟你在酒吧里相聊甚欢，也不影响付钱时的各自买单。在利益面前，一切都要公事公办。
所以中国人时常纠结于一些国家的身份变化，以及他们的突然“变脸”。比如，中国人虽然经常受伤却坚持一笑泯恩仇；危机四伏却耻于谈及以牙还牙。在中国人看来， “以和为贵，大局为重” 在友谊的天平上远重于一时的利益得失。
但是外交从来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外交不是抽象的友谊，而是具体的利益；不仅是情感交流，而是利益博弈，不一定遵循同态复仇的原则，但是仍然需要公平与正义。
面对外交事务，中国人不习惯于公事公办，总是力求成为一个谦谦君子，以德服人。但是美国对台军售，明显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核心利益的界定，相当于一本公开的“交友手册”。我们乐意广交天下，不过一旦有人触犯其中的条款，那么中国就应当遵守自己的承诺，公事公办，给予“相应”的待遇。它的一面是“以真心换君心”，另一面，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在现实社会里，中国人仍习惯于情感先行，乐于寻求公开规则之外的路径。当下社会流行的是胡雪岩、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与做事之道，人人都热衷于饭局，热衷于经营人脉，热衷于投石铺路。人人都试图打破常规，游走于边界，成为获益最大者。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情，没有人在乎规矩。人们崇拜的是，未做事，先做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人脉与资源，寻找让行事更加便利的可能，让人与人的接触空间减少摩擦。而公事公办，往往被视为带有一种刻意的冷漠，堵住了通融变通的手段，在熟人社会里不免让人生出一种距离感。
所以，我们在骆家辉身上投射了不同寻常的期待，试图唤醒其可能拥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但我们被华丽丽的拂了面子，骆家辉就职时轻车简从的平民作风与人们的期待格格不入，他完全没有“善用”自己的权力，也漠视社会的潜规则。事实上，如骆家辉所说，他所做的只是例行公事，在大洋彼岸都已经司空见惯。在那个公事公办的社会空间里，社会的运转不需要润滑剂。
按照原则办，不讲私人情面，这本就是博弈最少、成本最低的的运作模式。但是原则，总是被中国人习惯性简化成“原则上”。因此，坚固的制度被现实撬动产生无数的裂缝，制度的严肃性可以讨价还价。而其权威性，消解在妥协当中。整个社会，便在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中，离公平正义，民主法制……渐行渐远。
更可怕的是，公事公办在这片土地上异化成另外一种“公事公办”：公家之事，生人勿近。
食品安全问题的杀伤力应该是无差别的，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总是要吃饭的。最初针对地沟油的专家辟谣早已经成为民间流传甚广的低级笑料，而近年来拥有地沟油人体检测能力的食客日渐成为白领饭局中的抢手人才。但更多的时候，人们只能在怀疑和犹豫之后，摸一摸日渐干瘪的钱包，依然选择不那么讲究的小餐馆就餐。所以，地沟油能够从谣言变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并非出人意料。但它在官方的话语平台中，总是偶尔才现狰狞。而且，让人奇怪的是，公家对此并非毫无准备，特供菜即是公家眼中的最佳解决方案。可惜的是，这一只针对特定人群的特定产品，将原本有限的优质资源变为了公家的农场，而在将普通人驱逐到残酷的荒野之中。此举杀伤力远甚于地沟油，因为它验证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社会隔阂的某些怀疑，加剧了原本此起彼伏的社会矛盾。
郭美美事件之后，国民对慈善的信任率极度滑坡，以至于中华慈善总会声称“善款数额并非都是年年直线上升的”，而红十字会则面临着不断下滑的到账捐款数字。但即使是这样，这一连串的事件也仅仅倒逼出慈善信息公开等有限的技术层面的进步。公众期待的制度变革仍是未知之数。人们微弱的慈善之心原本可以照亮社会的各个角落，但在统一的指挥下，可靠出口依然有限，于是潮涌的爱心只能成为集中绽放的焰火演出。而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更是匪夷所思。在时隔数月之后，上海大火的受害人才发现，他们获得的救助资金来自于社会捐赠资金，而并非政府救助或是责任赔偿。在官办基因下的慈善机构里，在政府统筹使用的“公事公办”下，爱心捐款接过了事故善后处理的烂摊子，成为其中的一笔成本。
权力来自于授权，所以，官员的选拔与升迁，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并且只有全方面的曝光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才能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所以，当最年轻干部次第出现时，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因为人们的知情权往往被各种各样的借口所剥夺。破格提拔者可以用12年时间，走过寻常人25年的路程，这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此时的政务公开制度，政绩考核体系，也拦不住他们火箭般得升迁速度。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最年轻干部事件中，人们还很容易发现权利面对权力时话语权的孱弱与监督权的无能为力。人们开始习惯于经常质疑，却很难获得正面的回应。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并不畅通，甚至有时被刻意的堵塞，更别提萝卜招聘等权力的近亲繁殖，使得基层当中的人们，往往难以挤进已经开始初具家族化趋势的地方权力机构。长此以往，在看似无懈可击的“公事公办”面前，人们只能束手无策。
至于驻京办躲开民众视线，改头换面，潜伏于京城；火车票退票费经数十年呼吁不为所动，而今一朝下调；都显示了公家自说自话的自信。诸如此类，凡此种种。“公事公办”使得权力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自行运作。民众缺乏对“公事”发言的机会，也缺少对“公办”过程的监督。这样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精英化，平民的功利化及冷漠化，阶层固化愈加严重，社会分裂将会不可逆转。
至此，终于明白了聂树斌再审与死囚复活案遭遇障碍的强大逻辑。原来，他们只关乎个人命运，不过老百姓的私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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