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 天涯观察第249期：为何国企在海外投资难逃巨亏噩运？

国企特色：干什么不成，抢什么贼快

近日媒体曝出中国铁建投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亏损达人民币41.48亿元，这笔亏损最终将由国家来“埋单”的消息。一时惹得坊间热议。好吧，我也来凑凑热闹。

国企海外投资不亏则矣，一亏惊人，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导致巨额亏损的案例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了：

2004年，中航油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亏损5.5亿美元；

2008年，东方航空期货投资惨败，航油套期保值浮亏62亿元人民币。2008年3月，中国兵装天威新能源收购美国Hoku公司，预付7900万美元货款，后又投入近1亿美元，目前该境外公司濒临破产、无法履约，具体损失暂无统计；

2009年9月，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2009年年底，中国石化集团在海外投资的3个油气田项目，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

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1.5万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588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5000亿美元。

而商务部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5%的海外投资都在亏损。屈指算一下，目前5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就有3250亿美元处于亏损状态。

有老百姓兜着，想亏钱都难

与惨不忍睹的海外战绩相比，国企在国内倒是混得风生水起，个个都是赚钱的小老虎。2010年，中国最赚钱的10个上市公司里面，除万科外其余都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神华这种名符其实的大型“国企”。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就像经济学者张维迎戏称的那样，“以前是民营企业稍不留神就赚钱，现在是国企稍不留神就赚钱。”当然，指的是在国内。

虽然“国企稍不留神就赚钱”，但事实上，国企赚钱的招数也并不多，归根结底也无非是这么几招：

一、靠垄断赚钱。2010年中国最赚钱的9个国企，分布于银行、石油石化、电信等领域，而众所周知，这些上游领域基本上就是几个垄断国企关起门来自己在玩，想收费就收费，想涨价就涨价，当然会玩得风生水起，喜笑颜开，数钱数得手软。

二、靠不平等的市场地位。应该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许多民企在一部分领域也有了与国企一较高低的机会。可是，纵使在这些领域，国企和民企也远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企在融资、土地、产业扶持等各方面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与民企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不赚钱都难。

按照常理，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要让国企亏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幸的是，有的国企还硬是做到了；更为不幸的是，他们的亏损有国家兜着。比如，2005年和2006年，中国石化集团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财政部先后给予了100亿和52亿元的补贴。2008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桶油又因为炼油项目产生了亏损，但很快，中央财政给予了补助。这一补，两桶油又赚了。

诡异的是，虽然垄断国企成了赚钱机器，但这些国企的股东——人民，却似乎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要忍受更低的服务水平、更高的商品价格，还没有任何分红。总之就是，亏钱，百姓苦；赚钱，百姓更苦。

在高度市场经济环境下不亏才怪

同样是那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为什么国企在国内“稍不留神就赚钱”，到了国外却举步维艰，前赴后继地“付学费”呢？

原因无他，到了国外，这些国企再也享受不了国内的垄断地位、从中央到地方的种种优惠政策。他们就像温室里培育的兰花，到了恶劣的野外环境，总是要过“水土不服”这一关。而且遗憾的是，他们很可能永远都无法过这一关。

《商界评论》曾经分析了中国铁建投资沙特麦加轻轨，导致巨额亏损的原因。我发现，中国铁建的各种低级失误贯穿始终。招标时，“为中标而投标”，“靠低价中标、靠索赔赚钱”，导致合同还没执行完，就亏损了41.53亿人民币元。在建设过程中，中国铁建又因管理水平低下、缺乏风险意识、法律观念淡漠等原因，人为地增加了建设和管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亏损是必然，赚钱是偶然。

中国铁建被称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世界500强企业”，“全球225家最大承包商”。有多年的海外投资经验，其业务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中国都是首屈一指，但就是这样一个堪称“优秀”的国企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制造巨额亏损，遑论其他国企？

当然，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国企们的亏损都会由国家这个“冤大头”来埋单。这一点绝无例外。

牵涉重量级利益集团的势力布局

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在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损失约5.5亿美元。事发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总裁陈久霖被新加坡处以33.5万新元的罚款，4年3个月监禁。这是中国国企负责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为海外投资失败受到刑事处罚——请注意，这次陈久霖是栽倒在新加坡手里，而不是被受损最严重的中国政府追责。

事实上，在新加坡监狱度过1035天之后，陈久霖以一种曲线方式重新进入国资委企业的“队伍”，担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尽管中国国企在海外投资中亏损严重，但几乎无人为此承担责任。连一点象征性的惩罚都没有。据报道，7月1日，由国资委制定的《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两份文件首次明确，如果因为管理不当，未履行对境外国有产权的监管责任，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还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但鉴于国企和国企负责人身份的特殊，我对着两个办法的实施力度和实施效果持怀疑态度。

不信？走着瞧。

在国内提供好服务就谢天谢地了！

其实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国都存在，比如美国、日本，都有国企活动的身影。但是，其他国家的国企都比较低调。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或有特定背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待开办国企极其谨慎，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美国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邮政、军工、电力、铁路客运、 空中管制、环境保护、博物馆和公园等不得不依靠政府出面的行业。

换句话说，美国国企不是以赚钱为己任，而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尽一技之长。所以，美国国企的身影是不会出现在中国某一个城市里，为承包某一个市政工程与中国企业吵得不可开交（这事儿中国国企倒是干得挺熟稔）。不信你数一数，世界知名的美国跨国公司，哪一家是国有企业？微软？IBM？波音？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一书作者约翰.戈登曾经列举了国企的“七宗罪”：

第一，政府是由政客而非商人所组成的。政客只能做政治决定，而不能做经济决定；
第二，政客需要头条新闻，这将妨碍他们作出最符合市场实际的选择；
　　第三，政府做企业，花的是别人的钱，这和私企的责任和约束力是大不一样的；
　　第四，政府不能容忍竞争；
　　第五，政府企业差不多都是垄断企业，因此根本不会面临竞争。但恰恰是竞争才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如此成功；
　　第六，政府企业牵扯太多，决策低效；
　　第七，国有企业很多时候都是由政府监管，这种自己人的监管显然存在着天然的缺陷。

当然，约翰.戈登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国企而发出这些评论。实际上，这“七宗罪”是所有国企（包括美国日本国企）都具备的缺陷。只不过，由于美日等国家国企“聪明地”回避了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回避了海外投资，而是专注于国内的公关服务，所以，他们不但比中国国企更少犯错误，也更受国民的尊重。

结束语

鉴于中国国企本身的致命缺陷，以及他们“国内英雄、国外狗熊”的光荣传统，我建议，最好不要鼓励国企走出国门，更不要在国外参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相对于“不动则矣，一动就亏钱”，我宁愿这些货色什么事都不干。养着一帮吃货，总好于养一帮败家货，是吧？